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

七月十四日的傍晚，以偶然得到的机会，我去看鲁迅先生。以前，时常因为从报上看到他病的消息，特地赶去;但总并无其事，只是随便谈些零碎问题，苦笑一场了事。这次我从闽南回来，已经接连许多天没有看报，并不知道他生病。可是，进了门，许久不见他下楼来，终于由我上楼去，才见到他的面。
“几乎不见了!”
他在床上躺着，开口就是这么一句。
他的病在肺部;由X光线照知，两面肺叶的上部，都已烂掉了许多，病势严重，而且有过了非常危险的时期，在楼下时都已由许广平女士告知。我不多说话，注意观察他的脸色。他的面孔，虽然瘦小了点，却比往常清爽。大概因为老在深夜看书写字，以前所见，他总是面孔也有点浮肿，眼泡也有点浮肿的。
“肺已烂掉了许多!”
鲁迅先生却又这样说了：
“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
接着是苦笑，不过苦笑得并不十分冷淡，也有点感到得意的样子。
随即谈到医药的经过;说是医生主张他易地调养，他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
“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换个地方了!”
他说得很认真，不过要等到热度减退点，他才可以旅行。我探问他饭量，他说本来是照老样的，为想打退热度得吃些阿司匹灵，比较差点了。近几年来，他吃饭本来吃不多，可见胃口已不好。
“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
说到这里，他已有点兴奋，掀开毯子，坐起;随即披上一块大毛巾，移坐到躺椅上，这可使我吃惊，他的两条小腿，已经瘦得像丝瓜，而且干燥得很。
但他仍然有说有笑，也显得有点高兴。
“在病重的几天，一经闭拢眼睛，总就看到许许多多的花样;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点兴致也没有，一点欲望也不发生，只是呆呆的躺着。死，就是这样一回事罢;这样下去，就是死掉了罢!”
我说这是病中常有的情形，并且说给他听许多还都活着的熟人，都是有过这种事情的。
“不过我的肺已经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来，如果是欧洲人，早就在五六年以前死掉。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他已很兴奋，我故意宽心的说，“据说有些欧洲人，在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的染着，只是因为神经过敏，害怕得要命，是自己吓死的。而且医生的话，总不免扩大一点，况且他们欧美人同我们，隔膜是不会没有的。”
我又认真的这样对他说：“我觉得，无论是谈话的声音，和对于各种事情的兴趣，你都没有反常的情形，可见身体，并不怎样衰败，想来调养一下就好了!”
这是实在的话;在谈论之间，一提到了仇人，他总就气愤起来;谈到了小孩子的摧残，或者无告者的窘状，总就显得不胜愤慨;这些都是他的常态，同以前没有怎么两样。
“不过肺已经烂掉了许多，总是实在的，X光线照着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他更兴奋了，仰着天，翘着胡子，很是紧张。当他兴奋着的时候，本是愈说愈激昂的;怕得过于兴奋以后使得他疲乏，我不敢再说话。
时候原已不早，许女士端上晚餐来，也就注意到吃饭的一方面去。因为楼下有着客人，许女士拖拢一张茶几，摆好饭菜以后就顾自下去。我是吃了晚饭去的，仍然坐在一边。
因为已有许多时候不曾晤谈，在吃饭的时候，鲁迅先生，忽然这样，忽然那样的探问我各种零碎事情。我故意不多回答，只是唔唔地应和。但他愈问愈起劲;有时含着饭说话，有时为着要说话，赶快咽下饭菜去。
“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对于消化，不会妨碍么?”我耐不住这样问。
“有关系，”他很快的回对，“所以我在楼上一个人吃，不要他们在一道。”
“现在，你不是也在说话么?”
“哦哦!这样不要紧!”
等到吃好了饭，因为茶几摆在面前很不便，我去拿开，他阻止我，说是还得吃药，用舀汤过的调羹吃了一点拍勒拖，才让我拿开茶几。
“谢谢!”他顺口的说。
许女士来收拾碗筷，跟来海婴君，手上捏着一个桃子。鲁迅先生见这水果，说是也要吃一个;桃子本是他所爱吃的。我说这东西是损胃的，刚吃过阿斯匹灵，吃下去恐怕不好。我又说出自己经过的事情来：“那年我病在医院里，只吃得半个桃子，就肚痛得要命，许先生责备我，他说病人不应该吃这东西。”
“不要紧!”他笑着说。
可是捏着个桃子看了一下：
“算了罢，不吃就是。”
他就这样说了。好像故意表示，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是尽力注意调养的，可以使大家安慰些。
为着让他休息，不久我就要告辞，临走他问我，“那末你要到了什么时候再来上海呢?”
我临时决定：
“明天我还要来看你。”
借此避开了正面的回答。
仍然在傍晚，第二天我一直上楼去。鲁迅先生也仍然在床上躺着。叫我在一边坐下以后，他又起来，披上大毛巾，转到躺椅上。
不再谈论医药;我也不问他的病情，我知道，这种病，决不会在一天两天以内突然减轻。但我又发见了不好的现象。就是多痰;浓厚的痰一口口的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促进了空气的紧张。他烟也抽得很少，比以前差得多了。
但他说话，仍然很有劲。
他又提到《呐喊》有了捷克译文的事情。这是已经同我说过的。
“捷克人来翻译我的东西，”他照前次同样的说，“我倒高兴，已经答应做序。”
一点点的发现了病象以后，我觉得病势很严重，再也说不出什么空口的安慰话。静寂了一会儿。
“从搜集在《坟》里的稿子起，”他郑重的说，“我已写了30年，翻译的不算，总有300万字，出10大册，也已有点厚了罢。”
我听了暗自吃惊，以为这明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觉得更严重。
但他又很严重的问到几个在杭州的人，并且表明了些意见，是以前所不曾说过的。
吃了晚食，他要我递给他我刚为他买去的一瓶药。这只是帮助消化的，因为自己吃得好，别的方面我无从着手，就姑且给他买去试试的。这对于他的病，明知道不是根本办法;但他特地吃了，数量也照我所说的。这在他，固然是勿却好意;也是表示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调养，借以安慰大家的罢。
“认真，认真!”我不觉很快地感想到，“实在是认真!”
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倒了，默默的显得已经疲倦，我就告辞。他不再问我几时可再到上海。
由许女士送我出门;我探问他根本调养的计划。
“都得由他自己作主，”她皱着眉头说，“仍然这个样子，他一点也不随便让别人参加意见!”
这使得我记起来了元庆，直到临终以前的数小时，简直不让别人代出一点主意;无论怎样，总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夜已有点深，街上显得冷静;走在几个同种的异国人之间，我回想刚才的经过，觉得这次鲁迅先生所说的话，大半都是关于结束的了，病象也实在严重。我感到孤寂，以为就此永诀太悲哀;我又预算不定，几时可以再到上海。我想马上回转，再去见他一面;再想这要使他惊疑，未免扰乱他的心境，对于病人是不应该的;终于耐着闷回旅舍。
足疾复发，接着是胃病;意外的支出更使得我窘，我一直困守杭州。等到再见鲁迅先生，他已不会说话了!

(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