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洪流　拍岸惊涛——屠隆及其《金瓶梅》

16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日渐发达的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和崛起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增添了鲜活的成分，随之而来的是在中国文坛上骤然涌起的一股时代的洪流，冲破正统的儒家理论及其影响下的文艺复古思潮的堤坝，于是划破中世纪黑夜的灿烂群星一季贽、汤显祖、徐渭、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相继而出，光芒四射。当这一洪流随着明王朝的终结而悄然隐没时，那些以身心殉其天职的文学大家都留下了足供后人不断探勘的丰富的精神矿藏：《焚书》、《续焚书》、《牡丹亭》、《四声猿》、《袁中郎全集》、《金瓶梅》……大家也终于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永恒的感悟。鄞县文学家屠隆便是这些大家中的一位。

一、家住江北桃花渡

屠氏是明代鄞县的望族。李邺嗣的《鄮东竹枝词》有“屠公甲第隔江涯，甬上人推四大家。恰比宋朝论士族，楼丰史郑亦同夸”之句。诗后自注四大家为杨（守陈）、张（邦奇）、陆（瑜）、屠（侨）。居氏住江北。《甬上屠氏宗谱·始祖季处士邦彦公传》说：“公讳季，字邦彦。相传为宋翰林学士雷发之孙。其先居河南尉氏县敦仁里。宋理宗朝自常州徙居鄞江桃花渡北甬河之畔。“桃花渡濒临甬江，千舟云集，是一个繁华的商埠。万历时诗人杨承鲲有《桃花渡》诗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酒幔风帘十万家，门前流水是桃花。吴盐似雪来供馔，越女如云去浣纱。”作为鄞县商船和官盐的集散地，盐仓门自唐至明一直与桃花渡隔江相望，屠氏家庭中因而有许多人从事盐商贸易，对商业的价值认同也因此成为屠氏家族观念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屠隆的父亲屠濬生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少年时学举子业不成，毅然弃文经商。他说：“大丈夫不能成名，必当成家。”但几次经商均未成功，然而屠濬仍处之泰然，毫不气馁，终于成为一名能干的海商。屠濬的商德很好，“与人共利取其少，与人共患辄身先之”（光绪《鄞县志》卷三十六），由于长期从事海上私人贸易，屠溶对那些走私商人也怀有同情之心。屠隆《先府君行状》记述说：“有商人四五人持巨椟来求共载，则出海为奸阑者。椟多绘金，室诸禁物（珊瑚、玳瑁、香药等）。舟人觉其状以告，诸商人仓皇跽请曰：‘事即泄，某等皆立死，幸公宽之……’”并愿以一半货物给屠濬作为谢礼。屠濬谢绝了商人的馈赠，说：“我怎么忍心以此获利呢？”由于长期经商，屠溶在获利的同时，也深刻地体验了经商者的辛酸艰险。“登台风正悲，问世心多苦。竹帛从来未足数，我歌商人真可怜，一吟一涕空潜然。夫妻远戍三千里，罪大仍输百万钱。远成犹自可，百万出何所……”（《商人歌》）这种商人家庭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无疑给屠隆的少年时代打上深刻的烙印。

屠濬生有六子二女，长男为屠佃，其后依次为屠侯、屠俅、屠免、屠仍、屠隆。屠隆最少，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时其父已46岁，其母45岁。

屠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又有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窖、娑婆主人、鸿苍居士、笑笑先生等别号。他自小聪慧，甚得其父喜爱。出生时家道已中落，故自幼难得温饱。屠隆“十岁令就外傅，贫不能具擅粥”，常常“从里塾师受书归，而阡犹未饭也，指其腹日湛虚奈何？公第从容与语经史，及君子无求饱”。（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屠丹溪公墓志铭》）即使如此，屠隆仍酷嗜诗书，凡书无所不窥。七岁时已为族人屠大山数称奇才，并向张时彻推荐，屠隆声名因此大起。屠隆十一岁校读《西厢记》，尔后“劳搜远绍，积五十年”校正《新正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一部。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落笔数千言立就。十四岁中秀才，备受乡邻赞赏。在此期间，屠隆还两改其名，他原名屠儱，继改为龙。在20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时，浙江提学使范惟一到宁波巡视学政。当他看到一份卷子写得很好，就读了起来，但当他看到名字后大吃一惊，连忙叫来屠隆对他说：“龙为九五之尊，可屠耶？不可屠耶？”九五象征帝王，“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屠龙岂非大逆？这还将了得，惊出一身冷汗的屠隆不知所措。这时范惟一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对他说：“给你名字换个字，其音不变不妨碍称呼。”就把“隆”字给了他。此时屠隆感激涕零，拜谢而出。于是将龙字改为隆字。这也是屠隆人生的第一次风波。自此屠隆竟困顿诸生二十年。久困场屋的屠隆曾想弃文务农，但被其母亲劝阻了，终于在34岁中了举人。在此期间，屠隆于30岁时结婚，妻杨氏，名枚，字柔卿。因结婚后衣食无着，屠隆不得不长期在外就馆授徒，以补家用，致使新婚妻子独守空房。屠隆的《闺情》诗以妻子的口吻写道：“郎君忆妾妾不知，妾忆郎君心独悲，黄昏点灯照孤影，白日当窗愁耿耿。东邻夫妇如鸳鸯，奈何妾独守空房。空房不可守，日照飞蓬首，夜来读素书，爱惜如琼玖。谁家有女不怀春，何物怀春不哭辛。苍藓无端生锦瑟，落花何意点文祸。”（《由拳集·闺情二首之二》）反映了屠隆在开化等地就馆时其妻独守空房的怨幽心情。

万历五年（1577），屠隆三十五岁，“登万历五年丁丑科会试第一百三十二名，进士殿试第三甲一百十名”（《甬上屠氏宗谱·科贡》）。中进士后，即出任安徽颍上知县。颍上在涡河、颍河的上游，常年有水害之患。时颍上居民正久困于东门口决口之苦，屠隆上任后，捐出县衙中瓦石，并身先士卒，同当地士民共同修筑河堤，减轻了水患。民众甚为感动，在堤上筑绿波亭以纪其功德。二十年后，屠隆出游至颍上，颍上父老倾城出迎。屠隆在颍上盘桓数日，在邑人任怀德书斋题诗两首，表达故地重游的喜悦心情和对颍上百姓厚待自己的感激之心：

二十年前宰此城，重来经过不胜情。

壶浆迢递倾都出，父老蹒跚夹道迎。

涕泪未能忘宿昔，循良真自愧平生。

幸逢地主高贤在，不减临邛遇长卿。

墨绶抛来颍水头，如今双舄是仙游。

花开邑正歌新令，瓜熟人犹想故侯。

管子碑荒青草合，襄阳堤好绿波流。

此邦地僻民风古，敢说当年遗复留。

为纪念屠隆为民谋福之举，后人就称东门堤为“屠堤”。并在绿波亭上题联颂之，以为纪念。

万历七年（1579），屠隆调任青浦知县，刚到任就逢连绵大雨，诸堤将毁，他亲到民间访求治水之术，发动士民担土石以保堤，避免了一场水灾。当时明政府实行新税法，要求各地重新丈量田亩，以增加税收。屠隆认为不该增加百姓负担，仍以原田亩数征收粮钱，知府阎邦宁闻知后怒骂屠隆，屠隆正色以对，致使知府无言。公余之暇，屠隆则常招集名士一起饮酒赋诗。有一次到九峰山、三泖湖一带名胜游览，以“仙令”自许，与众人一起吟唱舞蹈，并无地方首官的架子，故地方士人多亲而近之。虽行政平和，但他不废吏治，曾有县卒挟私陷害平民，屠隆不偏信卒言而重证据，使蒙冤平民得以解脱。他还建议巡抚复查已升任御史的上海知县数选在五年中所判案件，将其中70余件冤案平反。当时青浦无乡贤名宦之祠，屠隆又向督学御史建议兴建乡贤名宦祠，倡导重文尊贤的风气。因为屠隆关心民众，政绩显著，受到青浦人民的爱戴。

万历十一年（1583）夏，屠隆以治行高等升为礼部主事。他并未十分重视职位，反而愈加纵情诗酒，结交文友，很快他成了京城的文化名人，许多人都以结交他为荣，其中多有世家子弟，如西宁侯宋世恩就非常钦慕屠隆，把他当兄长一样对待。西宁侯夫人精音律，通文学，对屠隆也十分尊重。此种关系引起刑部主事俞显卿的妒忌，寻机弹劾屠隆。俞显卿是上海人，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刑部主事。其责任是辅助郎中、员外郎掌所司分省之刑名，并无纠劾百官之责。但他为何在任主弟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出位渎奏”屠隆呢？原因一是与屠隆在任青浦知县时结下了冤仇。据记载，在万历八年（1580），屠隆倡修陆机、陆云祠，并带头捐款，俞显卿积极响应，捐田作祠基。屠隆在《二陆先生祠记》中特记此事但以后两人关系就恶化了。恶化的原因是俞显卿“横暴把持，乡间切齿。屠隆以法裁之”，同时因“诗文相忌，积成仇恨”，因而当俞显卿来拜谒他时，屠隆竟不理不睬，且加侮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昙花记》）为此，俞显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另一个原因是原内阁首辅徐阶的报复。徐阶，江苏华亭人。屠隆为青浦知县时，徐阶已退休回乡。徐阶在官期间，大肆积财，其田达60万亩，其中有一部分在青浦。当清查田产核准赋税时，徐阶家族派说客拉拢屠隆，希望屠隆为徐家开方便之门。但屠隆“不敢闻命”婉转谢绝。在丈量田亩、征收税赋时皆不徇情，秉公执法。所以徐家对屠隆恨之人骨，当闻知俞显卿与屠隆有隙时，便“大家行千金贿之下石，日夜使人侦其行事”（屠隆《栖真馆集·与冯方伯》卷十六），让俞显卿为其报仇。在此相互勾结中，俞显卿便广招耳目，在京城时时观察屠隆的一举一动，准备寻机雪恨。万历十一年九月，西宁侯宋世恩置酒演戏，大宴宾客。屠隆作为贵宾赴席，席间十余人，畅饮淋漓，世恩两次向屠隆敬酒。酒酣之际，说两家要通家往来，让他妻子登堂拜见屠隆母亲、妻子。俞显卿听说有“通家往来”语，“酒中狂态”又可以利用，于是无中生有，罗织其词，上奏神宗。说屠隆与宋世恩所淫纵，神宗下令彻查，结果查无实据。因宋世恩为武人子弟，屠隆并不愿意与之结交。因此当席上众客“豪举大白时”，屠隆则‘暝目趺坐，作老头陀人定，客相戒勿惊其神也”（屠隆《与张大司马首甫》）。为此，屠隆等上疏辩诬，并指控俞显卿挟私诬陷。最后屠隆还是因“诗酒放旷”削籍，俞显卿也以“挟仇诬陷”革职为民。当时，屠隆内迁才一年多，俞显卿中进士授官仅数月。两败俱伤，时论为之惋惜。此年屠隆刚42岁。屠隆受此打击后深感世态的险恶，在给曹观察的信中说：“竟以仇人侧目，张机设阱，蕴毒既久，一发中人，毛羽摧残，声名窳败，窜逐归未。”罢官使屠隆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急剧转折，从此他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也因此对整个社会失望，从此绝意仕途。当回乡途中路经青浦，当地人民闻知屠隆罢官，敬献良田千亩请屠隆安家，屠隆好言谢辞，只在青浦盘桓三日，便返回鄞县。

屠隆回故乡后，生活便失去固定收入，家计时遭窘境。八口之家，唯有“斥卤侵焉”的“十七亩水田”，有时不得不靠“鬻文卖赋”为生。其“家居贫甚，三旬九食，庶几近之”。尽管如此，屠隆却更加纵情于诗酒，且不改昔日之慷慨，热情地邀待宾客。他写文章以敏捷著称，《明史》说他“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有此文才，居隆当然有时也有润笔收入，这使他的生活有了起色。回宁波后，屠隆在今海曙区苍水街旁的屠园巷居住，其住所谓之“凫园”。据他自记，在鉴桥居第之东，“辟以为园，傍邻筑垣，下凿小池……植荷、芰、茭、芦，井植芙蓉、紫葵。跨小池，构一楼，曰飞仙，……”还有一栋三楹的“栖真馆”，堂中匾书“南宫仙史”四字。后又从阿育王寺舍利殿前得娑罗树一株移种斋前，遂改称为“婆罗馆”。周围芳草萋萋，绿树成荫。屠隆在此接交宾朋，谈诗论文。并以为“栖息其中，俯仰天地，清心寡欲，足以自老”（参见《四明谈助》）。人们后称此处为屠园。在此期间，屠隆也曾遨游吴越，登武夷，穷八闽之胜，寻山访道，啸傲赋诗。在福州时，推官阮坚于中秋日大会词客70余人于乌石山凌宵台，屠隆被推为祭酒，即大会主持人。酒酣之时，他奋袖加入群优之中作渔阳鼙鼓，全场为之动容。晚年居鄞，家益贫，景况凄苦，以致要向邻人乞米度日。万历三十三年（1605），屠隆卒于鄞县，终年64岁。时人多为深惜，赋诗以悼。如邹迪光《哭屠长卿八首》便是其中文名腾誉士林的写照：“几年声价动人寰，大雅风颓藉尔还。摇笔倒如三峡水，编书藏在四明山。盟成牛耳谁堪执，士望龙门尽欲攀。此去玉楼天上召，悬如复领旧仙版。”（《调象庵集》卷十六）

屠隆有女湘灵，嫁黄振古；其子金枢，娶沈君典之女沈天孙。屠隆与沈君典为同榜进士。屠隆遂视天孙如爱女湘灵。湘灵、天孙，少皆敏惠，读书诵诗，无所不精。姑嫂俩常相与征事紬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墨狼藉。屠隆妻子杨氏亦精诗赋，每有讽咏之作，便相商订。“七襄年十七，归于屠。湘灵既嫁，时时归宁，相与征事飞，分题授简，纸里横飞，朱墨狼藉。长卿夫人亦谙篇章，每有咏，就商订焉。”（《列朝诗集小传·屠氏瑶瑟、沈氏天孙》）闺集）居隆对这种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十分欣赏，曾以诗记教其家中诸女吟诗赋词之乐：“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姑妇欢相得，西园结伴行。分题花共笑，夺锦句先成。”于此可见屠隆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女性“德才观”，这在明中后叶的中国社会中是十分可贵的。故其妇媳切磋、姑嫂分咏的盛事成为史传美谈。（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闺集》）可惜红颜命薄，才女运衰，湘灵和天孙皆于20余岁青春之年殒命，屠沈两家遂将二女之诗合刻为《留香草》，由屠隆和虞长孺作序，以纪念两位薄命才女。

从商人之家到书香之家，深刻的商品经济体验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使居隆具有同时代文人所缺乏的丰富人生经历，因而屠隆在走完他的人生之路时，也留下了与一般文人所不同的轨迹。其独特的人生态度所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使他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也因此而成为《金瓶梅》研究中屡屡被提及的一个热点人物。

二、率自“性情”写人生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的重大变化，反映在传统文艺领域内，便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其实质就是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思潮。

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及这一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李贽，以及他对居隆的影响。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李贽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倡异端，揭发道学。由于应合了时代思潮，故而轰动一时，“士翕然争拜门墙”，“南都士靡然向之”，“由之大江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乾隆《泉州府志·明文苑·李贽传》）。因此，尽管他的著作被一焚再毁，定为禁书，但声名和影响却逾年益增。李贽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主张言私言利。他高度赞扬《西厢记》、《水浒传》等戏剧、小说，把这些作品与正统文学经典相提并论，认为文学应随时势而变化。他以此为准则，抛开当时盛行的伪古典摹习之风，评点、赞扬了流传在市井的各种小说戏曲达15种之多。正是这种反道学反虚伪的思想基础，使他重视民间文艺，重视有现实真实性的人情世俗文学，并把这种文学提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他的理论基点就是他力倡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这样，以“童心——真心”作为创作基础的理论，也就为将建筑在现实世俗基础写实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的文艺倡导，摒弃了一切外在教条和思想桎梏，对当时中国文艺界无疑有发聩振聋的启蒙作用。而袁中郎（文学）、汤显祖（戏曲）、冯梦龙（小说）等作为李贽的朋友、学生或倾慕者，则在各自的领域有意识地推动了这股浪漫思潮。

这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思想解放时期，各种人物洛个学说互相辩驳，相互影响。作为当时文坛的知名人士，屠隆结交广泛，与王世贞、王稚登、沈明臣、王士性、顾养谦、汤显祖、邢侗等都有深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汲取思想、交流情感，使之日渐丰富，形成自己的文学观与创作观。

王世贞为当时文坛领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官至刑部尚书，后七子之一，独主文坛二十年。自从万历六年（1578）屠隆与王世贞相识后，两人交往十分密切。王世贞《算州续稿》卷二〇〇有与屠隆书牍21通，屠隆《由拳集》、《白榆集》、《栖真馆集》有与世贞书牍22通。两人的唱和诗也很多。基于这种情谊，万历九年（1581）屠隆致书王世贞，请其为屠隆之父作墓志铭。信中说：“先生文字，上帝所重……不肖仙得幸于先生，数年来以，绝不敢以笔札之役仰溷长者。即先君弃不肖十六年于兹，而以家世贫贱，故尚在浅土，未得镶片石而铭也……尝私撰一行状，未敢经以为请，谨斋沐奉叩。倘长者以不肖故，怜而破格许之，容以状往，悚息听命矣……先子之铭，十六年不敢向长者长跽乞铭，而迄今尚不欲得他人文字，此其情可念也。惟先生图之。”（《白榆集》卷八《与王凤州先生》）王世贞接信后，便以回复：“向仓卒具草，不足为先公地下重，万毋灾石也。”（《弇州续稿》卷二。。《书牍·屠长卿》）但在屠隆恳请之下，决定为其父写墓志铭。他对屠隆所赠的扇面爱不释手，在给屠隆信中说：“扇头五六言绝，把玩不忍释手……足下五月初当为太公效不腆地下，苟必欲露丑于石，则章藻其人也。余不多及。”不久便为屠隆父亲写了《屠丹溪公墓志铭》（见《弇州续稿》卷九三）。由于长期追随王世贞，两人相知日深，王世贞将屠隆列为“末五子”之一，屠隆也将王世贞作为自己平生少有的石友之一。

沈明臣是明代嘉万年间三大布衣诗人之一。“以雅道倡东南，名动海内。”为鄞县栋社人，与屠隆是同乡。居隆少年时即对他仰慕有加，神交十年，虽同为鄞县人，却无缘相见。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人在前任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的引荐下，才得以相见。这次会面给屠隆留下了深刻印象。屠隆在《沈嘉则先生传》中回忆那次会面时说先生一日偶于张司马公所见屠子所为诗若文，叹曰：‘耳屠生十年余，乃今得之，当亦一快士，敢从公乞一见。’司马公曰：‘若欲见居生乎？吾为若致之。’一见若平生。”从此两人来往密切，“每会必达曙”。《东海高士歌》一诗表达了屠隆能以结识沈明臣为幸的心情：“嗟余不拜紫芝颜，怀人梦寐徒十年。仙凡咫尺隔林樾，烟耶雾耶两茫然。司马爱才为招聚，一见把臂观如故。往来共在天地里，何事当时不相遇？”两人惺惺相惜，沈明臣称屠隆为“李白再世”，屠隆誉沈明臣为“真非常人”。“嗒然心折先生，愿北面称弟子云。”并向王世贞推荐沈明臣。自相识后，两人经常登山临水，饮酒赋诗，快意当前。沈明臣好穿绯衣，或与二三好友坐长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观者如堵，人称“绯衣公”。屠隆的《由拳集》中有不少两人诗酒唱和的作品。这一故乡的诗人以其“声律雄大，与龙伯争长”的气魄深深影响了屠隆的创作。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为明代著名戏剧家，万历十一年（1583）时，屠隆与汤显祖两人同在礼部，屠隆任礼部主事，汤显祖任礼部观政，自此结下终生友谊。（参见《白榆集》卷一《赠汤义仍进士》）后屠隆被削籍回乡，汤显祖也量移至浙江遂昌为知县。为此，屠隆两次到遂昌与汤显祖相会。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天，屠隆应汤显祖“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虚。羊沟蚹谷，何得游赤水之珠”之请，由鄞县南下天台、历雁荡、渡瓯江、过丽水，直至遂昌看望汤显祖。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使汤显祖欣喜而歌：“空谷逢人亦快哉，平昌一塌自仙才。即看山色排云起，似听泉声喜客来。折简到时朝寄发，倾筐迎处夜筵弁。长卿大有闻琴兴，许傍琴堂更筑台。”（《松阳周明府乍闻平昌得纬真子……》）屠隆则对汤显祖的政绩大加赞誉。在遂昌的日子里，他们不仅游山玩水、对酒诉怀、诗歌唱和，而且对戏剧创作进行研讨。此时汤显祖正再次修改《紫钗记》和批订《董西厢》。屠隆作为戏剧名家，自是汤显祖的同道，于是两人灯下共研《董西厢》。“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长卿曰：记崔张者凡五人：北则人知有王、关，而不知有董；南则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陆。为子玄称冤。并以婆罗园题评见示。且欲易余董本。余戏谓长卿……今日请以婆罗归屠，玉茗归汤。乙未上巳日清远道人纂。”（汤显祖《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由于文学观念的相近，他们都认为《董西厢》的精华是“情”，汤显祖从中认识到“情”被“理”缚的社会实际，从而萌发了创作《牡丹亭》的冲动，屠隆则从中激起了细叙情之所困的创作欲望。

当年的秋天，屠隆再次到遂昌访汤显祖，这次意外来访是因为屠隆欲会蒙冤遭捕的前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吕而不得，回乡途中，悲从心起，又未能得舒而转道遂昌，再访老友。由于这个背景，这次相会悲喜交加，感叹难已。但既是知交，总能心心相印，在等待丁吕的消息期间，屠隆重读汤显祖的诗文。看后屠隆肃然起敬，曰：“令德日新，而诗道亦且日进。登峰造极，是天之所以陶冶义仍斯完矣。”当从南昌探听消息的人带来丁此吕的决绝词时，屠汤两人“各泣不能读，起罢去”，并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中离别。在飒飒的秋风和潇潇的秋雨中，汤显祖在九华山馆为屠隆饯行，还冒雨送过七津渡，直到城北三十里的侵云岭，才在难分难舍中怅然而别。

在此期间，屠隆还为汤显祖的《玉茗堂文集》作序，序中对汤显祖盛情邀序表示感谢：“义仍不可一世，而胸中犹似着么么屠生。每谓诸生言，吾此编非长卿莫可序我。”又盛赞汤显祖的作品和为人：“豪宕激人，或骤惊四筵，无当独赏，幽洽自喜，或止宜野唱，不勰雅音。夫诗乌有兼长哉……庶其兼之，今天壤之间，乃有义仍。”“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秣而不伤其骨。”（居隆《玉茗堂文集·序》。屠隆之序，可谓一语破的，高标确论。为此，当万历二十四年（1596）汤显祖要梅鼎祚为《玉茗堂文集》作序时，梅鼎祚提出耍光看看居隆之序，方能下笔。信中言：“长卿（屠隆）诙朗鸿肆，诚有之。至若精融，奇博，恐尚隔数尘。弟大悔少作，近稍窥见一斑……承属为序，不敢以羔紬嫌。然须一阅屠、帅序，宜于此外别出一意。”（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九《书牍·答汤义仍》）

两位文学大师的这种友谊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人生和作品。

屠隆在与汤显祖、袁宏道、袁中道的交往中，逐渐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文学思想完成了由格调派向性灵派的演变，兼以其“疏狂”的个性品格和“狂放”的精神气质，明显地表现出个性解放的人格色彩，成为晚明文坛浪漫思潮的重要人物。

屠隆诗论、文论中的基本观点是“性情”说。他在《娑罗馆清言》中直言：“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则性灵何害？”（《娑罗馆清言》卷上）而在《唐诗品汇选释断序》论诗，首句即谓：“夫诗，由性情生者也。”在《与友人论诗文》的结论中，又强调说：“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当时中国文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十分广泛。前后七子论诗，言必盛唐，于是屠隆论诗必涉“诗必盛唐”之题。盛唐诗家首推李杜，屠隆认为李白的诗作更具艺术意味，评说“杜深于赋，而李独长于兴。李太白凌空驾语，务言言潇洒”（《由拳集》卷二三《杂著·文论》）。屠隆不仅倾慕李白的性灵才情，而且常仿拟李白作乐府体诗歌。正是李白的性灵才情、歌诗性情，使屠隆幡然醒悟，洞察前后七子复古的种种弊端，激发他力主“性情”之说。对于杜甫诗，屠隆亦盛称那些“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所具有的悲壮瑰丽、沉郁顿挫的意蕴情绪，并借以证明成大器的诗作“资性则然”，以此指斥复古派的“今之王李”实则语法唐人形式，虽务为工致而仅仅模仿毛皮而已。他认为诗人的才情一旦被杜甫作诗之法、格调韵律所束缚，则任你刻画斧藻，都将难以达到化境。他主张诗歌创作需要才情、妙悟和灵性：“诗道之所为贵者，在体物肖形，传神写意，妙人元中，理超象外，镜花水月，流露回风，人得之解颐，鬼闻之欲泣也。”（《鸿苞集》卷一六《论诗文》）才情、妙悟、灵性水乳交融后方合为性情，这便是屠隆诗论“性情”说的内涵。

屠隆的文论，更在“性情”说基础上，强调情欲抒发。《鸿苞·诗文》篇在批评复古派诗文的弊病后，概括说：“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设，如楚学齐语……鸦为鹊鸣，其何能肖乎？故君子不务饰其声，而务养其气，不务工其文字，而务陶其性情，古之所以藏之京师，副在名山，金函玉箧，日月齐光者，非其文传，其性情传也。”这就道出了他的观点，即“性情”是文章内在的本质，是文章的神髓。屠隆认为文章是创作者以个体己身之情性，抒写社会人类之情性，文字只不过是传达性情的载体。他对社会上的人忽视性灵的现象深为不满：“死汉鞭挞，不疼觉疼，原非形壳；僵屍爬搔，不痒知痒，自是性灵。人奈何轻生灵而重形壳乎？”（《续娑罗馆清言》）这种观点突出地肯定了“性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于是在他的诗文中纵横才华，畅所其言以尽显其性情。故其文多大气磅礴，真情激荡而使人心弦为之摇动。

李贽曾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而致乎？”屠隆则“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设”。其主旨都一脉相承。李贽的“矫强”和屠隆的“欲强作假设”，都直指儒家所谓“礼义道德”。他指出：“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际，所以示劝惩，备观省。”更明确地道明他针贬礼义而刻意渲染以陶顺“情欲”的自然抒发来塑造文学形象的观点。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晚明文艺思潮中所出现的一种狂放精神。异端思想家李贽的狂直，徐渭的狂怪，汤显祖的狂狷，袁宏道的狂率，屠隆的狂诞……这些在各具个性、最有创造性的文学大家中所体现的共同的精神特征，如此鲜明地出现在晚明文艺思潮中，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精神现象。思想的异端往往与精神的狂放紧密相连，因而使狂放精神同时具有个性偏执和思想激进的双重特征。明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被时人称为“人欲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封建社会由高度成熟而导致的极端腐朽行将崩溃的时代。处于这种时尚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是巨大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赖以生存的封建王朝能延续下去，于是千方百计寻找使之“起死回生”的良方；另一方面又因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其必亡的现实性而发出诅咒。由于士大夫这种绝望的和极深刻的痛苦，使他们沉湎于色情之中而攫取暂时的兴奋和麻痹，因此整个社会以纵欲为荣，纵情为乐。汤显祖通过《牡丹亭》揭示了“情欲”的不可遏止的巨大力量；袁宏道认为人的“情欲”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当著名戏曲家臧晋叔因与娈童“游乐”而被弹劾罢官回乡时，汤显祖竟写了《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之诗以送行，诗中有“长卿曾误宋东邻”句，便隐喻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以及与宋妻的暧昧关系。尽管此事于屠隆并非事实，但外界却有此印象。在这种时尚中，屠隆更是恣情纵欲，对挟妓游冶充满向往：“沈郎挟吴娃泛五湖烟雨去，便谓足下买江阴棹矣。不意尚留王先生斋头，昨遣一讯王郎，缺足下书，奈何为情？沈郎买一丽姝而足下挟龙阳，平分风月，大闹吴门，两太史无赖，东南淫雨疑二足下所为。《由拳集·与冯开之》卷十七）追求-一种“醉蹋侠斜，回盼娼家，酒支千日，门有万里”的放性适情的自由生活（《由拳集·与冯开之》卷十四）。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最终导致他晚年因患花柳病而死。当这位文学大家苦于性病的折磨时，“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却写诗十首相贺，并美其病为“情寄之疡”。其诗名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毁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中一绝如此写道：

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其社会风尚、文人习性，由此可知大略矣。散文名家李国文在《屠长卿之死》中称屠隆为我国第一个因性病而死的文人，语多讥消，其实是厚诬屠隆。当时时尚如此，士风如此，实不应苛责屠隆。李先生虽多崇论宏议，于屠隆之评却有失客观公道矣！

正是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尚、这样的生活，使屠隆荡性于爱河之流，寄情于声色之中，以摆脱官场羁绊为啸傲，以追求情欲通脱为极致。其郁积在内心的“情欲”通过其诗其文、其戏曲小说、其论说书信而得以发泄表达。屠隆在其著作《鸿苞》的自叙中说：“世人之生老病死，一戏场中之离合悲欢也。如来岂能拾此戏场而度人作佛乎？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鸿苞》说：“其言放诞而驳杂……盖李贽之流亚也。”既指出了屠隆文学理论对正统的儒教道学的反动，也说明了屠隆在晚明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屠隆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多方面的，诗、文、戏曲、书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明史》本传说他“生有异才”，“落笔数千言立就”。屠隆在给友人信中，自叙其所作，束发操觚，睥睨一世，长篇短什，信心矢口。他在《鸿苞·销夏言》中说：“余十五年来，裁翰札、撰文学，无论长篇短章，多即至累百千万者，率信笔一挥。”走笔极快，往往在谈笑之间，数百言长诗就脱颖而出。他的文学才能曾得到王世贞、汤显祖等人的激赏。王世贞多次称他为“真才子”，“驰骋缙绅间，亡抗衡者”（《弇州山人续稿》）。他死后，其友张应文称赞其文学成就说：“万历中元美、伯玉先后没，海内遂推居士为词宗。居士天才宏丽……而学无所不窥，吐词提笔，万斛泉倾，士相顾惊服。”（《鸿苞居士传》）更重要的是，屠隆不仅善写正统的诗文词赋，而且也熟悉戏曲、小说，乃至如《开卷一笑》之类的民间游戏文字。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人群作技。”屠隆不但能演出，而且擅长编剧，有《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三部传奇传世。《彩毫记》共42出。剧写唐代大诗人李白与妻子许湘娥俱清虚慕道，两人历经人间磨难终于得道，李白、许湘娥夫妇得以同证蓬莱仙卿，合许升跻成仙。该剧写李白生平传奇，既具文采，又张声势，实为屠隆以李白之杯浇心中块垒，因此声情并茂、文采斐然。现以二十出《乘醉骑驴》中表现李白狂傲个性的《梁州序七》为例，看其文辞风格。

[生]我有时向王侯门衔杯潦倒，有时向田父老插杖逍遥。乐乐乐，那月明荡入芦花棹，受用的风生浦口，受用的露满蓬梢，受用的凫雏雁子，受用的兰笋菰苗。乐乐乐，舴艋儿夜泊溪桥，祓襫儿冷挂山椒。乐乐乐，准备着青钱酒馆歌楼，青钱酒馆歌楼，受用的是唤客绣裙花袄，醉的是殢人玉管金箫。任河汉星低，帘板月晓，两眉端不挂闲烦恼。直待把公侯藐，乾坤傲，永不踏红尘向市朝，真唤做圣世渔樵。

曲中的海上钓鳖客的形象是何等伟岸，何等潇洒自在。这既表现了李白逍遥放旷的个性，也反映了屠隆狂放孤傲的性格特征。《昙花记》写唐代定兴王木清泰有一妻二妾，均美丽贤惠。一日清泰郊游，受二仙人所变的醉僧和风魔道人点化，随之而去。临行，与妻告别，并植昙花于阁眉他日成道，昙花开现。二仙以种种变幻考验清泰，清泰都经受住了。十年后，大道已成，清泰回家点化妻妾。恰逢阁中昙花盛开，于是阖门飞升。全剧文词华美充畅，说世情更醒目。《修文记》以其身世为原型，剧中人物之名如子玉枢、玉璇，女湘灵，也与屠隆子女同名。剧中写固陵人蒙曜因家庭变故，遂别妻云游，遇慧虚仙师，知己乃文昌宫星主谪降，女升天，子受罚，于是回家与妻子双双修道。因女儿湘灵升修文仙史，家中建修文阁供养。全剧结构起宕开合，穷其行姿之趣，其文辞也文采足观。三部总名《风仪阁乐府》，这三部传奇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分别为李白、木清和蒙曜，但实际上都是屠隆的自寓，他通过这些人物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是明代戏剧中典型的“书怀写惯”型戏曲。这类戏曲一般都有自传性质，要么是把个人生活中的现实经历写进戏曲，要么是心灵、精神的自传，虽然情节不是以自己的现实经历为原型，但其中所宣泄的情绪、表达的精神世界却是自传性质的。屠隆的这三部传奇是非常典型的自传体，既把个人经历写进戏曲，更注意表达个人的精神气质。同时，作为文词派的殿军，居隆的传奇曲词骈俪文雅，喜欢用典。他继承了骈丽派的风格，但在体例上也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屠隆的戏剧作品在生前大行于世，因此当时屠隆在剧坛上的声名比汤显祖还响。在文学史上，屠隆的戏曲成就也列名甚上。明代著名戏曲论家吕天成在《曲品》中将屠隆列为上之下，称“屠仪部逸才慢世，藻句惊时。太白以狂去官，子以才蜚誉，偃姿于娈姬之队，骄酣于仙佛之宗”（《曲品·上卷》第75页）。屠隆还对小说《虞初志》、《艳异编》加以评点，对小说的形象塑造、对话描写都有独到的看法。

屠隆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除文学创作外，他还精于书画。论画重“意趣”，主张写画要“意趣具于笔前”，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远”，而应以意趣为高，字画要以“天生活泼为法”，要妙合天趣，“不能只求”纸上形式。这一见解对后世画家重视的“神似”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书法方面，尤善行书和草书，运笔严谨，功力深厚，矫健圆活，追求意趣。

屠隆由于才思敏捷、涉猎极广，文史兼通，因而著作极为浩富，主要有《篇海类编》二十卷、《却西番记》一卷、《补陀洛伽山志》、《读易便解》四卷、《荒政考》一卷、《鸿苞集》四十八卷、《由拳集》二十二卷、《娑罗馆选稿》、《归田词》、《娑罗馆清言》、《观音考》、《破迷论》、《考槃余事》、《游贝稚编》、《汉魏丛书》等20余种。

屠隆还是一个博物学家和藏书家，对古董收藏鉴赏、文娱清玩、造园陈设等颇有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书笺》、《帖笺》、《画笺》、《琴笺》、《香》、《茶笺》、《纸墨笔砚笺》、《斋清供笺》、《起居器服笺》等，在今天的文物收藏界、文化艺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藏书楼称“古娑罗馆”，所藏之书以戏曲、诗文、书画为特色。藏书印有“飞仙阁”、“古娑罗馆珍藏”等。屠隆还刻书多种，现知有《董西厢》、《唐诗品汇》、《竹箭编》、《明月编》、《春秋繁露》等。

三、《金瓶梅》作者说屠隆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名著。它一改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视角，将市民和世俗生活作为观照的对象。《金瓶梅》以一个家庭为对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群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女子，栩栩如生地演出了她们的戏剧人生，申明了她们生而为人的权利。这是一曲壮烈的人性张扬之歌、观念变革之歌、个性解放之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典范。在这里，宗教的灵光、政治的庄严、道德的高尚、神灵的法力、豪侠的勇武、佳人的钟情，一概被淹没在芸芸众生物欲、情欲的血沫之中。在作者笔下展开的五彩缤纷的世俗画卷中，围绕西门家族的两个社会扇面的人群——为官者、为民者的心态世态被揭露无遗。围绕这一幅幅浊流奔突、混沌未开的世俗社会的画面，我们可透视到那彻骨的悲凉，那无以复加的惨淡，聆听到作者深沉无望的叹息。正因为如此，《金瓶梅》一出现便震动文坛，成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典范之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明代人情小说时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又指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全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康熙间，更将《金瓶梅》推为天下第一奇书。由于《金瓶梅》作者未署真名，因而四百年间，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猜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成为“金”学研究中的第一悬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考证、寻找《金瓶梅》的作者也自然成为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清康熙间谢颐提出作者应是王世贞以来，至目前研究者根据各自材料和研究，已提出了70余位《金瓶梅》的作者，其中较重要的有王世贞、李渔、卢楠、薛应旗、李贽、徐渭、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屠隆、刘守、冯梦龙、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18人。尽管言者各有所据，但《金瓶梅》的作者（或改写者）只能是一个，要完成这一部旷代未有的文学巨著，作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那么在这18位候选人中，谁最有条件充任这一巨著的作者呢？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以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来说，只有屠隆最有这种资格。

首先据吴哈先生考证，《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从袁宏道最早提出有《金瓶梅》的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证实，《金瓶梅》成书不晚于该年。据此作者应是主要生活于万历时代的文人，这18人中有李贽、赵南星、汤显祖、沈德符、贾三近、冯梦龙、屠隆7人。李贽之说在清代乾隆时已由提出者王昙自行否认：“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引自《金瓶梅考证》）赵南星为当朝大吏，生活年代又略后，亦无证据可证其所作。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盛赞《金瓶梅》，并惜其未能一窥全貌，并推定《金瓶梅》为嘉靖大名士所作，因此他本人就无可能人选。汤显祖生年略迟；冯梦龙生年太晚；贾三近（1542—1592），虽从其生平、宦踪和文学修养方面看有可能著《金瓶梅》，但从其哲学基础、生活经历、人生态度和文学才能等诸方面考察，似难以其精力和才气完成这一旷世巨著。于是一个个“候选人”被排除，只剩下了屠隆。

屠隆为《金瓶梅》的作者，最早由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于1983年提出，稍后，台湾学者魏之云先生予以支持。此后郑闰、李燃青、周靖竹诸先生又从多方面予以论证，使屠隆为《金瓶梅》作者的理由渐臻充足。

研究者从作者的身世、思想、性格、作风等方面的推测后普遍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人。作者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乃至游戏文字等，而屠隆在这些人物中又最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屠隆出生于商人之家，鄞县城又是明代后期对外贸易的要津，海外私人贸易使宁波城在万历时已成为商业繁盛的东南重镇。屠隆对经商的酸甜苦辣自有切身体会，而且熟知官商富贾的时尚风习。屠隆的族兄居佳和友人汪廷衲都是以官商致富的，屠隆还交了很多商人朋友，因而在屠隆的文集中有多篇商人传记。其中在《寿李翁六十序》中说：“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为贾竖小节耳，不知此亦英雄长算之余也。……已而乘巨舰，出五湖，依鹤夷子故事，即策贾成败无不奇中者，会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数千金。……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财贾怨，平生不作儿女子仁婿人，而人亦无有甘心于翁者，此其智计岂浅小哉。”在这类传记中表达了屠隆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和评价，即他对商业人才的重视和尊重。他既直接提出贫贱不如富贵，不讳言“利”，不讳谈对富贵的向往、对享乐求欢的羡慕，又多次谈到经商需要“智计”，要“善算成败”。他肯定商人中有很多人才，“贾盖有豪杰焉”，“而世之起贴括，都贵什、朱丹其教者，未必尽若”（屠隆《白榆集·程处土传》卷十九）。对商人的肯定和赞赏，使屠隆有了很多商人朋友，因而对商业活动和商界内幕也非常熟悉。《金瓶梅》中以商人之身交通官吏、把揽词讼、兴贩盐引跻身官场，又以官吏身份从事经商的西门庆这一艺术典型，是屠隆久睹商场风云后所最熟悉的一类人。

第二，屠隆的人生经历极其跌宕蹉跎。屠隆少有才名旭在考举人时却屡试不中，然而中进士后又一帆风顺，正当他一展才华、纵情人生之际，却忽被弹讦罢官。这一打击，使他看到世态炎凉、人心险恶。此后屠隆穷困潦倒，以至靠卖文乞食度日，连从前的好友，也都成了陌路人：“炎凉聚散，：朝暮迥若两人。何论龌龊者夫？即号称当世之有道石交，顿改面孔。”（《答李玄白》）个人的不幸、社会的黑暗，使屠隆把“炎凉聚散”作为《金瓶梅》的主题之一，带着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写尽政治的倾轧、世态的炎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欺骗以及人心的阴险，也是很自然了。

第三，谁都承认《金瓶梅》关于情欲的赤裸裸的描绘实在是惊世骇俗的。正由于此，《金瓶梅》不仅有“淫书”之目，而且被视为“淫书之首”、“古今第一淫书”。这自然是道学家的偏见所致，但不能不说与该书作者醉心于此和对人欲有自己的理解有关。《金瓶梅》成书于中国社会大转折之时，漫长的封建社会已处末世，而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色彩的商品经济作为一股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廓清前行的障碍，冲击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教，情与性便成了投向礼教的两把锋利之剑，反映在文坛上便是浪漫洪流，《金瓶梅》与《牡丹亭》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从这一意义上说，《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以其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这一切又与屠隆的情欲观相同。屠隆对“好色”予以肯定。对情欲也有深刻理悟。但他40岁后学道，讲究清心寡欲。学道的要求与他认为情欲为人性所固有的矛盾让他为之苦恼。同时屠隆多次表示：“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如仆外缘遣尽，此情亦复不减，可畏哉！”（《白榆集·与王辰玉》卷十三）“华屋朱门，过王侯而掉臂；黄头悬齿，对儿子而伤心，高人之轻富贵也易，断恩爱也难。”（《婆罗馆清言》卷下）“独苦名欲根不断……（某）又三年治欲，若屯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般不破，若以巨石压草，石去草生，若以冷泉沃渴吻，暂时清凉，过而复热。独可奈何哉，尝借上清之剑斩之，逾年而不动，业自谓已断其后，忽不觉复动，乃知其根固在也。……根之所在难去若此，即圣人不能离欲，亦澹之而已。”（《白榆集·与李观察》卷九）屠隆这种既想“治欲”而又觉得欲根难除的矛盾，也在《金瓶梅》中通过色空观念和宿命论色彩表现出来，使之既极写西门庆的淫逸放纵之乐又归之于色空，从而达到警世之效。

第四，屠隆从贫贱到发迹，再陷困顿，使他既了解做寿、朝见、出葬的繁文缛节，也深知下层市民的艰辛困苦；而北上京师，做官颍上、青浦，游赏武夷又使他广涉明代中国的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及各阶层的悲欢哀乐。跌宕蹉跎的生涯和游宦南北的经历，使他有条件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人情小说。

第五，《金瓶梅》作为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有大量的诗赋词曲以及大量戏曲史料。而居隆不仅才思敏捷，下笔千言立就，而且于诗文词赋无所不能，且有三部传奇留世，并评点过《质初志》等小说。从文学修养来看，屠隆完全具备条件创作这一部“文备众体”的小说；而且《金瓶梅》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水秀才》中的诗文，正是屠隆所作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经学者考证，这一诗一文所述主事与年数均与屠隆生平相合，并于此确证了一纳先生屠隆即为笑笑先生，与《金瓶梅》作者笔名“兰陵笑笑生”相合；而且屠隆号赤水，小说中唯一未出场的读书人是水秀才。为此有学者认为这是讥讽屠隆性格怪诞，其论固有所据，但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何尝不能视为作者的自报家门呢？

第六，屠隆与《金瓶梅》的最初流传者具有特殊关系。据《万历野获编》、仙林经济籍》等记载，万历年间拥有《金瓶梅》“全本”者仅有两人：一为刘承禧，一为王世贞，而这二人与屠隆均关系密切。刘承禧在居隆最困苦之时曾全力资助，使屠隆深感其德，称“万念俱灭，此义不泯”。王世贞则大力标榜屠隆，将其列名于“末五子”，使之文名大盛，可谓有知遇之恩，是屠隆石友。而且除刘、王两人拥有《金瓶梅》外，屠隆还将《金瓶梅》的手稿藏于家中。《屠氏先世见习录》引李昌昱《汇川闲谈》记载说：“里党相传，屠仪部（隆）没后仙去，有人于天台道上见之，嘱其寄信家中。平素以履朱写，藏在其箧中。其家觅之，果然。”这部密藏于石匣之书由屠隆族孙暨文友屠本畯得之后作序流传。

第七，《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戏剧演出或演唱最为丰富的一部，刘辉先生在《〈金瓶梅话词话〉剧曲品探》的序中说：“从《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嘉靖及其之前的整个戏曲活动，举凡声腔、剧种、剧目、演出形式，无一不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被冯沅君、赵景深先生所关注。这就表明，《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一个深谙戏剧创作、熟悉各种戏曲的人。而嘉靖、万历年间最卓越的戏曲家无疑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但当时比汤显祖更有名、更受大众欢迎的戏曲家却是屠隆，因为屠隆不仅会写剧本，更重要的是他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不涉猎，无所不能，因而经常客串演出，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如果说汤显祖因缺少舞台实践而使曲律有时不协的话，屠隆则是一个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戏剧全才，一个时常弄出绯闻、轰动朝野的文艺明星，因此，他所写的戏贴近观众、贴近现实，深谙观众口味。剧中多用旁白、力求通俗，所以很受市民欢迎。《明史》说他的戏，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都“大行于世”，是当时的畅销剧。他对戏剧的特别爱好和丰富知识，使之在《金瓶梅》中呈现“最为丰富、详赡”的戏曲描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第八，《金瓶梅》虽然以山东临清为故事发生地，人物语言多是北方语系旭其中时有吴越方言夹杂，几乎每回都有，多的一回中有十多处，少的两三处，全书竟达四五百处。最典型的是几个宁波方言用语，如“顿羹顿饭”、“下饭”（指菜肴），“弄耸”、“弄松”（指恶作剧）。这些只有在宁波长期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的方言词语怎么会被用进《金瓶梅》里？那只有一个理由，作者应当对宁波方言相当熟悉。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万历期间可能写《金瓶梅》的文人中，只有屠隆才符合这个条件。

第九，从屠隆自己的书信中，也透露了他写《金瓶梅》的消息。经过许多学者考证，学术界基本上同意这样一个观点——《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其创作的时间应该是万历二十年（1592）。屠隆在这个时期与他的好友王稚登的书信中透露了这个信息。屠隆罢官回乡后，闭门谢客，精心创作。因此他在《与王百毂（稚登）书》中写道：“仆以贫故，户外之履渐少……日坐卧其中，手一编市朝升沉起伏变幻事，一切不入于野人之耳，以此毕吾余生，足矣！”能使这位才华横溢、才艺绝伦的作家感到“余生足矣”的作品是什么？那就是描绘市井民间、朝廷官场“升沉起伏变幻”的长篇世情小说——被人们惊诧地评为横空出世的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最后却是最重要的理由。据吕珏（郑闰）先生考证，屠隆为鄞县屠氏八世祖，屠本唆为十世孙，因而“年差一岁，分联祖孙”。屠本畯称屠隆为叔祖，而鄞县屠氏于宋理宗时自常州迁鄞，古常州为南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因而兰陵笑笑生当属屠隆。明末有一部笑话及游戏文字集，叫《开口一笑》，亦称《山中一夕话》，此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后面又改题为“卓吾先生编次，一纳道人屠隆参阅“。据此，可以推定一纳道人屠隆与笑笑先生是一个人，而且众所周知，在《金瓶梅》的所有序论中，最早最权威的序言为明万历丁巳（1617）刻本的《金瓶梅词话》欣欣子所作的序言，该序后自注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而屠本畯所居宁波府家址在鉴桥头乾溪里。屠本畯万历二十九年（1601）冬罢官归里后，自号憨子、太憨生，称乾溪为洗墨溪，命乾溪里为明贤里。在杂剧《饮中八仙记》中自叙家住洗墨溪畔明贤里。而屠本畯又号欣欣子，屠隆与屠本畯曾隔屋相住，于“楼头毗连处开一牖，辰州（屠本畯）下笔时所有疑难，每呼仪部（屠隆）相质”（《屠氏先世见闻录》卷一），因而特加明贤里之轩也属别有深意。既然屠氏先世为常州人，而屠隆又号笑笑先生（即笑笑生），那屠隆称兰陵笑笑生自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曲名”罢了。而笑笑生的著作又由住于明贤里的欣欣子屠本畯作序，其间理由不需解释亦可明了。屠隆、屠本畯与《金瓶梅》的关系即屠隆为《金瓶梅》的作者，屠本畯为《金瓶梅》的作序者和使之广泛流传的收藏者。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据目前国内外“金”学研究的成果来说，《金瓶梅》的作者之谜——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已取得令人欣喜的进展。尽管我们还不能最后确认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在明万历年间的文学家中，只有屠隆才最有理由、条件和资格被认为是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

屠隆这个16世纪中国文坛中充满叛逆意识和狂放精神的文学奇才，也许正是以旷世奇作《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洪流中掀起一个令人目眩的惊涛，使中国的小说第一次享誉世界。其虽因“性情”殉其天职，却也因此获得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