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杂忆顾颉刚先生》

一

我和顾先生的相识，完全是因为《文史杂志》的关系，故在未说到顾先生之前，不能不先把《文史》作一简单的介绍。而《文史》在战时的后方，曾引起过许多人的重视，不久以前香港的《龙门书店》还加以翻印，似也值得予以推介。
《文史》大约创刊于民国二十九年的战时首都重庆，原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创刊人是一位鲁先生，其经费来源则出自当时中央秘书处的补助。翌年暑间，始由顾先生接办，经费改由中央组织部拨补，杂志的封面亦改请戴季陶先生题字，故可以说是一种国民党的外围刊物。但因为顾先生主持的关系，投稿的几全为各大学教授，学术的气氛特别浓厚，表面上是不大容易看得出党的或宣传的色彩的。
顾先生接办之后，即把《文史》的社址迁到重庆郊区的小龙坎，与沙坪坝为邻，因此顾先生就想到要在中大再找一个编辑做助手，我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我的一位程老师的推荐，而进入了《文史》。
当时一切手续都很简单，既未经过约谈，也不需填什么表格，我带了一个铺盖和箱子，便搬进去住了。
但当我搬进的时候，顾先生自己却在成都，社中一切都由一位杨先生代为主持。他是顾先生以前的学生，其名义也是编辑。顾先生则是社长兼主编。
我既刚从中大毕业，个子又长得不高大，自然不容易被杨先生瞧得起。在开始的三个月，我简直一点事也没有，只好每日关起房门来读书。
有一天，那位杨先生偶然在我房里看到一册我过去剪贴起来的作品，忽然很惊讶地对我说：
“你会做诗?”
“你甚至还会填词?”他接着又说，说时似乎面露十分诧异的样子。其实诗词不过是我剪贴中的极小部分，不知何故会如此引起他的注意。
从此以后，他便把投寄来的诗稿，全归我编，算是我唯一的工作。(当时诗稿中不乏名家作品，如汪辟强、胡小石诸先生都是《文史》的长期作者。)
除了编辑诗稿之外，我还有过一次的临时工作，那是到前任那里去办接收。
杨先生对我说，他和鲁先生是山东同乡，又是北大先后同学，此项接收工作，因碍于情面，不便前往，要我权充代表。我当时天真得很，听了之后，便满口答应，而贸然独往。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地点在重庆的上清寺，也就是鲁先生的寓所。我一步跨进门，立刻便看到迎面坐着一位长得相当丰腴的小姐。她一眼看见我，似乎已预先知道我的来意，连忙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姓李，现在文史杂志社工作，我替你进去通报。”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刚从北大毕业不久，已得到顾先生的同意，将继续留在《文史》，专任图书管理的职务。
当我在鲁公馆的客厅坐下一会儿，鲁先生便仅着背心短裤出来了。谈话的内容已无法追忆，现在所能依稀记得的是，他面无笑容，我空手而归。
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才恍然大悟，那便是一般所谓拒见来宾，杨先生似有先见之明，所以不肯去，而要我去。不过我当时的衣冠也并不整齐，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整齐的衣冠。

二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顾先生便从成都到重庆来了，我才初次见到了他。
顾先生长得相当的高，背微驼，那是因为经常伏案写作的关系。他鼻梁上架了一副白金边的眼镜，穿长袍，寡言笑。一有空便拿书看，即在吃饭的时候，一手才放下饭碗，另一手便拿起书来，真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我曾亲眼看见他坐在床边看书，他的夫人则蹲在地上替他洗脚。但他虽不苟言笑，仍然予人以和蔼可亲之感。
他到社里后，同时也带来了三期杨先生编好的稿子。原来杨先生每次编完一期稿，便邮寄成都请顾先生核定，以便他核定后即寄回重庆付印，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但杨先生接连寄去了三期稿，始终没有看到他寄回，都被留中不发，这次才由顾先生自己亲自一起带来。他到后的第二天，并没有单独找我谈过话，便把这三期稿一古脑儿交给我，要我加以重编。
事情来得如此的突兀，使我大为惊愕。我当时虽初入社会，心里也不免感到此举的不寻常。我面对着那堆稿子，迟疑了好一回，终于给我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我恳切的向顾先生表示，编稿当然是我的职务，份所当为，但我愿另编一期，杨先生已经编过的仍归杨先生负责，如需重编，也请仍由杨先生自己办理。却没有想到顾先生竟非常的坚持，非要我即就此三期加以重新编辑不可。他并且很肯定的说：“我们做学问的和做事业的人，不应该顾虑太多。”如此一来，我再也没有选择和置喙的余地了，只好服从他的指示，而依照他的意思去做。
原有的三期稿，经过我全部重编之后，出我意料之外的，居然完全得到顾先生的同意，而立即付印。
于是，顾先生接着又要我拟一编辑计划，我也照办，也同样的完全获得他的赞同。
此一计划，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没啥新奇，大致的内容我还记得，其要点为：(一)选稿力求通俗化。(因为我感到当时《文史》的来稿太学术性，恐怕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二)每期撰写社论一篇。(三)论文的编排，每篇各自成一单位，勿使各篇首尾衔接。(过去都是一篇接一篇的照排下去。) (四)每篇之末，如空白过多，另觅材料补白，并加花边。每篇题目，亦用各种不同的花边，以求版面的活泼。(五)每期选稿，依其内容而酌立一重心，而社论即与此一重心相配合。(六)每期至少选登一篇传记与书评，如无来稿，则自行撰写，此为使杂志通俗化的另一法。(七)每期除于封面上选登若干重要的文题外，封面以内并再添一较为详细的目录，且加以分类。(八)每期增一“编辑后记”，把若干重要论文的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我所重编的三期稿，无形中即已按照这种计划做去，现在不过加以列举说明而已。
这种编辑计划，现在已甚普遍，但在二十六七年前，似乎还不多见。
事情果不出我所料，杨先生拂袖而去，当然免不了要迁怒于我。
倒是那位李小姐对我颇表同情，她甚至不惜把杨先生暗中追求她的秘密，也很坦白的告诉了我。她说，她已经和人订了婚，未婚夫也在重庆，毕业清华大学，为杨先生所知道，而杨先生自己且已经结过婚，不应该再如此向她纠缠。果然，杨先生走了以后不到一年，李小姐也结婚离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总感到顾先生的用人很有点特别，他毫无门户之见，对人并能破格录用，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但他一开始就要把我和杨先生作一个严重的考验，使得我们两人无法“和平共存”，似乎无此必要。处理人事，到底是和做学问的办法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我在《文史》的时间，一共还不到一年半，但继任我的人听说为时还要短。

三

顾先生对人和蔼，对事认真，尤其是有关文字的工作，一点也不肯马虎，要求非常的严格。
有一次，他要我写一篇文章，题为“通才与考据”。作何用途，已记不得，所能记得的是，我对于这个题目甚感棘手。
我第一次写好送给他看，他不以为然，要我重写。我第二次再写，但心里实感到茫茫然而毫无把握，不知如何写法才好。于是我想取个巧，改用文言写，我的一位姓苏的同学看到了，大为佩服，认为是富丽堂皇得很。而顾先生却一看便不屑再看，以为比第一次所写的更要不得。过去我好像听到什么人说起过，白话文比文言文难写，当时心里老觉得奇怪，现在我才自身体会到。任何题目，你尽管莫名其妙，仍可以用文言含含糊糊的写出来，有时还足以吓唬人。而白话则不然，如非确实了解，便连一句话也会感到不易落笔的。
经过了这两次之后，第三次我就不敢再写了。好在顾先生并没有来催，无形中就这样的给我赖掉了。
但顾先生对于我在编务方面，确是始终很信任的，除了头一二次我编好了还须送经他自己看过后，始可付印外，以后他就不再要看，而完全交由我负责。
他对于来稿，不独在内容上选择严，且在文字上也往往要加以修改，而这种改稿的工作，一开始便落到我头上。他行文特重精炼，凡遇到文字过于芜杂冗复的，更特别要我大刀阔斧的加以删削。
在这一方面，我的观点和顾先生略有不同。我曾经向他表示过异议。我认为这种改稿的工作，不是编者的责任，而当一个编辑的人，也无权任意删改别人的文稿。我国素有“文人相轻”的积习，而作者又大多抱着一种“文章是自己的好”的心理。投来的稿，不用倒没有关系，未经事先得到他的同意而加以改动，那怕是只改一二个字，都是容易引起麻烦的。
可是顾先生却不同意我的看法，坚持非要修改不可。他说，我只须对他负责，而对外的责任，则全由他自己独负，与我无关。惟冗长的文稿，虽经删削，稿费仍照原有字数计算，以示并非为了省钱。
如此一来，我自然无法再推了，凡是他认为须先经过“动手术”的，我就只好一篇篇的照改，而内容则力求原封不动。
我改的稿，最初是要再经顾先生看过，才能作为定稿。但几篇以后，他也不要再看了。于是整个的编务，便真正等于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这种情形，直至我离开为止，都没有改变过。
祸事终于闯出来了，那是为了李长之先生的一篇文稿。该稿长达一万二三千字，顾先生一看便对我说，此稿可缩成七八千字。他并指出，凡一句话可以说得完的，硬要把它拖长成为两句，实为行文的大忌。此文经我删改后，果然不过七八千字。但我事前并未存心要把那一文删去多少，有时或尚须增添字句，予以补充，因为我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与“读者文摘”的编者不同。且来稿中之需修改者，亦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只字未动。
李先生的文章经删削刊出后，他一见便大为光火，写了一信给顾先生，骂了一顿。顾先生不肯把原信给我看，只是淡淡的对我说一句：“我们果然被骂了。”
我问怎样骂法，顾先生也不肯说。过了一会儿，才又淡淡的说一句：“他说我们把他的文章味道失去了。”然后他又一脸正经的说：“我们还是继续照我们的办法做下去，他至多是以后不来投稿而已。”

四

顾先生看见我在编务方面已可独挑大梁，用不着他操心，使他可以从事其他的业务，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当然可以说得上是他唯一的得力助手了。
但顾先生似乎还是忙不过来的样子，他好像对齐鲁大学的校务，要负一部分责任，而须经常往来蓉渝之间;(齐鲁时迁往成都)，同时并在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及中央组织部兼有职务，又须经常进城。此外各方面向他要文稿的亦复不少，常使他感到应接不暇，也使他深感有找个代笔人的必要。
于是他又想到了我。
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起了。他说，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要请他作序，而他实在日无暇晷，希望我替他代一次笔。
我推托了几次，都摆脱不掉，自然只好照写了。
顾先生要我代笔，这表示他的看得起我，我当然是引以为荣的。但一想到了他要求的严格，尤其是用他自己名义发表的文字，他更不肯马虎，我实在害怕得很。但这一回总算勉强通过了，并没有要我重写。他当然要改，我也很希望他改，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
未几，复旦大学教授伍蠡甫，要举行国画展览，特以一幅“倒影山水”，请顾先生题词。就在某天早餐的时候，顾先生忽以此事相托，要我替他做首诗，由他自己书写。他并说当天上午就要赶写出来，以便他自己在午前带到城里去。
这一下可真有点把我愣住了，我虽然偶尔也欢喜吟哦几句，附庸一下风雅。但既不常作，而思想又迟钝，绝难限时交卷。我从未在他面前提到诗过，他怎知道我也会胡凑首把，心里也不免有些纳罕。
当我正想设法推托的时候，顾先生似已有些觉察出来。但他不独不肯松口，反而说得很轻松，以为一首七言绝句，不过寥寥28个字，该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的。
我知道已无法脱身，饭后就赶快去拿那幅画来细细的看，终于逼出了一首七绝如下：

翠拥烟横一境宽
眼中景向水中看
千年灵秘传薪火
疑是云台有剩翰

顾先生看了，用手指着第二句，认为尚能传神写照，这才使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放下。
顾先生当然还要改，“翠拥烟横”四字，便是他改成的，我想即使没有看见过原画的人，也不难想像到他的改得好。因为那不独是一幅“倒影山水”，同时也是一幅“青绿山水”啊。
其实顾先生自己，不独学术上的成就很高，文学上的修养也是很深的。他诗做得真好，却很少作。我曾看到过他的一首小诗，那是咏坐滑干的，非常的清新可爱，只可惜把第二句忘了：
拂晓登程破晓寒
×××××××
帘舆仰卧无他想
只把云天当海看
凡是到过四川的人，当还记得坐滑干时那种特有的风味。我以为此诗虽残缺不完，而吉光片羽，仍可珍贵。其神韵实可与王渔洋的“布帆安稳西风里，一路看山到岳阳”相媲美。
学术和文章，本属两事，自来能兼而有之的人并不很多，顾先生当然算得上是一个。但他自己却并不欲徒以文传，因而他的文章遂为他的学术所掩，而世人也就不尽详悉了。
此外，他的书法也值得一提。我没有看见他临过池，却常看见有人向他求墨宝。他不刻意求工，亦常有败笔，但功力深厚而洒脱有致，并富有书卷气。

五

说到顾先生而不说到他的学问，那是等于“买椟”而不“买珠”，绝对说不上是一篇完备的作品。
可是，要说顾先生的学问，我此时不免要感到很多的困难。第一、因为我自己的学殖谫浅，如对他仅作一点管窥蠡测，恐难免要弄出“瞎子摸象”的笑话来。其二、我现在手边一点参考资料也没有，如果仅凭二十余年前一些粗浅的印象和模糊的记忆，那是绝对不够的。
然而，我此时真的只能对他作一种“瞎子摸象”式的管窥蠡测了，所可凭藉的，也真的只是一些粗浅的印象和模糊的记忆了。
我现在很懊悔，当时没有好好的利用机会，在学问上多和他讨论，并多向他请教为学的方法。我只记得他最爱说的两句话是：

鸳鸯绣出凭君看
不把金针渡与人

这意思就是说，一学之成，固当公之于世，而成学之秘，却是不肯轻易告诉别人的。
顾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当然莫过于他对古史的考证。他曾送了我一部“古史辨”，他的成名的作品，大致都可在这里面看到。此书我留在南京寓所，没有带来，这里却许多地方都无法借到，本来我想在写此文之前，借一部来看看的，现在只好暂时作罢了。
“古史辨”并不是一部书，也不是顾先生一人所独作，而是有点像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和集体的创作。但每册份量都很重，厚厚的一本，看起来是和任何一种期刊都不像的。这种学术性的集体着作，现在外国很通行，他们叫做Symposium，但在我国，似乎直至今天还是不很普遍。
顾先生给我的这一部，多少本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一种十六开的平装本，封面是钱玄同的题字，这和我三年前在陈雪屏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不同，他借自台大图书馆，是一种二十四开的精装本。
据顾先生告诉我，他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他在创刊号上所写的那篇序，那是一篇自传式的序言，长达十万言，我曾穷一日夜之力，把它一口气看完。深觉其眼光的敏锐，钻研的深刻，感情的丰富，和文笔的优美，确可以说得上是一篇不朽的杰作。此文自经郝谟(A.W.Hummel)译成英文后，并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郝之译文，其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当时我的印象是，顾先生对于先秦经子诸书，都读得很熟，特别是《诗经》和《书经》，几乎成为他疑古考古的重要资料来源。他能于常人所不经意的地方，发现重大的问题，而写出洋洋数万言的大文。所以他所征引的材料都很平常，但他的眼光却有独到之处，而非常人所可及。
史汉两书，也是他熟读的书。他有另一着作《两汉学术史》，似不甚为人注意，实则写得非常的精湛。其中讲到谶纬术数之处，就我记忆所及，似还没有哪一个比他讲得更透彻过。当时曾承顾先生以一册见赠，可惜也没有带来，在台亦未见有人翻印，直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再看一看。
顾先生的为学，其长处在能开风气之先，在疑古考古的领域中，他的地位可以说得上等于陈涉吴广。他对他自己的看法，亦复如此。记得当时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曾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其中特别提到顾先生，认为他是考证古史的前驱。顾先生指给我看，而许为知言。
顾先生为学的另一长处是精深，但过于专精的结果，有时不免流于偏狭，因而凡所考证，有时亦不免失之武断。当时曾有人批评他所学不博，有的人甚至说他汉朝以后的书籍便很少看过，则又未免有些过甚其词。
但顾先生对于汉以后的史事，就我记忆所及，似乎真的甚少谈起。有一次有一位名叫魏青铓的女学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题为《元顺帝为宋裔考》，考证元代的帝王中，竟有赵宋的血统。顾先生看了甚为赏识，叫我在某期的《文史》上，以首篇刊出。其实这个问题本属历史上的一重疑案，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着的“二十二史劄记”中，即已提到，而未敢遽作定论。我好像记得当时魏女士所引用的材料，并不能超出赵翼的范围，该说不上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不知何故顾先生会如此加以重视。也许因为出于女作家的手，故隐寓特予鼓励之意。事实确是如此，像《文史》那种性质的杂志，女作家之来投稿者，魏女士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顾先生常对我说，文不必求多，如能有一二篇传得下去，便算得上是不虚此一生了。从他这种口气中，不难推知顾先生之为学，本是重精不重博，实则不博不足为顾先生病，仅就精的一点来说，已足使顾先生在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
顾先生不独为学重精不重博，为文也是求精不求多。在写作方面，他曾告诉过我一个诀窍。他说，每一文题到手，最好先把它放在脑子里酝酿一个时候，一直酝酿到好像要发酵，而感到不吐不快时，然后动笔，便往往能够写出好文章来。每篇文章，无论长短，皆须有一精彩的地方(其意等于现在之所谓高潮)。同时他又主张文必须改，且须多换几次稿。他认为好的文章都是细细的修改出来的，所谓“慢工出细货”，便是这个道理。然而，倘使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如此的句斟字酌，世界上恐怕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多产作家了。

六

顾先生只有两位小姐，皆为前妻所生。据说其中的一位是哑巴，我没有见到过。另一位名叫顾自珍，毕业于齐鲁大学，我在重庆时曾经看到。顾先生的第二位夫人无所出，我看到替他洗脚的，就是这一位，不久也去世了。于是顾先生还想续弦，因为他很想有个儿子。他这位续弦的夫人姓张，当时在国立编译馆服务，长得非常的健康，性格也很爽朗，富有北方一般妇女的气概。他们在重庆结婚，只邀请了少数的亲友吃点便饭，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位张姓夫人以后有无生育，我离开《文史》后，便无从知道了。
当顾先生将和这位张夫人结婚的前夕，还发生过一点小插曲。忽然有一天报上刊出一则广告，说顾先生已和某人订婚。事后据顾先生告诉我，这是魏青铓(即前面所说的那位女作家)捣的蛋。我初听颇感意外，嗣经顾先生解释，我才恍然。原来魏小姐也在追求顾先生，是一幕三角式的桃色纠纷。顾先生时年51，魏小姐年约在30开外，足有些跛，好像也是北方人，性格也很爽朗，但似乎更显得粗线条些。
顾先生素有失眠症，据他说20年前，即已开始失眠，每晚睡前必须服药，我当时不知他服的是什么药。有一个时期我搬到重庆市区，住在上清寺的陶园，那是一间考试院副院长的办公室。其时考试院长为戴季陶先生，副院长朱骝先先生，朱先生因兼中央组织部长，因此副院长办公室空着不用，而借与顾先生作为城中的办事处。室中除了一张大办公桌外，并放两张竹床，经常是我睡一张，顾先生如进城时，则睡另一张。竹床很便宜，但一翻身便吱吱喳喳的发出声音。因此顾先生每一翻身，我全听到，弄得我也不易入睡，这与我以后的睡不好，恐怕多少有些关系。
顾先生是苏州人，小时似是相当的娇生惯养。据他说，他一直到九岁才会走路，因为他祖母太疼爱他了，他到了八九岁，他祖母还一天到晚把他抱着，舍不得让他单独行动，致延缓了他学步的时间。这情形不禁使我想起了李密“陈情表”里面的那几句话：“少多疾病，九岁不行，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不过顾先生小时并不多病，而他祖母的抱他，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孤弱，而是完全出于老人家对孙子的疼爱。
顾先生不会吃鱼，据他告诉我，也是与他的祖母有关。苏州本是鱼米之乡，但顾先生小时，他祖母唯恐他碰到鱼骨头，因此每次吃鱼，都由他祖母先把鱼骨头剔除，而亲自喂给他吃。以后顾先生大了，一旦离开了祖母，就连鱼也吃不来了。
胜利还都后，顾先生曾到我南京寓所来过几次，并承他邀我到苏州去玩。可惜那时我工作既忙，经济又很窘迫，虽然不过两三小时的火车旅行，也无法前往拜访，(战前我曾到过苏州两次，但那时还不认得顾先生。)其后听说他到上海去，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五十七年三月于台北
——同年十二月再检阅一遍。锡泽注——

(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