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桐柏山下与太行山区

 

(1922——1942)

 李季，原名李振鹏，1945年发表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时，始用李季这个笔名。其他笔名还有李寄、里计、章何紫，于一凡等。参加革命初期，曾用过杜寄的名字。他于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河南省桐柏山下的唐河县祁仪镇附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他父亲李克明，读过几年私塾，但能干一手好农活，称做“二把式”。他的母亲和姐姐，也都在家务农。“每逢农忙，母亲拉着小李季的手匆匆地走着，他们下地劳动。烈日当头，大人们吃力地弯腰割麦子，李季就和小伙伴们挎着小筐，跳过一道道垄沟，跟在后面拾麦穗。一会儿，他又把比他还高的麦捆儿，连拖带拽，运到场院上。”(雷达：《泥土和石油的歌者——记诗人李季》)这种劳动人民家庭的劳动生活，对李季的童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培植了热爱劳动的感情和朴实无华的性格。李季终其一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在李季的童年生活中，经受的一次重大打击，是他亲生母亲的去世。这时，他才十岁，便失去了真正的母爱。继母对他很不好。这使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却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孤单。正是这种寂寞和孤单，驱使他去寻找另外的精神寄托，那就是听民间艺人说唱“鼓儿词”和“曲子戏”。南阳的曲子戏，是很闻名的，在南阳一带的民间，广为流行，深为当地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祁仪镇的民间艺人也善于说唱鼓儿词和曲子戏，李季就成了他们的最忠实的观众。说唱结束了，人们都散尽了， “他还痴呆地站着不肯离去，等到太阳拉长了他的身影，父亲从背后揪住了他的耳朵，他才懒懒地回到家里吃饭。” (雷达： 《泥土和石油的歌者——记诗人李季》)他深深地被曲子戏和鼓儿词的故事情节迷住了，便把他平时积攒的零花钱，拿来买了本“七字断”的小唱本儿，模仿着艺人的腔调哼唱起来。这种民间文艺的熏陶，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培养了对于民间文艺的浓厚兴趣。这与他以后走上文艺道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少年李季的另一爱好，是爱看旧小说。还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讲《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李季的文学才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1931年，李季开始进入祁仪镇完全小学读书，于1936年毕业，据当时他的任课老师回忆：他“个子不高，诙谐滑稽，为人和善，同学们都喜欢叫他‘小哥’。” “有人说他所表现出来的远远不是他内在的美，他的真实是深沉多思，意志坚强。”(宇森：《大地之子》)少年李季的深沉多思，意志坚强，使他的老师为之震惊和钦佩。李季从上小学起，就不是一个埋头读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一年的春天，李季动员和领导着一批学生到祁仪镇的春会上去进行抗日救亡募捐。虽然，李季为此受到学校的记过处分，但少年李季的反抗精神，坚强意志和思想倾向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1937年初，李季升入河南南阳敬业初级中学读书。这时，他开始接触到鲁迅和巴金等的作品。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于是年年底停办，李季只读了一年初中便辍学回家了。1938年春，经他的小学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黄子瑞的介绍，到祁仪镇南三里路的南李庄初级小学任教。李季在这里，工作得很出色。
 在李季上中学、教小学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忘记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之中。他和老师黄子瑞一起，办油印小报，出墙报，组织演剧活动，并充当演员。 “祁仪镇的街当心，破天荒地贴出了墙报，花花绿绿招引着大群过客，编绘者正是李季和他的同学。更有趣的是，又黑又矮的李季，竟在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里扮演了女角。”(雷达《泥土和石油的歌者——记诗人李季》)在工作实践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李季的视野开阔了，情感深化了，他的思想愈来愈进步，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在我党地下党员、他的老师黄子瑞的帮助下，他开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
 1938年，是李季生活大转折的一年。他的老师黄子瑞充当了他的向导。黄子瑞亲自去湖北枣阳农村找到我党老党员黄民彝同志，请他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熊天荆写了一封介绍信。李季拿到介绍信后，于1938年7月间，不顾父亲的反对和原来约好的几位同学的中途变卦，毅然决然地离乡背井，独自一人向陕北进发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少年，在那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里，象夜幕笼罩中的一只幼蛾，向闪耀着太阳般光辉的陕北飞去。
 李季，跋山涉水，一路艰辛，于同年9月到达洛川，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六大队学习。李季生活在抗大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加之他积极、热情、单纯，于1938年11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的冬天，李季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到了太行山上党地区。他在抗大一分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因日寇“扫荡”，学校把学员分散到部队和解放区从事各种抗日工作。李季被分配到太行山某游击队担任文书和负责民运工作，这是1939年夏天的事。同年冬，又被调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二营任连政治指导员，这时，他才十七岁。连指导员的工作，对李季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具有劳动人民本色的李季，善于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他带着满口河南乡音，跟当地群众很谈得来，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他发动群众参军，使他的连队不断壮大。他迅速地成长着，前进着。比他参加革命前却成熟得多了。
 少年时的李季，曾受民间文艺的熏陶，逐渐养成了他热爱文艺的兴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他就练习写短诗，至今他的侄子还能背诵他当时在家乡墙头上所写的短诗。他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学习生活、战斗生活十分紧张，顾不得多考虑文艺方面的问题，但他热爱文艺的兴趣并未消失。当他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游击队工作后，就成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了。他在工作之余，有时也练习写些通讯、散文之类的东西，但苦于能够看到的书太少，而且写来写去也难以提高，他多么渴望能够交几个志同道合的热爱文艺的朋友在一起互相研究，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呀!
 李季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朋友，那就是吴象、文迅和许善述。他们三人都是抗大学员，也都是同李季一起从陕北东渡黄河，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的，而且同在一个营。不过，当时，李季不认识他们。李季同他们相识，是在1939年，抗大毕业后，又转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二营工作的时候。
 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联系甚是频繁，一有见面机会，就讨论文学创作，交流读书心得等。李季有了新的习作，就真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此期间，李季从同他们三人的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很珍贵的友谊，而且在写作上也有迅速的进步和提高。他后来回忆说： “那段生活充实，丰富，使我受到锻炼，同时也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萌芽阶段，但最使我怀念的是友谊。”
 李季在北方局党校工作近两年后，于1942年2、3月间，被调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校工作。同年9月18日，他离开这个学校，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向延安，于是年冬初到达，走进了新的生活天地。在太行山区生活的近四年间，李季说他自己是一个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虽有一些习作，但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作品。他曾有模仿法捷耶夫的《毁灭》，把他在1939年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写成小说的打算，并拟了个题目《破晓》，也陆续积累了一些资料，还曾写过一些零星的提纲和片断，但终于搁置下来，未能写成。1942年冬，他奔向延安途中，写了一篇通讯，题目是《在破晓前的黑夜里》，后投给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12日发表。这是李季公开发展的第一篇作品。差不多和写这篇作品的同时，他还写过一篇题为《在汾河的平原上》的通讯，但没有发表。
 李季在太行山区的四年战斗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了创作的准备，尤其是思想上和生活上的准备。太行山的四年火热斗争生活，提高了李季的阶级觉悟，培养了他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从一个向往革命而又单纯、天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努力奋斗的革命战士。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生活基础上，他到陕北后，在新的生活土壤里，在新的阳光照耀下，象一棵茁壮的小树，迅速成长，以至开出奇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成名”前后

 

(1942——1952)

 1942年初冬，李季从战火纷飞的太行山回到了延安。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尚未正式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象一团火炬，照亮了他生活和创作道路的前程。于是，这年冬末，他便迈开坚实的步伐，走进了陕北三边茫茫的沙原。在三边生活的五个年头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放在人民生活里酝酿、发酵，1945年冬，终于从他心灵的最深处，流出了芬芳的美酒，这就是被人誉为具体体现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成功，说明李季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但“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孙犁《悼念李季同志》) 1942年冬，李季被派往陕北靖边县靖镇完小教书。靖边县是陕北土地革命时的老苏区，就在这个时候苏奋同志向他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刘志丹领着红军打靖边城，不少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有一位男青年要求参军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他女朋友的父母却出来阻拦。女青年为了支持男朋友的革命行动，相约背着父母去投奔红军。后来女青年被家里人捉回，打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仍不能改变这位女青年对革命和爱情的忠贞态度。捉了逃，逃了捉，几经曲折，终于两人一起参加了红军。 (见李小为《最初的孕育》)这个普普通通的故事，对于心中已贮藏着许许多多这类故事和人物的李季来说，它却象一根导火线，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破反应。于是，他试图通过抒写一个三边民间的革命故事，来表现三边人民的革命精神。
 他没忙着动笔去写《王贵与李香香》。1943年春，他凭借着他过去的生活积累，连续写作了小说《退却》、叙事诗《生活在春天的孩子们》和散文《寄八连的同志们》等不同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够成功，甚至有的还写得很艰难。
 1943年9月，李季离开了靖镇完小，到三边行政公署教育科编写教材。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常常背着挎包，走村串户，去了解当地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这是他进一步同三边人民接触的开始。后来他又被派到盐池县县政府当秘书，下乡的机会更多了。有时因为要完成某项中心工作，一连几个月就生活在农民中间。在这些日子里，他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教农民识字，帮助农村干部写通讯，并用民间通俗的说唱形式写出了《卜掌村演义》(说书)、《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短篇小说)和《救命墙》(民间故事)等作品。这些作品生动表现了三边人民破除封建迷信和抗御自然灾害的斗争精神。李季在了解和描写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着、研究着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的艺术。他终于明白了，流传在陕北人民中间的民歌“顺天游”是一种形式最简单的诗， “由于它的形式自由而生动，极适于表达、传述人民的生活及感受”，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李季《顺天游·辑者小引》)从此李季就对民歌“顺天游”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象一位贪婪求知的小学生，跟在脚户、赶车的后面，边听边记那些发自人民心底的歌。他翻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河流，小孩、姨娘都是他学习的对象。他陶醉在民歌的海洋里，“日日夜夜，生生死死”与这些农民歌者在一起，终于把自己磨炼成了一个道地的三边人。诗人就是这样由热爱这里的劳动人民，而爱上了民歌，又由热爱民歌，而找到了表达陕北人民思想感情的诗歌形式。思想、生活和艺术的准备到了一定的时候，便要来一次总爆发，于是1945年11月初至12月初，李季便以难以抑制的激情，完成了《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
 长诗原来的题目为《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故事》，1946年9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改题为《王贵与李香香》。长诗的内容已脱离了当年苏奋同志所讲的那个故事的“原型”。诗人把他从三边劳动人民那里听到的见到的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作了高度的集中和概括，提炼成为发生在陕北死羊湾的一个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长诗把死羊湾的阶级斗争同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以及革命的武装斗争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反映了1930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开展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从而揭示出：劳动人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才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获得翻身与幸福的真理。自“五四”以来，在我国新诗创作中，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但基本上表现的是一个反封建的主题，而这首诗能把爱情的悲欢同革命斗争的曲折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时代生活的风貌，确实“在诗的进程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静闻《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
 作品为了表现这一深刻的主题，在诗的开头，就展示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严重对立：在三边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着数量悬殊的两种人——“穷人多来富人少”。而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数量多的穷人一无所有，数量少的富人却田连阡陌。这种经济地位的极端悬殊，在通常情况下，穷人就难得温饱，一旦遇到荒年，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不幸，1929年三边遭受了特大的旱灾，于是1930年春，就出现了“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人没人埋”的悲惨景象。地主崔二爷家里粮食吃不完，不但见死不救，反乘农民闹饥荒之机，强行逼债。王贵的父亲贫农王麻子，因为还不起崔二爷的债，结果被活活打死。“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作者就是这样让王贵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下，背负着父子两代的血海深仇走了出来。随着王贵年龄的增长，他与贫农李德瑞的女儿香香点燃起了爱情的火种，而崔二爷又企图把它掐灭。崔二爷为什么敢于如此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呢?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势：“风吹大树嘶啦啦响，崔二爷有钱当保长。”“县长跟前说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作品所展现的这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图画，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地主对农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现实，揭示出了整个农民阶级之所以受压迫受痛苦的社会根源，而且也为王贵的成长提供了可信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长诗围绕着王贵的觉醒和成长过程，正面地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形势以及革命斗争的曲折性。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全国。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红了半个天。”王贵受到革命的招引， “暗里参加了赤卫军”。革命的风雨虽然唤醒了王贵，但要使他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还需要在党的教育下，经受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长诗很好地把革命斗争的曲折变化同王贵的成长以及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波折结合在一起，真实地描写了王贵思想性格的发展。体现这一思想发展变化的，就是王贵所经受的两次考验。第一次发生在王贵参加赤卫军之后。崔二爷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种，将王贵“五花大绑吊在二梁上”， “连着打断了两根红柳棍，昏死过去又拿凉水喷”。王贵没有屈服于狡猾残忍的敌人的压力，他用舌枪唇剑来对付崔二爷的皮鞭：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王贵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以及对敌人必将灭亡、革命必将胜利的认识，都是党的教育和参加赤卫军后锻炼的结果。游击队的红旗插到了死羊湾，赶跑了崔二爷，王贵得救，与香香自由结婚。王贵获得翻身和幸福之后，是缱绻私情，陶醉在幸福生活里，还是自觉地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是对他的又一次考验。可贵的是王贵不是一个半截子革命者，他婚后三天，就告别香香，参加了游击队。从他对香香的深情表述中，我们看到他的行动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勉强。他懂得“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崔二爷还没有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还没彻底推翻，暂时获得的翻身幸福，还会得而复失，“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王贵的思想飞跃是真实的、具体的、可信的。长诗第三部分写“崔二爷又回来了”，是诗人有意让人物从斗争的反复、爱情的曲折中，去体会爱情的悲欢离合同整个革命命运息息相关，脉脉相连的深刻道理。王贵的成长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我国阶级斗争的特点，以及广大农民成长的道路和规律。
 李香香这个朴实、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也被作者赋予了新的特质。作者不只是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忠贞态度，而且还通过她与王贵恋爱关系的描写，来表现她对革命的信赖。例如，当王贵遭到崔二爷的毒打时，是她想到解救王贵的唯一亲人就是“游击队”; 当王贵报名参军时，是她毅然支持王贵的革命行动; 当崔二爷回村反攻倒算时，又是她盼望着游击队早早回来。她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和渴望革命胜利的急切心情，始终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觉醒的妇女，与旧式的农村的女性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忠于爱情而不缠绵，身处困境而不悲观，她不去乞求神灵的救护，而是希望“有朝一日游击队回来了，公仇私仇一齐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好的心灵世界，不再是被污辱被损害的精神创伤。
 “在内容上要完全民众化固然不很容易，在语词上，腔调上，要做到完全和人民自己的作品一样，自然更困难。就是大诗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把握。……这一点，《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差不多成就了一个不可思义的奇迹。”(静闻《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长诗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村常见的事物构成比兴形象，表现北方农民的生活、感情，是诗人的突出创造。如，红姣姣的山丹丹花，绿蓁蓁的沙柳，白生生的蔓青，咩咩叫的羊羔，都进入了诗人的艺术领域;红旗、共产党、闹革命、赤卫军、游击队、鸡毛信等新鲜的词语，都嵌进了诗人的诗行。它们所构成的比兴形象，都渗透着主人公新的感受，地域和时代特点都非常鲜明。诗人运用了“顺天游”的形式，而又不受原有形式的束缚。 “顺天游”原是两句一联，多半用于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后来虽有发展，也只是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李季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形成一首长篇叙事诗。 “顺天游”固有的抒情特点他没舍弃，又提高了它的叙述和描写功能。他是怎样做到这种叙事和抒情的统一的呢?就是他用人物的对白来回避了过程的交代，而又暗示了过程的推移。在诗句的结构形式上，长诗也有发展。原来基本上是七字句，现在这部长诗，不仅有七言、八言、九言，甚至有十三、十四言。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新的。这首诗的出现，是人民翻身和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郭沫若《序〈王贵与李香香〉》)它标志着“文艺运动突破重重关，猛晋不已，出现了新的一套”。 (陆定一《读了一首诗》)
 1948年春，李季带着已发表的《王贵与李香香》离开三边，到延安担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次年春又随军南下到洛阳、郑州。5月份与李小为同志结婚。李季离开三边的一年多，正是解放战争的激烈阶段，战斗频繁，生活很不安定，诗人只写了两首较长的叙事诗： 《新烈女传》和《凤凰岔历劫记》，因为没顾上认真推敲，都没拿出来发表。1949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离京去武汉，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主编《长江文艺》。从这年冬天开始，便“比较经常地写诗了”。(李季《难忘的春天·后记》)这时诗人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试图以民歌为基础，吸收更多的在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适宜于表现新生活的口语来写诗。在形式上，也较多地采用了更易于表达复杂思想感情的四行体。收集在《短诗十七首》的《三边人》、 《报信姑娘》等诗，就是这些尝试的产品。”(李季《难忘的春天·后记》)就在这同一时期，诗人学习和研究了南方民歌。为着解决长诗写作中的形式问题，诗人仍以民歌为基调，又广泛地吸收了传统诗词和新诗的表现手法，创作出了《菊花石》。这首诗，就形式方面的探索来说，是实现了诗人预想的目的的。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也有一定的光彩。比如，在第八章以前，老工匠刻菊花石的顽强毅力和抗击强暴的斗争精神，就表现得很突出。荷花、聂虎来纯厚、朴实的性格，也很逗人喜爱。大自然气息、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都比较浓烈。在语言的提炼上，明显地看出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缺点在于作者在艺术构思上考虑得不够周密。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想表现刻菊花石与为革命的关系，而因老工匠牺牲的时间安排得过早，这种关系并没得到充分的展现。老工匠牺牲后，作者有意让荷花作为老工匠的继承人及其性格的发展，但作品的后半部分，也没有处理好刻菊和为革命的关系，因此人物形象就显得不那么丰满。尽管瑕瑜互见，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正如诗人所说： “不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叙事诗的写作形式方面的探索，我始终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李季《菊花石·重版后记》)
 

生活、创作的大转折

 

(1952-1980)

 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当时要组织一批作家到各个工业建设基地去深入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李季接受胡乔木同志建议，于这年冬天，带着全家老小，离开武汉，来到全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他一直担任油矿党委宣传部部长，有一段时间还兼任《石油工人报》社社长。在玉门的最初一年里，诗人沉到生活的底层，“尽力地忘掉自己的作家身份，从一切方面(从工作、生活到思想感情)，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当地所有人一样的‘玉门人’”。 (李季《我和三边、玉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爱上了石油和石油工人，到了1954年的头几个月，他感到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 “开始为石油和探采石油的石油工人们而歌唱了”。(李季《石油诗·编后记》)
 《生活之歌》是作者讴歌石油工人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于1954年7至12月。诗篇在刻画石油工人形象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同时，诗人以青年工人赵明的行动和思想变化为轴心，描写了各种人物的活动，展现了石油工人沸腾生活的画卷，使读者看到“在荒凉的，人迹罕到的大戈壁，有着成千上万个青年男女，正在为了祖国幸福的明天，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把春天带到这从来没有春天的大戈壁上”。 (李季《玉门诗抄·题记》)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围绕着人物活动背景所展开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非常真切动人： “听呵，这是哪里传来的响声，它象阵雷似的驱走了戈壁的宁静。这是在公路上行驶着的车队，它们给大戈壁带来了新的生命。”象这样的描写，就极为强烈地烘托了石油工地上的沸腾气氛。作者象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从不同角度摄下了戈壁滩一个个特有的镜头：黄羊、苍鹰，因惧怕人或骤然奔跑或高飞入云;骆驼草，因沙漠缺水，长得稀疏低矮;沙梁高低起伏，绵伸至积雪的群山脚下……。这些景物描写，增加了诗的抒情成份，把读者带进了西北大自然气息的诗情画意之中。但是这部长诗也有一些不足，如，故事情节比较单薄，矛盾冲突有些简单化。
 收在《玉门诗抄》里的几十首短诗，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大都写得较为真切生动，亲切感人。如《师徒夜活》，写师徒二人在一个“天黑夜静”的晚上，边走边谈的情景。徒弟问师傅： “开油井的动作我怎么总摸不上?要说我不用心，可真冤枉人。”师傅答： “开闸门时，正要右手用力气，你一换手，那操作当然就跟不上。”由此引出徒弟讲出解放战争中他曾在一户人家的房顶，只身抵抗敌人，因而右手受伤的往事。恰好，这户人家就是师傅的家。说到这里徒弟非常激动，但作者并没让徒弟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一个动作，把他的不平静心潮表现出来： “谁的脚踏空了一步，管钳掉在地上，受惊的石头块当啷啷地滚下河床。”诗的结尾，其含蕴深厚，更是令人品味不尽：“人走远了，声音也越来越小，石油河却还在悄声歌唱。”石油河的“悄声歌唱”，不正是象师徒二人一样的千千万万工人们辛勤劳动的回声吗?读着这样的诗句，自然会引起我们产生许多联想。还有《厂长》、 《社会主义老头》和《红领巾》等诗，都以生动的笔触，展示了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些人物走进诗人的画廊，标志着诗人在塑造人物方面，正在开拓一个新的天地。
 1954年底作者由玉门油矿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创作委员会主任。他回忆在玉门两年的生活和创作时曾说：1952年冬天到玉门油矿“我又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怎样用我所唱惯了的调子，来歌唱工人和他们的生活?几年来，我以几十首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短诗，和一部长诗(《生活之歌》)，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李季《难忘的春天·后记》)
 李季虽然离开了玉门油矿，但思念石油工人的思想感情，却象潮水一样，常常冲击着他的心。于是，他利用机关行政工作的业余时间，染翰挥毫，写下了收集在《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中的几十首短诗，表达了他对石油工人的深深思念和崇高的敬意之情。随着一个个新的油田被开发，老战友被调到新的油田工作了，他的那颗心，就“象一只关不住的小鸟，从北京飞向玉门，飞向柴达木、克拉玛依，飞到所有的石油工人足迹的地方”。(李季《石油诗·编后记》)就在这种心情驱使下，1956年初，他曾一度赴银川，并于同年秋天和夫人李小为一起，访问了他久久思念的三边。从三边回京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期间和学习结束后陪外宾到全国各地访问途中，诗人一共写了二十多首短诗。 “内容一部分是写玉门、柴达木石油工人生活的;一部分是关于北京的;再一部分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和一组描写上海、江苏等地的短诗。这些诗合编为《西苑诗草》。”(李季《我的写作经历》 )这些诗都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里引起的激情的自然流露，因而，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深邃的意境，拨动读者的心弦。如，《夜登景山》： “夜登景山，灯火万千。垂眼看茫茫北海，环湖灯影摇曳在湖水深处，红领巾们怎么还不回家，还在用歌声拍打湖山?……夜登景山，灯火万千。南边东西长安街上，路灯象一条长长的银河，车灯象一群不尽的流星，又象是万千支发光的箭。”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贴切的比喻所创造出的意境，饱含着生活的浓度，思想的深度，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氛。
 1958年春，诗人终于冒着春寒，又回到了分别三年的玉门油矿和柴达木，并且访问了克拉玛依。他打算在这些地方建立较为长期的生活基地。一方面要完成他心中已酝酿十多年的《杨高传》的创作;另一方面要为发展甘肃省的文艺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两项任务诗人都圆满地完成了。他亲自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主席，领导成立了“工农剧院”;创办了《敦煌文艺》、 《工农文艺》和《红旗手》等刊物;参与编辑了四本《甘肃民歌选》;为指导青年作者创作和回答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先后发表了三、四十封信(见《兰州诗话》)。1958年至1959年完成了长诗《杨高传》的创作任务。作品规模宏大，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融合一致，表明作者在创作道路上，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经过建国前后二十年的探索，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长诗的最突出成就。主人公杨高与读者结识的时候，只不过十来岁，但是他已经饱尝了人间的痛苦和辛酸。在他三岁半的时候，父母因反对教堂被洋人暗杀，从此他便象沙蓬草一样，四处飘荡。讨过饭，放过羊，在“华人不如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就象他的受苦受难的前辈一样，踏着艰难的老道。正在这个时候，我党进入了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杨高在红军宣传员的启发教育下，投奔红军，当上了红军通讯员。作者让这个苦命娃娃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走出来，说明我党所开辟的革命道路，正是全中国人民渴望翻身，盼求解放的道路。长诗第一部《五月端阳》，以刘志丹在三边闹革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背景，集中写杨高少年时代的生活。在这部诗里，作者通过杨高入虎穴，闯敌阵的一系列行动描写，赋予了这位机伶、可爱的“钢铁少年”，朴实、敦厚、勇敢的鲜明性格。但他并没有神化这位虎跃龙腾的少年，总是力图通过杨高性格成长和思想变化的描写，来揭示出千万个战士的成长，必须靠党的教育和人民群众的滋养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作者才重笔浓抹地写了刘志丹和杨高的谈话以及杨高养伤等情节。
 在长诗的第二部里，杨高进入了青年时期，思想成熟了，性格也向前发展了。八年抗战，东征西伐，中经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先后三次负伤，成了残废。抗战结束后，复员回到三边。解放战争中，担任自卫军营长和区委书记，同胡宗南、马鸿逵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被捕以后，身陷囹圄，敌人威胁、利诱，甚至抓来崔端阳劝降，都没有使他屈服。无产阶级战士的高风亮节，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新中国成立后，杨高听从党的召唤，到了玉门油矿。他望着那如林的井架，辉煌的灯光，高大的厂房，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起了自己的成长历史，默念着党，对着红旗宣誓：决心“象当年大练兵准备冲杀”一样，打好一场新的战争。 “骨折肉烂心不碎”，永远进击，终于从一个普遍的战士成长为石油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优秀的领导干部。 “一场鏖战结束了”，玉门儿女接到北京的命令，进入柴达木盆地，杨高又走上新的战场，开始了新的搏斗。
 长诗以雄浑的笔调，完成了杨高形象的塑造。杨高的生活道路和性格成长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二十几年的战斗历程。读完长诗，自然使我们想到：若不是党领导千万个杨高流血奋斗，哪里会有新中国的诞生，哪里会取得建设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如果说《王贵与李香香》，从人物身上体现的主题思想对于翻身后正在进行自卫战争的解放区人民是适宜的，那么《杨高传》从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主题思想，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来说，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长诗既保持了浓郁的民歌风味，同时又把鼓词、古典诗词的形式结合起来，运用说唱文学的章法和句法，创造出了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诗歌形式。四句一组，句子长短相间，开合起伏富于变化。它比单纯的民歌形式，更能表现复杂的故事和人物的思想感情。 “诗的语言，朴素而遒劲;不多用夸张的手法而形象鲜明、情绪强烈;不造生拗的句子以追求所谓节奏感而音调自然和谐”。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杨高传》与《王贵与李香香》相比，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明显的，而又在差异中有着风格的统一，这种不断追求创新和突破的精神，正是一个成熟作家，不断前进的表现。
 巨大的艺术工程完成了，诗人还没有坐下来去欣赏他的杰作，便随中国作家访问团出国了。从1960年5月至1961年4月的将近一年内，先后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日本四个欧、亚国家。他根据这些访问印象所写的二十几首诗，表现了不同国度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异国风土人情的画卷。其中，他感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特仿日本“和歌”形式，写出的《飞机中望富士山》、 《大阪歌》和《琵琶湖荡歌》，是对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1962年初，诗人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担负着中国作家协会外事委员会、作协党政等多方面的工作。尽管日常工作较为繁忙，但他仍勤奋地赶写新作。1964年春，以“铁人”王进喜的形象为原型，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钻井队长的故事》。这部长诗较多地吸收了新诗的表现手法，形式活泼舒展，但基本风格与《杨高传》是一致的。
 正当李季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而努力工作，并在他所探索出的道路上英勇进发的时候，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季被打入“牛棚”，挨批判，受审查，工作和创作的权力被剥夺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于是，1968年1月8日，他愤然提笔写下了《我的写作经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季堂堂正正地回忆了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有力地回击了林彪、 “四人帮”对一位长期同时代和人民结合的文艺战士的诬蔑。1969年9月，他被赶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周恩来总理一再催促要恢复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李季于同年6月奉调回京，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他一到北京，便四处奔走呼号，忙碌了几个月，终因“四人帮”百般刁难，刊物未能复出。这年秋天，他又重返石油战线，担任了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顾体弱多病，跑遍了十几个油田，广泛地接触石油战线的先进人物，了解了他们同林彪、 “四人帮”进行斗争的许多感人事迹。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形势有所好转，李季被任命为《诗刊》主编。他根据前两年所收集到的大量生活素材，开始了长篇说唱诗《石油大哥》的写作。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七十年代我国石油工业战线，在向海洋的进军中，一支王铁人式的英雄钻井队，冲破“四人帮”的干挠和破坏，所取得的开发“海底油田”的重大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首长诗与读者见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它与诗人六十年代所写的石油诗相比，在塑造人物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过去较多地表现英雄人物同自然和落后思想的斗争，而这首诗却是正面地反映建国后的敌我矛盾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去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抒情气氛比较浓。此后，诗人写出的长诗《红卷》，与《石油大哥》相比，又有不同。《石油大哥》写的是老一代工人同“四人帮”的斗争生活;这部长诗写的却是年轻一代工人，如何顶住“四人帮”的压力，谱写出了自己的“红卷”。粉碎“四人帮”以后，诗人还写出了抒情长诗《石油万里从军行》和儿童叙事诗《葡萄的传说》等。
 李季的创作和工作热情是令人感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人民文学》的主编，身感肩负的责任重大。每天深夜睡觉，清晨5点起床写作，吃了早饭就匆匆赶去上班，他象一匹四蹄生风的骏马，不知疲倦的工作着。十年浩劫留下来的问题成山，被压的文艺战士等待“解放”，荒疏的文艺园地需要耕耘，一个个棘手的问题都亟需处理。李季以重病之身，全力地投入到作家协会繁忙的工作中。病魔终于扼住了他的心脏，1980年3月8日，李季与世长辞了。
 

闪光的道路

 李季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几十年来，他紧握艺术的雕刀，通过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创作上最丰硕的成果。他那一部部长篇叙事诗，就象一个个巨大的艺术品;几百首短诗又象是一朵朵精美的小花。它们点饰着新诗的画廊，记载着诗人对生活和斗争的理解。翻检诗人这些诗篇，以及那些小说、散文、通讯、随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用文句和诗行印在漫长征途上的闪光的足迹。它清晰地划出了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怎样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诗人和战士的前进道路。”(贺敬之《李季文集》序)这条道路，就是一条同时代、同人民结合的道路。几十年来，他先后同桐柏的乡亲、太行的战士、三边的牧民、武汉的农民、油矿的工人相依为命，自觉地从他们的生活中和革命斗争中，去汲取创作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感情。象他这样一直同人民共呼吸、共欢乐、共忧愁，并能忠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的诗人，在“五四”以后的诗坛上，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所走的道路“是一切属于人民和社会主义队列的诗人们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真正宽广的道路”。 (贺敬之《李季文集·序》)
 李季作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从我国农村和石油工地上走出来的。这些人物都带着浓重的乡土音，身上散发着泥土和石油的气息。李季写人物从不着力制造剑拔弩张的气氛，也不去凭空地拔高他们。总是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时代环境里，植根于劳动人民和革命集体中去锻炼成长，按照人物思想发展的轨迹，去捕捉人物的思想性格，挖掘人物平凡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跃动在诗行里的时代色彩和民族道德精华，给读者的感受总是真实的，因而，自然地产生了征服人心的艺术魅力。
 李季是擅长叙事的，他所构思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他决不是为了叙说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叙人民之事，来抒人民之情。为此，他常常选取表现人物特定情势下的形体动作，将人物的真实情感，流动在某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为了造成强烈的抒情气氛，在诗的开头、结尾和情节发展的转折时刻，采用直抒胸臆，如评点、议论等多种手法，直接表达自己对某一人物或某一事物的爱憎感情。这种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就是作者吸收了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民间说唱，为了密切说唱者和听众之间的情意联系，说唱者常常跳出人物之外，对故事中发生的一切进行客观的评价，从而加强听众的印象。在李季的叙事诗中，较多地采用正面描写的方法，但也常常运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在叙述中，随时穿插一些景物或环境气氛描写的诗句，借以烘托人物思想感情。
 李季还在“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过程中，找到了与他诗歌内容相一致的艺术形式。这就是以民歌和传统的说唱文学为基础，又吸收了我国古典诗歌、 “五四”以来的新诗和外国诗歌的某些成份，而独创出来的大众化、民族化的诗歌形式。民歌，在民间文学中是富于抒情性质的口头创作，在节奏、音韵、曲调和章法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美。民间说唱，是一种“叙述体”，其中鼓词和曲词，就是用韵文的演唱形式来叙说故事的，它有民间叙事诗和说唱诗之称。因此，李季“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就自然地与这些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不是杂取或糅合，而是以它们为主要原料，又吸收了其它诗歌的某些形式，经过不断探索，反复熔铸，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所以，我们读李季的诗，从不认为它们就是民歌、鼓词和曲词，而是“五四”以后地地道道的新诗。
 “诗者，根情言苗”，语言是构成一个作家艺术风格最基本的因素。李季的语言是口语化的，遣词造句和描摹形貌，不刻意追求纤密细巧，唯求朴素通俗，豁达鲜明。他说： “我觉得，口语化也就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来写诗，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当都是每一个写诗的人的严重任务。” (李季《兰州诗话》)他一生恪守不移，长期地认真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他熟悉农民、工人的语言如数家珍。因此，他无论是叙事或者是抒情，都宛若人民群众的声口，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不事雕饰的语言，并不等于是韵味淡薄的语言，相反地它却要求做到平易而浑厚，鲜明而含蓄。这就要求诗人对语言进行反复的锤炼，只有如此，语言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里让我们仅举一例，来看看李季在语言上所下的锤炼功夫吧：“刀痕是长征时留下的，抗日战争的纪念在肩膀上，解放战争丢了一个手指头，这一脑袋白头发是转业以后的奖赏。”这是《厂长》诗里的一节。在这里诗人对“厂长”的具体行动并没有作细腻的描写，但由于他选择了概括力很强的语言，却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厂长”几十年的战斗经历及其功绩。诗的含蕴丰富，语言朴素，用词富于变化，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诗人为了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常用比兴等形象化的手法，来对比、衬托，形象地说明和显示自己所要描述的思想及事物。比兴手法，是我国民歌传统的表现手法。李季由精通民歌，而精通这一艺术手法。他在诗中运用比兴是大量的。并且能把比兴与口语化融为一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王贵与李香香》在语言形式方面“很惹人注意，也很叫人佩服的，无疑是这种比兴的表现法”。 (静闻《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建国后，诗人运用比兴手法，交错变化，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四句诗中，有的是前一句用比或兴，后一句用赋;有的是前四句用比兴，后四句都是赋;有的又是前两句用比兴，后两句用赋。不管哪种形式，诗人都运用得十分娴熟。请看《红领巾》一首诗的结尾： “北京的树最绿，北京的红领巾最红。鱼儿游泳在绿色的海洋里，红领巾生活在党的爱抚中。”诗人“引类譬喻”、 “借物发端”，顺手拈来，不但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而且也使读者看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的色彩。
 无庸讳言，李季还存在着不足和局限。他的有些诗，包括长诗和短诗，构思还不够精密;有时为了照顾故事的完整性，有些不必要的情节未能割爱;抒情独白有时使用过多，使人感到有些乏味;大部分语言是写得很精粹的，但有些语言还比较粗糙，使用的连接词过多，缺乏跳跃性。
 李季不仅是优秀的人民诗人，他还是一个好的文艺组织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在他的一生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有二十多个年头。由他主编的文学刊物，为文学战线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他一心扑在文学组织工作上，为党的文学事业和沟通中外作家之间的广泛联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将同他的诗篇一起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