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

外祖父共有孙儿女八人，其中除表弟连战外，余皆是外孙。我是外祖父长女林连夏甸女士的长女，也是外祖父孙辈中最大的。外祖父在世时只见过三个外孙女，我、我的妹妹文仁以及表妹晓莺。他老人家去世时，舅母连赵兰坤女士正怀着表弟。而即使这三个外孙女之中，对他有一些记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吧?因为他去世时，我仅只四岁，晓莺和文仁都尚在襁褓中，不可能记得什么。但是，一个四岁的幼童能有多少记忆呢?说来很遗憾，也很悲哀，我对宠爱过自己的外祖父只有凭一些模糊的印象，和听自母亲记述的零星片断的往事来追念而已。
我有一张已经发黄的旧照片，大概是在外祖父去世那年或前一年拍摄的。照片的背景是外祖父在上海时的寓所“公园坊”门前，相片里的三个人自右至左依次为外祖父、外祖母及我，三人同站在石阶最高层上，外祖母是一位娇小的妇人，她和外祖父并立，几乎高不及肩;瘦长的外祖父晚年背有些驼，他穿着一袭深色的长衫，架着近视眼镜的清癯的脸上有严肃而和蔼的表情;至于我呢，穿着一套母亲编织的毛线衣，左手拉着外祖母的衫摆，戴着毛线帽子的头却吃力地仰望着外祖父的脸，所以只见帽端的大绒球，脸部反而看不清楚。这张相片恐怕是唯一留存的外祖父母与我的合照了。我记忆中的外祖父正如相片里的模样一般。我们住的地方和“公园坊”只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外祖父母的生活是简单的，有时难免寂寞。那时候已会走路，也稍懂事的我便经常陪伴他排解寂寞。虹口公园与我们住处只须跨越一条火车轨道，那儿有宽敞的草地、新鲜的空气，和安静的气氛。于是，晨昏的散步，外祖父总是带着我。他是一位瘦长的老人，我那时高不及他的腿长，正是爱乱跑和胡乱发问的时期，所以他总是弯下腰来牵我的手，费劲地跟着我走;虽然如今我已记不得那时问过他那些傻问题，但是，想来那个小外孙女的唠叨定必骚扰了他着史作诗的灵感无疑。我的名字是母亲取的，外祖父却喜欢叫我“阿熊”。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他呼唤我的慈祥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叫他的外孙女?母亲对此绰号也无法解释。我现在猜想或许是某次他带我去虹口动物园时，我偶然对熊的好奇发问，而使他如此唤我的吧?
母亲对我的管教是寓严于爱的，而外祖父对我却只有爱与呵护，他从来没有苛责过我一声，所以他常是我闯祸后的避风港。他会把我搂在怀里，拭擦我的眼泪，抚摩我柔细的头发，责备母亲的不是，无限溺爱地问我：“阿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淘气?”
事实上，外祖父给我的印象和记忆与一般的祖孙关系并无异，那是充满温馨的一些片段生活。四岁的幼童当然不明白那位清癯的老人便是台湾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连雅堂先生了。说来令人心酸，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最清晰难忘的一页竟是他老人家的逝世。犹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不常把我托给外祖父，外祖父也没有差人来接我去，我常在家里由女佣照顾着。满地的玩具替代了晨昏祖孙的漫步公园。有时我也会问母亲：“阿公呢?”母亲的表情沉郁，总是含糊地说一些我不太懂的理由。终于有一天，我被女佣抱到外祖父家去。一进外祖父的卧房，我就被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震慑了。不算太大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外祖母、我的双亲、舅父母、姨父母以及一些没有见过的大人，有的在哭，有的人脸色肃穆，而我亲爱的外祖父呢?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白布盖着他的身体。“阿公、阿公，阿熊来陪你啦!”我挣扎着，想奔向床前，可是女佣却用力抱住了我。死亡意味着什么呢?那时的我无由得知。我哭着，只是预感到再也看不到外祖父慈祥的笑容，他再也不能弯下腰来牵我的手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提笔写这篇文章来纪念我的外祖父，心中有许多感慨。我仿佛又见到那瘦长的背影，那架着眼镜的慈颜，还有虹口公园的晨景……。
当然，这篇文章不可能单凭我幼年的记忆写出来，我曾经参考关于外祖父的传记轶事，也翻阅过他的诗文着作，同时，我的母亲和我的舅父也给了我不少可贵的细节资料，我要深深地感谢他们二位。

传略

外祖父原名允斌，后来改名横，字武公。少年时自号葛陶，后改雅堂，晚年又号剑花。生于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亥时，是外曾祖永昌公的第四子。
连氏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明亡后，外祖父的七世祖兴位公毅然渡海来到台湾府城(即今台南)的宁南坊马兵营居住。马兵营是旧日郑成功驻师的地方，环境十分幽雅，有高大的果树和极深的古井，经过整顿经营后，后此连氏七代子孙便守璞抱真，在这儿安居下来。一直到日本占据台湾后，想在此地建筑法院，强迫当地居民迁散，连氏的家园也同时遭受摧毁，因而不得不家族四散，迁转到西城外去了。后来，外祖父有一首过故居诗，便是为感怀旧日的家园而作的。
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
外祖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优良而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好学不倦，而且秉性聪颖。《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几连万字，他竟能过目成诵，所以在兄弟辈中，最得宠爱。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役，清师败绩，订立《马关条约》，割台湾以求和。台湾人不肯服从清廷的命令，挣扎图存。于是在翌年五月宣告独立为台湾民主国。外曾祖永昌公不幸于同年六月去世，当时我外祖父年仅十八岁，正值少年壮志，于是他利用居丧之暇，开始学习作诗，并曾亲手抄写《少陵全集》。身罹家国之痛，挑灯夜读，诗圣的诗章谅必深深地引起了他心底的共鸣!
在他家居读书的时候，也正是台湾民主国和日本人对抗最炽烈的时期。许多人避地迁散，以躲兵祸，唯独连氏一族仍然屹立不移;他更在这个时候搜集了不少台湾民主国的文告，这些戎马倥偬之际的收获，竟成为他日后编纂《台湾通史》的珍贵史料。
光绪二十三年，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到上海、南京等地游览，稍后就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可是不久却奉母命回台湾，与我外祖母沈少云女士结婚。沈家是台南望族，世代经商，与德商做鸦片土、樟脑等贸易。少云女士是德墨先生的长女，她出身富贾之家，明诗习礼，是一位典型的贤淑妇人。据说，在洞房之夜，新娘仿佛瞥见一只脑后梳着一条红辫子的白猴跳入帐里，瞬即消失踪影，只见她的新婚夫婿躺在那儿。关于这件事情，外祖母一直不解因由，也不曾向外祖父提起过，然而外祖母却毕生相信，她所敬爱的丈夫乃是玉猿的化身。而据说，外祖父晚年时期，每当夏天家居时，穿着白色衣裳，盘曲一条腿，抱着另一条腿，坐在床边抽鸦片烟，或吃花生米，那种神情也真像极了玉猿呢!
外祖父婚后暂时不作远游之计，于是更专心吟诗作文，与陈瘦云、李少青等十位同好，设立“浪吟诗社”，互相切磋鼓励。
第二年，进入《台澎日报》社主编汉文部。他虽然痛恨日本人，然而感觉此时此地同胞受异族蹂躏，假如不能了解日人的文字和习俗，而只盲目反抗，也是徒然，所以在写作之余，也开始学习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他只身赴厦门，这是他婚后第一次的离家远行，但是他愤恨清廷政治腐败，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两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外祖父遂又携眷移居厦门。在那里，他创办了福建《日日新报》。当时正值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初期，他以一介书生而执笔鼓吹排满，南洋的同盟会人士看到了这份报纸都十分满意，特派一位福建籍的林竹痴先生到厦门来，商讨将它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但是由于外祖父的言论十分激烈，清廷老早就对他有了戒忌。有一次，当他正在理发的时候，清吏派了人到理发店里来逮捕，幸亏有人通风报信，他顾不得头发才理一半，就匆忙躲开了。后来，满清政府竟索性向驻厦门的日本领事馆抗议，把这个报馆封闭起来。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外祖父只好又携眷回到台湾，再度主持由《台澎日报》改名的《台南新报》的汉文部。这个报社是当时台湾报界的主流之一，许多有名的文人学者都曾经在他主持的园地里发表过可贵的见解和言论。
光绪三十二年，他与赵云石、谢籁轩等十余人创设了“南社”。三年后，又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诸先生创立了“栎社”。这两个诗社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组织，台湾中、南部着名的文人多参加在内，颇极一时之盛;由此也可见他对诗文研究的热心。这期间，他和家人已离开台南，迁居台中，进入了台湾报界的另一重心——《台湾新闻》的汉文部。外祖父的不朽巨着《台湾通史》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撰写的。司马谈临终时，曾执其子司马迁的手，嘱咐他要完成遗志，编修史记;外祖父幼年时代，外曾祖父永昌公也曾购置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后来他以着作《台湾通史》为己任，实在与司马迁之着《史记》同样，都是深受先父遗志的影响的。
光绪三十四年秋，他曾经游览过日本，然而每思及台湾正受异族控制，便郁郁不欢。
辛亥革命那一年秋天，外祖父得了一场大病，一直拖延到冬天，病才好。病后，颇有远游大陆以舒畅心中抑塞愤懑之气的愿望。于是，民国元年三月，再度经由日本，转赴上海，游历南京、杭州等地。当时适逢民国初建，四方慷慨有志之士，云合雾起，他一方面主编华侨联合会发行的《华侨杂志》，另一方面又时常与当时豪杰名士相会，共论天下大事，兴奋之余，身体竟完全康复了。
民国二年春，他赴北京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事后遨游张家口及平汉铁路沿线，汉口、九江、芜湖、安庆各地。入秋之后，更赴牛庄，转上奉天、吉林，而入吉林报社。
次年春天，他回到北京，接受当时主持清史馆的赵次珊(尔巽)先生之延请，入馆工作，因而得有机会阅览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这对于正在编写台湾通史的他来说，实在是一大收获。这时期，他曾经写过一篇《上清史馆书》，建议编纂清史时应有一篇《拓殖志》，以记述海外华侨的灿烂事迹，这充分表现他对历史见解的正确，和对国家民族意识的热烈。不久，离开清史馆，再度去游览我国东北等地。后来由于外曾祖母年老体弱，家人频频去信促归，才返回台南，再入《台南新报》社。第二年，丁母忧在家居住，把两三年的游览见闻整理出来，发表了一篇《大陆游记》，又将旅途中所作的一百二十六首诗，荟编成《大陆诗草》。在《大陆诗草》自序里说：
嗟乎!余固不能诗，亦且不忍以诗自囿。顾念此行，穷数万里路，为时已三载，所闻所见，徵信徵疑，有他人所能言而言者，所不敢言亦言者。孤芳自抱，独寐寤歌，亦以自写其志而已!
的确，在这一百余首中，有许多慷慨悲壮的诗句，例如《柴市谒文信国公祠》：
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世乱人思治，时乖将不和。秋风柴市上，下马泪滂沱。

宏范甘亡宋，思翁不帝胡。忠奸争一瞬，义节属吾徒。岭表驱残卒，崖门哭藐孤。西台曦发客，同抱此心朱。

忠孝参天地，文章自古今。紫云留故砚，夜雨寄孤琴。景炎中兴绝，临安半壁沉。巍巍瞻庙貌，松柏郁森森。

我亦遘阳九，伶仃在海滨。中原虽克复，故国尚沉沦。自古谁无死，宁知命不辰。凄凉衣带语，取义复成仁。
台湾沦于日人之手，他以一个爱国书生而远游故土，心里难免感慨万千。后来章太炎先生读了这些诗，曾经叹道：“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可以说深得其心了。
自从民国三年倦游归来以后，外祖父便孜孜于着述的工作，终于在民国七年，完成了《台湾通史》此一巨着。在台北由他自己校雠印刷。自荷兰人拓土以来三百年，这个位于“婆娑之洋的美丽之岛”曾经过郑成功的开启，清代的经营，随后又遭遇过外交兵祸的相逼，小小一个岛，却有太多的变故，而文化及政治等一切的规模并不亚于中原各地，但是她始终没有一部系统完备的历史。外祖父在青年时代便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而以为台湾着史为己任。十年来，他在断简残篇之中，行旅倥偬之际，搜罗资料，惨淡经营，有许多且是海内外珍贵的孤本。在《台湾通史刊成自题卷末》有几句话是他的衷心之言：
佣书碌碌损奇才，绝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拼将心血付三台。
马迁而后失宗风，游侠书成一卷中。落落先民来入梦，九原可作鬼犹雄。
一代头衔署逸民，千秋事业未沉沦。山川尚足供吟咏，大隐何妨在海滨。
诗书小劫火犹红，九塞谈兵气尚雄。枉说健儿好身手，不能射虎祗雕虫。
十年着史的甘苦尽在诗中，从“三百年来无此作”、“马迁而后失宗风”等豪语里，可以想见他当时自信和自负的一斑。这一部台湾通史实在是他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而“连横”这个名字也该可以和台湾的山川共不朽了。
书成的次年，举家迁移来台北，由于那间房子面对着大屯山，因此取名为“大遁山房”。
民国九年的年底，《台湾通史》的上册和中册相继出版，次年初夏，下册也出版，外祖父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日本朝野对这一本书极表重视，然而祖国人士却因为彼此隔阂的关系，反而很少人注意。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这一部史书是民族精神之所附，将为后人所传颂，章先生实在可以说是我外祖父的文章知己了。
通史出版以后，他又整理古今作家所写有关台湾历史山川的诗，编成《台湾诗乘》六卷。独自着述的工作虽然很艰难，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完全的孤独，因为温婉贤淑的外祖母总是静静地陪伴在他的左右，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对我的外祖母，他一直是由衷感激的。这可从他的诗中看出：
男儿铸史女绣诗，武公之子乃尔奇。赖君为母兼为父，昼课男儿夜女儿。(寄少云四首之三)
如果没有这种暗中默默的赞助与慰勉，他的着述工作可能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和迅速。成功的男人身边常常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而站在他身旁的竟是这样一位娇小玲珑而端庄的妇人!后来陈蔼士先生读过了通史的稿本，曾经手题四首诗，其中就有一首说：
难得知书有细君，十年相伴助文情。从来修史无兹福，半臂虚夸宋子京。
民国十二年春，由于通史已刊，诗乘也纂成，他稍觉轻松，想暂时放下笔管，使身心得到休息，因此伴我外祖母赴日本游览观光。在《东游杂诗》中有一首便是写当时心境的：
五岳归来已七秋，又携仙眷上蓬洲。此行为爱樱花好，料理诗篇纪俊游。
这时他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家母夏甸女士已出阁，三姨秋汉女士在淡水高等女学校读书，而舅父震东先生则适巧在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留学。于是相聚异国，他们三位遨游于镰仓、箱根等名胜古迹，对外祖父个人来说，着述之愿已偿，又得享天伦之乐，心中的欢愉，莫过于此时。
东游归来之后，民国十三年二月，他创办了《台湾诗荟》，这本杂志多由当时的文坛名流执笔，刊载一些有关台湾古今的文章，而他自己也先后发表了《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和《余墨》等文。《余墨》虽然是补白性质的短篇小文，可是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广，可以窥见外祖父对治学与对文艺的意见。
外祖父对保存台湾的文物，几乎认为是他生命中的一种天职，因此他非但自己倾心于搜集、编纂、着述的工作，更时时注意着其他人的作品。这时期有一位夏琳先生编了一部《闽南纪要》，记载着郑氏祖孙三代的台湾重要文献，也邀请外祖父为之亲自校订，于民国十四年出版。
外祖父向往杭州西湖的景物，在《大陆诗草》里有《西湖游罢以书报少云并系以诗》一首说：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这个愿望在民国十五年春，由于携眷旅行杭州，几乎得以实现。他们在西湖岸边落脚，悠游于六桥三竺之间。外祖父便在此次游览之暇编完了《宁南诗草》。这是集《大陆诗草》以后的作品为卷的诗集。称“宁南”以示对故居的怀念。可惜不久之后，“移家湖上住”的梦想却因北伐军起，江南不安而作罢，一家人遂又返归台北。
日本人占据台湾后，为了要彻底实行其奴化教育之目的，严禁汉文，并且不许学生使用台语。外祖父从杭州迁回台北之初，即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开设“雅堂书局”，专门出售汉文书籍及笔墨扇笺等国货，而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一概不售。他又利用暇时致力于汉文的教学。当时大稻埕如水社曾开办为期三周之夜间夏季大学，外祖父应聘为讲师，讲授“台湾历史”。而他自己的“雅堂书局”也开办汉学研究会，授课时间为每日午后七时至九时。他这种无视于日本政府的独立特行，终于引起日人有意的阻扰，两年后，不得不宣告停办。结束“雅堂书局”后，外祖父便全力研究台语。在《台湾民报》第二八八号，他曾谓：“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语之字，且不能明台语之义，余深自愧!……然而余台湾人也，虽知其难，而未敢以为难，早夜以思，饮食以思，寤寐以思，偶有所得，趣记于楮。……嗟夫，余又何敢自慰也?余惧夫台语之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他编纂《台湾语典》四卷的初衷和苦心都在这篇序文中表露无遗。
外祖父民族意识浓，爱国心强。他深信要解救台湾，必须先从建设祖国开始，所以当我舅父震东先生从日本学成归来后，便积极鼓励他回祖国服务，乃修成一函介绍信于张继先生，全文如下：
溥泉先生执事：申江一晤，怅惘而归，隔海迢遥，久缺笺候，今者南北统一，偃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蹈厉。属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震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服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子遗，俾得凭依，以供使令，帱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所幸国光远被，惠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钟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维亮察!顺颂任祺不备，愚弟连横顿首。

四月十八日。

爱国情操跃然纸上，用心之深苦亦可知。据说外祖父撰此函时，曾出示张振梁先生。张先生四十年之后犹能背诵其词。张溥泉先生得书后深受感动，便邀舅父前往祖国任职。至于外祖父自己，则因为计划要多保存台湾文献，所以不得不暂时仍留居于台湾。
民国二十二年，舅父震东先生已在西安为国民政府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海居住，而秋汉姨也从高等女校毕业了。外祖父遂毅然带了外祖母和秋汉姨赴上海，决心终老祖国。自马兵营故居遭受日本人摧毁起，外祖父的家曾几度南北迁移，没有定所，而今子女都已长大，各有成就，自己也次第完成了着作，一家人且能居住国内，所以他心中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这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他的身体一向清癯，但是由于养生有道，所以精神仍然很好。他既然决定长居国内，于是有意继续以着述和游历，来度他的晚年。
民国二十三、二十四这两年里，震东舅父和秋汉姨母也先后结婚了。儿女的终身既定，外祖父母便携手相偕去关中旅行。此行足迹几遍终南、渭水。一直到夏季才游罢，返回上海。他毕生喜游，所到之处，必吟咏留念;这次的游山玩水，也有关中纪游诗二十七首留下来。但是，想不到这竟成为他最后一次的游历!
民国二十五年春，他在上海染患了肝脏病。从民国前一年的那一场大病以后，二十多年间，外祖父几乎没有再患过什么大的疾病，想不到这一次的肝疾竟会使他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上午，这位爱国的史家和诗人——连雅堂先生，竟以五十九岁的年纪，不及目睹乡邦的重光，抛下敬爱他的人们，与世长辞。
外祖父青年时代，外貌英俊潇洒，而且为人正直热心，有侠义气概，因此交游广阔。当时许多名流才子，无论男女，他都以坦诚的态度和他们结交。尤其难得的是，他有极开明的新思想。他曾说过：“今日之女子，非复旧时之女子也，社会盛衰，男女同责，况研究汉文，尤为正当，复何疑?唯主其事者，必须热诚其心，高尚其志，黾勉其业，复得明师益友而切磋之，以副其所期，则疑者自释而忧者且喜。”(余墨)他以文会友，当时台湾的闺秀诗人如王香禅、李如月女士等，都是吟友知交。在他主持《台南新报》时期，经常在报上发表对诗界的革新论调，而当时中部的记者陈枕山先生所持的意见却与他相异，于是，二人互相辩论，笔战旬日，曾震动当时文坛，最后由林无闷先生出面调和，才互收旗鼓息战。但是日后移居台中，与陈先生相见，二人却能一见如故，结为知己，并无妨于友谊，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外祖父终身以仁恕待人，平时很少发脾气;他与外祖母之间的感情尤其笃睦。外祖母虽是一位旧式的妇女，但是她知书达理，对于有英雄怀抱的外祖父，能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外祖父虽然在婚后也曾多次只身远游，而她始终能兼担起慈母严父的双重责任，在家里教养子女。他们原有三女一男，然而次女春台女士不幸夭折。他对三个子女也十分慈祥，对他们的教育更费一番苦心，一面让他们去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而另一方面却利用家居之时，亲自为他们个别补习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
外祖父生平所好，唯有二事——读书和游历。在《诗荟余墨》中，有一篇短文说：
人生必有嗜好，而后有趣味，而后有快乐。酒色财货，人之所好也，而或以杀身，或以破家，或以亡国。唯读书之乐，陶养性情，增长学问，使人迁善，而进于高尚之域，其为乐岂其涯哉?余自弱冠以来，橐笔佣耕，日不暇给。然事虽极忙，每夜必读书二时，而后就寝。故余无日不乐，而复不为外物所移也。
他不但能于书中自得其乐，且对后生晚辈也极力劝勉读书。在执笔各报社的期间，每每有年轻人写信向他讨教，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指导读书作文的门径，乃至于购书、借书、择书等秘诀。
提起游历，他早年就醉心于此，所以，他的足迹不仅遍及岛内各地，后来更渡海到日本，和祖国大陆的南北各地，而每至一处，他总是不忘吟咏，因而身后留下不少诗文。他又以为“文人着书，呕尽心血，必须及身刊行，方可自慰。若委之子孙，则每多零落。”(《余墨》语)所以他的诗文残缺或遗失的很少。他一生与翰墨为伍，淡薄名利，唯一的而又丰富的遗产，便是那些以他心血换来的诗文了。
外祖父的一生虽然孜孜矻矻于学问研究，可是他的为人除了严肃的一面以外，也不时地流露着那种文人特有的轻松潇洒的另一面。他不好酒，却嗜茶，每逢有亲朋来临，总是亲自为客汲泉瀹茗。一杯在手，畅谈古今，乃是人生之一大乐。他的言谈又往往富于幽默感，例如有一回梁钝庵先生对林幼春先生说：“人生世上，何事多求?但得一间小茅屋，一个大脚婢，一瓮红老酒，足矣。”林先生即为之下转语：“一间小茅屋不破，一个大脚婢不丑，一瓮红老酒不竭。”外祖父却更为之下注解说：“不破易，不丑易，不竭难。”
他晚年尚佛，曾说过：“诗之与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诗人之领略得乎自然，禅家之解脱明乎无我;夫自然也，无我也，皆上乘也。故诗人多耽禅味，而禅家每蓄诗情。”他对佛理的体会，在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与他交往的朋友中，观音山上凌云寺的本圆禅师也是接触较多的一位。抗战胜利后，外祖父的遗骨由我的表弟连战奉迎返台，就曾暂时恭存在凌云寺中。民国四十三年，家人为他在台北县的泰山乡修墓。如今外祖父已安息在风景优美的泰山乡。泰山乡虽非西湖，然而亦有青山之美景，而一代耆儒安眠于此，《台湾通史》这一部他的巨着将使泰山乡畔倍增光芒，外祖父生前“青山青史各千年”的愿望已达成了。所遗憾的是：外祖母于民国二十八年逝世西安后，由于舅父震东先生在抗战胜利时，仓促来台，参加收复工作，一直没能够把外祖母的遗骸接来台湾。每一念及此，我们心里就很难过。

(1976年)

林文月(女，1933年—)，台湾彰化人。生于上海市，抗战胜利后返台就学，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1959年以谢灵运研究获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旋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比较文学。1972年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移居美国。着有《谢灵运及其诗》、《南朝宫体诗研究》、《澄辉集》、《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山水与古典》、《谢灵运》、《中古文学论丛》等专着、论文集，《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等散文、评论集，译有(日)紫式部《源氏物语》、(日)清少纳言《枕草子》、(日)和泉式部《和泉式部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