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记老舍》

老舍是属牛的，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也有80岁了(生于1901年;另一说，生于1899年)，但他死时才67岁，未能尽享天年。

老舍的略历

“老舍”是他的笔名，本名为舒庆春，号舍予，是北京旗人，属于正红旗。北京旗人就是满清的后裔，在那个时期，满清贵族们是非常注重礼节的，无论平常在家或出外都有许多礼节要确实遵守，在各种场合所说的话和一般的北京人也有差别。在我而言，谁是旗人、谁不是，我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来;旗人说话的腔调乍听之下，不容易立刻分辨;但是若加上动作，看起来能立刻辨别出来了。还有一点，许多旗人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老舍可说是旗人中的旗人，尤其具备旗人风趣的特性。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这只是一所普通的师范学校，相当于高级中学的程度。后来他没有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求学。他差不多毕业于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毕业后就在一所小学当教员。但是他天生资质聪敏，悟性又高，他的学力比他实际上的学历要高得多。民国十七、八年时期(1928、29年。另一说，他1925年去伦敦)，伦敦大学的东方学系(Oriental Study)在北平要招聘一名能讲标准北平话的教授(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把“北京”改成“北平”)。当时北平西城教会就推荐老舍去了，在那时老舍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两册小说已经出版。他的名气从北平到江南都非常响亮。
老舍在英国停留了三年，教过的学生相当多，他那一口标准的北平话，在学生群中的名气相当响亮。后来他的讲课并且灌制成了唱片，销售得很广。

在山东执教鞭

老舍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回国，先后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和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所开的课是比较文学。又由于他在英国三年，所以英文讲得也相当流畅，而且他对于英国文学也相当钻研，有机会就研究，故他对英国文学有相当的了解。
当时，在山东大学只要是老舍的课，教室中总是挤得满满的。因为他有着一口京腔，声音又清朗，发音清晰，加上音量大，更主要的是他的幽默感，令听的人往往忍不住捧腹大笑。可是在大家笑得不可遏止的时候，他自己却是一副淡然的神色，不露丝毫笑容。再加上课讲得好，所以学生格外感到有兴趣;更何况他讲课时的用语不同于他人，当他讲到皇帝、大臣，或是宫中人役时，就用这些人的口吻来说话。但当他讲到贩夫走卒、市井无赖时，口气一变，用的又是粗野鄙俗的低级话儿。因此，使听的人有种异样的感受，而无论是听他讲高尚风雅的话，或低级粗俗之言，都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我和老舍的交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我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版《小公园》做主编的时候，他常寄稿子来，一度我们曾靠鱼雁往返而联络。当时他正在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曾寄给我一篇短篇小说;我和他会面则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间，那时正逢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的期间，北平已被日军占领，日本特务机关最密切注意文人各项行动之际，他单身从故都秘密转到汉口。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老舍写来的，问我什么人在武汉。当时我在天津《大公报》汉口版的副刊“战线”任编辑。《大公报》在日本占领天津后，于8月5日停刊。随后北平、天津大部分文教界人士，在那个时期陆陆续续的从北平逃往南方。有的正在南下途中，有的则预备逃往海外，老舍就是其中一人。他、沈从文、朱光潜、谢冰心都是在这段时期先后离开故都的。
我收到明信片后，立刻雇车前去与他相会。他住在汉口旧德国租界地华清街的亲戚家中。那时我正好是那一区域邮政支局局长，对那一带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我见到他时，已是夜晚，他坐在不太大的客厅中。暗淡的灯火下，显得非常疲惫。
我说：“老舍先生，您从北平到汉口来，真是非常高兴与欢迎!不知您来几天了?旅途想必十分辛苦吧!”
“是的，谢谢您!我已经来三天了，我是从报纸上看到您的大名，得知您在汉口，所以立刻写信给您。在逃亡途中，我受到很大惊骇，好几次都碰到日本兵，直到现在仍惊魂未定，精神不安呢。”
他详细的回答了我的问话。他是怎样从北平城中逃出来，搭乘什么车先到保定，另外在石家庄时他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说他是先步行到北平附近乡村，在乡下一个车站转搭平汉线的火车南下的。平常时日，从北平到汉口只需一日便可到达，他却经过了7天才到达汉口，其中劳累情形不问可知。
我和他聊了一会之后，话题转到武汉其它作家的身上。当时从上海来到武汉的有郭沫若、茅盾、姚蓬子(姚文元的父亲)、楼适夷等人。从北方来的有何容、老向等。他听了之后显得非常高兴，精神也振奋了不少。那时上海许多作家的名字都知道，但并没有见过面。我就对他说：“您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有机会的话，我替您和这些人引见引见。您先把从北平逃出的一路经过写下来，我替您发表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您已来汉口了。”
他立刻答应了。没几天，他写好了文章，我就在副刊“战线”版上刊载出来。我又设了一个小宴席，请了若干作家替他们互相介绍。而且他也不久便成了冯玉祥将军府中的贵宾。生活有了着落，后来还写了许多篇文章交我发表。

冯玉祥将军的客卿秘书

冯玉祥将军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地位仅次于“蒋委员长”，住在武昌千家街，是一个旧式的院落。在大门入口的地方，有旧日西北军的侍卫背着大刀站岗。在当时冯将军负有军事任务，常在军事会议上提供意见。在军事以外的时间，他仍要充分利用，他开始练习写白话文诗。自称为“丘八诗”。“丘八”就是“兵”。也就是兵的别称。他写好了诗，不知是否通顺，首先就要秘书过目并加以修正。这些秘书们对新文学了解不够，不能完全明了他诗文的用意，于是就向将军建议，聘请一位作家来修润将军的文稿。因此何容、老向先就被请入将军府中;何、王二人在中国通俗文艺方面是很有名气的，在当时，老舍、何容、老向三人是国内齐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差不多都是通俗文学，非常受到读者的欢迎。冯将军的府中把这三位大文学家都聚在一起，诚然是一时之盛。后来冯将军的“丘八”诗一篇接着一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版，一一印行。吴组缃、王冶秋、赖亚力及田涛等是后来的几位秘书。
冯将军对于文人是非常敬重的，对他们三人皆以“先生”称呼之。跟随在冯将军身边的人也同样以“先生”来称呼他们。中国古来的习惯，对于一个人最尊敬的表现，就是以“先生”二字来称呼。其次以“某某先生”表示(如老舍先生)，再其次则以“舒先生”称呼(舒是老舍的姓)。只称“先生”而不加上姓是表示最尊敬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在冯府中，上下称呼冯将军仅以“先生”称呼的原因。而其他人也是如此，不过他们三人彼此之间，是直呼其上下名姓的。
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曾经有两次在千家街冯将军的府中吃过饭。那时他们三人是“幕宾”身份，如同客人般一起被请出来吃饭;冯府中的伙食是属于中国北方人的口味，种类简单，(冯氏原籍为安徽巢县，但长在河北保定城北的康家庄。所以他说的是一口保定话，习惯上吃的也是北方口味。)譬如炒鸡蛋、炒豆芽儿、拌豆腐、煮花生米、馒头、稀粥、火锅(豆腐、白菜、粉条，再加上少许的猪肉)，这一类的菜肴。十几个人只要四五种菜，再加上一碗汤，绝对是吃得饱饱的。
冯将军的态度非常谦逊，总是说：“我在当小孩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知道上进，就只知吃喝，现在感到非常的后悔。幸而得到三位先生的教导，希望你们不要嫌我这个愚钝的学生，多多费心指点才好!”
像这一类的话，他说得很自然，却让听的人如坐针毡，因为冯将军那时是风云叱咤的人物，他的名声在全世界而言都可说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的三巨头(蒋、阎、冯)，他就占有一席之位。但是他却向比他年轻10岁甚至20岁的新进文艺作家学习诗文，却说他们是被委曲了，是“大才小用”。总之，冯氏完全不以自己地位为傲，真正做到了“不耻下问”。
有一次，冯氏的侍卫奉命去请老舍先生出来谈话，侍卫去而复返之后，冯氏就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侍卫答说：“我告诉舒先生，您有话对他说，叫他来一下。”冯氏一听，立刻变色大声责骂说：“‘叫他来’这个话你也能说!你应该很恭敬的说，我请他来。问他是否愿意出来谈谈话才对呀!”
由此可知，冯氏对于文人待之以礼，处处注重细节礼仪。而作家们拿到他的文章，也从不敢说：“不好，不好”一类的话。
老舍就这样在冯将军的公馆住了有半年多，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时才搬了出来。

活跃于文艺协会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在汉口市民生路的普海春大饭店举行开幕大会。冯玉祥也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出席，并发表了一篇激荡人心的演说。因为他是行伍出身，深知人类心理。他无论什么场合，说话都能引起共鸣。这天他穿着既非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也非军服，乃是一袭长仅过膝的灰布上衣，说长非大衣，说短又非短袄，叫人看了四不像。脸上挂着一抹诚恳的笑容，他的一席话，既有鼓励性，又有煽动性。
老舍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因为这时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说愿意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来共同抗日。因此，所有共产党及国民党的作家都大张抗日旗帜，从事宣传工作。当时郭沫若、茅盾、洪深、田汉、阳翰笙、马彦祥等人皆为共产党的代表作家。王平陵、华林、徐仲年、叶楚沧、邵力子等人则是国民党的代表作家。怎样把这两党的作家们调和在一起?经过一番仔细考虑，大家认为老舍才是最适当的人选。我和他都当选了理事，但是老舍特别被选出来做总干事。
这以后，他一直当了七八年的“抗日文艺协会”的理事兼总干事，活跃于文坛，对于文艺界作家间的协调工作贡献很大。
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国军从武汉撤退，军政中心也迁移到重庆。重庆时代的“文协”本部是在中一路张家花园36号。这个建筑物是一栋西式的二层楼房。起初还好，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屋中脏乱繁杂不堪。在抗战八年中，也成为文协作家们的招待所。梅林(姓张，广东人)在老舍的指挥下专门负责做总务工作。譬如白薇女士就是被接待的一人。

重庆新蜀报的寄居期间

这个时期，老舍住的地方是重庆下半城望龙门与太平门之间的白象街。那是《新蜀报》馆所在地。《新蜀报》社长周钦岳是一个新闻界的江湖人物，法国留学生，慷慨好客，广交游，很喜欢请客。姚蓬子是《新蜀报》副刊编者，他又兼文协刊物“抗战文艺”的主编。老舍就被周钦岳邀来作客，与蓬子住对面屋。我那时居家在白象街西端120号的三楼上。《新蜀报》在街中66号。最东边的是商务印书馆。这条街道因临江之故，商家多半是开报关行的。另有书店、报社等数家。晚上闲来无事，我常去老舍那儿闲聊天。老舍的房内，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外，就是一只书桌。桌子上总是摆着许多书和稿纸。他的原稿永远是用毛笔书写，一点一划都不疏忽，写得非常整齐，涂改的地方也永远用墨以方块涂掉。他后期的几部作品都在《新蜀报》这间光线不够、湿气十足，不满三坪大的房子中完成的。
在他的床上，无论何时，总是摆着一副骨牌(赌博用的)。他文章的构思常是藉以骨牌“过关”时或“拿大点”来启发灵感。所以这副牌，他是随身不离的。另外他好饮茶，尤其喜爱北方人喝的香片。抗战时期，大后方没有上等的香片，他就喝当地的“沱茶”(四川特产)，是四川名茶中的一种。他又非常爱吸烟，而且也喜欢饮酒。
《新蜀报》社长周钦岳素有孟尝君的雅号，爱请客，喜欢摆龙门阵。他时常开宴席招待新闻界和文艺作家，不醉不归。尤其是老舍、何容遇到这种机会，更是连连干杯。每次都是喝得酩酊大醉。四川的大曲酒香醇是有名的，凡嗜酒的，闻到那股儿香味无不垂涎三尺。老舍又爱划拳，他总是首先领导“打通关”。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与对方挑战划拳，三拳两胜，输的人就喝酒。老舍豪气干云，不以胜负为意，赢了他也喝酒。真是所谓的“舍命陪君子”。等到喝的八分醉时，嘴里就开始乱说话了，但乱说也有分寸。
有一次，他和何容两人互骂了起来，但是他们骂的话听起来绝不会粗野鄙俗。如“老舍!以前你真不是东西!”“何容!你是个什么东西?”最多只是这样而已。那时，姚文元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偶而带他来这儿吃东西，他总是目不转睛的望着大家。谁料到30年后，竟成了“气候”!而酒后老舍也常唱戏，他学的是老旦，龚云甫的腔调，他学得维妙维肖。
有时喝酒喝得兴起，大家开开玩笑。这其中只有老向一人是精神很好的。因为他比较有酒量，而且喝酒从不过度，所以比较没有闹什么笑话，或留下话柄。

话剧、相声、京韵大鼓

大概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以后，他太太胡絜青女士从沦陷区逃到四川，老舍由城内搬到北碚定居，靠着写文章过活，好几个大学请他讲课，他都没有去。
在这时期，他写了不少的剧本，其中《残雾》在重庆上演时，造成一时轰动，名声大噪。当时有一个杂剧团，由艺名叫“山药旦”(真名富少舫)的人领导，是唱滑稽大鼓的，邮差出身。北平人几乎都知道他。老舍与老向后来就为这个剧团编了些“相声”。更编唱“大鼓”。“大鼓”是中国固有的一种通俗韵文形式，以三弦和四胡伴奏。北方“京韵大鼓”在中国歌坛的艺术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如早年的刘宝全号称“鼓界之王”，就是白云鹏也很有名气。当时“山药旦”的女儿富贵花，一曲“大西厢”不知风靡多少重庆人士。“富贵花”年轻漂亮，声音又美，尤其获得鼓王刘宝全的真髓，她一句“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哪……”就令全场倾倒。
不用说像老舍这样的人所写出来的一定不会差，老舍编了很多振奋人心士气的鼓词。如“复兴关上”。
在我的记忆里，老舍编好的鼓词，山药旦首先试唱的时候，曾招待我们去听，真是非常的雄壮，由“富贵花”来唱，虽是出自一个女子的口中，但是歌词中仍带有威风凛凛、气壮山河的声势。
老舍既是个“老北平”，对于京戏当然也有研究。除老旦外，他的“花脸”唱得相当高明，我曾听他唱《芦花荡》，他在戏中扮演张飞。“老旦”戏，他唱过《吊金龟》，他的声调唱腔和已逝的龚云甫及在世的李多奎非常类似。
老舍是一个非常富有幽默感的人，现在在台湾的好友梁实秋兄也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人，他们二人的幽默感颇有类似之处。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的时候，我把老舍的一篇中篇小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做为《大公报》新闻版内的连载小说。报纸新闻版内连载小说是由《大公报》率先提倡的。其它的如谢冰心女士的《再寄小读者》，也是经我再三婉劝才写出来的。也是发表在新闻版内。另有茅盾、郭沫若、胡风、萧军等都是我当文艺版编辑时的名作家。

作品的风格和人品

老舍的作品是有他独特风格的，读者读到老舍的作品时，往往被他的特殊风格所吸引，不知不觉间随着他的文章感情起伏。他的作品常带有浓重的讽刺意味，无论人物、对话都和现实社会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他的作品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反倒忽略了作者其人;不过老舍的作品，纵使不写上他的名字，仍然令人一看就知出自他手。
一般而言，老舍的胸中是自有丘壑，别有其独特的天地。在他的世界中是美好而无瑕疵的。不像有些发狂的人，认为这个宇宙如同地狱般，希望世界末日早日到来，早日登上天国，以一种哀怨心肠、悲观主义盱衡世界。老舍写作的动机，是对人生含有深挚的热爱，希望社会生活能逐步改善，不是革命式的。
他笔下所描写的小人物比达官贵人要多得多，譬如《骆驼祥子》书中有一位人力车夫，这个人力车夫是中国社会五十年来的主宰，现在在中国大陆不知是否仍有三轮车夫的存在?像这样的小人物在老舍的眼中，他们是最能反映社会的一切，也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从老舍的这些行为表现了他的思想，在他细致的观察下，可说是描写得巨细靡遗。老舍的眼光是从最平常的事物、生活中着眼观察。这一点正好和茅盾相反，茅盾描写的小人物很少，在他的笔下大多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外国人很多的繁华街)或是买办阶级之流的绅士人物，在他们身上打转儿。
老舍小说中的对话也是他的特色之一。当代的作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拟。他小时就常在北平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出入，所以他对于许多实际情形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说什么话，什么样的场合中讲什么话，总是非常得体。老舍他是一个旗人，而且是非常重礼节、讲风度的高级旗人。讲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这必定是和满清皇室有关系的。老舍尤其对北平天桥的那片地上的升斗小民生活知道得最清楚，他常常用这些俚言俗语构成文章中的活泼性。
老舍的前半生实在非常充实而美好。我对他非常佩服。以他毕生的成果而论，他的作品连续对中国文坛影响了四十年之久，这个影响是富有积极的意义的、是肯定的，而绝非否定、消极的。他绝对是一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我和老舍两人私交不错，互相信赖。当我听到他被“红卫兵”批判致死的消息，真是心痛如绞。
(日文，1973年，中文，1980年) (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陈纪滢(1908年—)，河北安国人。毕业于北平国民大学预科，后入邮政界服务。1933年，由沪冒险潜回东北，调查沦陷区真相，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发表《东北踏勘记》，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1935年，在武汉创办《大光报》。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去台，任“立法委员”、《中央日报》常务董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等。着有长篇小说《获村传》、《贾芸儿前传》、《贾芸儿后传》、《华夏八年》、《华裔锦胄》、《松花江畔百年传》等，传记《报人张季鸾》、《齐如老与梅兰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