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氏三代建德路

南宋恭宗赵㬎德祐二年 (1275) 正月，元军屯兵城北皋亭山，四岁的小皇帝由全太后作主，奉表投降，并下诏各地归降新朝，中央政权易主，宋朝在形式上已经灭亡。陆秀夫、张世杰等虽于温州奉九岁的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并于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是为端宗，但也只延续了三年。这时建德府 [咸淳元年 (1265)升严州为建德府] 知府为方回，这位曾经信誓旦旦要留一锭子给自己买棺材，以死殉国的宋朝官员，却在元兵到来之时开城迎接，并献上 “大哉元，至哉元，咸印乾坤之造; 归其极，同依父母之仁” 的 《严州归附表》，称颂新朝并且欣然接受新朝的封赏，摇身一变，成为建德路总管了。

◇鲁祖像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朝代。蒙古族发源于北方草原，以游牧为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游牧生产的文明程度比农业文明要低，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生，缺乏农业生产的安定观念，但凶猛强悍，战斗力强，杀伤力也很强，蒙元帝国曾凭借武力建立起了一个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其版图包括原苏联和欧洲诸国及中、朝、越等国。蒙元民族文化落后，强于武功，疏于文治，其贵族统治集团与广大被统治者之间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有元一代，各地的反抗、起义从未停止过，尤以江南为甚。
蒙古民族缺乏文化，从马背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特别歧视知识分子，元朝开国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废罢科举，广大知识分子没有了出路，只能混迹于歌台舞榭，充当书会才人，其地位仅优于乞丐，故有 “九儒十丐” 之说。因为不重视文化，元朝文化成就不高，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成果也就很少了。就严州地区而言，关于元朝的记载几近乎空白，地方志上连行政首长的姓名、任期都不齐全，遑论其他详尽的记录了。直到2005年春天，由于一座元代古墓和一套元代宗谱的发现，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在古严州府城梅城城北的凤凰山下，有一座元代古墓，墓中长眠着元代建德路总管鲁显。墓碑的形制为古墓中少见的横式，中间三行大书 “元建德路总管鲁公讳显郡君王氏茔城”，右手上方为 “嘉靖四年 (1525) 仲春吉立”，左手下方落款为 “大清嘉庆元年重修”。鲁显逝世于元至正九年 (1349)，原拟运回河南老家武陟安葬，因道路不宁，无法回去，只得就地于城北凤凰山建墓。
鲁显是河南怀庆路武陟县 (今河南省武陟县) 人，父亲鲁祖，因文才武略出众，被荐授南台监察御史，后升任江北、淮东肃政廉访使，随江淮平章不邻吉带南下征讨 “婺州贼” 叶万五，时为至元二十七年 (1290)。次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从汉人中选拔路府州县的佐贰之官，鲁祖因此被任命为建德路总管。这里的 “汉人” 并非泛指汉族之人，而是指江淮以北早已臣服金、元的汉族人。元朝分人民为四等：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最高，南人 (即最后臣服的原南宋地区的人民) 最低。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享有种种特权，比如蒙古人打死南人可以不偿命，只要赔一头牛就可以了，蒙古人甚至享有初夜权等等。汉人则介于前两种少数民族统治者和广大江南汉人百姓之间，他们与南人同属汉族，有着同样的血统和文化传统，因归顺已久，统治者较为放心。鲁祖原籍河南武陟，在郑州与洛阳之间，属于黄河流域，距北宋的京都开封很近。宋室南渡，这里就为金人统治，后又归元，至元朝初年，已历时150多年，在元人看来，已是“老解放区” 了 。因此，从汉人中选拔官员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政策。

◇建德梅城鲁显墓

路是古代的行政区划单位，始于宋代，元代的路相当于后来的州府，建德路乃沿袭南宋的建德府而来，即原来的严州府，元末，李文忠一攻下建德路立即就恢复了严州府的名称。
总管是元代路一级的行政长官。元制，路府、州、县的首长称达鲁花赤 (蒙古语“掌印官” 的意思)，都由蒙古人担任，总管则主持行政事务，是实际负责的首长。
鲁祖任总管的时间应从至元二十八年 (1219) 算起，因为这一年忽必烈才下诏从汉人中选拔路府州县的佐贰之官，而不会在此之前。泰定四年 (1327)，鲁祖卒于任上，鲁显受荐继任建德路总管，直至至正九年 (1349) 病逝于军中。至正十二年(1352)，鲁显之子鲁宝受命摄总管事，至至正十八年 (1358) 李文忠率兵入建德止，代政务7年。鲁氏父子三代前后任建德路总管长达67年之久。从宋恭宗德祐二年 (1276) 建德府知府方回献城降元始，至至正十八年李文忠入建德止，元朝在严州的实际统治时间为82年，而鲁氏三代守严的时间就有67年，占了五分之四。可以说，有元一代严州几乎全是鲁氏在 “当家”，鲁氏三代的家史几乎就是有元一代的严州史!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在严州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鲁氏三代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任职时间之长上，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在元朝这一特定的时代为缓和民族冲突，保一方百姓平安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上。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朝代，这对于加强民族融合，形成多民族的国家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对中国传统的尊华夏、鄙夷狄的观念却是个严重的挑战，到了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这种敌视的心理就平淡了许多。元朝是一个马背上建立起来的朝代，靠杀伐和征战开拓的版图空前辽阔。有元一代，各地的反抗、起义从未停止过，尤以江南地区为甚，这当然和统治者推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有关。作为朝廷官员，鲁氏三代都参加了对起义的镇压活动，除了鲁祖因讨伐 “婺州贼” 有功而升任轻车都尉，并被任命为建德路总管外，鲁显死于征讨 “海寇” 方国珍的军营之中，鲁宝则受命于“红巾寇破江、饶、徽、歙，渐逼建德” 之际。这是他们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任何人都无法超越历史。正如鲁氏的后裔、明代都匀知府鲁承恩说的那样： 今人多以仕元为讳，其实，“元亦天立之君也，凡生于时者仕于朝，夫何疑?” 可谓卓识。鲁氏三代的功绩在于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护了人民，为人民做了好事。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应该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鲁显祖孙以汉人的身份“处蒙古 (人)、回回 (人) 之间”，尽力保护人民，“处之有方，民不受困”，是很不容易的。
蒙古人占领江南之后，施行了残酷的压迫和掠夺，江南地区尤甚，江浙行省的赋税负担占全国十分之七，加之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南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鲁祖至建德任职时，担任达鲁花赤的蒙古人“金牌魏元帅”，“不省民俗，专恣暴横，百姓凛凛无以为生”。鲁祖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 “革蠹弊”： 他 “平狱讼，辟田畴疏水利，罢不急之征，与民休息; 又修孔子庙，创东岳行祠及城池署舍，以兴起斯民入孝出悌之心”，以儒家的礼教来治理百姓，使百姓们在文化上有认同之感，在政治上也得到了缓解和宽疏，“民始知有生之乐”。
在总管任上，鲁祖为建德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仅举两件为例：
一是解除 “金户” 之赋。至元末年 (1294)，上司以国家赋税不足为由，下令将建德路所辖六县升为 “金户”，是为上交赋税最重的一等。沉重的负担使得“上户病，中户贫，下户至于流落窜徙”，闹得民不聊生。鲁祖如实地向朝廷反映了建德的实际情况，皇帝下令 “罢之”，这才解除了百姓的灾难。
二是罢 “江南隐蔽田”。元贞初年 (1295)，朝廷下令调查江南隐瞒不报之田，“使输租于公”，有点像 “反瞒产”，这本来已经是统治者加重人民负责的一种借口，但竟然有人 “趁火打劫”，借机将正当合法的田产也诬指为 “隐蔽之田”，“欲夺民恒产以入官”。当时的形势是 “使者甚威，上下畏袭”，没有人敢说实话。鲁祖冒着风险，向督办的 “使者” 说明实情，“晓以事理”，并 “率正豪猾以法”，最终平息了这一来势汹汹的“查田” 事件。
鲁祖守建三十余年，“值大水者三，值大饥者再”，朝廷又屡屡征发 “江南富民为军”，被征者备受荼毒，境况 “甚惨”，他都想方设法，加以调处。鲁祖死于建德任上，终年六十九岁。建德百姓感其恩德，在百顺门 (东门) 内建祠纪念。
鲁祖死后，江浙行省 “上其守严之功”，推荐已任宣徽判官的鲁显继任建德路总管，这一年，鲁显年方二十六岁。
鲁显继任后，继续执行鲁祖的政策，“一尊先总管之政，百废修举，民瘼是惜”，十分注意保护人民的利益。这也可以举几件事来说明。
一是还百姓山泽之利。建德是山区，百姓靠山吃山，山林的收入是百姓活命的主要来源。但 “元政烦苛，凡山泽之利悉入官”，百姓们没了活路。鲁显将实际情况上报朝廷，“于是山泽之禁始开，民始得收籍为私家利”，还了百姓的生路。
二是释放无辜平民，不邀军功。有元一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始终未曾宁静过。元人以马背上得天下，又在马背上治天下，反抗、起义此起彼伏，老是打仗，朝廷就以军功论升赏，“好事者率缚平民以要 (邀) 赏”，抓了一些受难的百姓作为盗匪以邀功请赏，这在当时可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鲁显说“军功与民命孰重”? 明确地表示了 “民命” 高于军功的态度。“辄解其缚而散遣之”，让这些被当作盗匪抓起来的平民百姓回家与亲人团聚。这在前程重于军功、军事手段高于政治手段的元朝，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至正九年 (1349)，鲁显病逝于曹江征 “海寇”方国珍的军营中，时年四十九。
鲁显死后，原拟将灵柩运回武陟老家安葬，但此时已是烽火遍地，北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道路已经不通，又兼岳家王氏无子嗣，“乃返骨，与王氏祖妣合葬于建德拱辰门外买犊乡凤凰山北园内黑石旁，为南北二冢。术者以穴势如凤，俗号为飞凤穴”。看来，是走了一半因道路阻隔而不得不返回的。从此，鲁氏后裔成了建德人，鲁显也成为严陵鲁氏的始祖——这已是后话了。
鲁宝为鲁显长子，鲁显死时，天下已经大乱，“江南兵戈蜂起，诏令不行”。过了四年，红巾军起义爆发，“破江、饶、徽、信，渐逼建德”。鲁显死后，“建德汹汹，民主无帅”，鲁宝被任命为代行总管职务，“设法储积，招募丁壮”，以保一方安宁，“民获安堵者逾年”。
元朝是一个兵戈扰攘的朝代，鲁氏三代守建，“多善政于民”，使严州百姓免除了许多痛苦，对此后人评价道： “严虽当兵戈扰攘之冲，数十年间，卒免于流离困苦之患者，皆府君之功也。” 当时的江浙行省丞相赵简对鲁显父子十分器重，曾说：“江浙六路可以免吾忧者，惟建德也。”倚仗之情，溢于言表。
鲁显父子三代守严的历史功绩，被湮没了700多年，今天终于重见天日，岁月的烟云终究没能湮没历史的真相。《严陵鲁氏宗谱》 的发现，使这一段被湮没了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为严州历史弥补了有元一代的空白，其意义十分重大。据粗略统计，《鲁氏宗谱》 中有关元代的史料记载多达十余篇，近万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同时，经与正史核对，宗谱所载史料与正史基本一致。如鲁祖随江淮平章不邻吉带征讨婺州贼叶万五一节，就与 《元史·世祖本纪》、《续资治通鉴》 等史籍所记完全一致。《鲁宝行传》 所载至正十八年 (1358) 曹国公李文忠克建的经过不仅与 《明史·李文忠传》、《明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相同，还补充了史籍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
由于历史的原因，元代的史料留存至今的很少，地方史的资料更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蒙古贵族统治者不重视文化，歧视知识分子，文化建设极为薄弱; 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推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族百姓尤其是南人防范甚严，压迫甚烈，民族对立情绪十分严重有关。元朝灭亡后，汉人出于同样的民族歧视心理，不愿意记录甚至毁坏前朝留下来的各种文化传承物。因此，元代的史料极少，江南地区更是奇缺。就严州地区而言，只在元初修过一次地方志 (即 《建德府节要图经》)，但失传已久，明清以来编纂的方志如明万历及清光绪 《严州府志》、清雍正《浙江通志》，对于元史的记录即为空白，而光绪及民国 《建德县志》 对元史的记录也少得可怜，且将鲁显误为鲁颜等等。因此《鲁氏宗谱》 中的史料对于解开元代历史之谜，填补有元一代的历史空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有元一代，故家文献，祠庙镌刻，累遭兵火。故府君德政虽多，惟见于家谱。”六百多年来，《鲁氏宗谱》 经历了多次战乱，尤其是躲过了 “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实属不易。我们要感谢大洋杨村的鲁氏后裔们为此作出的贡献，他们保存的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家谱，更是为严州府保存了一代历史。
(本文所引史料均录自 《严陵鲁氏宗谱》 中鲁祖、鲁显、鲁宝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