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
 /向着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黄河大合唱》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这雄壮的战歌，响遍了辽阔的中国大地。今天，它仍然被传唱着。每当听到这壮美的旋律，战斗的呼唤，人们自然会记起歌词的作者——光未然。
 光未然，本名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未然、华夫等。1913年11月1日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镇。当他呱呱坠地的时候，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1927年大革命的洪流卷到光化的时候，十四岁的光未然已经是个懂得民族忧患、胸中燃烧着革命理想的少年。他在家乡参加了大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大革命失败以后，光未然当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当过小学教员，稍后，在武汉念过私立大学，还教过中学。三十年代初，光未然在民族危难之秋开始了进步的文艺活动。
 他的创作道路紧紧地合着时代的脉搏，自始至终与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五月的鲜花

 光未然的文学创作是在斗争中开始的。三十年代初，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兴起，革命文学深入发展。林语堂却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论语》等刊物上提倡“幽默”、 “闲适”和“性灵”文学。这个主张，在客观上起着为国民党“帮闲”的作用，实质上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南腔北调集· “论语一年”》)。对此， 鲁迅写了《“论语一年”》、 《小品文的危机》、 《帮闲法发隐》批评了林语堂的主张。光未然自觉地站在左翼文艺运动一边，参加了论战。他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就是批评林语堂的。
 光未然第一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是歌词《五月的鲜花》，这首歌诞生于1935年8月间，是剧本《阿银姑娘》的序曲，经业余音乐爱好者阎述诗谱曲之后，广泛流传开来，而独幕剧《阿银姑娘》却被人们淡忘了。
 当时，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已经四年，华北部分地区也沦入敌手;北上抗日的红军正在极端艰苦的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东北抗日军民正在浴血苦斗;蒋介石政府不但不理会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反而对外媚敌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共产党人、爱国人民和进步青年受到帝国主义、反动派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光未然《关于<五月的鲜花>》)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光未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五月的鲜花》中，歌唱了“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的英雄， “表达了对于抗日军民的崇敬”;抒写了“沦亡”中的东北人民， “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的亡国之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和反抗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 “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呵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表达了“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的切齿痛恨”;描写了人民大众的觉醒，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五月的鲜花》、 《关于〈五月的鲜花〉》)
 阎述诗当时是从东北流亡关内的作曲者。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满腔悲愤写成曲调，配上激愤的歌词，显得“朴素、亲切，沉痛而坚定” (《关于〈五月的鲜花〉》)，形象鲜明而动人，因为这首歌是由诗人和作曲者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所以，它能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
 这支歌及时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与群众的心紧密相连，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开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过很大影响。“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曾鼓舞千百万青年的斗争热情。
 这支歌的成功，使诗人认识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由此开始了歌词创作的道路。
 1936年冬，光未然从武汉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为报刊写稿，靠零星的稿费和朋友的支援维持生活。民族灾难的深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使他更清醒地认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和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193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光未然组织并领导了一个青年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探讨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五六月间，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 《五月的鲜花》流传到上海。冼星海、张曙等人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立即大力传播了这首歌曲。一天，光未然接到通知，在远郊大场举行歌咏大会。他和一批青年朋友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大会。那时，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远道赶来的工人、店员、学生，秩序井然地挤满会场。冼星海同志亲自登上方桌指挥练唱《五月的鲜花》。歌声，点燃了群众心中的烈焰，整个会场，歌声震天，热浪翻滚。群众激奋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使光未然受到很大鼓舞。
 《五月的鲜花》歌咏集会，把诗人与音乐家连结在一起了。第二天，光未然应邀访问冼星海。对民族命运的共同关心，使两人一见如故。连惯于沉默思考而寡于言谈的冼星海，也谈了很多。临别，冼星海提出请光未然为高尔基周年祭辰写一首纪念歌词，光未然欣然应命，这是诗人与音乐家的第一次合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光未然和同志们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冼星海也参加了，后来，他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离开上海。10月间，光未然与冼星海先后到达武汉。冬天，光未然因事从武汉回鄂北，路过安陆，正逢冼星海随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也在安陆工作，又为诗人和音乐家的合作，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机会。经演剧二队同志们热情挽留，光未然在演剧二队住了十多天，一同度过了新年。这时间光未然写诗、冼星海谱曲，两人又合作过几支新歌。
 1938年春，由于我党坚持同国民党的斗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筹划和领导下，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时代又为诗人和音乐家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光未然和冼星海、张曙一同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在武昌昙花林第三厅所在地的后楼上，他们同居一室，却几乎每天都朝出晚归，白天在武汉三镇各处奔走宣传，只有临睡前才得交换一些意见。但是，困难并没有影响合作。 “遇到‘五·一’、 ‘五·四’、‘七·七’这样的纪念日即将来临，星海就要促我当晚写出歌词，他当夜作曲，第二天过江去教唱，有时他也邀我一同过江去听新歌试唱，一同在青年朋友们的高歌和欢笑声中度过整天，夜晚一同回来。”这是光未然对诗人和音乐家合作的回顾。 (光未然《冼星海同志回忆录》)
 1937和1938年两度在武汉、一度在安陆相处，光未然和冼星海合作过十几首歌曲，其中有《新中国》、 《新时代的歌手》、 《戏剧抗战》、 《拓荒歌》、 《纪念五一节》等。这些歌的创作都是急就章，随写随唱随丢，保存下来的不多。但这些歌确实为宣传抗战，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积极作用。1937年光未然发表过《论战时文艺总动员》一文，其中颇有影响的观点是光未然提出：战时的诗歌应该是粗犷的战歌，而不是柔靡的回避现实的低吟浅唱。这个主张，是诗人对新时代诗歌理论的探索，它影响了众多的作家为创作出能够鼓舞群众奋起抗战的战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光未然从1935年创作《五月的鲜花》开始，与冼星海合作的每一首歌，便是“粗犷的战歌”这一口号的实践，也是诗人对抗战文艺运动的贡献。
 

难民的悲歌

 光未然的文学创作是剧本与歌词同时开始的。他的剧本创作主要成就是街头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代要求文艺运用各种手段迅速、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 “街头戏剧， 已经成为抗战中的主要宣传方式之一了。可是，街头剧的产量，是如此地少而又少，特别是名副其实的街头剧——即一方面含有丰富的戏剧性，一方面又能实地上演于街头者，恐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为了这个，使戏剧界的同志们苦恼万分”(《街头剧创作集·前记》)。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光未然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街头剧。1938年1月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的《街头剧创作集》保存了他的三个剧本二篇论文，都写于1937年秋冬之间，是适应时代呼唤的急就章。
 《难民曲》、 《沦亡之后》、 《亲善》三个剧本，描写了沦亡之后难民的悲苦生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亲善的假面，抨击了投降主义者的丑恶行径。 《难民曲》是根据抗战爆发之初，作者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服务时的真实感受写成的。它通过对两个女工逃亡中悲苦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给祖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鞭挞了国难当头残酷压榨工人的剥削者和民族败类的丑恶行径。这个剧既写了民族矛盾，也写了阶级矛盾，具有较深的教育意义。但是，由于时间、 环境的限制，无暇精雕，剧作显得有些粗糙：情节比较简单，人物缺乏个性。
 在剧本创作的同时，光未然还对街头剧创作和演出的理论进行了研究。《论“街头剧”》一文提出：街头剧必须是“能以最便捷的方式，用最简单的设备，传达最通俗的剧情，而能在街头或旷野上实地演出者”。为此，他主张：街头剧以没有布景、不用灯光、避免化妆、不用音响效果、打破幕限和能流动公演为原则。为了促进街头剧的创作，提高街头剧的质量，他还提出了“研究街头”
 光未然的街头剧创作，是他街头剧理论的具体实践。《街头剧创作集》中的剧本，打破了幕限，能流动公演，可以上演于舞台，也可以上演于街头，演员少，没有布景的拖累。譬如《亲善》，利用街头演剧车为舞台，适于街头宣传。其实，光未然的街头剧理论，也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升华。
 这些剧本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难民曲》在《大公报》的“战线”副刊发表之后， “甫及一月，编者陈纪滢先生接到各地演出报告的信，已达二三十封，同时，来函催问单行本的，日必数起。”(《街头剧创作集·前记》)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话剧或歌剧，在外国源远流长，与中国的古典戏剧颇不相同。传入中国以后，往往只能在灯光、道具、布景齐全的舞台上演出，与工农大众难得相见。左联成立初期，虽然提倡过话剧深入到工厂、农村、大众中去，也没有切实做到。抗战爆发以后，时代要求文艺宣传抗战，为抗战服务，包括话剧、歌剧这样的艺术形式，必须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合抗战宣传的需要。光未然对街头剧的倡导、实践、研究，便为戏剧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戏剧脱离贵族的身分，挤进了黑手、泥腿的工农群众之中。那时，还未正确解决什么是大众化的问题，光未然团结一批戏剧积极分子，为探索戏剧的大众化做出了努力。
 

怒吼的黄河

 在光未然的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组诗《黄河大合唱》。这也是光未然与冼星海最后一次合作。
 1938和1939年，光未然两次渡过黄河。末一次是1939年春天，光未然在晋西吕梁游击区的山沟里堕马受伤， 躺在担架上，横渡黄河，到延安边区医院去治疗。
 黄河行舟的壮景深深打动了诗人。黄河，曲折宛延，一泻千里，浊浪排空，卷起阵阵雷鸣;渡口，水流湍急。木舟在浪涛中穿行，在漩涡里起伏。而白髯飘飘的老船工，面对惊涛骇浪，昂首而立，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水手们奋力摇橹。雄壮的号子回荡在汹涌的怒涛中，也激荡在诗人的心中。这不正是危难中中华民族的象征吗!延安，革命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共同奋斗，抗击敌寇。前线，为民族命运拚杀于战场的战士，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杀敌。这气魄，这勇敢，这斗争，激动着诗人的心灵，这不正是怒吼的黄河上的船夫的象征吗!黄河的路曲曲弯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河之边，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这多象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是黄河，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古往今来。一个光辉的诗的形象，在互相印证、互相溶合中，逐渐诞生于诗人的心中。他打算写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把两次渡过黄河和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感受，艺术地再现出来。
 当时，是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伴送光未然到延安的。他们于1939年2月到达延安。演剧三队到延安是学习和汇报来的，在延安，他们需要上演新的节目。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时，提仪再来一次合作。三月间，诗人便决定把打算要写的《黄河吟》，改写成《黄河大合唱》。因光未然左臂肿胀，行动不便，由他口授，演剧三队的胡志涛笔录，五天写成。诗稿完成以后，一天晚上，在西北旅社的一间窑洞里，请来了冼星海，光未然朗诵了歌词，并介绍了写作意图，以便为冼星海作曲时参考。冼星海住在鲁艺教师的窑洞里，当大生产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便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工作。乐思泉涌，迸流奔泻，经常使他处在无法自抑的兴奋之中，日夜突击，六天写完了《黄河大合唱》全部曲调。
 《黄河大合唱》由八章组成。分为三部分，以黄河为主体，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第一部分包括一、二、三章。描写黄河上与惊涛骇浪搏斗的船夫和黄河。第一章《黄河船夫曲》，你如果静心去听，“可以发现一幅图画，象几十个船夫划船，面上充满战斗的力量。”(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诗歌，有横渡黄河时与波涛挣扎搏斗的紧张，也有即将到达彼岸时的愉快、希望和光明。是黄河行舟壮景的真实摹写，也是中华儿女为民族存亡英勇斗争情景的再现。第二章《黄河颂》和第三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歌颂了黄河的雄姿，伟大的气魄，坚强的性格， “象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描写了黄河的威势，咆哮的力量， “发起怒来，赛过万条毒蟒”， “冲破人间的堤防”，“削平了数百里外的村庄”， “黄河两岸，遭到了可怕的灾殃”。抒写了东方强盗侵略下人民的灾难，用黄河两岸人民的反抗，奏响了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这一部分，格调高亢昂扬，气势奔放。
 第二部分包括四、五、六三章。描绘了黄河两岸人民由痛苦、悲愤到醒悟、斗争。第四章《黄水谣》和第六章《黄河怨》写了民众痛苦的呻吟和悲惨的哭诉，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第五章《河边对口曲》，运用通俗对话写出了“家破人亡”流浪他乡的凄苦，也表现出了人民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的决心。这部分格调低沉、悲切、怨怒。
 第三部分包括七、八二章。《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描写了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抗日的英雄儿女“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自卫战争。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他们在“万山丛中”， “青纱帐里”，“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诗人呼唤黄河掀起怒涛，发出狂叫，向着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这一部分格调明快、有力、热情。
 全诗以黄河为题材， “歌颂的是黄河两岸的人，歌颂的是黄河流域英勇抗战的人民武装，歌颂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光未然： 《冼星海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一部“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有光明的前途”的抗战史诗。特别经过冼星海谱曲以后，描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光辉形象， “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诞生之后，在鲁艺音乐系协助下，抗敌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过，获得很大成功。后来冼星海亲自组织并亲自指挥有五百人左右参加的合唱队，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44年昆明学生运动高潮中，演出过这个大合唱，1946年北平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海合唱团，为怀念冼星海也举行过演出。这个大合唱，每次演出都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黄河大合唱》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光未然诗歌创作的成熟。也以深刻的内容精湛的艺术显现了我国抗战文艺创作的新收获。
 

屈原的歌声

 1938年4月，光未然同96名文艺工作者一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决心“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 “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在武汉发生的朗诵诗运动，便是抗战文艺运动新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冯乃超、穆木天、锡金、高兰、任钧和光未然都是朗诵诗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一面呼号， “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音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冯乃超《宣言》)一方面团结进步诗人，在《时调》、《诗时代》、《五月》、《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大量发表朗诵诗，并在各种集会上积极朗诵抗战诗歌。经过努力，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朗诵诗运动，朗诵诗被称为抗战中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诗人们转往山城重庆，诗朗诵活动又在重庆蓬勃发展。光未然辗转晋西、延安之后来到重庆，积极参加了诗朗诵活动。他们成立诗歌朗诵总队，刻印诗稿，背诵排练，组织朗诵会。光未然是这次诗朗诵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是无形的艺术指导，朗诵示范” (臧云远《雾城诗话》)。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朗诵诗人，据臧云远回忆： “在朗诵艺术上，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沨同志。……还有一位是光未然同志。……如果说赵讽同志的朗诵属于柔和派，小河流水，潺潺动听，曲回婉转，美不胜收，那么光未然同志的朗诵则属于刚强派，长江大河，气势奔腾，音调宏伟，气象万千” (臧云远《雾重庆诗朗诵小记》)。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为了以高昂的歌声呼唤抗敌战斗，让诗歌成为真理的号角，战斗的旗帜，光未然与高兰、臧云远等发起确立中国诗人节。倡议立即得到郭沫若、老舍等人的赞助和支持，五月初五日，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召开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会上，诗人们欢聚一堂。郭沫若报告屈原生平，常任侠朗诵《离骚》，光未然在端午节前夕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屈原》，便发表在这次大会上。
 《屈原》这首长诗，选择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不屈的斗争经历为题材，这是抗战局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屈原“奔放的爱国的热情，高洁的真纯的胸怀，是屈原艺术生动感人的泉流。诗人眼看着明媚的山河被敌人蹂躏，横行霸道的奸臣向敌人献媚，他的愤怒的歌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听见了发抖，他的雄壮的歌，可以鼓舞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诗人节宣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统区的政治形势与屈原时代的楚国政治形势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借古喻今。光未然赋于历史题材以深刻的现实意义，把四十年代初人民的愤怒复活在屈原身上，把四十年代初国民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妥协投降复活在楚国的宫廷之中，发人深醒，促人奋起。作者通过作品狠狠鞭笞了楚国统治集团，指出：在昏庸的楚怀王身边是“一个狐群狗党”，太监靳尚与王子子兰、司马子椒、宠姬郑袖，勾结一气， “上欺君来下压臣，勾通敌国害忠良”。同时，热情歌颂了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情深意切地告戒人民：
 呵，莫让呵，/莫让他三楚后代的诗人，再重复你那悲愤的歌声啊!
 这首诗具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运用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方面，光未然在诗歌创作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绿色的伊拉瓦底

 国民党反动当局于1941年1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九千人遭到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有计划的包围袭击，我军战士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他们对文化界进步人士也加紧了迫害镇压。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关怀下，离开重庆。光未然出走缅甸。在长诗《绿色的伊拉瓦底》中记述了诗人当时“流亡”的心情： “那一天，当我流亡的脚步踏进悲哀的缅甸”， “我怀着激动的心，轻轻走到你的身边。倾听你伊江紧张的喘息，倾听你缅甸大动脉不安的振颤，虽然明月冷淡地望着我，虽然群星狡猾地讥笑我，我预言：在到处埋藏着火花的燥热的缅甸，雷火交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缅甸，光未然主办过《新知周刊》，一方面团结华侨中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从事反法西斯的文化活动，一方面，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对许多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对文艺创作进行了研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法西斯的魔爪迅速伸往东南亚。光未然从缅甸回到云南。异国的生活，使诗人百感交集。缅甸，巳被近代的厄运打破了历史上诗一样的生活，人民群众反抗的情绪正在滋长。万千思绪，在诗人的心中化为绵绵不断的诗意，创作了又一次显示了诗人艺术才华的长诗： 《绿色的伊拉瓦底》。
 在《绿色的伊拉瓦底》中，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描写了缅甸美好的河山，悠久的历史。一百年前，缅甸是一个优美动人、童话般的世界： “绿色的伊拉瓦底，带着玻璃样透明的心肠，热情而豪爽地流在缅甸佛国的静土上。象群在江边游嬉;孔雀在江上飞翔;青年们在两岸高声歌唱;那歌声热情而又豪爽，正象她绿色的伊拉瓦底一样。”绿色的伊拉瓦底的岸边，是一望无际的绿野，在绿野上，青年妇女着“红色的沙笼”，青年男子围“方格子的围裙”，僧侣们披“黄色的袈裟”，好象“五光十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在《绿色的伊拉瓦底》中，诗人以真挚的同情，述说了缅甸近代的不幸，呼唤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这美丽、快乐的国土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 “农民的孩子，穿不起沙笼，赤条条地，辗转在泥泞里”，仰光这座古老的城市， “乌鸦满天飞”， “淫荡替代了清明。在这被蹂躏的国土上， “饥饿的泪水”流向“被不休的奸污瘫痪了的绿色的伊拉瓦底”。作者深信，压迫必然要激起反抗的怒火， “烧出佛国的光明”，人民斗争的洪流一定会“洗刷血泪斑斑的缅甸”。
 在《绿色的伊拉瓦底》中的赞美和同情，虽为异国所感而发，却源于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所以，这首长诗既是对缅甸人民历史及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是献给战斗中的祖国的歌。
 长诗从对绿色的伊拉瓦底的赞美中，描写缅甸土地的富饶、人民的善良、生活的静谧，从对它古老历史的叙述中，描绘了童话般的丽境，而后笔锋陡转，从“请原谅我吧，绿色的伊拉瓦底”的歉意中，引出了缅甸人民的苦难。把丽境与污泥连在一起，把静谧与苦难连在一起，有咏有叹，有叙事有抒情有描写，用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
 

午夜的雷声

 回云南之后，在昆明，光未然就教于一所国立中学。这时，诗人经历了一个苦闷时期。在苦闷中，他写了一些抒情诗，后来结集为《雷》;他整理了一部云南民间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不久，轰隆隆的雷声便驱逐了“夜的幽灵”，诗人又投入到脚踏实地的斗争中去，热切地呼唤光明的到来。
 暗夜中的苦闷，虽然短暂，但也确实苦恼了诗人的心，光未然自己曾说过： “《雷》是我在1943年1月到11月这个期间所写的五篇短诗的结集。……我自始即认为这个诗集是我离群索居之日心灵一度迷失的产物，一年以来，我早已从那个感情的泥沼中解脱出来了，以清醒和宁静重读旧作，才恍然于当时之沉溺之深和迷失之远，竟到了那样狂乱可惊的地步!” (光未然： 《雷·再跋》)光未然认为《雷》是“痛病的惨叫，狂人的呓语，不健康，不和谐的声谱” (光未然： 《雷·跋文》)。 《野性的呐喊》中的《烦躁》一首，正是诗人焦躁、烦闷、渴望情绪的反映。 “无端的烦躁，蕴蓄着无尽的力，要寻找每一个机会，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 “无端的烦躁，是决堤的水，他命令，腐朽的时代，庸俗的防堤，在他面前崩溃”。在《眼睛》中，他梦见自己是一个迫害狂患者，眼睛里“残留着梦中的热泪”，在《细菌》中，他感到细菌爬进了自己的血液，希望不要沉沦，而在烈火中获得新生。他也欢呼“午夜的雷声”，“裸露着灼热的身体，从颤抖的卧榻上跃起，用热血胀红了的眼睛，透过窗外袭来的暴风雨，向黝黑的天际搜索” “轰隆的足迹”，让“箭一般的骤雨射伤我的肉体”，用火的声音驱逐“夜的幽灵” (《午夜的雷声》)。诗人要在苦闷中，使旧的崩溃，使黑暗后退。在苦闷中，诗人有狂叫、有热泪、有渴望、也有追求，虽然他还不清楚光明何时才能到来。
 为了避免空袭，光未然就教的学校疏散到了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的路南县。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县城。城外的山林里有彝族人民居住的村落。光未然在《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一文中，曾回顾了自己与彝族人逐渐认识的过程。 “最初我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来欣赏那些彝族妇女的服饰，至多也不过看到他们在街集中受着过分的剥削与欺侮而感到不平; 日子久了，也常到邻近的彝族村落中去散步，颇惊奇于他们的生活水准之低下;以后也常有机会结识一些在路南县中念书的彝族青年，探问他们的生活与家世，对他们的了解算是逐渐加深了。”通过了解，诗人深感这些善良的人民的担负的历史苦难，远远超过了内地的农民。这千百年来变本加厉的欺凌和剥削，一定会使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数民族定居的地带，变成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出于对被压迫和被剥削民族的同情，光未然打算“描写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苦难，把他们的声音广播到全世界”(光未然： 《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
 庄严的责任感促使诗人开始了翻译、整理工作。彝族青年毕荣亮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原文是五言诗体，毕荣亮把原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光未然听，并把每一个单音翻译成恰当的汉语。因毕荣亮的文化和汉语的程度，不足以传达曲折微妙的诗意，汉彝语法上又有很大出入，光未然特地花了相当的时间研究阿细语的语法习惯，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有关彝族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的材料。尽管如此，翻译工作还是相当吃力的。1943年2月，学校迁返昆明，为了翻译记录这部长诗，他在路南多留了一个星期，夜以继日地工作。就这样，从1943年2月开始记录，10月开始整理，完成了初稿。1944年2月，诗人重访路南考察研究，暑假期间完成了第二稿，9月间完成这部长诗，11月交由李公朴先生主持的北门出版社出版。
 通过《阿细的先鸡》的出版，在实践的基础上，光未然总结出了“直译，改写，润饰，修改，伸展，补缀，删节”的方法。先将原诗一句句直译出来，由于阿细语与汉语的语法习惯不同，直译不能为汉民族接受，在直译的基础上，诗人运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对原诗进行了改写、润饰、删节，有些片断意义不甚明了或不相衔接，便运用“伸展法”进行补充。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五言长诗译成了自由体诗。这在民间流传的原著的基础上的加工修改润色补缀，使《阿细的先鸡》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既是少数民族著作的翻译，又是诗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整理，艺术的再创造。
 1944年诗人摆脱了苦闷的情绪，又开始了脚踏实地的斗争。参加了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领导的昆明反蒋民主运动。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光未然的创作转向了政治讽刺诗。据光未然回忆： “往往在开会的前一天，闻先生写封短信来，或者亲自来到我住的小楼上，笑着催促我：‘怎么样?明天的会很重要呵!来一段吧!’那时，我住在李公朴先生家里，他更便于就近督促我，也常常是我的急就章的第一个听众和批评者。”(光未然《五月花·后记》)这个阶段的诗，与光未然的朗诵诗一样，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写后在群众的集会上朗诵，很少收集保存。今天我们看到的《我嘲笑》、 《市侩颂》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我嘲笑》中， 运用堂·吉诃德和阿Q两个形象作比喻，批判的锋芒直指蒋介石： “我嘲笑阿Q全副武装，胸前挂满了勋章。他得意洋洋，整天向小尼姑挑战。冷不防被人抓住了小辫，劈头给他一拳，他缩紧了脖子，闭住眼;说这是儿子打老子，说这触犯了领袖的尊严!”这首诗写于1945年9月3日。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正式签字。为庆祝抗战胜利，促进和平的实现，昆明学联联合社会进步人士一道在西南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联欢晚会，这次大会是昆明进步力量大示威，也是昆明反蒋民主运动中的一次重要集会。《我嘲笑》便是为这次集会创作，并在这次集会上朗诵的。
 光未然政治讽刺诗的特点是语言通俗、朴素，寓嘲讽的激情于铿锵的诗句中，适合朗诵、易懂。加之内容深刻，揭露有力，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
 为避免迫害，在李公朴先生的安排下，于1945年10月，光未然离开昆明。1946年由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先后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主持教学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光未然一直在北京从事文艺的领导工作。担任过《剧本》、 《文艺报》的主编，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
 建国后的诗作，1960年出版了诗集《五月花》，其中第二辑、第四辑是解放后的作品，诗人以热情的笔触，歌唱新中国，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歌唱新的生活，向新的时代献出了心中的歌。影响较大的歌词有《三门峡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光未然又拿起了诗笔，写了《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欢呼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怀念、歌颂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写了长篇叙事诗《英雄钻井队》，歌颂了石油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
 建国后，光未然还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1957年出版了论文集《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1958年出版了《文艺辩论集》，1982年出版了《风雨文谈》。这些文章中，有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显现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有的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免留下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某些痕迹。正如作者在《风雨文谈·序言》中说的： “时过境迁，这些文章的基本论点，是无需藏拙也无法藏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