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回忆我们的父亲——刘半农先生》

7月14日即将来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先父刘半农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是祖国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半个世纪。在共产党领导下，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挣扎和斗争，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我们也自孩提少年进入了花甲。今天来纪念父亲，倍觉意义深远。
父亲短促的一生，是充满活力、生命力的一生。他活泼、率真、勇敢，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艰苦奋斗为新文化革命，为新诗的开拓，为祖国语言学的发展，为艺术，为摄影，为教育学术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他享年仅44岁的时间概念。
我们深以为憾的是：我们从懂事起，和父亲一起生活，懂得他、理解他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下面只是他去世前八九年间，我们的一些亲身体验和认识，志以为念。

一、国外的留学生活

1920年2月父亲带着全家——母亲和当时还不足四岁的长女小蕙，启程去欧洲留学。先到英国伦敦，父亲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1920年8月，育伦、育敦孪生兄妹在伦敦诞生。1921年夏，全家迁往法国巴黎，父亲入巴黎大学学习，直至1925年回国。
国外的生活在我们幼年的记忆中只留下了模糊微弱的印象，只有某些个别侧面还比较清晰。
1934年7月父亲逝世后，母亲极为悲伤。曾有好几个夜晚，每当我们已经睡下，即将朦胧入梦的时候，母亲倚在床边，落着泪向我们诉说在国外的困苦生活和父亲奋发学习和工作的情形。
1919年北京大学决定选送父亲去欧洲留学的消息传到故乡江阴家里时，亲属上下左右都不同意父亲去。理由是当时家里已是极其贫苦困难，父亲如去欧洲，一去就是五六年，家里没有人能挑起维持母亲和子女的生活重担。道路很明显，不是留下来，就是全家都走。父母亲毅然决定选择了后者，明知靠一个人的留学费用，供全家生活，艰苦的情况是可以预料的。
在伦敦生活的困难超出了父母亲原来的估计，特别是育伦、育敦出生后，困难尤甚。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外语，因而一切在外面的活动都由父亲来做;母亲则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由于买不起摇篮，只好以国内带去的柳条包上下两半来代用，一手摇一个，往往通宵达旦。父亲脐部患了痈疽，疼痛难忍，但还得外出购买生活用品，真是困难极了。父亲于1921年1月写的一首诗《一九二一年元旦》的副标题“在大穷大病中”，反映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实际。
在初到伦敦一年多的时间内，父亲并没有因生活重担放松了他在诗歌创作、文字改革和学习及学术等各方面的活动。
当时在伦敦的北大留学生，除父亲外，都是单身在外，因此常到家里来团叙。父母亲都热诚接待。据母亲回忆常来的有钱昌照先生、傅斯年先生等。
1920年6月父亲写了《“她”字问题》这篇文章，有力地论证并倡导了他所创制的新字“她”。1920年9月父亲写下了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以恋歌的形式抒发他游子在外，对乡土和祖国人民的热爱和思念。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她”字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已成为祖国语言文字的一项宝贵财富。《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过赵元任先生谱曲，至今仍为海内外的人们所喜爱、歌唱。赵先生本人生前也最喜爱这首歌。
生活的重担终于迫使父亲不得不考虑迁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生活费用比较低的巴黎。
1921年夏到巴黎以后，生活还是很穷。1921年父亲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支面包吃吃，没了便算。……”虽然如此，据母亲的回忆，后来几年的生活似乎比较松动一些。小蕙已能拿着牛奶瓶去买牛奶，已能眯着眼睛看街上书报亭上张贴的儿童书画。母亲日夜辛勤劳动、操持家务，使全家得以勉强温饱。她为支持父亲的勤奋学习和各种活动，耗尽心血，付出了很大代价和牺牲。
给我们印象较深的，和父亲来往颇多的师友，有蔡元培先生、赵元任先生、童德禧先生、陈绵先生等。
父亲虽然说过：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事实上父亲除专门致力于实验语音学研究外，一直也没有和诗隔绝。《扬鞭集》和《瓦釜集》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段时期作的，也反映了他对国内发生的一些大事的关心和忧忿。
母亲曾多次向我们叙说父亲参加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答辩论文的情形。主持考试的导师本打算给父亲三天时间准备答辩，父亲却说只需一天，第二天就可应试，导师大为惊讶。当晚在进行准备工作时，实验仪器突然出了故障。为了检修调整，父亲通宵未眠。博士学位答辩考试的场面是很隆重的，在巴黎大学的一个大讲堂公开举行。赵元任夫妇、母亲带着小蕙都出席旁听。赵元任先生还拍摄下了两张当时的照片。可惜这两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已经散失。答辩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间，除中午暂时休息吃点东西外，一共七个多小时。结束时，父亲已精疲力尽，由人们搀扶着才得离开试场。
父亲平日是很繁忙的，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仍尽可能抽空和孩子们一起玩玩，教唱一些法国民歌。当我们入睡时，一些积木或玩具结构件还零散地放在一边;父亲还在埋头工作。但翌日醒来，我们惊喜地看到漂亮的玩具楼房或机器已经给我们搭好了。
回国时，父亲带回了大量的语音实验仪器，为以后创建我国的第一个语音实验室准备了物质条件;父亲还带回了送给二叔刘天华先生一把极有纪念意义的小提琴。这些都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二、最深的印象

1925年秋全家回国了。母亲带着孩子们在江阴故乡家里住了三四个月，年末随父亲来到北京，住在东城北帅府胡同7号。二叔天华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沙滩。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的反动卖国政府狠下毒手在铁狮子胡同屠杀了爱国学生和群众数十人。
这是一个阴霾刮着风沙的早晨，母亲带着育伦、育敦到二叔天华家里，小蕙到孔德小学上课，父亲去北京大学。
快到中午的时候，在二叔家中听到说外面出事了，而小蕙还在学校。大家正议论着去接她，她却自己来到了。我们记不清父亲确切是什么时候回到二叔家的，只记得他匆匆忙忙的来去了几次，脸色阴沉、忿然。晚饭后，父母亲和我们分乘三辆人力车回家。街上已呈半戒严状态，没有什么行人，风已稍息，暗黄色的路灯光摇曳在残雪上，父亲面色严峻、沉重，育伦倚在他的膝上，萧瑟不安的气氛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特别是经过金鱼胡同校尉营的卫戍司令部门前时，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更增加了他恐惧紧张的心情。即使当时最不懂事的育敦，也感到街头的气氛是那样寂静可怕。
回到家里，气氛依然是沉重的。孩子们先睡了。
翌日早晨，才知道父亲彻夜未眠，他怀着无比悲痛、激愤的心情，写下了“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的诗《呜呼三月一十八》。父亲痛悼无辜的牺牲者，怒斥卖国贼反动派的罪行。他一再教我们背诵诗的首末几句：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
死者今已矣，
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我们在家里反复地背诵着，我们理解的很少，但此情此景却是难以忘却的。后来知道这首诗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即3月22日，就以笔名范奴冬女士，发表在《语丝》的第71期上。
父亲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勇敢地投入这一场战斗。父亲的挚友赵元任先生专门为这首诗谱了曲。
1931年后，父亲常常练习书法，常受友人之托作书。育伦帮他研墨、准备纸张，每写一个字或几个字，就将纸移动一格或几格。
1933年春，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上午，父亲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烈士书写墓碑。育伦和往常一样做父亲的助手。父亲的心情是沉重的，试写了好几次才觉得勉强可用。碑文很简单，李大钊同志和夫人各一，上面仅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的名字。父亲语重心长地向育伦解释：写某年某月某日死，用“死”而不用其它字，是以“死”表示死于非命、死于反动派的凶杀或其他原因。这个教导，永远铭记在育伦的心中。
刻有上述碑文的两块墓碑树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夫妇墓前，直至1983年新建李大钊烈士陵墓。
五十多年过去了，最近去瞻仰新建成的李大钊烈士陵墓。陈列室中展出了当年父亲另外撰写的关于李大钊同志生平的碑文全文草稿手迹。文章痛悼与李大钊同志一起牺牲的20位烈士，怒斥了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文中写道：“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又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20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这篇碑文稿，在当时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未能正式书写，公开刻石，立于墓前。
父亲坚持正义、热爱祖国和人民，英勇战斗，贯串了他短促的一生。即使到了1933年，他逝世的前一年，写这篇文章时是如此;1934年5月，他逝世前的两个月，写《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时，也是如此。

三、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全家回到北京后，孩子们心目中最难以忘怀的几件事是：父亲翻译的剧本《茶花女》以及父亲主编和写作的两期《光社年鉴》和《半农谈影》的出版。
出版这几本书时，我们全家都出动了。样稿印出后，每一页都由父亲校对;每一块图片铜板与印刷清样都由父亲亲自检查。印出的散页，则由母亲带着我们折页、按页码顺序叠好。装订好以后，母亲又带着我们用号码机在每一本书末封底里页上打上顺序编号。父亲总是高兴地促着我们好好干。家里到处都堆着印好的新书。
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一本书，需要这么多的普通劳动来配合，父亲愉快的干着，母亲则是他的得力助手。
这几年里，父母亲带着我们先后到中山公园董事会观看父亲主持举办的两次光社摄影展览;看话剧《茶花女》在我国的首次演出。这些都是当时北平文化界轰动一时的盛况，我们至今也还记忆犹新。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更亲切地感到这些活动的深远意义。
二，1927—1931年父亲先后担任了辅仁大学教务长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职务。
父亲带我们参加过一次辅仁大学的除夕(或圣诞节)的联欢晚会;我们全家和二叔一家还参加了女子文理学院欢送毕业生和欢迎父亲担任新院长的联欢会。
父亲为致力于把一个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辅仁大学，转变为他认为符合中国教育实际，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大学，付出了很大精力。为了辅仁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立案，他曾专门前往南京联系。
1931年父亲辞去一切教学行政职务专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辅仁大学为酬谢他对学校作出的贡献，特派两位负责人，一位大概是英千里先生，另一位是外国传教士，到家里来赠送给父亲一笔相当大的酬金。父亲征求母亲意见后，断然婉言谢绝。父亲说的大意是：为辅仁大学作了一点事情，完全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
父亲主持女子文理学院，并不是平静的。1931年初，父亲亲自草拟了“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的布告;不久又发表了杂文《跳舞与密斯》，反对女生互称密斯。引起了当时舆论界的一些议论。但当时北平的一般公共跳舞场的情形，正如杨沫同志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和茅盾同志在小说《子夜》中所描述的那样，确实是不适于没有社会经验、正在求学阶段的女青年们涉足的。
1932年7月父亲发表文章《“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引起了一场相当热烈的学术辩论。父亲为了答辩，详细参阅了不少文献和辞典，相继写了《再论“女性”根本不通》和《结束“女性”问题》。父亲在逝世前的两年里，还是注意着祖国语言中新词汇的发展和运用。
父亲为在经济上帮助李家瑞先生，曾请他为我们的家庭教师，给我们补课;我们到父亲主持的语音实验室去玩，认识了他的青年助手周殿福先生和年龄较长的白涤洲先生。他们三人都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原来的文化水平不高。父亲没有囿于要有大学毕业资历的一般偏见，而是发现了他们，具体帮助和培养他们。他们先后都成了我国很有成就的语言学者。白涤洲先生将近40岁才在北京大学毕业，1934年夏随同父亲到内蒙调查。回到北京后仅四天，父亲因旅途感染回归热症，不治逝世;不久，白涤洲先生也由于类似的病因去世。
三，1927年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经过十余次谈判，达成共同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定。父亲被选为常务理事，徐炳昶先生和斯文赫定先生任团长。从此，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名字就为全家大小所熟悉。记忆中，母亲经常义务地帮着父亲料理一些考察团的日常事务。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考察两年后回到北京，我们看到了带回的大量照片。
白发苍苍身体健壮的斯文赫定博士曾几次到家里来作客，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小蕙曾和他用法语交谈。斯文赫定为父亲绘了速写画像，父亲在上面题了字。
在父亲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发行了第一套以学术团体为主题，写有中文与拉丁文对照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图画是故宫所藏元代无名画家所作《沙原散牧图》。以古名画制邮票，这在我国也是第一次。
1928年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中亚考察团进入蒙古，非法挖掘古文物八十余箱，并且准备第五次进入蒙古。父亲与中亚考察团团长安得思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致函父亲对他进行攻击和恫吓。父亲对此撰文予以揭露。
1931年中法考察团团长卜安殴打中国团员。父亲致函法国驻华使馆，质问参赞韩德威，并撰文《介绍黄种巡察团》，进行揭露。
父亲在推动正当的国际间学术团体活动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同时为了保卫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打着学术活动的幌子，行文化侵略之实，父亲作了不懈的斗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山海关失守。消息传到北京，父亲愤慨地对表哥朱穆之同志说：“榆关失守，国民党不抵抗，再这样下去，我就去投共产党!” 1933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周作人摇尾乞怜，曾在家门口悬挂日本国旗，祈求保护。父亲看到后，极为气愤，对朱穆之说：“他再这样做，我就和他绝交!”
父亲始终是爱国者，保持了晚节。

四、至深的手足之情

1932年6月二叔天华先生，赴天桥记录民间乐曲，患猩红热症，不幸以37岁的壮年逝世。
全家陷于极端悲痛之中。
二三十年代，人们视传染病猩红热如虎狼，死亡率极高。特别是天华叔父家的一个弟弟和妹妹先后得猩红热夭折以后，全家一听到“猩红热”就胆战心惊。
天华叔父的病确诊为猩红热后，父亲焦虑万分。我们两家当时都住在北京东城大阮府胡同，相距很近，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天华叔父病后，为避免传染，孩子们的来往隔绝了。惟独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后，每天总是守护在二叔父的身旁，直至深夜。
天华叔父逝世后，父亲悲伤极了，写下了挽联：“体力过人，毅力过人，乃缺年寿;为家门哭，为艺术哭，摧我肝肠。”概括了父亲对天华叔的高度评价和最真挚的手足之情。今天读来，仍使我们心情激动。二叔父去世后，在父亲的倡议下，他会同天华叔父的挚友弟子，编纂出版了《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书中汇集了天华先生所着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并附译成五线曲谱，用英语说明，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中最宝贵的文献之一。这段时间里，父亲耗尽了心血，消瘦了，每天吸烟两包以上，失眠，逐渐感到心脏衰弱。
我家祖居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到祖父辈家道中落;父辈年青时，家境很清苦。三叔北茂先生在《纪念长兄半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溥仪退位后不久，半农先生因不满于当时革命军内部的混乱现实，就返回江阴。于次年(1912)春，偕二哥赴上海。……他俩向亲友们借了五块钱做川资，满怀着希望与抱负离开了家。
“到上海后，长兄开始以卖文为生，二兄则致力于音乐。他俩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辛勤所得仅能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到了冬天，两人仅有一件棉袍，一人穿了它出门，另一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取暖。……”
三叔北茂先生比父亲小12岁，自幼在贫苦环境中由两位兄长和长嫂(我们的母亲)抚养教育，因此对两位兄长极为敬重。三个在患难中成长奋斗的兄弟亲密无间，从来没有为什么细小的事而争吵，总是互相慰问，在各自的文化艺术学术活动领域中，互相支持。后来为了纪念天华叔父，三叔北茂在父亲的劝导下，逐渐抛开外文，而改治音乐，也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三叔于1981年9月逝世。父辈兄弟三人间堪称楷模的手足情谊，我们永远仰慕着。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