顾颉刚《《北京岁月》》

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中，毛子水先生是我最敬爱的。他是一个严正的学者，处处依了秩序而读书，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学说，受了他的指导而读书。我每次到他斋舍里去，他的书桌上总只放着一种书，这一种书或是《毛诗》和《仪礼》的注疏，或是数学和物理的课本。
我是向来只知道翻书的，桌子上什么书都乱放。“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这八个字，是我的最确当的评语。那时看见了这种严正的态度，心中不住地说着惭愧。
我很想学他：适在读《庄子》，就用红圈的戳子打着断句，想勉力把这部书圈完。可是我再不能着篇次读下，高兴圈哪一篇或哪一页时，便圈到那篇那页。经过了多少天的努力，总算把《庄子》的白文圈完了。这是我做有始有终的工作的第一次，实在是子水在无形中的给我的恩惠。
白文圈完之后，又想把郭象注和陆德明音义继续点读。但这个工作太繁重了，仅仅点得《逍遥游》的半篇，已经不胜任了。
民国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子水邀我同往报名听讲。我领受了他的好意，与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风而去。
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
我从蒙学到大学，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慑住我的心神。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
子水对我说：“他这种话只是给初学的人说的，是最浅近的一个门径哟。”
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
那时袁世凯存心做皇帝，很奖励复古思想，孔教的声势浩大得很。
有一夜，我们到会时，看见壁上粘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
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薰莸杂糅之病。

章炳麟白

我初见这个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讲国学，孔教是国学中的一部分，他为什么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又举了王门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他们如何解“耶苏”为父亲复生，如何解“墨者钜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
我听了这些话真气极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类的妄人!我以前在书本里，虽已晓得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
“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很不幸的，“国学会”开讲还没有满一个月，太炎先生就给袁政府逮捕下狱。我失掉了这一个良师，自然十分痛惜。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么走去了。
我以前对于读书固极爱好，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们的主宰。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于是我有了烦恼了：对于这许多材料，如何去处置呢?处置之后作什么用呢?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时时盲目地侵袭我的心，我一时作不出解答来，很感着烦闷。
不知是哪一天，这些模糊的观念，忽然变成了几个清楚的题目：
(1) 何者为学?
(2) 何以当有学?
(3) 何以有今日之学?
(4) 今日之学当如何?
我有了这四个问题，每在暇闲中加以思索，并且搜辑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评。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这四载中的闲工夫，都耗费在这上面了。
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
“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
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
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
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着述，看它如何坏法。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
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
我觉得在我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之前，最好对于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帮助。
于是，我把今、古文的问题暂时搁起了。
又过了数年，我对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
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
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
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
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书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
在文学上，他虽然标明“修辞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
在小学上，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唐韵为主。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
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即在这个时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陈独秀先生办的《新青年杂志》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也渐渐地得到国民的注意。又有黄远庸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病根，非常痛切。
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
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心想前人的话或者没有我所见的简单，或者我的观察也确有误谬。即如以前考“存古学校”时，给试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我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给我发见罢了。
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
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学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也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
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

(节选自《走在历史的道路上——顾颉刚自述》)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