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仲尼燕居”——悼念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戊辰年五月初十)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5岁。中央电视台即日有报道。我不看电视，所以噩耗传来，次日才函北京北师大分校诸天寅副教授，请他代我到木樨地梁宅向梁老家属慰问。我因不良于行，不能亲自到京，向遗体告别，又请诸老师全权代表，尽后学之礼，前往吊唁。
自1978年以来，大陆言路渐开，《团结报》曾几次登载记者采访梁老的文章，大致上可以发表的都发表过了。我也看过一些，大体上是翔实可靠的。但记者的思想境界与梁老毕竟因时代不同而没有抓着要害。例如在批林批孔转而为“批梁”的毫无退路时，梁老说了一句“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大家称之为“中国的脊梁”，齐声叫好，其实小瞧了梁老。回顾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时曾宴请梁老于七星岩(吃素)，敌机在头上盘旋时，梁老与我在七星岩外一棵小树下聊闲天，我大惊失色。万一“中头奖”，何以对天下人!而梁老镇定自若，聊天如常。从这点看，他的对生死关早已过了，不可夺志是一贯的。在唐山地震时，北京的人都逃出户外，梁老安居不动，直到家属坚请不要冒险，逼得他没有办法，才有几个晚上在新中街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凡此定力都从智慧中修炼出来的。
我生于1909年，小于梁先生十八岁。我受大学教育在南京东南大学，学风与北大大不相同。我于1934年离法回国，住南京潘水叔(菽)先生以他名义租中央大学石婆婆巷教职员宿舍。当时有个学生叫顾顺元，初中毕业，十分刻苦，在南京一家私人办的新闻社工作，供膳不供宿，又无工资，顾不以为苦，反以与我相处为乐。一日梁老过宁北上，顾表示愿到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我劝顾做一点有理想的工作。梁老答应让他去。过了一个月，顾乃劝我到邹平去参观。我亦觉南京乌烟瘴气，乃决定去看看，顺便登泰山、游曲阜，并揽济南诸胜。原来邹平每年雨量只有二三天下雨，人民肤色红紫，自然条件极差，而梁老携家眷住邹平。时培宽兄弟年尚幼，梁夫人(原配夫人)又多病，我一看这儿条件太差，基础又弱，认为这样下去，难以速效。但观其内外上下，整齐和乐，年龄有大小，知识有深浅，岗位有高低，无不高兴地听命于梁老。我在邹平数日，日日与梁老交谈，梁必认真先听我发言，然后解答。我觉得如坐春风，梁老之魄力、见解，能使韩复榘尊重听命，其中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我和梁老订交自此开始。
从顾顺元之一生与梁老之伟大，可以见小知大。顾顺元之父为嘉兴火车站的苦力(俗称红帽子，以搬运行李为业)入赘于吴家，顾父死，母与祖母两代孀居，摆摊做小生意。顺元乃改名吴顾毓。梁老以邹平户口调查之职任之，吴刻苦钻研，加强管理系统，居然做到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白确切地告诉你当天的人口情况，没有一点差错。吴顾毓发明了许多针对性方法，其后中华书局把吴的一整套人口表格，都出版供全国参考。中国真正的户口专家自吴顾毓始。抗战中吴在中正大学担任讲师。一个初中毕业水平的小职员，居然凭自己奋斗做到小有名气的大学讲师，不能不归功于梁老的培育人才。解放后，吴顾毓先在山东医学院卫生系教统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吴调山西医学院工作。他对我与梁老极为尊敬，尊我如父兄，敬梁老为恩师。吴把梁老与我给他的信件视为珍宝，分别装订成册，时时展阅。文革初期，他把这些信件藏在办公室的文件柜内，不料为红卫兵发现，大兴追究。其时梁老在京的小铜井私宅，已被扫地出门，勒令迁往铸钟厂两小间破屋;而且西城区还擅自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出门要请假，来客要汇报，成为所谓群众专政对象。我则被关在国际关系学院内的“牛棚”内，已完全失去行动自由，几乎每天挨斗，被斗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檗，不堪其苦。吴本人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太原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获释后，又被押解回原籍管制。吴顾毓来信说，终日糊纸袋，但还是生活不够自给。我商之梁老，梁老立即以其存折给我，让我取出200元以济吴燃眉之急。我看存折上只有数百元，而且一旦寄去较大数额汇款，吴之左邻右舍，必更施加压力，乃建议不如改为每月汇20元，如此既可长期接济，又不致给他带来麻烦。梁老欣然同意，此后，梁老每月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亲自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顾毓患脑溢血病逝为止。这里应补说一句，梁老最初工资300多元，后来减为200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5元至30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元左右。这些布施，可能培宽先生兄弟也不太清楚。一次，我同梁老讲到吴顾毓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梁老不顾年事已高，多方为之奔走，设法把吴赞扬王笑一等革命者的有力证据找出来，并为之申诉，使吴终获平反。可惜佳音传来，吴已去世，不得知矣，然他在九泉之下，亦应感激梁老知遇之恩。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大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还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其后章行严先生(士钊)知我在农村插队劳动，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调我到中央文史馆，并每月汇到饶阳王岗村津贴烟卷费20元，梁老的14元也就不再去取了。后来我的生活费加到50元，梁、章之助，都不受了。可是后来我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老却提及28元之事，我立刻归还，并谢罪，盖梁老对于孟子“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高一层有所体会，他不直说：28元是小事，但自己脱离了困境，却忘了还有别人在困境中。这种不言之教诲，我受得很多。
其次，人们对于梁老的长寿，见他回忆过去，记忆力之强几乎年月日时都说得一清二楚，甚至在他临终前夕，女记者去采访他时，还是神志十分清晰。以我的观察，这与他吃了七十几年长素有关。然而历史上的高僧也都是吃素的，年过九十的却不多。以我所见其长寿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吃素。第一，他每天下午必定要散步，而且几乎半天在户外。梁老认为人不能与大自然隔绝，自他迁居新中街后，经常来找我共同散步(其时我住在北门仓中医学院宿舍，距新中街甚近)。在散步时梁老的态度，几乎同上午大不一样，极其平易自然，大有“将谓偷闲学少年”的光风霁月的神态。但与德国哲学家康德之散步不一样，康德散步，有些家庭主妇把他当作时辰钟，因为十分准点。也与周濂溪的绿满阶前草不除与邵尧夫的天津桥听子规啼声而知天下将乱不一样。我在散步时往往提问题，有时碰钉子，退而思之，“不屑之教诲是亦教诲”。而归根到底，在乎梁老的哲学思想。所以梁老答记者问：“长寿要诀，在乎“少吃多动”四个字。其实，少吃不是指吃得少，而是指每餐吃得少，此外还有尽量少吃药的意思。近年来梁老对当天的事，往往健忘，曾三次遗失手表。我买归脾丸请服，梁老不吃。我不得不把归脾丸的来历，宋代严用和之《济生方》原本拿给他看，他才肯吃几丸。有一时，梁先生患前列腺肥大，他也不肯吃药。他每天晨起，下床前做些极简单之自我按摩，以保肾功能之衰退，故老来耳聪目明。梁老之少吃，不让过饱，故会客的茶几下，常有桃脯、蜜枣、核桃仁之类，时时点点心。至于多动，除散步外，对访客常倾听对方之谈话，使脑子也多动。我每去，因北方话夹杂南方腔调，往往发音不正，梁老必问清楚，可见他脑子活动量相当大。以上所述，才算全面领会少吃多动的全部涵义。到了去年，梁老又加了六个字，即：“情贵淡，气贵和”。这偏重于心理卫生方面的修养，也是老年人保持健康的另一个应注重的方面。
其次，梁老穿衣比我少，而且穿的都是几十年的旧衣服，所用手帕之类小物件他都自己亲手洗。梁老的被子很薄，冬天多盖一二床。他的床头加一挡风木板，以避免睡熟时受凉气侵袭。
上述衣食住行等琐事，粗看起来与别人无太大区别，然细思之，大有文章，值得寻味。
我与梁老交往，虽已五十多年，但解放前彼此不住在一个城市，无事亦不通信，直到解放后，梁老从重庆北碚返京，才渐渐熟起来。
我一直想拜梁老为师，梁老都没有答应。因之，我问梁老：您有老师么?梁老述及他平生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伍观淇先生。梁老在北大教印度哲学时，本不打算结婚，后来取消此念，而且即以伍夫人之妹，伍为媒，与梁老结婚，即培宽、培恕兄弟之生母。伍氏广东讲武堂出身，后调北京陆军大学，在京与儒释道三方面高人都有联系。伍氏讲学有一特点，如下午讲，而午休不能入睡，即取消此讲，云，心有所不宁，即是修养不够。后来伍在广东任游击司令，侦察兵有以日寇将偷袭报告，伍氏经分析，认为日寇不会来，不作万一之准备，那天午休安然入睡如平时，其定力大为部下所惊服。这等功夫，决非偶然。可见儒家所说的“笃行”之功夫要深入到下意识的深度，才是真功夫。这位伍先生对东方学术，进入高层次领会，惜乎我未曾亲炙，未几，即逝世。湖北近代有三杰：严立三第一，张难先第二，石瑛第三。张难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浙江省主席，在人民政府建立后，又曾出任湖北省省长。梁老与湖北三杰都有往来，尤其是与张难老交往更深一些。可是如将梁、张对比一下，见道却有深浅。有一天张请我在大同酒家吃娃娃鱼，席间，张对梁老的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近乎固执己见，希望我从旁进谏，我漫应之，心中颇不以为然。席上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林宰平先生，却一言不发。于是我更信林老有“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有一天，我与梁老谈及喜怒哀乐问题，因我在新社会受莫须有之委屈时，往往狂躁，愤不欲生，我的老伴常请梁老来劝解。每次，梁老不谈客观原因，总是归结到一句结论：“不要对自己过不去”。听到梁老极其平静的语调，如醍醐灌顶，心中的积怒立时涣然冰释。所以我以为梁老是修养到最高层次的无我境界，已没有喜怒哀乐等凡夫的俗情。可是出于意料，梁老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具体情况的经过，我忘记了;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陈铭枢，字真如，后来信佛家，常请教于夏莲居先生(郓城人)。我也对南梅(指江西梅光义)北夏的着名净土宗居士十分崇敬，爰把弥陀经五译本会合为无量寿佛经会本，常去请教。夏奖掖说：“陈真如不如你。”让我好好用功。后来陈戴上右派帽子，到香山自杀未遂，梁老闻之，说纯粹是出洋相。
顺便提一下，梁老对于家庭中的不幸事故所抱的态度。其实，我与梁老虽有五十多年的交谊，我尊之为师，梁视我为友，我们之间纯属道义之交，其淡如水，彼此未尝送过任何礼品。我每逢春节及诞辰(梁老诞辰为农历九月初九)，必去拜年拜寿，从未带贺仪，梁老亦未尝留我吃饭，我对梁老家庭亦从来不问，但有可述之处。
梁老的谱系，可追溯到元代，祖上为蒙古族，原籍广西桂林，梁老的母亲张太夫人与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先生为姊弟，故梁老称张为舅。1916年梁老曾任张之掌印秘书(当年梁老年24，而同时任秘书的沈钧儒先生，时年42岁)。梁老的父亲梁巨川先生系前清举人，在朝不过是七品小京官。前清京官多穷，代封疆大吏写扇面，每年以炭敬维持生活。当时积弊太深，父子居常议论如何维新之道，受康梁影响很大。巨川老先生对于辛亥革命虽有遗老之情，并无反对革命之意。可是民国之后，北京的党派之争，及北洋军阀之跋扈，使他越看越失望，遂萌屈原沉江之想。小铜井私宅是巨川老先生独居沉思之处，他静观时局七年，越看感到越不像话。遂衣冠清代朝服而自沉于积水潭，事后在潭畔立有一石碑，上镌有“梁先生殉道处”六个大字(1966年“文革”开始后，为红卫兵所毁)。梁老对父亲的忧国忧民之志节，曾收集投水前七年之日记，表示纪念。梁老在《我的自学小史》中，有一节《我的父亲》，文中说：“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七页)梁老对父亲的为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对父亲作为遗老的最后归宿既有同情又有不解。梁老参加同盟会是革命派。父子立场不同，故梁老对父亲的矛盾心理很明显，所以自他从事乡建运动之后，即很少提及他父亲。
梁老的哥哥是日本留学生，骨肉之间的感情不薄，但兄长从俗浮沉毫无骨气，华北沦陷后，留任伪职，所以梁老对他兄长不愿提起。1942年梁老在桂林，梁大家(音姑)见梁老奔走国事，无人照应生活，经人介绍，愿做续弦，梁老从之。这位师母论学历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论品性狷介绝俗，结婚时年纪大些，无所出。梁老在小铜井住时，我见其督责保姆太严，又背着梁老说，梁老不太听话。其后“文革”中，抄家时身受皮肉之苦，梁老认为她在街道开会时不慎失言，有所得罪，才遭此横祸。迁铸钟厂两间破屋时，尚能同舟共济，再迁至新中街，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建议就医，而师母坚定不肯吃药，我虽着急，但又无法勉强，只给她找了一位南方保姆，一直侍候她到死，终年84岁。梁老自身在被围攻之中，而室人又歇斯底里经常发作，所以丧偶之痛甚淡，火化后，听说骨灰安放何处也未问。
梁老的两位儿子，长子培宽夫妇住在西郊北大教工宿舍。梁老爱孙子，所以常常去北大探望。次子培恕，亦成家别居。于是梁老进居木樨地新居后，遂成孤单一人。培宽、培恕兄弟轮流值日侍奉，每逢寒暑假，诸孙承欢。有一次，一位孙子要好墨，梁老出其好墨一抽屉，任其选择。我也得到一块，我已四十年不亲翰墨，受之以作纪念。梁老相貌，晚年清癯，因之鼻子显得特大，世云：孤峰独秀，观之梁老家庭，不其然乎?
梁老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像艾恺着的梁老传，副标题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认为不对。
梁老90岁生日，我见先生高兴，请他录一段音，留作纪念，梁老欣然答应。旋即写就一篇稿子，到我寓所。题目是《佛法大意》(今年香港《佛学杂志》刊登此文，认为是今年——1988年——新作，乃是误会，实际上是篇旧稿，有录音带为证)。
就一生行谊而论，梁老完全合乎六度五戒。六波罗蜜一曰戒，他守的五戒最实在，杀、盗、淫、妄、酒都无犯。二曰施，前言他的工资收入三分之二分送他人，这是财布施，至于法布施，讲人生真理，循循然善诱人。当我愤不欲生时，又施无畏，劝我读白乐天诗。三曰精进，梁老一生在日日新，又日新中发展，从无一刻之懈怠。四曰忍，在一切委曲求全的日子里，能忍人所不能忍，要有很大的忍辱仙人的力量才能顶住。五曰定，我未见梁老做静坐功夫，然如七星岩外小树下聊闲天的定力，比蒋介石祭张自忠致悼辞时，敌机盘旋上空之镇定，还高一点，因前者谈话自若，后者强作镇定。六曰慧，梁老偶尔表示这辈子在浩劫中蹉跎了救民之苦厄，但一念不息乘愿再来。梁老对于大乘教之教义，在《佛法大意》的录音中曾有所论及。他说大乘教一面是原始佛教的继承;一面又是原始佛教的翻案文章，即对于出世出家之出，抱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不舍众生，不住涅盘。他逝世后灵堂的挽联中所说的“百年沧桑”，可总结为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并无一般文人含有感慨意。所以梁老是不穿架裟的和尚。那末称梁老是佛家，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梁老家中，无一张佛像，无一件法器，无一点宗教色彩，怎能把他当作佛教徒呢?至于道家更不像了，只有一点大智若愚的处世之道似乎有一点道家气。那末梁老既不是儒家，又不是佛家，又不是道家，他应归属那一类的人呢?我认为梁老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是高层次的中国好人。
综上所述，梁老之为人，通体透明，表里如一，言行相顾，胸包清浊，却又不是和光同尘。在“燕居”之际，梁老对于古今人物，批评极严。例如我在南京求学时的老师王伯沆先生是研究小程子之学的大师，我极佩服。然而梁老对于惠民(惠栋)之“百行法程朱”，颇有微辞。他对于程朱之学并不完全持肯定态度。但他的表达方式却不做正面批评，而是十分欣赏大程子之“仁”，故名其书斋曰：“勉仁斋”。他常劝我读《宋元学案》中有关杨慈湖的评述。老伴读《金刚经》，不得其解，梁老说，很好，因为《金刚经》随说随扫，说了等于没有说，经中往往言语道断，不可思议，你认真读，读一遍即有一遍的功验，一旦豁然顿悟，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境界。
梁老对于今所谓名人，社会贤达，均有中肯的看法。梁老是长辈不留须髯，而我是晚辈反而留须，且今已全白。我告梁老自己之所以留这把胡子，是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即自周总理逝世后，我一直没有刮过胡子。梁老评周总理说：周是天生的二把手，还举了许多事例。我们的观点虽不同，但今日苏联领导提出批评斯大林，可见梁老的二把手之说有双关含义。梁老与熊十力先生私交甚深，熊先生故去后，我们谈论过熊着《原儒》。梁老却说：“熊先生晚年一顿能吃一只扒鸡。”轻轻一点，贬在其中矣。不过倘论古今，梁老往往以默不作声代替批评。至于褒辞往往以行动来表示，例如1953年，我因病一命几殆，后经瑞山老和尚救活，我把经过情况写过一篇瑞山和尚简介送呈梁老过目。梁老阅后十分钦佩瑞山，便说打算有机会专诚去拜访，我听后原以为梁老不过因好奇说说而已。可是有一次我去访瑞山时，见梁老先到，他是特意送去20元钱作为生活补助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此事。
我是学历史的，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都讲究史法，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谁应该立传，谁不应该立传，谁应该升级为世家，谁应该把主要着作也要扼要叙述进去，都有一定的“史识”作为轴心，是相当科学化的。然而，好像同一条新闻而几个记者采访登出来的文章，几乎没有全同的，总会有记者个人的观点夹杂在里边。但好的新闻总是比较翔实、客观，尽量不以个人好恶羼人。所谓客观、翔实并不排除介绍人物的特殊禀赋，如《史记》中写项羽力能扛鼎，张良貌似妇女等，同时还应写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思潮，地区风尚等。梁老虽是长辈，但同是受二十世纪世界形势大变化及国内风云的总趋势的影响，我与梁老在个人经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有气味相投的感情相似之处。在交游方面，大致梁老的朋友，我认识的也不少，不过圈子有大小之分而已。我认为在现代历史上，从政治方面看，左右中国命运的拔尖人物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影响自不仅限于在世之时，且及于身后。但以我之见，从思想方面看，就身后影响久远而言，可能梁老将超过他们。现在台湾要改革，大陆要改革，工业发达的国家要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改革，改革之风席卷全球，势不可挡。人类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将得到高度的、合理的满足。物极必反，天道好还。和平共处总比动刀动枪好;彼此互相尊重，总比咬牙切齿好;自我约束，与人为善，总比尔虞我诈、吃喝玩乐好。东方文化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对这些方面均有所指点;可以说这些都是人类从痛苦经验中吸取教训而凝聚起来的有益认识。梁老的一些着作，如《中国文化要义》等，对此均有十分透辟的阐释和发挥。总之，梁老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将会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其实梁老的影响又何止于今后，他在世之时，例如抗日战争前后，就已产生过左右历史的作用，而且可能不在拔尖人物之下。关于这些，历史学家将会作出切实而公允的评价。盖棺而未定论，适用于蒋介石，毛泽东这些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也适用于曾经默默无闻，潜心学术的梁老。
梁老初到北京时，在中南海会见毛主席，两人谈到深夜还未用晚餐，席间有林伯渠等作陪，江青张罗饭菜，梁老轻声对服务员说了一声，请给一两样素菜。毛主席听见了，传话炊事员，今天是统一战线，全都要素菜。毛主席还高兴地说，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在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以后回湖南又吃荤了。所以我一直私下认为毛主席内心是赞同梁老的。“文革”中梁老落到被扫地出门，扣上右派帽子。我想这些事毛主席大概都不知道。因在前有位苏北冒老先生以遗老身份到京谒毛，临走时，毛主席给他开汽车门，还加了一句冒老还有什么见教，冒立定一会儿，说：“古云‘狮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狮子身上的虱子。’”毛主席听了说：“此话很好。”立命其秘书记下来。可见个人崇拜是毛主席最初所不喜欢的。但后来为了权力集中，不得不如此。这与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以八个字勉励国民党员：“自强不息，毋忘在莒”的报复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处。梁老在旧政协会上曾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我当时曾向梁先生表示不可能。台湾现在开了国民党十三大，仍旧坚持三不政策，为的是手里还有军队。所以梁老的远见是在唤起舆论的支持，并不在于马上做到。
梁先生在弥留之际，有人问及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老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小事。”早在《人心与人生》获准出版时，日本某君建议：“我将把尊着译为日文，我愿把全部稿酬捐献，设梁氏基金会。”当时我问梁老是否同意，先生曰：“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以着作视为商品。”言外之意，并不赞成，亦不反对，与“小事”的言外之意相同。
梁老逝世后，《团结报》、《人民政协报》都有纪念文章发表。有一位朋友把毛选五卷中有关梁老的部分，同这些纪念文章对照着读，不胜今昔之感。梁老一生被认为坎坷的一生，这是世俗之见。梁老弥留之际说：“我累了，我要休息。”这句话的意思，一不是预知死期的神通，二不是对四十年之遭遇有所不满;因为梁老的思想里早已无我，而感到坎坷是有我的。
回顾近百年(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是历史的再现，即所有军阀、行伍出身的多，迷信武力统一，蒋介石在改组派看来也是新军阀。军阀的共同特点，是读书太少，像赵普讲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赵匡胤取得政权之后，由文人提出来的。蒋介石读书很少，他比较注重政治内容的古书，曾号召人们读曾国藩家书之类。毛主席读古书的能力比蒋介石强得多，但毛主席有的外国人称他为诗人，他的阅读兴趣偏重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所以号召人们读《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也曾号召高级将领读枚乘《七发》及《文选·海赋》，还曾提倡看《红楼梦》，可见他的古典文学修养还是比较深的，但他外国书则看得较少。读书最多的可能还数梁老，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一些全盘西化论者，及新青年派认为梁老是新国粹派，这是没有真正认识梁老的一孔之见。事实证明，东西文化是可以交融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毕业于伦敦牛津大学，但他治理新加坡却保存东方文化之若干优良传统。
前面说过我认为毛、蒋、梁三人都已与世长辞，但盖棺尚未定论。我没有受过军训，也没有参加过作战，眼光短浅，更岂敢妄议。但我与三位都直接或间接打过交道。30年代初我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过历史课教官，蒋的住宅即在军校内，对他的私生活知之较多。毛主席我没有直接见过面，50年代初，天安门大游行，我以红条子观礼，毛主席曾对我们招过手，我得见丰采。但出乎意料之外，毛主席曾赞赏我的文章。有一次，北京一些日本通建议中央搞民间外交，这篇文章是我起草，由章士钊转呈，毛主席审阅后说：“这意见时机还不成熟，但这篇文章写得不错。”章行严先生查明是我起草的，特地召见，相谈甚欢。因此，和毛主席也可以说是打过交道的。对于毛主席着作更是学习必读材料，我在牛棚里，军宣队命令我们通读毛选一遍。至于蒋介石的着作，不过是讲演录一类居多，其中有些还是陈布雷代笔的。至于梁老的重要着作，我都看过，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成都版，因错字太多，我还细校一遍，其中引用外文处，错得更多。后来大陆与香港再版时，梁老说都已校正了，让我放心，而再版本，我实际上未重读。
三人寿数，毛与梁是同岁的，梁仅大数月而已，蒋稍长一点，可是毛主席第一个去世，蒋第二个去世，梁先生最高龄95逝世。人的寿数不能自主，然生活方式与心境状态却同长寿之道有关。梁先生的长寿与其地位和影响大有关系。梁先生在世界都在改革浪潮中逝世，对于希望中国统一、富强者都是因缘。我在十分悲痛中，写到这里，“先生，你安息吧!”

1988年8月14日于北京
11月1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