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出自塾师门庭的子弟

 刘半农是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
 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17年农历4月20日)，他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一个塾师的门庭。
 他原名寿彭，民国初年在上海定居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偶署瓣秾，参加文学革命后改字半农，以字行。他以繁体的“農”字上半如“曲”，就取号曲庵。在发表新诗时，曾用过笔名寒星和化名范奴冬女士。
 江阴滨临大江，是座只有九里十三步的小城。那里水木清瑟，风光旖旎，还有着厚积的乡土文化。著名的地理学家，重视实地调查的徐霞客，在小说中表现理学家的心理，写《野叟曝言》的夏敬观，都生在这里。江阴还有以专治经学而名震东南的南菁书院。缪荃荪、黄以周任过掌教，并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为学员治学立身的准则，濡化着当地的士风。刘半农是在这样的乡土文化摇篮里成长的。
 他的祖父刘汉，在求学时去世。祖母夏氏没有子嗣，就从农村的贫农本家里，过继了刘半农的父亲，取名玉珂，字宝珊。夏氏靠着一星陪嫁和纺绩所得，苦撑着刘家的门庭。以后玉珂考中秀才，做了塾师，算是跻身于士林，家庭的社会地位才有所改变。他的母亲蒋氏，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生母无力抚养，将她弃于冰冻的河里，刚好夏氏路过将她救回家中，做为童养媳养大。这个与农村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是以寡妇、孤儿、弃婴、童养媳组成。长辈们坎坷的人生道路，使他较早地尝到了旧日人生的苦涩。
 他自幼就有机会走向田野，八九岁时曾在稻棚里过夜。农民稼穑的苦辛，富于野趣的劳动场景，在他的视野里变换，脑海里沉积，培育着他亲近大自然，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对他的思想品格，创作思想，美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做为塾师的子弟，他从小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读书，诵读名家诗句和练习三四句短对。九岁开始学习数学。父亲的亲朋多是长衫人士，时常来到家中论文谈画，臧否人物，使他自幼就浸沉在士子阔论的氛围里。他父亲中年以后患病喀血，依然抱病为他讲书。祖母和母亲则经常通过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不懈地锤炼着他的品格。以后，他在著作里还眷念着亲人们的教诲之恩。
 十三岁时，他进入翰墨林小学。上午选学《三苏策论》、《古文观止》中的文章，还要看《纲鉴易知录》十页。下午学习英语和数学，课本是《华英进阶》、《英文初范》、《英文法程》、《九数通考》、《数理精蕴》、《代数学》等。晚上还要看《西学大成》、《泰西新史揽要》、《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这样的教学安排，体现了兼学中西，不尚八股浮文，注重策论的新式教育特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学习的内容，如果和民初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比较，在分量和难易程度上都是十与一之比。
 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成立，学制为五年。秋天，中学堂采取分县录取考生的办法，在府辖八县招生，刘半农是江阴考生第一名。因为他学过英语，被编入二年级第一班。在中学里，他的学习成绩常居于前列，被人誉为“小时了了”。课余，他喜爱在书林里揽胜，也爱好文体活动，还买过一小照相机，在假期里学习摄影。十八、九岁时，他对写作和翻译发生了兴趣，在纸的砧石上，不断磨砺着笔锋。
 刘半农四岁时，发生了甲午战争，八岁时发生了戊戌政变，十岁时发生了爱国反帝的义和团运动。这些接踵而来的重大政治事件，虽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清王朝腐朽的本质充分暴露，洋务派的富甲强兵，改良派的维新变法都破产了。要救亡图存，只有走革命的道路。当他离开童年嬉戏的生活，日益思考着社会人生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壮大，封建王朝趋向衰亡的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他倾向革命，发展着民主主义思想。假期回到家乡，他曾和同学演出现实题材，闪耀着批判锋芒的新剧。
 在离毕业不到一年时，他因故退学，曾在翰墨林小学短期执教。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不顾父亲和妻子的再三劝阻，毅然地北走清江，到革命新军中担任文牍工作。他怀着真诚的革命愿望，因而对新军内部的混乱很不满，便在清帝宣告退位后数日，离开新军回到江阴。
 1912年，二三月之交，他向亲友借了五元旅费，穿着破旧的长衫，偕二弟刘天华去上海谋生了。
 

跳出鸳鸯蝴蝶派

 从1912年春到1917年秋，刘半农在上海生活，有时也回到家乡小住。他到上海后，参加了新兴的新剧团体开明社，任文字编辑，也参加演出。曾编译过剧本《好事多磨》。他因为不满剧社的混乱，工作数月后就离去，又在一家小报馆里，担任自编自校的工作。1913年，经徐半梅(卓呆)的介绍，任中华书局编辑，直到1916年离去。在上海期间，他还在上海实验学校和铁路中学教过书，时间都不长。
 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辛苦，编辑和教师的收入菲薄，不得不靠卖稿来维持生活。他先后在《演说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海》、《小说画报》、《小说大观》、《小说名画大观》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剧本、杂文。结集出版的有《欧陆纵横秘史》、《猫探》、《黑肩巾》、《帐中说法》、《乾隆英使觐见记》、还有与中华书局同人合译，由他校跋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这期间，他著译文字的总数在百万字以上。
 他的著译活动，以翻译小说为主。译作大都取材于英美的书刊。多采用意译，并将不合我国风俗的地方加以删节。
 民初的小说界，风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黑幕派之类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作者，不象晚清小说家那样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而是将看小说比做是去酒楼觅醉和到平康买笑，不过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他们忽视小说的社会功利性，鼓吹小说的娱人性，使小说成为闲书，日趋商品化。于是才子佳人、武侠技击、侦探盗案、黑幕野史之类的小说就泛滥成灾了。
 刘半农踏进民初的小说界是出于稻粱之谋，势必受到文坛风尚和刊物性质的影响制约。他也译著侦探、滑稽、言情等门类的小说，还称道柯南道尔、维廉勒苟等为文豪。他和《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报刊有过联系。在中华书局的同人里，有些就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还和一些鸳鸯蝴蝶派作家共同著译过小说。事实表明，他是在鸳鸯蝴蝶派的圈子里从事著译，不免要受到某些消极的影响。这时期，他译著的不少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刘半农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当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二次革命时，他立即写了百字小说《秋声》予以抨击。他虽然受到鸳鸯蝴蝶派的消极影响，但是又和鸳蝴派作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鸳鸯蝴蝶派作家抱着营业和趣味的文学观念，不很顾及作者的社会责任。刘半农则比较注意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作用，著译时考虑要适合我国的风俗和国情。
 他翻译了一些不太好的作品，但是也翻译了狄更斯、左拉、安徒生、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德富芦花等名家的作品。这是些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而且他译介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国内是比较早的。
 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创作倾向上背离生活，习于摹拟，刘半农则崇尚写实。他在1913年夏写的《匕首》前语里，批评当时的侦探小说是“浮泛者太多”，“奇诚奇矣，而实与社会之实况左”。他写侦探小说是“实事居其大半，即略加点缀，亦以不背我国社会为旨”。他主张作者应深入地观察社会，自称“对于我国中流以下之社会之心理及举动，考察尤力，即通人达士之斥为三教九流而不屑于交者，亦无不待之以礼，惟不为其同化而已。故知我者谓为入虎穴以探其子，不知我者且斥我为自侪于下流，我固莫之或恤也。”这些不是门面话，大体付诸实践了。
 鸳鸯蝴蝶派作家，在侦探、滑稽、言情等门类里转来转去，大都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刘半农的著译活动是沿着向上的轨迹发展。他开始是写侦探小说，经过滑稽言情之类的小说，演进为创作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
 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大都抱有玩世混世的人生哲学，放荡不羁，有着颓废没落的情调。刘半农注重品德修养，对社会人生的态度比较严肃，没有染上洋场文人的一些恶习。
 政治上的民主革命思想，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写实的文学观念，坚持人格修养及不愿同流合污的道德意识，构成这一时期刘半农思想的主导方面。他能够跳出鸳鸯蝴蝶派，为文学革命而前驱，并不是洋场的趋时行经，而是他思想上积极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要实现弃旧图新的蜕变，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这些外部条件终于具备，这就是1915年《青年杂志》 (自2卷起改名《新青年》)的创刊;还有1916年他在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时的离去。他在中学短期执教后，于1917年春回到江阴，潜心著译。从1916年到1917年，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变化，在思想文风上也发生了重要转折。
 《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在“五四”以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推崇西欧的近世文明，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刊物上提倡民主和科学，文学上提倡写实主义。陈独秀的主张和刘半农的思想，有着不少契合之处。正因为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要求推动民主革命进程的愿望，导致刘半农站到《新青年》的麾下。这使人想到，他本想效力北伐疆场，因不满新军混乱才离去，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战斗岗位。
 1916年10月，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刘半农首次发表了《灵霞馆笔记》。截止到1917年底，先后共发表七篇。此外，还有翻译的散文、戏剧数篇。他用文言翻译的这些作品，都有着民主主义色彩和启蒙的作用。如爱尔兰爱国诗人写的《火焰诗》、《悲天行》等，都是呼唤民族觉醒起来，为独立自由而献身的战歌。葡人席尔窪写的《欧洲花园》，是一篇运用民族传说，想以祖先的遗恨来锻铸国魂的散文。在《拜仑遗事》里，他从拜仑的长篇叙事诗《异教徒》中，选译了拜仑痛感希腊人陷于奴境而不醒悟，为振聋发聩，唤醒灵魂而写的《弔希腊》。译文《阿尔萨斯之重光》，写的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收复失地，沦陷四十四年的土地上的人民，重归故国怀抱时的情景。译诗《缝衣曲》是鼓吹人道主义的作品，对他以后的诗作不无影响。此外，他译的《倍那儿》、《琴魂》，写的都是演员和音乐家献身艺术事业，涉及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在《新青年》上，他以新的面貌和世人见面。他译介了《马赛曲》：“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以精神界战士的姿态，向旧的意识营垒进攻了。
 这个时期，他和旧文坛的关系已有削弱，可是没有割断。在《小说月报》、《小说大观》、《小说海》、《小说画报》上，还发表了二十余篇著译的小说。比较来说，他在《新青年》上那些风格清新的译文，多的是浪漫主义的热情，对独立自由和民主平等的执着追求，而在《小说画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创作小说，则多的是对于混浊世相的揭露，以直面人生的写实为特色。1917年发表的《歇浦陆沉记》，写一个穷知识分子的梦境。通过三个活过二百岁的老头，在上海文明路上游览和发表观感，抨击了当时的政治、财经、文教等方面的弊端。小说采用怪诞的表现形式，表现了真确的生活内容。不过，文中那种拆穿黑幕的暴露手法，既谑又嘲的文风，不只是辞气浮露，而且未免有些溢恶了。如果说这篇小说是对社会黑暗做横向的披露，那么《稗史罪言》，就是有意对社会关系做纵向的解剖。他自称第一篇写“一乡村之伟人”，第二篇写“一全县之伟人”，第三篇写“一全国之伟人”。这表明他想通过代表性的人物，有层次地剖析社会人生。目前见到的只有一三两篇。第一篇写诬良为盗的故事，在这个古旧的题材上，他着重揭示了农民、乡董土差、捕目公差、县吏、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揭示了民初城乡社会关系一些本质的方面。第三篇通过一个讼师的浮浪子弟，靠着蝇营狗苟的伎俩而飞黄腾达，对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官僚类型做了艺术概括。短篇小说《洋奴》，鞭笞了不顾廉耻的洋奴，赞扬坚持人格、敢与洋人斗争的办事员。他说洋奴二字重在奴字，“若是有了奴字的资格与身分，有如外交总次长、公使、领事、交涉员之属，但须存心媚外，不顾本国，便当鸣鼓而攻”。1917年发表的《催租叟》，是以城市工人为主的小说。写房产主兼高利贷者吴老头在雪天里催租，工人周老七从雪地里营救一个冻僵的孩子，面临逼债而不肯动用孩子身上的钱财，颂扬了周老七济人以危和穷不失志的品格，谴责了吴老头逐利忘义，刀口舐血的豺狼行径。在当时，以这样的思想感情讴歌劳动者崇高心灵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
 他这时期著译的小说，显示出弃旧图新的痕迹，体现着文学革命的意向，应当与他的文学论文参照来看。
 

为文学革命而前驱

 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识见的人士已经感到言文背离，旧文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病，从而发出了要求改革语言文学的呼声，并做过一些尝试。但是，要求在语言文学上改革，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却是由《新青年》发轫的。
 《新青年》创刊后，就在酝酿着文学革命。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和答读者问里，就反对过脱离现实人生的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提倡写实(现实)主义。正是他的议论，引出胡适发表有关文学改良八事。随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钱玄同也起而响应，抨击了旧文学的种种锢弊。紧接着，刘半农在1917年5月，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文章从文学的界说谈起，就散文、韵文、文章形式方面，各提出了三点改良意见。这些意见，除了对战友的观点予以应和外，还在理论上做出了独立的贡献。
 他认为做人作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字，反对没有个性的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提出要破除迷信，不做古人和今人的奴隶。他以为只是反对摹倣还不够，只有将古人作文的死格式推翻，新文学才能脱离旧的窠臼求得发展。
 提倡以白话做为书面语言，这就需要对口语进行加工提炼，吸收文言中仍有生命的成分，还需要恰当地吸收外来语。当时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胡适将文言和白话，笼统地说成是死文字和活文字。他认为文言的优点白话都有，而白话的长处文言却难以达到，从而忽视白话应当吸收文言有用成分的必要性。刘半农认为，废文言而用白话不是一蹴可就的，因而主张从两方面努力：“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他肯定白话文言各有所长，白话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已为新文学的发展所证实了。在吸收外来语上，当时有人主张输入日文句法，在汉字里多搀些东洋派的新名词。刘半农反对硬搬和滥用外来语。他以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势不可免地要引进外来语，“然新名词未必尽通(如‘手续’‘场合’之类)，亦未必吾国竟无适当代用之字(如‘目的’‘职工’之类)。若在文字范围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为人人所习见，固不妨酌量采用。”他主张在不可替代，通顺，为人习见等条件下酌量采用。这种看法合乎语言发展的规律。他在小说里就表现出，对当时存在的奴化语言态势非常不满，正是基于爱国的思想，才强调要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关于新诗的建设，他从理论上做出了重要建树。当时人们提倡白话诗，可是对白话诗的体裁和音韵还缺少探讨。刘半农首先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和增多诗体的主张。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千百年来，经过人们反复锤炼，旧诗的体裁格律精致考究，它们是那些不朽诗篇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致成为神圣的难以突破的艺术外壳。既然要用白话写诗，就不能象作旧诗那样照着韵书去按部押韵，他提出作新诗应以今音相叶，以解决今古音异读问题。可是今音也还存在方音异读问题，为了创造适合今人应用的新诗韵，他提出了三点方案：一是作者各就方音押韵，注明是何处方音;二是以京音为标准造一新韵，使不解京音的有所遵循;三是希望国语研究会经过调查造一新韵。他的主张为当时的大学研究会所采纳，并将“制定标准韵”列为“特别项目”。
 新诗运动也是诗体的解放运动。新诗不可能在旧诗体的窠臼里成长。晚清的诗界革命，就没能冲破旧诗体的坚硬外壳。当时，胡适只是提出废除束缚过严的律诗，强调词的长短句合乎语言的自然。他尝试的白话诗，也还是采用五七言和词体写成的。刘半农认识到旧诗体阻碍新诗的发展，首先提出增多诗体，主张采用“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诗之外，别增无韵之诗”的办法。他认为这样做，“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无数门径，不复如前此之不自由。其精神一方面之进步，自可有一日千里之大速率。”他不是形式主义论者，丰富艺术表现形式，目的是为了挣脱束缚，解放思想。他关于诗歌革新的这些主张，为自由体诗和散文诗的出现，在理论上做了催生的工作，有利于新诗的确立和发展，并为新诗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铺平道路。
 在戏剧革新上，他认为民初的白话新剧，没有文学价值。昆曲经过雅化，曲高和寡，处于历史艺术的地位。为使戏曲适应时代的需求，应当着重改良拥有群众的皮黄戏。为此，他提出要以今语作曲。
 在文章形式方面，他提倡分段和采用新式标点，都产生了实际影响。
 1917年7月，他发表了《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介绍约翰生和樊戴克的文学思想。他提出的精神革新，主要是反对虚伪文学，强调文学作品要有理想性和真实性。
 他对旧诗坛上呈现出的迴避现实，脱离群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等恶劣倾向极为不满，直斥为是假诗世界。他在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时提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他把来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当做是诗歌的生命，鉴赏诗歌好坏的标准。正因此，他推崇陶渊明能在自然界中见到真处，白居易能在社会人生中见到真处，并希望新诗人也能放出本领，努力去探求自然和社会人生的真实。
 他看重小说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小说在多种文学样式中为“大主脑”。刘半农对民初小说界将小说当做闲书，为了逐利去编造故事，作品缺少真实性和理想性深为不满。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他就提出红男绿女的小说没有文学价值，还批评了某生体和大团圆之类的固定套式。在《歇浦陆沉记》里，以竹枝词的形式嘲讽道：“小说争传艳与香，不谈女事即谈郎。可怜著作等身客，千字文章值半洋。”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里又说：“惠尔司之撰科学小说，康南道尔之撰侦探小说，维廉勒苟之撰秘密小说，瑟勒勃朗之撰强盗小说，已非小说之正，且亦全无道理。”那么，什么是小说的正途呢?他提出小说家最大的本领有两个：“第一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他强调作品要有理想性，作家应以理想之光去点燃人的灵魂。他说施耐庵写《水浒》，心里就有个“社会主义世界”，列夫·托尔斯泰是抱着“新宗教世界”的理想写小说，雨果的小说，则虚构一个以“天良与觉悟代法律的新世界”，王尔德的小说是要用爱情的真谛，开辟一个永远甜蜜的世界。这些作家的人生理想不同，但是都能发现一部分真理，促进世人的觉悟;“第二，是各就所见的世界，为绘一维妙维肖之小影”。这类作家“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此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之缩影”。他对上述不同流派的作家，在评价上还失于精到，但是他强调作家要发现人生的真理，作品要有真实性，最好具有启人觉悟的理想光辉，应当说是有识见的。在为新文学奠定现实主义的基石上，刘半农是很出力的一个。
 1917年秋天，经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直到1920年初出国留学为止。他先后担任法科和理科预科教授，讲授模范文和文法通论。这个时期，我国民主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新旧事物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改革校务，不少锐意革新的人士到了北大。《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已经由上海移到北京。刘半农来到北大，颇有如鱼得水之感。
 他对文学革命有热情，也有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到京后不久，在给钱玄同复信中表示，文学改良既然锣鼓喧天的开场，就不能罢手，“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在文学革命的进行上，他赞同钱玄同提出的“造新洋房”和“打鸡骂狗”的办法。在北大期间，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1917年12月，北大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研究会成立，参加的教员有刘半农、胡适、周作人，学生有俞平伯、傅斯年等。这个组织于1918年4月后停止活动，共开会六次。刘半农先后演讲了“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论中国之下等小说”。所谓下等小说是指鼓词、宝卷等说唱性作品，当时在文体分类上还不精确。他所以要研究通俗和“下等”小说，是他深知这类读物对群众的影响，从改良社会教育上考虑需要研究;再有他认为今后的世界里，贵族必然消灭，人们在文学观念上也应从绅士派转向平民派。他提出“凡要制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之轨道”的人，就应使“自己混入下等社会，求直接的经验”，或是“求之于下等小说，间接的以他人之经验为经验”。要求创造平民派的新小说，也就是要为人生大众而文学。这是他的写实的文学观进一步的发展。他说的通俗小说的“教训”，是指“小说出版后，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如何”。积极教训是指小说“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摹倣心”;消极教训是指小说“纪述恶事，描摹恶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心”。刘半农认为人类富于摹仿性，消极教训的小说成为对恶人实施直观教育的教材;这类小说的泛滥，过分刺激人的神经，会使人对邪恶麻木不仁;特别是黑幕之类的小说，标榜纪实，写的又是眼前的黑暗，更是为作恶的人充当义务顾问。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写积极教训的通俗小说，“如其不能，则与其谩骂，不如婉讽;与其正面直写其恶，不如从侧面曲绘其愚”，“否则混善恶而一之，用诙谐之笔，以促阅者之辨别与觉悟。”这些研究，表明他看重小说的社会作用，对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作家的社会责任等重要问题的关注。还应当提到，在新文学阵营里，他对黑幕派小说的批判是早的。
 在建设新文学上，他重视向民间文学汲取养分。正是经过他的倡议，在1918年2月1日的《北大日刊》上，发布了《北大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征集工作获得了积极的反响。从5月20日起，由他诠订的《歌谣选》在《北大日刊》上陆续发表，截止到1919年5月22日，共发表一百四十八首。这使人耳目一新，并引导人们眼睛向下，从沃土里去发现璞玉的美。这导致了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的出版，以及顾颉刚、钟敬文等最初一批采风集的出现。这就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文学革命兴起后，守旧势力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倡导新文学的战士，遇不到对手不免感到寂寞。热心文学革命的刘半农和钱玄同，便用苦肉计的办法写了有名的双簧信。1918年初，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将反对白话文学的言论集中起来，用文言写了《致新青年诸君子》的信，再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用白话写《奉答王敬轩书》，逐条予以驳复。他的复信写得淋漓畅快，在高屋建瓴的驳难中，进一步申明文学革命的主张，其中批判林译小说的一节，可以说是文学革命以来，在推倒林纾这个偶象上最有力的一击。他阐释的有关翻译的道理，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双簧信留给人的不只是文坛轶话，它表明新文学的倡导者，自觉地通过文学论争去推动文学革命。
 在纯文学之外，他还写有《论应用文之教授》，对具有浓厚封建毒素的应用文，提出了改革意见。在文法教学上他也进行了改革。1918年，他提出以“她”“牠”二字，做为第三人称的阴性代词和无生物代词，后为人们所通用(“牠”后来为“它”所代替)。
 刘半农不只是在理论上鼓吹革新，而且躬行实践。在《新青年》上，他是最早发表新诗和随感录的人之一。
 鲁迅对他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忆刘半农君》里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狠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刘半农参加文学革命，还不到而立之年。他敏感地把握住历史转折的契机，成为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之一。他对语言工具、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以及应用文，都提出了破旧立新的主张，范围广阔，并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比较来说，他在资历和学历上都不及其他战友，可是在卖文生涯里获得的实践认识，使他对旧文坛和旧文学的弊端，看得比较清楚，反戈一击常能切中要害;关于立新的主张也比较符合实际，因而在实际中产生了影响。刘半农没有提倡过什么主义。他基于个性解放的要求，持有的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他受过西方文学的洗礼，文中也引用过西方的文论，但缺少系统，而是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实际上，他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可以说，他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核心，是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对我国抒发性灵一派文论的活用，在当时，这可以用来反封建，也可以和平民派的文学观相通，有其进步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局限性也就表露了。
 

芟辟草莱的新诗人

 1920年2月，刘半农携眷去欧洲留学，先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1922年暑期，曾去德国做短期学术考察。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他在国外攻读实验语音学，撰著的《四声实验录》，科学地解决了四声是什么的问题。他曾用半年的时间，抄录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我国敦煌写本中有关语言文学的资料。在国外坚持写新诗，研究新诗的音节。
 回国后，他在北大教授实验语音学，并从事语音乐律的研究工作。还在中法大学等校兼课。1927年秋，他以不满奉系军阀的统治，辞去所任国立各校的教职，除进行学术研究外，还做了不少维护祖国文物的工作。这期间，他出版了翻译的《国外民歌译》第一集，《茶花女》、《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校点的古代文学作品《香奁集》、《何典》、《西游补》、还有创作的两部诗集等等。
 刘半农是最早从事新诗创作的人之一。从1917年10月开始写新诗，1918年在《新青年》四卷一期上首次发表新诗，在将近十年创作的基础上，于1926年6月出版了《扬鞭集》，共收诗九十八首。上卷收1917至1920年写的诗三十六首，中卷收1921至1925年写的诗六十二首。原拟下卷收译诗.后未出。1926年4月出版的《瓦釜集》，收录了1920、1921、1924年所写的民歌体诗二十一首。附录《手攀杨柳望情哥词》十九首，是他在1919和1925年在家乡采风所得。两部诗集里重出的有八首。
 刘半农那一辈新诗创始期的诗人，他们写诗，不是为了要做诗人，而是出于革新诗歌的愿望。他们敢于向蔚为大国的旧诗挑战，为新诗争夺天下，可是新诗这个馨香儿是何面貌还不知道，只有靠自己去孕育和创造。因而他们写新诗，都带有自觉进行实验的性质。刘半农正是先有诗歌革新的主张、比较充分的理性认识和准备，然后进行新诗创作的。他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意做为旧诗坛浮华颓败诗风的对立物出现(虽然不可免地带有某些旧的痕迹)，它们是属于另一世界的。
 他的诗，实践了自己革新诗歌的主张。他在理念上强调诗歌的真实性，要求诗人放出本领到自然和人生里去探求真实，为此身体力行，这就使他的诗歌以崇尚写实和白描为基色，而运用比兴，侧重内心抒发，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是少数。由于他主张在文学观念上，应从绅士派转向平民派，使文学创作和今后世界的发展趋于同轨，所以自觉地以平民生活的题材入诗，有意地摒弃黄钟而去表现瓦釜的声音。这些就使他的诗歌，富于现实性和民主性，更为接近生活，接近人民。
 在初期的新诗人里，象他那样热心描摹众生世相的诗人，可以说还没有第二个。当旧诗坛上充斥着无病的呻吟，以烂污笔墨为旦角捧场，换上几十个韵脚为大老谀寿时，他却在诗歌里，表现生活在底层的铁匠、木匠、女工、学徒、农民、牧羊儿、船夫、卖菜小贩、磨豆腐人、乞丐、人力车夫、奶娘、妓女、战败的雇佣兵、卖稿为生的穷文人、卖掉家产去做试验的人等等。他使如许众生走进诗坛，在以风雅自命的旧诗人看来真是焚琴煮鹤，他却在新诗坛上，赢得了平民诗人的称号。
 《扬鞭集》选收他“五四”前后，在国内写的新诗二十三首。这些诗表现了平民生活，以及他在文学革命里的心境。
 他濡染笔墨为平民写照，不是抱着轻薄和伪善的态度，而是满怀着挚爱与同情。他最早用五言写的《香山纪事诗》的第十首，是一幅引人深思的逼租图。画面上那个因为欠租被捕、负病难行的老农，还有那个牵人如同牵狗，挥鞭虎吼的公差，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农民承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著名的《相隔一层纸》，写严冬时屋里的老爷热得难活，而屋外的乞丐冻得要死。有着乐府体影响的《学徒苦》，反映了旧日学徒所受的封建剥削和非人的待遇。集外诗《卖萝卜人》，是他首次尝试的无韵诗，写一因寄身的破庙标卖，而被警察掀锅倒灶，扫地出门的小商贩。拟车夫语的《车毯》，写人力车夫痛苦矛盾的心理，比同时同类题材的作品，立意更为深刻。上述这类诗，大多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明晰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平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并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出尖锐的贫富对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五四”运动后，于1919年9月写的《铁匠》。这首诗，写自己夜间从铁匠铺门前经过的感受。诗里反复歌咏着打铁声和闪耀着的红光。结尾特意指出：
 朋友，/你该留心着这声音，/他永远的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荡。/你若回过头去，/还可看见几点火花，/飞射在漆黑的地上。
 这是寄兴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都致力于改变无声的黑暗的旧中国。诗里的打铁声，象征着有别于老调子的新声，闪耀的红光则是光明的象征。令人寻味的是傲岸的铁匠形象，成为带来新声和光明的力量。这不同于那些反映平民生活实况的诗歌，而是有着新的形象和新的意境。
 这时期，他还写了些侧重内心抒发的诗，大多采用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散文诗《窗纸》，写自己晨起望着窗纸上晕染的渍痕，引起形象化的遐想，构成一幅幅含有哲理意蕴的图画。在艺术上虽然显得粗糙，却表现了诗人渴求光明和美善事物的心境。1918年7月，在沪宁车中写的《晓》，有着明朗乐观的基调。随着火车奔驰的轻快节奏，冲出黑暗的曙光色彩越来越绚烂。在车厢那些干黄枯白的脸色映衬下，一个女孩“笑弥弥的，两颊象苹果，映着朝阳。”使人感受到“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暗夜破晓，前程光明的气氛。1919年写的《老牛》、《E弦》，都是托物以咏志。他采用拟人化和对话体的形式，表现出不畏讥嘲，不计成败，勇于在荆棘满地中踔然前行的进取精神。这是在文学革命里，承受着多方压力的刘半农内心的剖白。《D!》和《他们的天平》，写于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和出狱时，诗中表现出对于封建军阀统治的蔑视，主张“不拜耶稣经上的‘神’，不拜古印度人的‘晨’”，“要有光，应该自己做工自己造光”。为了造太阳的光，要有奋斗和牺牲的精神。这些诗，都反映了“五四”时期狂飚突进，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
 从两部诗集来看，他的诗大部分写于国外。他用诗的语言描写的西方世界是很有特色的。在《木脚》、《耻辱的门》、《卖乐谱》、《战败了归来》、《柏林》等诗里，他看到的是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凋蔽，道德沦丧。触动他心弦的是林立着而又不吐烟的烟囱，柏林街头赤脚行走的儿童;伦敦的辟卡迪里一带的私娼，巴黎的职业妇女兼事卖淫，以至使人无从更说娼字;战败归来，为家乡景物全非而沮丧的士兵;踯躅街头，无声地向人兜售乐谱的老翁，等等。他的诗，没有对西方文明的礼赞，而是揭示了它的痼疾。
 在国外，他写得最多的是思念祖国的诗篇，正如他诗里说的：“我想到了我灵魂的坟墓：我亲爱的祖国。”著名的情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不只是表现儿女的私情，“她”的内涵和外延，没有那么浅薄狭窄。她，可以理喻为他、它，可以指亲人故旧，也可用以比喻祖国。全诗共分四节，每节的头两句都是以写景起兴，然后触景生情地引出结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如诗的第一节：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在诗里，诱发诗人思念情绪的不是异域风物，而是浮云微风，月夜海洋，落花流水，暮色残霞。这些景观，在我国传统诗歌里，常被人用来寄托思亲怀旧的情绪，如浮云游子意，望月思故乡，落花流水故人情等。诗人将它们编织在一起，构成了思念祖国和难忘故旧的缠绵意境。诗的头两节，写的是白日和月夜，三四节写的是春天和秋天，暗示思念的情怀是日以继夜，由春至秋，难以排遣的。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节奏舒缓，富于音乐性，由赵元任谱曲后，得到广泛流传，至今还激励着海外游子眷恋祖国。这时期，他写的《秋风》：“秋风吹我衣，秋风吹我裳。秋风吹游子，秋风吹故乡。”《忆江南》：“别此三年三万里，心里抛开缠梦里。海潮何日向东流，为携几滴游人泪”等诗，都可以和《教我如何不想她》互见。
 一个人对祖国思念的情怀，总是有所附丽的。他的眷念之情萦迴在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之上。著名的《一个小农家的暮》，白描了暮霭渐浓时，农家生活的场景：
 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男人从田里回来挂了锄，坐在稻床上逗弄亲人的狗，又踱到牛栏里看看，然后问妻子新酿的酒成熟了没有?屋外冉冉升起新月，孩子们聚在场上，望月数星，童声地唱着歌谣。他截取这些富有特征的生活画面，表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享受的短歇的田家欢乐。诗中质朴明晰的形象，怡然恬淡的境界，浸透着诗人挚爱农民和农业劳动生活的感情。在《瓦釜集》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在刈麦莳秧的季节里，不顾脚底滚烫，在田埂上穿梭奔走的送汤送饭的农妇，听到夜风送来车水的农民，变换嗓音相互谐谑的歌声，还有荡漾在杨柳河边，迴响在抹红的青山里，男女悦恋的情歌。
 一个注意在人生中探求真实的诗人，他的诗必然会反映出旧日人民的苦难。在《人比人来比杀人》里，诗人唱出了人间的不平：“你里财主人家里养鸡养鸭养猪狗末都还要把白米喂，我里穷人家里糠也呒不一把末只好卖男卖女卖夫卖妻卖公卖婆一齐卖干净!”《拟儿歌——小猪落地》，写小猪落地还有三升糠皮准备，而农民被逼得要弃婴杀婴。在《隔壁阿姐你为啥面皮黄》里，写纱厂女工受到的痛苦与侮辱。《稿子》一诗，揭露旧日文商以穷文人的脑血，做为自己汽车的燃料。在《两个失败的化学家》里，控诉了埋没人才摧残科学的旧社会。
 他的诗还流露出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忧虑。在《三唉歌》、《病中与病后》、《小诗——许多的琴絃》等诗里，他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祖国，比喻为一片黑漆，一片白雾，一个难以用泪水浇熄的无底的火焰窟。他用许多的琴絃拉断，歌喉唱破，说明听不到美好的新声，充耳的依然是讨厌的老调，感到自己灵魂太苦，对新文化运动退潮表示失望。
 真诚的爱国诗人的诗歌，在那时必然有着激昂地反帝反封建的声音。1923年7月6日，他参加北大同学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阴谋共管中国铁路的讨论会后，写了《别再说……》(附后序)，旗帜鲜明地反对不抵抗主义。他说蜗牛最弱，还长有两个触角，“鼠疫杀人，我们防御了;疯狗杀人，我们将它打死了;为什么人要杀人，我们要说不抵抗”。在《拟儿歌——铁匠镗镗》、《拟拟曲》，以及回国后，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写的《呜呼三一八》等诗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给予无情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声讨。
 在新诗的历史上，郭沫若和闻一多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们的爱国诗大都境界恢宏，以浪漫主义的激情，冲激着人们的魂魄。比较来说，刘半农的爱国诗缺少华彩瑰丽的想象，主要表现为飘蓬缅怀故土的情思，倾向写实。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较多的传统诗歌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个恋根的诗人。
 在诗歌形式方面，刘半农也实践了革新的主张。他为了使新诗的发展取得借鉴，热情地翻译西方的诗歌和民歌。他为了增多诗体，有意地进行过多种体裁的试验。他在《<扬鞭集>自序》里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他在诗体上坚持多样化试验，目的是给新诗寻求更适于表现内容，更易于群众所接受的形式，使新诗能更好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在新诗发展的行程中，提倡散文诗曾做为重要的问题提出。这因为旧诗格律考究，表现了汉语的音韵美，致使人们产生了无韵就不成诗的偏见。如果不打破这种迷信，新诗就难以求得广阔地发展。刘半农是最早译介和创作散文诗的人。1918年4月，他发表了翻译印度拉坦·德维写的散文诗《我行雪中》，以后又译介了泰戈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创作的散文诗，收入《扬鞭集》里的就有二十余篇，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这一体裁日益圆熟。他写的《晓》、《雨》、《静》、《饿》、《在一家印度饭店里》，都是比较好的作品。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开拓，促进了散文诗的发展和繁荣。
 在增多诗体上，引人注意的是他利用方言和民歌体写诗。他在1919年，就试验用江阴方言写“拟儿歌”。1920年，又以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拟民歌”。1924年，尝试用北京方言写“拟拟曲”。他在《<瓦釜集>代自叙》里说：“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面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在创造新的诗体，为新诗发展探索道路的过程中，刘半农尊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肯定民歌中还具有生命力和可以利用的东西，想从中为新诗汲取养分。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获得积极的反响，但是几十年后，革命的诗人曾运用民歌体，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歌。新诗的发展，不是只有与民歌结合的一条道路，不过他重视诗歌与群众相结合，对人还是有启迪的。
 他的诗，有真情实感。风格清新、自然、朴直。在诗歌里，采用白描写实的手法是不容易的，比起同辈的诗人来说，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不低的。他采用暗示象征手法去遣情表意的诗歌，用以联类比兴的事物，也多为人们所习见，读起来没有涩滞的感觉。他注意运用口语，而且能够驾驭口语，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不低的。他的诗歌的缺点是显得平直、浅露，缺少诗味。
 在新诗的历史上，刘半农是个平民诗人，爱国诗人。他为新诗作出的种种努力，值得后来者的重视。
 

嘻笑怒骂的杂文家

 二十年代末期，刘半农渐据要津，成为文教界的名流。1928年，他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春，重返北大任教，兼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秋，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及高中部主任。1930年5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10月，被推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从1931年8月到他逝世，专任北大研究教授。北大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后，被选为出席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1932年，北大成立研究院，改国学门为文史部，兼任主任。这个时期，他除了担任一些院校的领导职务外，主要精力从事语音乐律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一些学术性著作，还亲手编定了两本杂文集。
 刘半农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还表现在杂文创作上。他在1918年，就指出杂文有永久存在的资格和价值。在现代文学史上，他是最早在文学上肯定杂文地位的人。
 1934年6月出版的《半农杂文》第一集，除自序以外，内收1915年6月到1927年1月写的杂文四十五篇。1935年7月出版的《半农杂文二集》，内收1927年2月到1933年12月写的杂文四十九篇。收入集内的文章，他做了修改和删节。
 他的杂文集，在编排上是以杂文命集而不是命篇。收入集内的文章有论文、随感录、序跋、通信、布告、供状，翻译的散文戏剧，等等。体裁多种多样，称之为杂，名实相符。
 他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为了打倒文言文和旧文学，确立白话文和新文学，才拿起笔来的。他在五四前后，为《新青年》等报刊撰写的文章，是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呼声。当时，出于革旧立新的斗争需要，他写的多是议论和驳难的文章，或是匕首似的随感录。这时期，他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应用文之教授》、《复王敬轩书》、《作揖主义》、《她字问题》等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旧文学和社会上的守旧势力，热情地为白话文和新文学鸣锣开道。他以随感录和通信的形式，批判宣扬封建迷信的灵学会，讨论有关京剧改革和建设新文学等问题。这些议论说理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既不同于梁启超的“时务体”，也不同于章士钊的“甲寅体”。它们有着清新刚健的语言风格，洋溢着五四狂突进的革命精神。
 他这个时期写的文章，留下了前驱者的足迹。这些文章，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不可剥离的血肉，具有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文献的价值。
 他第二个时期的杂文，写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时期。他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现代散文史上，《语丝》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刊物。它主张说自己的话，比较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形成了喜笑怒骂，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鲁迅说《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及，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我和〈语丝〉的始终》 )可以说，刘半农的文章鲜明地表现了《语丝》的特色，是“语丝文体”的一个标本。
 他这时期写的文章，表现出激昂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绪。他在《巴黎通信》里，反对人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强调只有相信自己才可靠。他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入地狱，超度苦鬼!”他主张对于帝国主义的兽性侵略，不必在诸如“人”和“理性”的概念上纠缠，应当直截地以蛮对蛮，“他若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在《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里，他借着林纾曾想搬动出来镇压文学革命的荆生将军，被仇家暗杀一事，说明“死的悲哀，实际不在死者本人而在其关系人”，走狗的死会给主子带来沉重的打击，从而嘲骂了豢养封建军阀的日本帝国主义。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奉答陈通伯先生》里，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互相吹捧，党同伐异的恶行，褫夺了“正人君子”的华衮，而示其本相。《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一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以胡适眼里的好好先生任可澄担任教育总长时的秕政，说明“好好先生”论，不过是为军阀政府的大吏进行粉饰。在《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里，他通过连续的假设和反问，剖示徐志摩宣扬文艺的妙处不可理喻，而在于神秘的主观感受是何等的悖谬。
 他在“闲谈”“东抄西袭”等名目下，发表的《迂仙别记》、《阴势及其他》、《神洲国光录》等文，批判了专制、奴性、顽固、保守、封建迷信等昏乱思想。这类杂感文章，是他在五四时期写的随感录的继续和发展，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不同的是多采用借古讽今的方法。
 这时期，他为自己创作、翻译、校点、编辑的书籍，写了一些序跋，对诗歌戏剧、民间文学、古典文学、摄影，都提出了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他最后一个时期的杂文，写于大革命失败到榆关失守后，我国民族民主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他在《北旧》、《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介绍黄种巡察团》里，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九一八”事变后写的《与张溥泉》，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临终前两个月发表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对“革命元勋”在敌寇深入国门时，不修人事而礼佛拜忏、想靠佛力来挽回劫运的荒唐言行，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好聪明的北平商人》、《跳舞与密斯》等文里，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主张排斥“密斯”之类的外来语。
 他一向反对谀墓文字。他写的《书亡弟天华遗影后》，集外文《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在朴质无饰的文字中，寄寓了真挚沉痛的感情，是研究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革命先烈李大钊的重要史料。
 这期间，他写的一些序跋，涉及民间文学、简化字、语音乐律等方面问题。《<初期白话诗稿>序目》，提供了文学革命的生动史实，是珍贵的新诗发展史料。在《<梅兰芳歌曲谱>序》里，从歌剧和语言的关系上，肯定了民族歌剧有着发展前途。在《王芷章<腔调考原>序》里，他对京剧唱腔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精到的见解。京剧发展的实践，证实了他那些意见的正确性。
 1933到1934年，他为《论语》、《人间世》，写了一些打油诗和小品文，为人所诟病。这些用浅近文言写的诗文，虽然也有些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内容，但多数是诗书图画的题跋，记人叙事的札记，与友人的书柬和唱和之作，题材比较狭窄，格调不高，流露出满腹牢骚和颓唐不振的情绪。在内忧外患的重重迫压下，他应和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还要竖起桐花芝豆堂和双凤凰砖斋的牌号，表现出错误的思想创作倾向。身为名流的刘半农，如鲁迅讲的成为“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
 刘半农的杂文，有着鲜明的个性。他在《<半农杂文>自序》里说： “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作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作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他的杂文的好处，正在于真挚自然，明白流畅，亦庄亦谐。
 他擅长用谈天的方式，在谈笑风生中，进行说理和论辩。在文章中喜欢运用反语，或插入对话，引用民歌俚曲和笑话故事，将一些抽象的理论是非，引人入胜地说清辩明。在现代散文史上，以絮语方式抒情叙事并不乏人，但是用以说理和论辩，刘半农应该算是个佼佼者。还有，由于他实践过多种文体，有着深厚的写作工力，行文时能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熔于一炉，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在语言上不很欧化，而是注意吸收文言的优点和提炼方言口语。这些特点，使人们读他的文章，感觉不到多少书卷气和学院气，获得的是类似口语谈天似的亲切。他的杂文的缺点，在于有时流于浅露和浮滑。在引用文言和口语上，有时也还缺少提炼。
 
 1934年夏，刘半农偕白涤洲等人去包头、百灵庙、呼和浩特等地调查方言，不幸染病，7月1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四十四岁。他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个以身殉学的学者。
 刘半农的一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从一个在洋场上卖文为生的畸零文人，一跃而为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之一。晚年成为名流，讲性灵，谈闲适，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了弄潮的勇气，流露出颓唐复旧的情绪。他从一个新诗的开拓者，曾经扬鞭为瓦釜而歌，发展到在桐花芝豆堂里写些打油诗;他从一个为白话文争夺天下的闯将，变为在双凤凰砖斋里，写些浅近文言的小品文。他个人和时代的关系，表现出这样复杂的情景，很值得人们去思索。
 综观刘半农的一生，他在政治思想上是个爱国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他一直运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从事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在文学观上，一直没有逾越“我手写我口”的范围。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他强调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用以反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颓风，有其进步作用，但是当文学革命已经转变为革命文学时，他依然顽固地坚持自我表现的观念，甚至和时代精神对立起来，声称不愿意“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比起他早年提倡过平民派的文学观是倒退了。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益深重，他在文化发展中的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上，日益表现出坚持传统而忽视借鉴的倾向。当鲁迅从别国窃得火种，努力学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时，他却与周作人、林语堂等鼓吹起公安派的性灵说来。在语言上则反对过分欧化，而有意地要归真返朴了。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刘半农在不长的人生旅程上，奋斗不息，对我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学，作出了富有个性的贡献。他的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昭之于世，垂之久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