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先父生平事迹略述》

首先谈谈我的家世

我们连家是在清康熙年间由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迁到台南的宁南坊马兵营，即现在台南地方法院所在地。“马兵营”者，明郑驻师故地，古木苍郁，境绝幽闷，有株老莲雾树，已数百年，至今仍存，先父《过故庐诗》有：“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之句。远在明郑时代，台南便是产蔗糖的地方，我家也以制糖为业，店号“芳兰”。我家的“糖廍”(制作场)，即两个石制大辘轳，用牛力运转，把甘蔗切好放进去，榨成蔗水，再将蔗汁舀起，以甘蔗渣废物利用当燃料，熬成黑糖，将黑糖放入大桶，一层层铺上石灰，便制成白糖，当然没有现在的精糖那样洁白。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日本人占领了台湾，成立制糖公司，以新式方法制糖，垄断台湾糖业，民间小本制糖业完全垮台。不久我家房地也被日本人强行征购，日人于其地设立“辎重部”(即后勤部)，我们家族便星散四方。那年先父十八岁，即自立谋生。先父二十岁时结婚，二十一岁时入《台澎日报》主编汉文部，是年生家姊夏甸，就是林文月的母亲;二十七岁时生我。次年去厦门办《福建日日新报》，冯自由先生编《民国前海内外革命报刊调查》曾记录此报。福建《日日新报》畅销南洋华侨社会，以其排满言论激烈，南洋方面中国同盟会同志阅之大喜，派李竹痴至厦，商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而清廷饬吏向驻厦日本领事馆抗议，云：“日本‘籍民’反对清政府，难以允许”，遂遭封闭，这样，先父又回到了台南。
先父回到台湾仍然从事新闻事业，主办《台南新报》后主编《台湾新闻》汉文部，陈逢源先生以及谢国城先生尊翁石秋(籁轩)都与先父是好友，以后搬到台中更与洪炎秋先生尊翁——洪弃生(繻，亦号月樵)先生，成为莫逆，弃生先生的骈文、史学和国学，当时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台湾诗荟》这个刊物名义上是先父主编，实际上是与弃生先生合编，几乎每期都有弃生先生的诗文，像《八州游记》，都连载在《诗荟》上。当时以诗文会友，没有稿费。民国元年到三年，先父畅游大陆，足迹遍十一省，《大陆游记》便是这时期的作品。
先父办《诗荟》时代，我在日本庆应大学求学，林献堂先生办《台湾新民报》，我和先父都投过稿，毕业后献堂先生有意聘我任该报记者，当时报馆有个谢春木(南光)嫉妒我通中日两种语文，百般破坏，甚至匿名投书，说先父反对日本禁烟令，事遂不成。日本御用的《昭和新报》却说，此人《新民报》不要、我要，这样我就进了《昭和新报》工作。黄得时教授尊翁纯青先生也在《昭和新报》，他是先父好友，先父曾有一信给他，拜托关照我，并畅论他的治学抱负。

雅堂书局的创办与结束

先父大约是在民国十六年秋天在台北的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创办雅堂书局，参与其事的除张维贤先生外还有文献会的黄潘万(春成)先生，他们创办的目的是鉴于日本人在台湾推行日文日语，禁用闽南语和汉文，先父要维持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延续，办了这家书店，专卖汉文书和中国文具。日本人对雅堂书局是施加压力的，当时正值北伐前后，新思潮澎湃，尤其《三民主义》一书，深为本省同胞所热爱。但是日本人查禁没收，不仅是《三民主义》，凡与新思想、新文艺、新文化有关的书如创造社、新月社、胡适之、田汉、郁达夫等作品都在没收之列。书局向上海各大书局买书，十九都难收到，日本海关事先未予警告，皆加没收。不得已，书局采取迂回办法，把书先寄到日本，再由日本寄台湾，日本人对从“内地”(指日本)运到台湾的东西，查禁不严，利用这种偷关方式把《三民主义》、《中山全书》等偷偷运入，售价高、利润少，这样的营业，当然赔本，终于民国十八年在“店前寂寞，无一顾客”情形下，结束营业。先父乃退回台南，后来和陈逢源先生等合办《三六九小报》，暇时研究文字学，专攻甲骨、金文、石鼓文和大小篆。民国二十二年更携眷返国，定居上海，遂其终老祖国之志。

先父命我投依张溥泉先生

先是，民国二十年，先父命我回大陆，为祖国效命，谕震东曰：“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也。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并写一封信给张继(溥泉)先生。
我携先父手书回国，谒张溥泉先生于南京西华门吴铁城先生处。溥泉先生阅先父函，以为真挚沉痛，大义凛然，深为感动，历久难释，于是带我到北平，要我学习国语。自是我追随溥泉先生由北平而西安，而重庆，迄三十四年台湾光复，我才回台。

在北平住洪炎秋家

我跟溥泉先生到北平之后，接先父函，说洪炎秋先生正在北平，要我去找他。是时炎秋住在兴化市街，有很大的院落，阔气得很，不像现在的房子。炎秋不在，他的夫人来应门，我其时尚不大会说国语，话也不通。后来炎秋就到旅馆来找我，因溥泉先生的慈慧殿一号的公馆正在修理，他本人暂住西山，教我先住在旅馆里。过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炎秋见我住在旅馆，话又不通，难免危险，就要我搬到他家去住。我在炎秋家里住了将近一年，至廿一年端午我赴西安工作为止。

我与东北籍赵兰坤女士结婚

我内人是东北沈阳人，是炎秋的夫人的同乡、同学，我们之结婚即是他们介绍的。我当时以一个台湾人单身在北平，住在他们家，后来赴西安工作，他们就问我现在有了工作，是否可以结婚?我说可以呀，于是他们即为我介绍，即我现在之内人赵兰坤女士，我们双方都未曾打听对方，遽结连理，我到今天仍十分佩服我的内人，佩服其胆量大，不怕遇人不淑。因当时台湾和高丽都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两个地方之不良分子常仗着日人的势力欺侮中国人，东北人对高丽人颇有恶感，呼之为“高丽棒子”。台湾因距离较远，对台人尚无不良的印象。但是在南方的闽、粤两省，在厦门、福州、汕头，常有一些台湾浪人开烟馆、赌场、妓院，仗着日人的气焰，为非作歹，这两省的人对此辈浪人极端反感，连带对一般台湾人也为之侧目。所以我的内人对我未曾询问打听，即肯委身相事，于二十三年七月结婚于北平，我至今还佩服她的勇气。这或许是三生石上早订的姻缘吧!

《台湾通史》的着述与出版

先父想着《台湾通史》，动机很早，但搜集资料，和动笔写作经过的时间却相当的长久，他每到一处便搜集台湾史料，像“清史馆”、“帝国大学(台大)图书馆”、“台湾图书馆”都是他常去的地方，清史馆的“台湾建省档”也在搜罗之列。那时治史学非常费时费事，资料不像现在这样有系统，工具也没有现在便捷，更没有书目、“引得”(Index)之类可查，一方面靠记忆，一方面靠自己誊录。先父的日文很好，他访问日本对于台湾史研究有成绩的人如尾畸秀真，更参考到《隋书》和南明史料，他与治明史而有成就的朱希祖先生常有书信来往，他用这样的功力才修好这一部《台湾通史》。有笔名“愚人”者说先父的《台湾通史》有神话部分，又说先父不通外文。这两点都有商榷余地。我记得《日清战史》等都是先父参考资料。《台湾通史》之着作与出版，日本人方面当然心中不太十分甘心，然而也无可奈何，唯对于“独立纪”这一标题，用政治压力更改为“过渡纪”，但书边缘上仍印的是“独立纪”字样。

炎秋与我均无愧先人付托

古人说，先代能够着书，后世子孙未必能够保存，梓印刊行，实情确是如此，许多费尽心血的着作，未能及身出版问世，作者故世之后，子孙大多未能保存先人手泽，类皆亡佚，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今天我不是在标榜，我可算是孝子之一，炎秋先生也是孝子之一。我们两人都能把先人的遗稿妥善保存，并且编印出版行世，发潜德之幽光，略可告无愧于先人。炎秋的先人洪弃生先生，着作宏富，炎秋将遗稿编辑，定名《洪弃生先生全集》，已由成文出版社将手稿影印出版。

先父手稿的保存与陆续出版

先父的着作极多，然除《台湾通史》一书在台湾已正式刊行之外，其他如《台湾语典》、《台湾诗乘》、《宁南诗草》、《剑花室诗集》、《雅言》等书，虽已编辑就绪，却并未排印出版。其散篇文字，散见于各报章杂志，如《台湾民报》、《台湾日日新报》、《诗荟》、《三六九》小报等，皆有待搜集整理;其他函札手迹，尤复不少，像章太炎、王闿运(壬秋)、张溥泉、黄炎培等与先父之书信、条幅，以及其他手稿墨迹，保存不少。这些东西都甚有价值。这些名人的字幅是先父昔年游大陆时，他们所写赠者，他带回台湾，民国廿二年先父移家上海，又将这些资料、未刊稿以及其他墨迹函札带回大陆。廿五年先父在上海去世，这些先人手泽就由我保管，也加给我一个很大很重的责任。我由上海而西安，又由西安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台湾，绕了一大圈，皆随身携带，除了先父这些遗稿之外，别无长物。抗战期间，逃避日本人的空袭，躲在窑洞里，每次逃难都是带着这些遗稿，深怕日机一个炸弹，化为灰烬，八年抗战，总算无恙。并且在我公余之暇，点点滴滴把它整理抄缮，陆续出版。炎秋先生也是如此，先父与洪弃生先生为莫逆之交，而我们两人能将先人遗着刊行问世，就这一点说，总算对得起先人。所以先父在去世之前，他患的是肝癌，与病魔搏斗五十余天，临终之前仍然非常清楚，那天天还没亮就把我叫起来，对我说：“震东，我没有留东西给你。”我说，“你留给我的太多了!你放心吧!”就咽气了。老实说，先父留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给我增加不少的麻烦，因为我做了一辈子公务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整理这些东西，一点一滴的做，并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党史会、张晓峰先生等诸位先生之协助，陆续出版，最后一本是《雅堂先生余集》，主要内容是他的《大陆游记》二卷和《台湾赘谭》，我原不打算出版，因这不过是一时感兴之作，然而许多朋友看了，认为极有价值，乃于六十三年排印出版。以上略述先父着作出版经过情形。

先父参加同盟会与老一辈的朋友

先父在大陆时便参加同盟会，与马超俊、林子超(森)、张溥泉(继)等元老都有深交。章太炎先生很早便推崇先父的诗，他读了先父的《大陆诗草》，说：“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异日当为之作台湾通史序。”民国十六年太炎先生所做的序文中有：“自郑氏受封，开府其地，……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其后属清，属日本，视之若等夷。台湾无德于清，而汉族不可忘也。”溥老序上也说：“以子长、孟坚之识，为船山、亭林之文。”另外先父与黄炎培、高吹万(天文学家高平子之叔)亦有交往;梁启超先生与先父亦稔熟，宣统三年辛亥任公来台湾时，先父曾往迎接，并于台北、台中两度欢宴，与台湾诗人颇多唱酬之作，但先父没有诗文留下，原因是梁为保皇党，而先父为同盟会，政治立场不同，彼此便有了距离。不过，任公先生曾应先父之请，书二幅相赠，其一写其近作《怀潘大京师诗》，另一写其《海桑吟舟中杂兴之一》。此二条幅我现在还妥善保存。

王香禅其人其事

另外，先父与王香禅的关系，各方多有猜测，连跟先父很熟的陈逢源先生都表示怀疑。我不是为尊者讳，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实在是不知道。关于王香禅，她原名王梦痴，是艋舺(万华)有名的艺旦，首先在台湾演出平剧者。她年轻貌美，娴于歌舞，兼且喜爱风雅，亦通诗文，常与骚人墨客相接，是以名噪一时。先父正当少年，“少年听雨歌楼上”，两人曾有交往，并有赠王香禅之诗。香禅后来嫁与台南举人罗秀惠，未久即告仳离，一度遁入空门，出家为尼，因号香禅。由于难耐长伴青灯古佛的寂寞，乃又还俗，改适谢恺。谢字介石，号幼安，新竹人。原是日本留学生，明治大学毕业，前清末年，受聘为吉林法政学堂教习，乃前往东北。在关外多年，不知如何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拉上关系，因此得以接近逊清宣统皇帝溥仪。逮“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为日人劫持出关，建立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谢介石乃出任伪满首任“外交部长”，后又出任伪满的驻日“大使”。谢亦先父之友。民国初年，先父漫游大陆，北至东北吉林，即是应王香禅和谢介石夫妇的邀请。先父与王香禅之间恐怕也是止于诗文酬唱，《剑花室诗集》中载有先父赠王香禅诗。

歌颂抗日友好

台湾许多抗日英雄如林南强(资修，字幼春)、蔡铁生(惠如)、陈逢源诸先生都是先父好友。先父有许多诗，陈逢源先生到现在都能背诵。他们被捕、系狱与释放，先父都有诗文纪事，诗载《剑花室诗集》，其中有一首：
闻南强、铁生、芳园出狱，走笔讯之

斗室耽高枕，关心画地人。忽闻旧里语，已复自由身。
风雨沉前夕，江山认旧春。新诗如可玩，检点寄双鳞。

先父逝世与安葬经过

民国廿五年六月廿八日，先父病逝上海，享年五十九岁。遗言火化，因国人火化者甚少，日人在上海租界有火葬场，我遂于廿九日午后六时，奉遗命遵佛教式典，在日租界将先父遗体谨付荼毗，然后将骨灰权寄上海日本人的东本愿寺。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三十五年，内人及小儿连战乃奉先父遗骨返台，暂存观音山外岩凌云寺，后乃卜葬于台北近郊观音山麓。先父生前雅爱观音山之风景，且与和尚有来往，与本圆法师尤相友善，甚愿将来埋骨斯地，长伴绿水青山。我遂往观音山勘察，但见坟茔处处，甚是拥挤，觉净法师(本圆法师弟子)乃为我介绍，指给我泰山一块地，泰山亦属观音山脉，且风景秀丽，遂卜葬焉。

先母卜葬西安

先父去世之后，我乃奉先母移居西安。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先母在西安去世。西安无火葬场，因中国人除和尚圆寂后有些是火化外，率皆土葬，我遂将先母安葬在长安县南乡清凉寺北。其后我由西安去重庆，台湾光复后，又经由重庆到台湾。三十六年冬行宪，我膺选为“国大代表”，“国大”在南京开会，我前往参加。华北处处烽火，陇海路交通迭遭破坏，我屡次想冒险到西安，将先母遗骨起出，终因路途不靖，时虞断绝，无论是乘飞机或坐火车，皆极危险，许多朋友极力劝阻，乃不果行。

连家三代均蒙受“总统”蒋公之令

台湾光复后，民国三十九年“总统”便对先父颁发褒扬令，令文上说：
“台湾故儒连横，操行坚贞，器识沈远。值清廷甲午一役弃台之后，眷怀故国，周游京邑，发愤着述，以毕生精力勒成《台湾通史》，文直事核，无愧三长，笔削之际，忧国爱类，情见乎辞，洵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为今日光复旧疆，中兴国族之先河。追念前勋，倍增嘉仰，应予明令褒扬，用示笃念先贤，表彰正学之至意。”
去年我卧病荣民总医院，蒙蒋“院长”探视，我说：“院长!我连家三代都受过‘总统’之令，一是先父的褒扬令，一是我‘内政部长’的委任令，再便是小儿连战出使萨尔瓦多的委任令。”“院长”沉吟一下，说：“这种情形不但台湾同胞没有，连大陆人士三代都接受过‘总统’令的人并不多见呢!”

(1978年)

连震东(1904—1986年)，台湾台南人。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毕业。因反日爱国，赴大陆投身政界。抗战时期任西安中央战时工作训练团少将政治官、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组主任。1946年返台，历任台湾参议会秘书长、《中华日报》董事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