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李广田，曾用笔名曦晨、黎地、洗岑等，山东省邹平县人。1906年10月出生在一户王姓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取名锡爵，不久“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改姓李，名广田。1968年11月，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
 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并在一段时间内服从于工作的需要而间断过写作，但是仍然涉足文学写作的许多领域——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以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硕而宝贵的文学遗产。在这些遗产中，以散文的成就最高。他先后出版过八本散文集，以及散见于报刊的不少篇什，计有一二百篇之多。他的散文，篇篇都是“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都发人深思，融会了“诗的圆满”和“小说的严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名字可以和朱自清、冰心等散文作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留连于乡土梦中

 李广田的故乡在邹平农村，介于黄河和小清河之间的一块平原上。平原之子的李广田，就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一生中最早的也是最难忘的十七年。他的父母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民，他的亲戚邻居不少也是受苦的人，他们的优良品性，对李广田起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他读过乡塾、乡村小学，他干过力所能及的多种农活，是实实在在的小农人。幼年、童年、少年，以及故乡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毕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无名树》)
 以后，他在济南及曲阜学习、工作过五年多。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老师中有杨晦，同学中有臧克家、邓广铭。“其初立志作一个教育工作者，但到了后来，由于环境的关系，兴趣转到了文学方面来”(李岫《李广田作品系年简表》)。他曾被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所吸引，和朋友邓广铭等组织“书报介绍社”，大量介绍新文学社团的书刊及苏俄作家的作品，因而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后因北伐军打到济南才获释。他的第一篇散文创作《狱前》(写于1929年3月，发表在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的终刊号上，署名李曦晨，未收入任何集子)，记述了这件事。文章以一种内心独白的议论手法，回顾自己入狱前的思想和被捕经过，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对待生与死、革命与文学的鲜明的观点和磊落的胸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时代，是一个黑暗到极顶的时代，真正活着的青年，都是背着脑袋走路，不知不觉便会走进网罗去的。流血是人所习见的;死，也不觉得是怎样可怕。正因为青年们要求‘活’，所以把‘死’轻轻地掷在了一边。”这篇文章对作家早年的创作及后来的生活态度，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929年秋季，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先读预科二年，后读本科四年，攻读英文，还跟周作人学习日文、自修法文。学英文，除了一般要按照课程规定读莎士比亚、十九世纪诗歌、狄更斯小说等，李广田受到周作人所倡导的美文及当时的散文风气的影响，偏爱英国的几个不甚著名的朴素的散文作家，如怀特、何德森、玛耳廷，尤其是玛耳廷的《道旁的智慧》，他最为欣赏，他说： “在玛耳廷的书里找不出什么热闹来，也没有什么奇迹，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然而又何尝不是奇迹呢，对于那些不平常的人)。似乎是从尘埃的道上，随手掇拾了来，也许是一朵野花，也许是一只草叶，也许只是从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来的一粒细砂。然而我爱这些。这些都是和我很亲近的。在他的书里，没有什么戏剧的气氛，却只使人意味到醇朴的人生，他的文章也没有什么雕琢的词藻，却有着素朴的诗的静美。” “更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与真实。”(《道旁的智慧》)这些话，象是李广田对于自己作品的说明， “我也许只是借了他们的作品来解释我自己”(《诗的艺术·序》)。李广田办过同人小刊物《牧野》，对文学创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整个的大学生活，他都在练习写作中度过。他与同系的卞之琳、哲学系的何其芳结为文友，先是写新诗，诗作在《华北日报·副刊》、《现代》、《文学季刊》等报刊上陆续发表。后来兴趣转到创作散文上，而且越来越浓。1935年秋北大毕业后，他到济南，在一所中学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写作。
 从李广田最早发表作品的1930年初开始，到离山东开始流亡的1937年底止，可以算作他创作的前期。这个时期，散文结集三本： 《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记》(《雀蓑记》虽是1939年出版的，但其中各篇却都是1937年6月以前写作的)。诗结集一本： 《汉园集·行云集》，还有一些散见于集外的篇什。
 他这个时期的创作，主要取材于童年和故乡的生活。他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象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我喜欢我这个朴野的小天地，假如可能，我愿意我能够把我在这个世界里所见到所感到的都写成文字，我愿意把我这个极村俗的画廊里的一切都有机会展览起来。”这番话来自1935年初他为《画廊集》写的《题记》。两年后他写《雀蓑记》时还说，“实在我对于故乡的事情最不能忘怀，那里的风景人物，风俗人情，固然使我时怀恋念，就是一草一木，也仿佛系住了我的灵魂”， “难免把此生了结于一个怀乡的念头里”。在《银狐集》和《雀蓑记》里，李广田把他的故乡由鲁中平原扩大到了泰山。泰山与邹平相邻。李广田北大毕业后在济南教书的两年里，夫人王兰馨在泰山脚下的泰安一所中学里任教，因此李广田常往返于济南和泰安之间，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曾熔铸在泰山的生活里。泰山以它天赋的灵秀哺育了作家的情思，他对泰山的峰峦流水、苍松翠柏、一石一木都有着母子般的深情。” (李岫《李广田和他的作品》)象歌颂泰山的《扇子崖》、 《山之子》、 《晴》、 《雾》等篇，或是上岱庙买碑帖、山果时，或是去“岱宗坊”饮山泉茶时，或是住宿在东山“快活三里”的泰山旅馆时构思成篇的。难怪后来也有人把他誉之为“泰山的儿子”。
 《画廊》是李广田故乡的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年梢岁末要过除夕了，大小户人家都按当地习惯把家里扫除一通，各屋里也因而显得空落落的了。辛苦劳作一年的农民们，便趁集市天去买些年画“补补空墙，闲时候看画也很好玩”。 “画廊”设在一座破古庙里，买画的人看画的人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真好象一个图画展览会的画廊了”， “画呢，自然都很合乡下人的脾味，他们在那里拣着，挑着，在那里讲图画中故事，又在那里细琢细磨地讲价钱”。小孩子们对于“有余图”或“莲生九子”之类的特别喜欢。老年人呢，总爱买些“老寿星”， “全家福”， “五谷丰登”，或“仙人对棋”之类。有的老者还不知不觉间哼起画里的戏文来。 “就这样，从太阳高升时起，一直到日头打斜时止，不断地有赶集人到这座破庙来，从这里带着微笑，拿了年画去”。作家描绘了纯朴农民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追求。《野店》是“极村俗的画廊”里的又一幅。卖山果的，卖鱼的，卖皮鞭的，卖泥人的，拿破绳子换洋火的，或者老学究先生做着走方郎中的，无论是推车还是挑担子，这些陌路人，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相遇在荒村野店，“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夕之间相识相知。待到鸡鸣天亮， “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几乎天天都在演着这一幕。店主夫妇也是那样朴实、温良、大方。这样的对联： “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这样的款待：一壶茶尽够客人“喝半天”，一顿饭菜“总得够吃，千里有缘的，无论如何，总不能亏心哪”，怎不让客人“发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觉”。还有那象一口锅似的青生铁的洗脸盆，冬天里吸引陌路人都来烘火而话家常的柴火堆，土墙上客人用小刀或瓦砾留下的片言只语……，这一切，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的人间味”。读《野店》令人想起李广田所钟爱的玛耳廷那篇叫《篱笆道旁的荷马》的散文，二者何其相似，它们都歌颂下层劳动人民，都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与真实，然而《野店》的中国气质、中国特点，那是《篱笆道旁的荷马》所没有的。
 《桃园杂记》、 《山水》、 《扇子崖》等篇，是描绘鲁中平原和泰山风景的佳作。写故乡桃园的兴衰史，是为了突出对故乡父老兄弟的休戚祸福的挂念;写平原不平，是为了讴歌祖先世世代代改造平原的劳动;写泰山的奇丽风光、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是为了寄托挚爱故乡土地的深情厚意。李广田主张“艺术家应当爱人，胜于爱自然” (《一个画家》)，在他看来， “自然界没有人也是不行的”，任何风景的美都是因为有人，所以在他的那些描写风景的优秀散文里，也总是密切联系着人的生活，人的足迹，人的心灵。
 专门写人的作品，在李广田前期散文里，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散文中的人物，无非是“一些在旧社会里受折磨的人和没有出路的人”(《散文三十篇·序》)，生活中都有原型，有他的亲生父亲(《父与羊》、 《五车楼》)，有他的舅父(《悲哀的玩具》)，有他的哥哥(《投荒者》)，还有他的亲戚(《柳叶桃》)、朋友(《记问渠君》)、 邻里(《老渡船》)，等等，都是曾经生活在作家周围的故乡人，作家对他们很熟悉很了解，愿意向别人介绍这些人物。而当这些人物一跑到作家的笔下时，或当作家已经把这些人物写完时，作家说他对这些人物“已经爱了一场，而且还更加爱惜了起来”(《银狐集·题记》)，包括在现实中并不爱的人物。因为有这种“爱”，所以作家才能把他们写得那样成功，那样富有典型意义，那样感人至深。
 《投荒者》里的哥哥，对悲惨命运进行抗争然而结局仍旧悲惨。他天生一副“呆相”，受人冷眼、歧视，不得已在小商店里过着囚徒似的生活，生病吐血，却始终还存在着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乡面貌的好盼头，终于走上去西北边塞开荒种地的道路，然而却客死在外乡的荒山上。《柳叶桃》中的那个女伶，受命运作弄但不甘心，被逼得精神失常而死去。她在不幸面前服从着、隐忍着，而且也渴望着、祷告着，最终也没有一个“出头之日”，象永不结果的柳叶桃一样。作家自称不愿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以确保其真实性，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老渡船》里的那个铁匠，任人摆布而麻木不仁，他天天同灰土搅在一块，同煤烟熏在一起，在田地里为风日所吹炙，他的妻子、他妻子的情人、他的儿子都可以随便吩咐他，别人讥笑他， “他的回答是黝黑的脸上一堆微笑，和一声有意无意的‘嘻嘻’”，他“只是天天负了一身别人的重载，耐劳， 耐苦，耐一切屈辱，而无一点怨尤，永被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任意渡到这边，又渡到那边”。《悲哀的玩具》中的父亲，对不幸遭遇敢怒不敢言，他为饥寒所逼迫，为风雨所摧损，披星戴月地忙碌，忙白了头，自觉前面的岁月也不长了，躁烦暴怒自不待言，别无发泄的地方，只有在儿子玩的麻雀上无事找事，可气可悯。这个“父亲”实际上是作家的舅父，作家在三十年后的《或人日记抄》里还记述过他。作家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这一形象，而这又不只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可见其主题之普遍而深刻。《山之子》中的哑巴，又哑又聋，被作家誉为“泰山的灵魂”(《散文三十篇·序》)，他们一家都以在深山峭壁上攀摘百合花赚钱来维持生活，他的父亲四十岁时在一个浓雾天里坠入深谷丧生，他的哥哥三十岁上被一阵山风吹下悬崖殒命，为了奉养他的老母和寡嫂，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拾起这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作家写山涧的险峻、迷雾的浓重、毒蛇和“山鬼”的凶恶，都是为了渲染哑巴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记问渠君》和《黄昏》是写知识分子的。这种人比较有知识，思想也较为敏感，记述他们的生活遭遇，尤能表现出时代跳动的脉搏。这两篇散文的主人公，一个上学时在“红色的后一”班里发表过“关于革命的意见”，另一个在三五年前“努力着某种工作的时候”确是“时代的健儿”。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担心别人“指认”、 “检举”而惶惶然死去，另一个“沉默下来”，“把香烟来一支支地量着他的时光”，与僵尸无异。这两篇散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和创伤，时代感是那样强烈。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到处豺狼当道，暗无天日，李广田的故乡也不例外。作家一触及到这个悲惨的现实，心境自然就不平静了： “我走着，我想着要走出这黄昏，这黑暗，……我想着，我可能用什么东西来打破那紧压着我们的‘力’吗?”(《黄昏》)
 还有一些散文诗似的篇什，如《秋天》，直接探索着人生的道路： “人生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地感到了这种苦难与快乐者，是真地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作家积极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马蹄》等篇中。
 总观李广田的前期散文，从题材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乡土文学”。李广田和二、三十年代出身于乡间或小城镇的许多青年作家一样，拿起笔创作，一开始也都是写自己熟悉的童年和故乡的生活，切近人生，深入泥土。不同的是，李广田作品的特定环境是鲁中平原(包括泰山)，人物都是这块小天地里土生土长的，若不是李广田把他们介绍出来，他们会永远默默无闻，自生自灭，好象世界上不曾有过一样。还有那些故事，也都具有土生土长的特色，有的虽给人以荒诞之感，但大都确有其事，平凡而又不平凡。至于作家的艺术个性，更是不言而喻，李广田就是李广田。鲁迅曾肯定和赞美过的“乡土文学”，多是以山明水秀为背景的南国风俗画(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而李广田表现的，却是朴野古道的北国情调。也许可以说，李广田前期作品丰富了“乡土文学”园地。在艺术格调上，李广田的前期创作给人以朴实、自然、真挚、亲切的印象。由于作品的悲剧氛围，人物的悲剧命运，又给李广田前期创作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李广田的文学生涯是从写诗开始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练习写作新诗，一首一首抄好， “订了若干小册”(《文艺书简·自己的事情》)。从作家家乡发现的他当年的手抄诗集，题曰《向往的心》，署名曦晨，收诗四十四首。其中《夕阳里》、《寂寞》、《酒馆里》、《丁香》、《俺的春天》、《向往的心》六首，后来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其余三十八首均未见公开发表。如果说这时候是李广田诗歌创作的滥觞期的话，在北大读书期间，则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期。1934年，他把自己的诗结集为《行云集》，与卞之琳的《数行集》、何其芳的《燕泥集》合为《汉园集》，交商务印书馆，作为郑振铎编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于1936年出版。卞之琳写《题记》，说：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李广田《行云集》里的诗就是在这种境况中写成的，多少标志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陷入的消沉境地，何况李广田还有过横遭逮捕的经历。在彼时彼情之下， 《寂寞》自然难免有寂寞之感， 《第一站》表现一种彷徨心情也不足为怪。再读读《乡愁》吧，仿佛听到一个他乡游子的低沉长吟：
 　　偶然间忆到了心头的，/却并非久别的父和母，/只是故园旁边的小池塘，/萧风中，池塘两岸的芦与荻。

但最能显示诗人思想感情的，还是他作于1933年春的那首《地之子》：
 　　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这是李广田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诗人对大地母亲深情是多么真挚而强烈，对现实的追求是多么执著而自觉。鲁中平原的泥土芳香，从这首诗里也能嗅出。李广田是地地道道的“地之子”，正是因为“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保证了诗人逐步走向广阔的世界。
 在“汉园三诗人”中，卞之琳的诗淡泊，何其芳的诗绚丽，而李广田的诗则相对地浑厚些。也许因为李广田不刻意求工，更多注意真情流露的缘故，他的有些诗作如《窗》等，沾有过重的散文气息，缺少诗所应有的修辞和韵味。大概诗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弱点，所以，在《行云集》之后，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再写作新诗，转而从事诗的研究和评论(曾结集为《诗的艺术》)，以及潜心于自然活泼的民谣、山歌的探索。偶尔有所作，则受了民歌的很大影响。如写于1945年2月的《我们的歌》，副题直书“拟民歌体”，并在附信中表露自己对新诗的看法， “也想照这看法做，就是：正确而明朗。”不仅如此，诗本身用语明白通俗，内容、形式、韵味等也酷似民间小唱。此诗因故直到《李广田诗选》1982年8月出版时才正式公开发表。

坚韧的跋涉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济南沦陷前夕，李广田随任教的学校师生一起迁往泰安。12月下旬，在敌机狂炸下，他惜别待产的妻子，又随学校一起离开泰安，辗转南下，坚韧跋涉，过着十分艰难的流亡生活。由河南入湖北，在郧阳住了半年，后又徒步两月，经过陕南，转移到四川罗江，为时近两年。关于这段生活，他有《流亡日记》十册详加记录。他还在《青城枝叶》中作了很好的总结： “我们都跑得很结实了，无论是我们的身子或我们的心。我们看了很多，也经验了很多。我们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点生活的道理，而且，我们的抗战之必能胜利，以及这一胜利之实在不易获得，在我们的长途跋涉中也得到了说明。”他在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执教期间，与一些地下党员接触、交往，阅读了《什么是列宁主义》、 《列宁的故事》、《少年先锋》等书刊。在课堂上，他抛开国民党政府编的教科书，讲鲁迅文章和苏联小说，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文艺理论，因而他和陈翔鹤、方敬等被学校当局解聘。1941年春，李广田由卞之琳介绍，转至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半年后，叙永分校撤销，他又转至昆明西南联大本校任教，为时五年之久。这期间，他在中文系教文学概论。课余，他与杨振声合编《世界文学季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与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过从甚密，并同为联大学生社团中影响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冬青社”的导师。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后，他擦亮了眼睛，抛弃了“日边清梦断”的幻想，写下了《日边随笔》中那些揭露或讽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战斗文字。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 使他了解了“更多的事实”，也确定了“更大的信念”(《文艺书简·自己的事情》)，这更大的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和人民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念，也反映在他的创作和论著中。1946年夏秋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他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因为声援反内战的民主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47年秋，应朱自清邀请，转往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他继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着手选编《朱自清选集》和《闻一多选集》。同年，即北平解放前夕，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协(作协前身)理事。
 从1937年全面抗战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是李广田创作的中期。这十二年间，李广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乡土到国土(当然，他的乡土也是国土的一部分)，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他的视野扩大了。无情的现实也极大地刺激着他，教育着他。从而导致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他在创作上也获得了丰收，计有散文集三本：《圈外》(再版时改名《西行记》)、《回声》和《日边随笔》(此外，还有《灌木集》，是作家于1944年在自己前五本散文集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短篇小说两本：《欢喜团》和《金坛子》;长篇小说《引力》;论文集六本： 《诗的艺术》、《文学枝叶》、《创作论》、《文艺书简》、《论文学教育》(虽出版于1950年2月，但如作家自序所云，和《文艺书简》一样，都是“解放前的两三年内”写成的)和《文学论》(出版于1982年11月，完成于1946年5月)。
 《圈外》集都是纪行一类的文字，写的是抗战初期由湖北郧阳到四川罗江的沿途见闻。这一段路，尤其是从郧阳沿汉水而至陕西汉中一段， “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圈外·序》)。显然，作家是在痛苦的情绪中走完这一段路的。所留下的自然是些“苦涩的记载”。象《警备》里的保长、 《阴森森的》里的小学校长、 《母与子》里的母与子、《乌江渡》里的篷船主和卖馒头奸商等，在作家的笔下，他们都失去了“人形”。更有鸦片毒害、匪患兵患，真是无处不黑暗。然而作家“确未立志专写黑暗”，相反，他却在“努力从黑暗中寻取那一线光明”。作家所赞不绝口的那些善良、诚恳、助人为乐的小人物，如《黄龙滩》里的挑水夫、 《阴森森的》里的饭馆小商人、 《威尼斯》里的小学生、 《冷水河》里的吴老头、 《忧愁妇人》里的“忧愁妇人”等，以及《路》中那些“可感谢的可钦佩的”开路工和“共同跑路”的流亡学生们，在他们身上，作家“看见了将来的希望”;在《来呀，大家一齐拉! 》里，更集中表明了作家“时常想怎样才可以把光明来代替黑暗”，及其对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而获得解放的信心。这里，作家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圈外》集里的文章，都是作家白天背着行李行军百来里地，夜间坐在地铺上写下的。它们是作家思想发展的真实记录，即从个人生活的小窗口，到社会的时代的大舞台。
 《回声》集是作家在罗江、叙永这两三年间(1939年春至1941年冬)思想生活的记录，大都类似随笔， 抒写了生活在大后方的爱国知识分子们的悲欢与艰辛，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出作家的朴厚、诚实的性格。《两种念头》提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是“想做得好一点”还是“想生活得好一点”这样严肃的问题，让人们思考、回答。其实， 早在《礼物》里已有了答案：为抗战胜利作贡献，各尽所能， “那怕是最微末的东西”， “现在就拿出来”。《到桔子林去》更是赞美那些从北方来的马车夫，是他们由北到南，再由南到北，含辛茹苦，终年奔波，运送着抗战物资。《一个画家》写一个农民出身的画家，有一种很别致的脾气，专爱在刮风下雨时出去作画。画家是作家的同乡，也是流亡队伍里的一员。作家劝画家不要只画风景画，还要画风俗画;不要只画自然界的暴风雨，还要画时代的暴风雨，为时代尽一些力。这也无异于作家给自己立下的创作原则，正象作家后来在《自己的事情》里所说的那样： “由于抗战，这才打破了小圈子生活，由于抗战，我才重建了新的生活态度。……这时候，对于政治问题，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文学，也确定了新的观点。”
 李广田定居昆明的几年间创作了散文集《日边随笔》。他在《日边随笔(二)》一开头就说： “我真是一个爱‘看’的人。人世间形形色色，随时随地都吸引着我的眼睛。” “看”的结果如何呢? “我们这人间真够丰富，也真够惨!”其时正处抗战后期，李广田目击着大后方的种种腐败现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恶活动，心中无时不燃烧着烈火。他这时期的散文创作，学习鲁迅，较多地采用了杂文的方式，讽刺时弊，表达他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并运用新奇的比喻和寓意，文笔更加老练， “虽然并不是剑拔弩张，却在言语中自有战斗性”(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他说：这是我的》，从父子争夺玩物石子写起，从中引伸出自然界的无私，更主要的，是对于那些以掠夺、剥削、压迫为能事的贪得无厌的大大小小的“为民父母”者的揭露和鞭挞。在《手的用处》里，作家正告那些用手遮掩自己身上的丑恶或罪过的人们： “手的用处是创造，可不是掩饰。”《建筑》中爱憎十分分明：对那些有钱造宫殿而且住在劳动者建造的宫殿里干尽坏事的人们极其厌恶和憎恨;当然对于建筑宫殿的劳动者是极力讴歌的： “要看看工人们，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胳臂上，从他们的汗粒中，他们的声音中，你处处所见的都是一种力量，或者，你所见的都是力的消耗，然而并非消耗，乃是移注，移注入木中，石中，铁中，土地中……”如此热情地颂扬工人的力量，是作家思想的飞跃，也是他创作中出现的新主题。
 李广田中期散文，比较前期，题材更加多样，思想更富战斗性，个人伤感或身边琐事几乎绝迹，社会的时代的印记处处可寻;朴实、自然、真挚、亲切的基本格调未变，但文风却趋于明朗、犀利了。
 李广田的散文注重题材、人物的典型性，有时和短篇小说不大容易区别开来，比如他的《投荒者》，他的《柳叶桃》(尽管作家特别申明这不是写的小说)，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它们当成小说来读?他自己也把《金坛子》、《没有名字的人们》等归入了《散文三十篇》里。李广田有的散文是“用一种写诗的气氛制造出来的” (《银狐集·题记》)， 象他的《荷叶伞》、《他说：这是我的》、《建筑》等，以抒情为主，极富诗意，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它们当成散文诗来读? 它们在内容、情调、手法上与鲁迅《野草》里的篇什不是很相似吗? 李广田说过，小说是“精心结构的建筑”，诗是“浑然无迹的明珠”， “假如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也应当象一座建筑，也应当象一颗明珠。”(《文学枝叶·谈散文》)很显然，他倾向于散文要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散文诗甚至评论之间的界限，只求艺术完整。但是《欢喜团》和《金坛子》中的篇什，着力于人物的塑造与场景的具体描写，确是有别于他的那些散文的。象《没有名字的人们》中的那一对劳动夫妇，他们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名字，也是最后一次，那是把名字写在灵牌上。《冬景》中的老实农民狗不理，已经四十多岁，多次受骗，倾家荡产，还是没有娶上媳妇。《水的裁判》里的石头和大山、 《没有太阳的早晨》里的王嫂和狗儿，他们都是一些在旧社会里受折磨的人和没有出路的人，旧社会里哪有这些人讲理的地方，哪有这些人做人的权利，石头和大山只好把生命交给凶险的洪水去“裁判”，王嫂母子也只能愤而出走， “在无边的旷野上走着”， “总是不见天日”。还有《木马》中那位教员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废墟中》中的木匠为什要打老婆、老婆为什么又让他打、富人逃后废墟又怎么变成小菜园，等等，这些人物的离奇而又寻常的遭遇，一经作家写来就那么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有时轻轻几笔，就把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有时用笔细致，娓娓道来，叫读者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作家没有圆熟的笔功，绝产生不了这样的效果。李广田写作短篇小说虽然不多，但几乎篇篇佳构。
 本来，李广田在1940年前后就曾酝酿过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是写一个中农家庭的衰落史，另一是以“人的改造”为主题的《酵母》(原拟名《颓败线》)。想不到计划之外的《引力》倒捷足先登了。
 长篇小说《引力》，开始动笔于1941年7月，写完三章便辍笔了，1945年7月7日在昆明郊区呈贡县斗南村才又拾起旧业。完稿于8月11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正好传到斗南村。书稿交李健吾，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引力》的取名大概受了日本小说《磁力》的影响。作品的主题是抗日、反蒋、向往解放区。女教师梦华为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所吸引，带着孩子千里寻夫， 当她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丈夫工作的地方时，她的丈夫孟坚被更伟大的引力所吸引，到延安去了。梦华的生活原型是作家的妻子。1937年底作家离开泰安时，其妻因临产不能跟随。三年后，其妻带着两岁的女儿，通过敌人封锁线， 日夜兼程，终于从山东到达四川。作品男主人公孟坚的“从贫苦到贫苦，从艰难到艰难”的道路，又何尝不是作家自己的写照?
 作家在回顾创作这部长篇的心情时说： “我常常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思想与想象往往被缠在一层有粘性的蜘蛛网里，摘也摘不尽，脱也脱不开，弄得简直不成‘创作’。”显然作家也自认它并不成功， “不过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而且又只画得一个简单的轮廓”。(《引力·后记》)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一些早期创作就颇负名气了的作家，他们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如老舍的《火葬》、巴金的《火》，似乎也都留下了略逊一筹或并不成功的记录。真是无独有偶。就《引力》而言，由于作家生活体验不够，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结合处理不当，因而导致其创作的失败。即使这样， 《引力》仍不失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大后方生活的真实写照。还可看出作家的“视野展开了，不再忧郁了，从身边琐事，个人哀愁，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的旗帜举得也更高了，他隐隐约约地暗示，只有延安才是人间的乐园，他终于不是一位‘道旁的智慧’者，而是一位满怀信心的革命者”(李健吾《李广田·序》)。李广田朝“引力”坚韧地探索着、跋涉着，失败和成功，都是难免的。《引力》在邻邦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也可以显示出它的价值和影响。《引力》出版不久， 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在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发表。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这一全译本截至1959年4月竟一连再版十一次。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如此出版数量，在日本是罕见的。日本学术界、文艺界不断发表文章研究和评述《引力》及其作者。有的把梦华比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诸都德的《最后一课》。日本名学者小野忍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设有专门章节进行论述。
 李广田的文学修养很深厚。他不仅阅读过大量的中外作家的作品，还阅读过不少的文艺理论专著。在四川生活期间，他就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高尔基的《论文学》等。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著作他也阅读，在他的《诗的艺术》中就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派诗论的影响。他阅读的同时，还翻译过外国的文学名论，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在“应该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自己的事情》)的思想指导下，他一边阅读一边写读书札记，写研究评论文章。特别是在西南联大以及后来的南开、清华任教期间，由于教学的需要和辅导青年作者的需要，他写作了文学理论专著，写作了大量的直接与青年谈文学的文章和书简，陆续结集成册出版。
 《诗的艺术》收文五篇，皆属文学批评一类，尤以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论冯至的《十四行集》两篇为佳。《十年诗草》和《十四行集》，在理解和欣赏上都有较多的困难，经李广田的探索和解析，不仅揭开了卞诗、冯诗的面纱，而且展示了新诗的技巧和十四行诗的奥妙，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引导读者打开《十年诗草》和《十四行集》的两把钥匙。《创作论》和《文学枝叶》，皆为《文学论》里的“零枝散叶”，但它们都独立成书，体系井然，特别是《创作论》，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专门谈文学创作的最有系统的书。《文艺书简》和《论文学教育》，基本上是文艺杂论一类的东西。《文学论》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部论著。
 《文学论》，是李广田在西南联大教文学概论时的讲稿，后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作过某些补充修订。一时为了报刊的需要，其中的一些章节经删节或缩写后与读者见过面。而整部书稿，他一直期待着有一个机会重新改写后再发表。他还没等到这一天，岂料十年浩劫从天而降，书稿也未能幸免于灾难。上中下三卷，后来只找回了上卷。现在出版的《文学论》仅仅是原书稿的上卷，即总论部分。可惜不能一览《文学论》的全貌。在这部专著里，李广田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学现象，来阐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社会本质、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他把自己的观点最后归结为：
 　　文学是：以实际生活为素材，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作者的认识与想象，用艺术的手段，作形象的表现，而构成一个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完整的世界，其作用为，使读者认识生活，鼓舞生活，并创造生活。

在取人之长、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李广田力图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尽管有局限，但是作为作家、教授、学者， “合三而一”的实践成果，格外令人刮目相看。三十年代初，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时，也曾编写过《文学概论讲义》(1983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鲁迅写过《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朱自清写过《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鲁迅、朱自清、老舍、李广田这样的作家，在创作的同时撰写文学史或文艺理论专著，其意义影响不可低估。
 有的文学史家对李广田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说他是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批评家”(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李广田评论作品或谈创作的文章确有其独到之处。他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论，说他“知道的”，说他“所能说的”， “所不知” “所不能说的”他“就不说”(《自己的事情》)。对他人他作的创作甘苦、寸心得失，李广田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他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教训，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盛气凌人，也不奉承迎合。作为教育家，他非常热爱青年，自己也有一颗青年的心，为青年写作是他的一贯心愿，写出的文字切合青年的口味，真挚、亲切，更不待言。 “最好的批评应该是描写的”，他欣赏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这句名言。他的批评文章于朴实中见文彩，大都可以当做散文作品来读，有散文的韵味，也象他的散文作品一样清新、优美。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新中国诞生后，李广田继续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北京调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副校长、校长，一直到1968年去世。这十九年，即李广田的创作后期，恰好与前、中期时间和相等，但论创作数量却远远不能相比。这十九年只创作了薄薄的一本诗集《春城集》，以及少量散见于报刊的散文等。1956年他从前、中期创作中自选过一本集子《散文三十篇》，这当然不能算作后期的创作。这十九年，他的笔记本上记的全是会议记录，传达报告，学生情况，甚至还有学校的占地面积、师生人数、下生物系实验基地了解到的“一斤蓖麻有280颗”，等等。他曾对友人说： “我箱子里从前装的是散文和小说手稿，现在装的是讲演稿和报告提纲。”(冯至《李广田文集·序》)他看到有的学生走在路上吃东西，就会把这个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进行批评帮助;但看到有人过于苛求学生时，他又会说： “对青年学生，以鼓励为主吧!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嘛!”(李岫《一个坚韧的跋涉者》)他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外语水平，亲自出题亲自主持考试。他还常亲自带领师生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和社会活动。李广田就是这样带着满腔的热情和纯真的事业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心血都倾注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他不因为没有时间来进行自己喜欢的文艺创作而婉惜，相反地，他却引为光荣和自豪。他在《教育诗》里这样写到：
 　　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创作，/我的创作很多很多， /我写下了教育诗篇，/用了我们党的教育政策。
 李广田在二十多年不写诗之后，于1957、1958年中，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样，受到当时形势的触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二十多首诗，编成《春城集》出版。这些诗，歌颂了平凡的真理，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表现了诗人一贯的朴实、浑厚、真挚、亲切的风格。象《行云集》里那样的寂寞、感伤情调已一扫而空，代之以小孩子一般的无忧无虑，代之以“重新长大”的欢欣愉悦： “我们大家一齐入浴，我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这些老头儿、半截老头儿，象一些小孩儿在水里打架。……我们大家一齐入浴，我们笑哈哈无所牵挂，泉水的温暖使我们心里开花，我们仿佛在一个母胎里重新长大。”(《入浴》)不过，象《入浴》、《教育诗》这样耐读的诗并不多，也许还有《一棵树》等篇。究其所以，《春城集》里的不少诗，是不是过于“露”了一点?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有一次，作家叫他的女儿和他一起修改《春城集》里的诗，有一首歌颂大搞卫生的诗，内有“不要吐痰，吐痰好比扔炸弹”这样的句子，女儿念到这里笑了，说： “爸，这也叫诗?亏了是你写的，要是我写的呀，谁也不会发表!”作家自己也重复念了一遍，他也笑了， “不好，不好，真的不好。”父女俩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后来《春城集》出版时没有这首诗(见李岫《一个坚韧的跋涉者》)。《春城集》与《行云集》相比，后来未能居上。思想上前进了，艺术上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跃进来，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仅李广田一个人有，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总结。
 在我们国家吸取失误教训，经过调整并初步取得胜利的1962年里，李广田又以高昂的情绪，创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几篇散文《花潮》、 《山色》、 《不服老》、 《同龄人》等。
 昆明的圆通山，解放前是一座荒山，解放后开辟成人民游乐的公园。《花潮》描绘的圆通公园，一到三、四月间，真是海棠花的世界，花天花地， “千朵万朵压枝低”， “每棵树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时代，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枝头上颤抖着说出自己的喜悦”。《山色》中的昆明西山，更是新旧社会的见证人。在那最黑暗的年代，风雪刺骨，西山好象“一个人光头露脚地站在荒野里”。同样是冬天，现在的西山犹如“睡美人”，“偶然一抹微云，恰如一袭轻纱，掩映住它的梦魂，或者如一顶白羽冠冕，罩住它那拖在天边的柔发”，多么妩媚，多么动人。《不服老》里的那位七十岁的老教授说得多好： “以前，我一个人，百无聊赖，也曾于夕阳西下时徘徊于荒烟蔓草之间，看到了那些荒坟，也曾想还不如速朽的好。可是，我居然活下来了，我是多么愿意活下去，多么愿意看见新生事物不断生长……”因为“他相信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他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把他的生活、工作、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生命中的力量，这就是他以垂暮之年而又获得生活力量的原因”。《同龄人》中的那位老工人，幼年、青年时代都是在农村中受过折磨，后来在学校里当工人，微薄的收入不够敷出，一家人仍不得温饱，造成他比同龄人衰老得多，而且身体矮小、单薄、背微驼、两脚无力。如今，他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翻身，心情特别愉快，工作特别认真。大儿子入了党，就好象是他自己入党似的高兴。小儿子考取了北京的有名大学，他对北京寄来的信封，特别是那个盖了“北京”二字的邮戳，把玩良久，不忍释手。他为了把份内的工作做快做好，走起路来总是向前赶着抢着似的，还把个沉甸甸的公文包挂在胸前，小心翼翼，惟恐有失。一心一意为国家、为工作，他是“思无邪”的化身。
 李广田的这些散文，在新旧社会对比中，讴歌“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新社会，讴歌新人新事。在那个年代，他敢于讴歌一般人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教授;作为大学教授、校长，能入微地体察学校收发职工的工作、生活、思想，这都和他的赤子心肠、朴实人格所分不开。作家自己正是“思无邪”的化身。他的这种心肠、人格，贯穿在他的一生中，也贯穿在他的所有文章中。诚如第一个对李广田作品“有所是非”的李健吾所说： “他无论写什么，都有一种老朋友在叙家常的味道。他的胸襟是坦荡的。他对人对事，一向是诚诚恳恳的。你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说东道西，即令他没有时间，你也依依不舍，不忍离去。于平凡中见不平凡，他的文章也正是如此。”(《李广田·序》)的确，读李广田文章，也就是直接了解他这个人。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李广田是当之无愧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要求活得有意义，把死轻轻地掷在了一边;刚走向生活，在曲阜省二师附小教书时，他就为《子见南子》案仗义执言，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在流亡途中，为二十二个流亡少女葬身汉江而写下奠祭诗作，并久久耿耿于怀。四十年代的昆明，在敌人屠刀下，他愤然写出杂文《不是为了纪念》和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毅然为“一二一”四烈士守灵，参加路祭、送殡等活动，面对面和敌人斗争。在南开大学，他和“反内战”、 “反饥饿”的民主学生、教工肩并肩手挽手。解放后，他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抱着把边疆建设得和北京一样的愿望，第二次到昆明工作，放弃了名和利，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1958年左倾泛滥成灾的时候，他讲了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他修订的撒尼人长诗《阿诗玛》新整理本出版时，他不署自己的名字，不要报酬，把全部稿费送给撒尼人民作文化专用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勇于承担作为“罪名”的这个整理责任。正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抗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起的迫害狂潮，被监禁，被拷问，被上台批斗，被挂牌罚跪，被拳打脚踢……，他绝没有屈服， “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但是，1968年11月2日夜里，他突然死在昆明市郊外的莲花池内，头部被击伤，满脸是血，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腹中无水……，待人发现时，他已直挺挺地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死而不倒! “昂了首，望着天”(《地之子》)，你这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地之子!
 “老实、结实、现实：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茅盾先生在为人、思想与创作上的这三种作风。”这是1945年李广田为茅盾五十寿辰写的贺词。老实、结实、现实，用它来概括李广田自己一生的为人、思想与创作，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