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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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真正的人物》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19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做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19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做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这些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15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

民国十五年以后,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于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后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于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数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后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发生了关系。欧阳先生也和他发生关系。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卷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的唯心论的思想,没有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后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写出来,在大陆也一定不会出版。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后来,一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父亲可以当曾皙,我可以当曾子。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我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于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于后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很多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于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

(节选自《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唐君毅(1909—1978年) 四川宜宾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49年赴香港,与钱穆等创设亚洲文商专科夜校,1950年改称新亚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宣言维护中国文化价值,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74年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着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人生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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