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著名的大众诗人柯仲平，在中国现代诗坛上辛勤笔耕，走过了四十多年坎坷不平的艰难道路。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与人民血肉相连，与革命鱼水难分，是“五四”以来新诗坛上出现的一位有特色、有建树的诗人。特别是在探索诗歌如何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推动诗歌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他是时代的儿子，人民的歌手。

一

 柯仲平，原名柯维翰。曾用笔名仲平、仲屏、平、南云。1902年1月25日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小南街一个中等景况的家庭。六岁入私塾启蒙。1910年进广南县高等小学读书。1916年考入省立一中学习。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号召，带领学生开展游行示威、焚毁日货等爱国抗议活动。创作并登台演出话剧《劳工神圣》，很快成为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年12月，云南学联派出柯仲平等十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时，柯仲平已经学写白话诗， 以抗击黑暗与专制，歌颂自由和光明。1920年2月10日创作的自由诗《白马与宝剑》，是他最早的一首诗。诗中以愤激的语言和感情，猛烈地抨击着旧的制度，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誓言般的诅咒：“盼着天崩，/也盼着地陷，/更盼着个长尾的星儿，/击碎了这样的个人间!”这些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和戏剧，表明了诗人早期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是什么。1920年，柯仲平与省立一中的杨青田等二十一名同学，秘密成立了一个以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大同学会。
 1921年12月，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寻求自我解放和救国救民的道路，柯仲平别离家乡来到北平。但是，他来得晚了一步。五四运动的热潮刚刚过去，新文化阵营已开始分化。迎接他的不是热火朝天的战斗，而是黑暗和沉闷。这时期，柯仲平客居云南会馆， “热情而苦闷”，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他向往自由和革命，追求反抗和自我解放，同情支持学生运动，曾因参加三一八惨案牺牲者善后事宜而遭到迫害。他为此猛烈地呼喊：“我的仇敌呵!/……我辈曾有几时不遭你围困?/我辈的甚么不曾受过你监管?狼口下的余生，/牢狱中的待决犯——仇敌呵!/告诉你!/而今我未死的细胞都叫‘反!反!反!……”(《海夜歌声》)他在《伟大是“能死”》中怒吼道：
 　　啊!愤怒的叫骂/疯狂的砍杀/刀光绕电光/火光撩雪花/唱千古未有的战曲呵/挥人间欢乐的图画/
 　　压!压!压!竭你们的力压吧!/爆发!爆发!我尽力地爆发/
 伟大!伟大!只有这般是伟大/伟大!伟大!昔日的忍受/今日的杀伐!在《我的少年人你在那里》、《几个新死的阴魂》、《劣情》、《此千起万伏的银河》、《我要喝加料的白干酒与红葡萄》等诗中，诗人受压抑的情感象冲开闸门的洪流，汹涌地飞溅了起来。他诅咒现实的中国是“地狱”，是“古墓”，是“死海”，是“荒丘”， “不见星星不见天，只见地牢里的脚镣手铐与铁链”，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诗人“仰首哭泣”， “举起叛旗”，下决心要“走长征路”， “手造星星手造天”，用“泪珠当作祭酒”， “血溅大地”， “大战在狂风迅雷闪电雪花中”。这些歌声是粗犷的，也是感人的。它象两军相交时的鼓号声，肉搏战中的呐喊声，刀枪碰击时的厮杀声，交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击力，深切感召和震撼着读者的心扉。
 另一方面，他苦闷，他彷徨，他在寻求着前进的新路。正如他后来在《革命与艺术》中所回忆的： “那些年的我很悲苦而热情，我是反抗一切，蔑视一切的!但我很空虚。”他在《海夜歌声》中这样唱道：
 　　几日来，我这空漠的心，/空漠到没有飘渺的一粒尘!/我的心贫身又贫，/贫象个太古时的，/没有把刀斧的老百姓!/但我何尝如他们，/他们那健丽的人影!/他们那创造的初心!

在《寄我儿〈海夜歌声〉》中，柯仲平把自己的诗比做“孤儿”，他写道： “娘怀着儿的上身入病院，/当苦朋友的寒衣得九块，/慈爱的达夫他送来十元。”他呼唤着： “儿呵!/而今你的全身已表现，/娘今不过几夜夜的失眠，/……你去看那人间果真是蜜笑还是冷眼?”他哀叹自己： “我，啊，我——怎样弱小的一个!”在《这空漠的心》中，诗人茫然地企望着： “不知何时是天明?/……你昆仑山下的雄鸡，/我船只向前而行，……此时不鸣你将何时鸣?”一种朦胧、迷茫、空漠的哀愁跃然纸上。他后来说过：我早年在北平的一些诗作，是“在黑暗中大喊大叫，盼望光明。哎，青年人，只喊个性解放，人类解放，但又不知怎样解放，也不知追求的光明究竟是什么样子，真是乱弹琴!”(延泽民《追念我的第一个文学导师柯仲平同志》)
 就在他苦于求索新路的1925年前后，柯仲平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和进步作家郁达夫等，得到热情关怀与帮助。鲁迅为他看稿，听他朗诵，还把他的诗发表在自己编的刊物上。柯仲平称鲁迅是他的第一个“文学老师”。在他们的影响和支持下，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青年诗人柯仲平，吹着尖厉的“喇叭”，向着黑暗的封建宗法社会和反动势力，倾泻着骤雨般的愤怒诗句。他在诗中唱道： “要做的，/都快快去做，/要做的，/都各各奋起;/持你男儿的兵器呵，/掌高了姑娘们绣起的战旗;/我们新唱战歌吧，战歌!”他要把“海涛和巨风”当做“军乐”，把“春雷”当做“战鼓”，“杀!杀杀杀!冲锋!冲锋!冲锋!” “正是醒来狮，醒来狮遍满山中;/让血流流去了一切的卑懦和丑陋。”

二

 1926年4月，柯仲平肄业于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走上社会，来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上海。在这里，他加入到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出版部“小伙计”中最肯用功的一个。工作之余，他宁愿坐在桌旁读书写诗，也不去逛马路。每当完成一篇新的诗作，就高兴地朗诵给大家，倾听真诚的赞许和友善的批评，然后不惜一再修改。这时期，柯仲平创作了短曲《工作之余》、长曲《献与狱中的一位英雄》和短歌《长征》等。仍以烈火燃烧般的热情，倾诉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情绪。其中写道： “另给我一星，/另与我一天，/我们烧去了——往古的一切经典”， “有一天出了牢监，/暴动，/聊慰心愿……”。此外，他还在出版部成员的晚会上，化装朗诵了完稿于1924年11月的抒情长诗《海夜歌声》。
 《海夜歌声》是柯仲平的第一部长诗。全诗由四部分构成：第一篇《冠在〈海夜歌声〉前》作为序言，主体是第二、三篇《寄我儿〈海夜歌声〉》和《海夜歌声》，最后一篇是当作尾声的《这空漠的心》。诗人十分珍视这部著作，亲昵地称它为“我的心，我的小乖儿”。它标志着柯仲平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起点，为诗人的写作奠定了基本格调。全诗感情奔放，气势宏伟，有一泻千里、飞腾激越的壮美，也有刚直不阿、赤诚相见的真挚。诗作宣称自己同“大黑暗”有“冤家世仇”，期望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处在我国工人运动兴起和反动势力没落的激烈斗争中的柯仲平，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锐敏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巨变，然而自己还无力去把握它，呈现出一股矛盾的心理。诗中有求战的欣喜，也有不解的疑惑;有献身的勇气，又有空漠之感。应当说，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在诗人心灵上的真实反响。时代的演进，要求他们加入工农斗争的伟大行列，而他们一时还看不清革命的方向和主力，跳不出个人奋斗的小圈子。这种矛盾交织的心理状态，差不多是当时进步青年不同程度都遇到的问题。柯仲平未能越过这个界限，把他的感受通过诗句抒发出来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海夜歌声》是这种矛盾感情的混合体，它是革命战士求战心切而又不得其法的心理的反映，要求勇猛地进击，彻底摧毁枷锁的情感是始终不渝的，这是柯仲平诗歌的主导方面：
 　　来吧，所有的仇敌，/冷刀尽管落在我的体肤上，/笑骂尽管筑起了重重围墙;/最大的限度是/将我的头提去!/最大的毒刑是/将我砍碎，/撩与飞鹰，/除了此，还能伤我吗?
 果然，迫害接踵而来。1926年8月6日清晨，国民党上海党部查封了创造社，淞沪警察厅搜捕了出版部。柯仲平与叶灵凤等四人被捕入狱，至11日营救获释。这次挫折震动了柯仲平，上海呆不下去了。他离开创造社，飘流到陕北榆林。1927年4月，柯仲平响应大革命的号召，追随革命的足迹，踏上了南下关中的征途， 5月初来到西安。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西安学联举办的暑期讲习会上进行演说，这就是《革命与艺术》(1927年10月，西安新秦日报馆初版)的产生。
 《革命与艺术》是柯仲平留给我们的最早的一本文艺论著。全书共分八讲，记录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象和革命力量的认识，对艺术与革命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早期文学生涯的总结与批判。事业追求的受挫，使他能够比较冷静地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一切问题的根源，否定过去不适当地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主观力量的偏见。他说： “当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这时候的社会特别现出不安与混乱，就是说这时候的社会组织已经不适于此种经济的发展了，于是要有一种力量生出来，破坏这时候的社会组织，而使经济又得到重新的发展。这一种行动，就叫做革命的行动。”从这个观点出发，柯仲平看到了工农劳苦大众的伟大力量。他指出： “越受经济压迫，血汗被别人榨取的，他们的革命力就越大，他们本身是革命的主力军。能够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作战，那最后胜利总是他们的。”他对自己过去孤军奋斗，也作了发自肺腑的追求。他说： “这些年的我很悲苦而热情，我是反抗一切、蔑视一切的，但我很空虚”， “自己的力量太嫌薄弱了，而且有的力量也觉得用得不合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认识上还存在着某些缺陷和浪漫蒂克的成分，但他的视野扩大了，世界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质的变化。在谈到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时认为： “艺术是不能离开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是要抓住那个时代的生命而表现。”在分析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截然相反的艺术观后说： “至于我呢，素来常说，艺术是生命力的表现，是人生的战曲，尤其是被压迫者的战曲。”他奉劝世人： “革命者死于革命中，艺术家也为艺术创造而憔悴，而衰老，而死!这里面极光明也极阴沉，并无名利之可图，同在革命时代，同为革命而祭礼呵!要有这种精神——教徒殉教我殉歌!”柯仲平最后严正表示：“我不再愁闷，为了新生的中国，新生的人类”，要“去追求，去创造那新的时代。”
 这篇别开生面的演讲，是他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一次剖析，也是他从叛逆者立场向革命者立场过渡的最好表白。它象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在比较闭塞的古城西安泛起了层层波澜。尤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之后，柯仲平受聘到陕西省立一中、第一师范和女子师范讲授国文，正式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1928年春，西安的白色恐怖日渐严重。党的一些机关遭破坏，革命同志被逮捕。还在学期中途，不少进步学生悄然离校，柯仲平的许多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他心痛如绞，原来设想投奔国民革命的愿望，终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化成泡影。他不得不离开西安。

三

 1928年9月，柯仲平回到北平。这时期，他已经从孤身搞诗歌创作，同情支持革命，发展到为革命做一些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是年冬，友人杨春洲借钱在西单白庙胡同开了一爿书店，柯仲平热情支持，为其取名“喇叭书店”，即英国诗人雪莱诗句“我愿做预言的喇叭，将沉睡的世人吹醒”之意。不久，这家书店因经销进步书刊被反动当局施加政治压力而关了门。
 为了避开敌人的再次搜捕，柯仲平暂时隐居起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着手创作长篇诗剧《风火山》(1930年5月，上海新兴书店初版)。深冬的北平，柯仲平生不起火炉，他穿着单薄的衣裤，每天用一壶开水，放在两腿中间，再用破棉絮和干草裹住取暖。就这样，日日夜夜坚持着万行诗剧的创造。1929年1月，标志着柯仲平创作道路进入新的成熟阶段的宏篇巨制《风火山》终于脱稿。他在同年1月2日给母亲的信中深情地写道：
 　　……幼年时，妈妈常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前人常为想中状元，做大官，所以那样勤苦，儿只想为人类创一笔大业罢了。妈妈以为儿的身体不好吗?就是当兵的和北平人都很惊奇呵，年年冬天的早晨，儿一样解开衣服洗冷水，而且无论屋子怎样冷，冷得凡是水都在屋里结冰了，儿还要卷开窗纸，一点(煤)球火不烧;别人正好睡，儿正好为中国为人类努力呢。
 诗剧共分为《打麦场》、 《冒火线》、《生与死的交战》、《人吃人》和《风火山》五幕。以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搏斗为背景， 以刚刚爆发起来的工农武装斗争为线索，描写了一支革命军被敌人围困，突围转移到了风火山，重新整顿队伍，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的故事。诗中塑造了手工业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的群象，热情歌颂了英勇的“劳动阶级”，预言“最后的胜利总是他们的”。这部诗剧是诗人长期生活和理想的积累，是对中国早期革命斗争现实的形象认识，是我国现代诗坛上反映工农武装斗争内容的第一部长篇。诗中着力描写的觉悟者，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和徒然呻吟的可怜虫，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武器，正在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抗争。当然，诗剧还“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只有无限的革命狂热。”(柯仲平《论中国民歌》)但它毕竟是在当时缺乏艺术借鉴和积累的情况下，所作的一个大胆的艺术尝试。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感伤派、现代派等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柯仲平以民歌风味崛起在现实中的这个“异军”，它的意义也就更不寻常。美国作家罗伯特·佩恩认为： “这部史诗写于长征之前，然而，对诗中军队到达风火山之前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的描述，几乎就是毛泽东、朱德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的写真。”(《中国并非沉睡》)因此，诗剧出版后不到三个月，即被当局查禁。
 1929年春，柯仲平带着刚刚脱稿的《风火山》来到上海，参加了高长虹等人组织的“狂飙”出版部工作，住在天通庵车站附近的一幢租来的破楼上。这时候，柯仲平一方面继续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曾与陈凝秋、吴似鸿等到南京搞公演;另一方面，参加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曾到沪西搞地下工运工作。同时，他还在上海建设大学任过教。同年冬，国民党淞沪卫戍司令部以所谓“宣传赤化”为由，把柯仲平再次逮捕入狱。后经友人营救获释。
 1930年3月，柯仲平任中共党报《红旗报》采访记者。后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上海总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推翻独裁买办的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斗争。这年，经潘汉年、陈为人介绍，柯仲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柯仲平奉命外出联系，被国民党上海巡捕房第三次逮捕入狱。先后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江苏第二监狱、苏州反省院拘押。直到1933年8月保释治病。出狱后先去南京、杭州等地小住，1934年初，来到河南开封养病。写成短诗《酒不消愁还喝酒》，表达了诗人虽经受挫折仍不气馁和对革命的执着精神。
 由于敌人的监视和个人生活的悲剧，1935年春，柯仲平不得不离别开封抵达北平，寄住香山独居。这时，他思想痛苦，生活贫困，仅靠友人接济维持，这对柯仲平来说，只能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抑郁。同年夏，在朋友的资助下，柯仲平只身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柯仲平如饥似渴地攻读革命理论，以此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为了把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他还与云南籍留日同学刘庆魁等九人，成立了一个“理践社”组织，专门从事马列主义学说的研讨。这些活动，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是冒着风险秘密地进行的。为了怕暴露身份，柯仲平改名“冬山”，经常一个人单独与留日进步学生串联，一些公开活动也不便于参加。这时，他认识了女友徐克。
 身在异乡游学，柯仲平每每思念祖国。为了将来回国继续搞工人运动，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在东京，柯仲平进了一家私立汽车学校学开车。在日游学共两年多一点时间，柯仲平没有写过多少诗，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题为《赠爱人》的这首。其中唱道：
 　　看后面，/后面是我们血染成的大道;/看前面，/前面是我们要开辟的峦野荒郊，/想什么空头心事呀?/走，走，走/机警地走!壮勇地走!/按着一定路线走!
 此外，柯仲平还用自己所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对日本政局的变化进行了比较深刻地分析，并以“南云”的署名， 为《申报》的“东京通讯”专栏写文章三十多篇。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柯仲平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身赴国难，遂于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汉，在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四

 1937年秋冬，柯仲平踏上了新的征途，于11月来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先在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训练班学习，并担任班长，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在延安成立，柯仲平当选为文协副主任，具体参与根据地文化部门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抗日宣传和革命文化建设中去。诗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为他的诗歌创作和探索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柯仲平曾经说过： “1937年我到延安，觉得什么都是神圣的，一草一木都值得歌颂。”他爱根据地的革命生活，觉得它比但丁所设想的“天堂”来，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然而他更爱根据地的翻身民众和他们的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认为这才是新世纪黎明与曙光的伟大创造者。他说： “延安不仅是民主中国的中心，不仅是对抗战有大功的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而且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心。”为了动员人民去拯救危亡中的祖国，他怀着诚挚的热情忘我地工作。把诗歌从高雅的殿堂里请出来，带到边区民众、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战青年中去。他是根据地实行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先驱者和主要代表者之一，得到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鼓励。
 1938年初，在延安群众诗歌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边区文协主持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担任了社长。在他的主持下，该社广泛团结根据地的诗歌工作者，切磋诗艺，交流创作，活动非常频繁。柯仲平不但喜欢写作诗，而且热爱朗诵诗。他认为，在文盲众多、出版条件低劣的中国，特别是在边区，不只应当写诗，还到处朗诵，才能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同年8月，他与诗人田间、林山、邵子南等， 以战歌社和战地社的名义，共同发起了延安街头诗歌运动。柯仲平主持起草了《街头诗运动宣言》。其中说：
 　　在今天，因为抗战的需要，同时因为大城市已经失去好几个，印刷、纸张更困难了，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不但要有知识的人参加抗战的大众诗歌运动，更要引起大众中的“无名氏”也多多起来参加这运动。
 在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中，柯仲平极其重视借鉴民间艺术的传统和技法，陆续写了《论中国民歌》、 《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谈“中国气派” 》和主持起草了《街头诗运动宣言》、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等文章。他指出： “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 “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也正是我们创造抗战民族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清楚地表明，柯仲平在探索文艺走中国民族化道路这个问题上，把借鉴民歌和民间艺术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并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新诗创作，促进文坛的艺术改造，把它的新生与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1938年，柯仲平怀着对革命的崇敬之情，在接受毛主席的教诲和深入根据地生活的基础上，用新笔创作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两部歌颂工农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作者运用清新流畅的群众语言，较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歌颂了新的英雄和新的时代，是解放区诗坛上较早出现的描写工农斗争生活的著名长篇。
 《边区自卫军》是一部描写边区人民武装起来、自卫锄奸的英雄故事诗。全诗用轻快明畅的笔调，通过马福川的农民自卫军李排长和战士韩娃配合正规部队，机智擒敌锄奸，保卫革命果实的故事，深刻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减租、反霸等一系列斗争，初步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为了保卫新生活和边区政权，他们赴汤蹈火，作最顽强和最艰苦的斗争。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身上凝结着的一股巨大潜力，这股力量在抗战的炮火中正在觉醒，势必会酿成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柯仲平竭尽全力去捕捉尚在生长和形成过程中的艺术形象，取得了可喜收获。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长诗沿着《风火山》开始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路子，吸收民歌民谣的丰富营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清峻豪爽，琅琅上口，耐人寻味。毛泽东同志听了他的热情朗诵，亲切地握住手，称赞他把工农作了作品的主人，称赞他对民歌体的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并索阅全稿，批下八个字： “此诗甚好，赶快发表”，把它介绍到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登载，在延安文艺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冯雪峰认为， 《边区自卫军》是“民众自己天然地产生的民歌”，是新诗创作的“曙光”， “具有着中国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
 《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一部描写郑州站铁路工人为反对日寇侵略，开展破路斗争的英雄故事诗。诗中着重刻画了沉着勇敢的工人领袖李阿根和幽默风趣的铁路工人小黑炭的艺术形象。是解放区诗坛上较早出现的党领导的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长篇。可惜长诗没有完篇，只写到破坏大队的产生，故事情节尚未完全展开，所以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丰满性受到很大局限。但它以新诗的形式讴歌工人阶级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在当时还是少见的，在新诗歌史上应该享有一定的地位。
 柯仲平在一年内奉献给人民抗战的这两部长诗，表明了诗人与工农群众的进一步结合。伟大的抗日战争，依靠着人民的觉醒和大力支持，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柯仲平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它表现在自己的长诗中。虽然，诗中所塑造的人物还不算时代的不朽形象，但他的眼光却注视着萌发在阳光下的一代新人——缔造中国的第一代新型农民和工人。从而为新诗歌的建设和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生路。

五

 短诗(包括街头诗和朗诵诗)，是柯仲平一生创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时代，反映人民要求，情感真挚动人，语言朴素简明，豪迈粗犷而富有召唤力和战斗性。抗战后写的这些诗，大部分收在诗集《从延安到北京》中。其中有对这一历史阶段的重大革命事件的深切关怀，对党的政策宣传和召唤的热烈响应，对人民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精神情操的赞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思想品德的颂杨。柯仲平善于运用诗和诗歌这种形式，描绘根据地生活的各个侧面，来传播党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传播作为那个历史时代的最强音。
 《到明天》、《朱德同志》和《游击队象猫头鹰》等诗，是柯仲平初到延安的创作。诗中写出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我军的威武神勇。如“日本鬼变一棵树，/我们八路军变一把斧;/日本鬼变一只狼，/我们八路军变一条枪”，语言质朴，形象鲜明。又如“游击队——猫头鹰，/盯着鬼子们走，/追着鬼子们行，/乘鬼子们不备，/打击鬼子们”，更是生动贴切。
 《告同志》是1938年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而写的朗诵诗，鼓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前进。其中写道：
 　　啊，同志们!战啊战!/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

这些铿锵跌宕的诗句，似战鼓，如军号，特别经过诗人富有激情的朗诵，更富于巨大的召唤和鼓舞力量。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中，柯仲平描写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正义性，“你看那土豪何等无理，/他强迫我们交还土地”， “请问我们几代人为你家种地，/你家白吃了我们多少石粮食”，写得义正词严，憎爱分明。这首诗还被抗战文艺工作团带到华北敌后朗诵，颇受群众欢迎。
 1939年，当大批的蒋管区青年投奔延安，形成“延安热”时，柯仲平创作了《延安与中国青年》。描写了进步青年向往延安的急切心情，倾注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的诚挚热爱和对青年把延安这盏灯高高举起，以照亮前进道路的殷切期望，概括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诗人最后以延安的口气，祝愿青年：
 　　你穿破了延安的草鞋，/你取得了一些活生生的革命经典， /你吃饱了延安的小米饭，/你有了一个能思想的脑袋。 /你呀你，你前进!/你将开花在华北华南，/结实在鸭绿江边。/青年!你可爱的中国青年!
 1940年12月8日，延安新诗歌会成立，柯仲平当选为执委。1941年6月，柯仲平被聘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报告讲师，演讲了《狂飙社的历史》。同年9月6日，柯仲平等发起筹备延安诗会，至12月11日诗会成立，柯仲平当选为首任理事，主持研究股工作。这时期，他主要从事根据地戏剧运动，但仍写过不少好的短诗创作，继续保持着昂扬奋发的战斗情绪。他在《悼星海》诗中说： “你那熔炉中的火，/还在燃烧着，/你那铁砧上的钢，/红的还象火”，实际上胸中不断燃烧着火的，也正是诗人自己。他在《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中说： “挖心吐肝为人民”， “不朽的人民要不朽的歌”;在《哀诗人闻一多》中说： “你的左手，/拿着诗章，/你的右手，/拿着钢枪，/你的口还不断为人民歌唱”。这些诗句，实际上将诗人自己的战斗热情和远大理想作了辉煌的描画，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的革命战士的心情。
 为了发动诉苦，柯仲平带领土改工作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挥写了《诉苦清算歌》，供及时演唱和宣传。为了鼓舞斗志，增强士气，他把《杀贼去》写在荒郊野外的大路边： “抢我粮，/烧我门窗，/鸡猪牛羊都杀光，/奸淫我妇女，/拉走我儿郎，/蒋胡贼!/不杀你贼，/我无脸活在世上!”在《三根灵签》中明白如诉地唱到： “王震将军回北陕，/李司令员进南山，/南北造成磨两扇，/磨死狗日胡宗南”“太阳一出乌云散，/百姓起来把身翻，/四水东流归大海，/天下人心归延安”。这些诗歌格调高昂，音色嘹亮，节奏明快。而这一点，正与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交响曲基调完全一致。他还写过一些专供配曲用的进行曲一类的诗篇。如《自卫战争进行曲》，述写了诗人气吞山河的豪迈情怀：
 　　中国的高山峻岭一心要抬头，/中国的长江大河一心要奔流，中华民族一心要独立，/中国人民一心要自由， /我们一心跟着毛泽东奋斗。
 读着这些铮铮有声的跌宕诗句，把我们带进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中去，领略到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英雄们的大无畏气慨。此外， 《英雄且退张家口》、 《保卫毛主席》、《胜利的秧歌》、 《拔掉敌人最后一条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生活和战斗的画面，抒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贺龙远道会战友》和《想王震同志》，则从另一个方面描写革命队伍中的战友之谊和胜利豪情，同样使人受到精神鼓舞，增强胜利信心。
 柯仲平曾经说过，一篇诗的优劣“应该从一时代多数人那里去找评定”(《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在延安，他的许多诗可以称得上有口皆碑，传颂一时。就是今天读起来，照样可以鼓舞人心。综观柯仲平的短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战斗性。他的诗紧密结合时代，反映人民要求，鼓动人民起来为生存、为改变自己命运而斗争。二是通俗性。他的诗提炼了人民群众中的优美口语，特别是民族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美，简明的美，一下子就打动了读者的心。三是多样性。从艺术借鉴上，他吸取民歌民谣、古典诗词和自由体诗的长处，融汇在自己的作品中;从题材体例上看，自由朗诵、填词歌唱、五言七言等都有尝试，且获得了成就。因而，热烈奔放，雄健通畅便构成了他诗歌创作艺术风格的主要方向。

六

 柯仲平对戏剧走中国化道路也有着特殊贡献。1938年4月，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晚会演出中，柯仲平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着手筹建民众剧团。同年7月4日，剧团正式成立，归属中央文委和边区党委领导。柯仲平任团长，马健翎任剧务主任。1939年初，剧团在延长县演出途中，柯仲平创作了《民众剧团歌》，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 “从老百姓中来”，“到老百姓中去”， “吃老百姓的奶”，“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因为我们看到了“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特别是戏剧必须为人民、为时代服务的正确主张。柯仲平的这个意见，后来成了民众剧团贯彻始终的宗旨，也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所肯定。
 民众剧团成立初，正值边区经济困难时期，经费十分紧张。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捐赠给他们三百元，热情地支持了剧团的活动。后来，周恩来、贺龙、李富春、博古等同志也都捐了款，热情鼓励剧团的演出。贺龙同志还把缴获的日军衣服、皮鞋、钢盔等，托人转交剧团作道具。陈云、张鼎丞等同志也都给剧团送来许多战利品。中央领导的重视支持，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加上剧团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民众剧团很快成为当时边区戏剧改革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柯仲平、马健翎的带领下，坚持长期下乡，深入基层生活，热情为边区民众和八路军指战员演出，受到欢迎。抗战八年，民众剧团走遍二十三县，行程数万华里，在一百九十个县、镇、村庄，共演出一千四百七十五场，平均两天有一场戏，观众达二百六十万人(次)，是边区下乡演出最多的一个剧团。期间，他们利用秦腔、眉户等古老剧种，创作并演出了《查路条》、《回关东》、《十二把镰刀》、 《大家喜欢》、 《血泪仇》等一大批优秀现代剧目，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剧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观看了剧团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看了《中国的拳头》后，亲笔题了“简单、明瞭、动人”六个字;看了秦腔《国魂》后，亲笔给柯仲平写信，建议改名为《中国魂》，认为此剧“情节动人，对于动员沦陷区的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可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民众剧团荣获了集体特等奖。
 1939年2月10日，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分会在延安成立，柯仲平当选为该会理事和执委。同年11月5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柯仲平当选为常务理事。1940年1月，柯仲平兼任边区文委执委。1942年3月，柯仲平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这年5月，柯仲平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作热情发言。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柯仲平为《解放日报》第四版特邀撰稿人。1943年3月22日，中央文委和西北文委决定成立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柯仲平当选该会副主任。同年4月，柯仲平担任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期间，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柯仲平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疾苦，帮助解决问题，同时，辛勤地搜集着他们中间流传的民歌民谣，为他的诗歌、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43年冬到1944年春，柯仲平随西北文艺工作团深入到陇东分区下乡巡回演出。一到庆阳，他便和当地抗匪有功的“马渠游击小组”交上朋友，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先进事迹与思想性格，很快便把游击小组的战斗生活搬上舞台，写出了大型歌剧《马渠游击小组》。之后，他又突破真人真事的框框，发挥艺术的创造才能，修改成十六场大型歌剧《无敌民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连载。后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多次再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出现的优秀歌剧创作之一。稍后，他们又赶到华池县温台区城壕村。柯仲平在当时边区劳动英雄张振财家里，被他动人的模范事迹所吸引。以此为创作原型，写出了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这是描写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大型歌剧，1944年4月，获得延安戏剧座谈会颁发的创作一等奖。此外，他还创作了大型歌剧《八路军和老百姓》和《孙万福回来了》等。
 柯仲平是位激情满怀的大众诗人，更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共产党员。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用生华的笔触为祖国的生存和人民的新生而战。创建和领导边区民众剧团，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山歌野调、戏剧方言，演唱抗日救国和建设边区的诗歌，在这方面，柯仲平主要是作为一个领导和组织者身份出现的。戏剧创作只是他整个文学生涯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这些剧本除少数者外(如《无敌民兵》、《模范城壕村》)，作为“剧”的要求，不能算作上品。但从写剧及剧中所表现的诗人那种强烈的革命激情，却十分感人。他所坚持的戏剧走中国化道路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丁玲评论说：尽管当时一些人“看不起这些土玩意，常常对你们加以讽刺，可是边区的老百姓，是了解你们的”(《一块闪灼的真金》)。
 1947年3月，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前，柯仲平带领文协的土改工作组，到陕北参加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搞了一段支前工作。1947年夏，奉命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后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48年10月，丛书编选工作结束，柯仲平于年底回到延安。

七

 1949年5月下旬，柯仲平率领西北地区文艺工作者到京，筹备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同年11月，柯仲平搬到颐和园暂住，着手编选诗集《从延安到北京》和长诗集《边区自卫军》。同时，写过不少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优美短歌，如《建设工业国，工人敢保险》、《铁打的英雄》、《高举着我们的五星红旗》等。9月21日，西北文代会开幕，柯仲平以大会总主席的名义，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西北，开展各族人民文艺运动而奋斗》的报告。
 全国解放后，柯仲平一直在西北和陕西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文联指导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及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对外文委理事等职;并被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等。这期间，柯仲平用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从事文化事业的恢复发展和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外，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艺术家，他还顽强地坚持着诗歌创作。1950年，写出了短诗《胜利大进攻》、《贺朝中人民大胜利》、《胜利永远是我们的》等。1952年5月，写下了叙事长诗《毛主席的小英雄》。1954年初，整理修改并发表了长篇抒情诗《献给志愿军》。同年5月，诗人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苏联、波兰访问，创作了短诗《献给列宁共产主义圣地》、 《献给斯大林汽车工厂》、《献给巴库》、 《献给西比利亚的集体农庄》等。以后，柯仲平还配合各项中心活动，创作了许多政治抒情诗。如《迎春曲》、 《母亲颂》、 《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唱》、 《革命长征征不断》、 《国庆十五周年致台湾》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身体多病的诗人柯仲平，不乘轿车学骑自行车，生活上节衣缩食，帮助所在地区的社员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承担了祖国和人民的忧患。1964年10月20日，柯仲平因患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穿孔，在作协西安分会的党员干部会上演讲中，不幸突然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多年来，柯仲平始终不渝地坚持写作一部歌颂陕甘根据地创建者的叙事长诗。在延安时代，他就萌发了这种创作意图，收集了十多本资料和传说。解放战争后期，又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的支持。但是，由于历史的曲折，使他四易其稿。加上康生等人的作梗，以至于陷害，柯仲平成了所谓反党集团中的成员，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正当大功即将告成之时，他却淬然离开人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十年“内乱”时期，柯仲平被诬为“反党分子”、 “大叛徒”、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公开点名批判，骨灰逐出烈士陵园，家属子女亦遭株连。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柯仲平的冤案方得昭雪。1979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为柯仲平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给柯仲平及其作品彻底恢复名誉，对他一生的革命和创作活动作了充分肯定。悼词说： “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文艺和群众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用自己的笔，终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 “柯仲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之后，他长期构思的歌颂陕甘根据地创建者的叙事长诗的部分章节得以在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他的其他诗文也正在整理，将陆续出版。
 简略追述柯仲平一生的创作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以抗战爆发为界限，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以革命浪漫主义为创作基调的“狂飙”时期和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民歌体新诗时期。他早期的那些抨击、揭露、唾骂和呼号，表现了他与封建宗法社会决裂的叛逆者的特征。虽然，前进中不免有时会出现苦闷、彷徨和挫折，但他并未为追求理想的实现而丧失信心，心灰意冷，而是以奋进不息的战斗情绪生活和创作的。抗战爆发后，柯仲平来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一旦和广大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结合，他的认识便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他不再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的自我反抗的孤独者，而是把自己的脉搏与党的命运及党所领导的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战士，他的诗歌也就自然地得到了新的升华和赋予新的生命。几十年来，柯仲平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甘苦共尝，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在探索和追求，自觉地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艺术珍品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因之，他从“狂飙”诗人发展到“大众”诗人。这个奋斗过程，是柯仲平探索新诗走中国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也是他走向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为人民献身的崇高品质的修养过程。诗人创作出数百篇很有特色、催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诗文和戏剧作品，给人民留下了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占着独特的重要一页。他一生的无私、探求和开拓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和感召着后来者的奋进，谱写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