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初试锋芒

 从抗战初期到全国解放的十余年间，在国统区的中心区域活跃着一个特色鲜明的进步文学流派——“七月”流派。他们以《七月》、 《希望》、《泥土》等刊物为基本阵地，以灼热的情感抒写在生活的泥土上苦苦挣扎的人民的悲愤和憧憬，刻画和揭示他们的血淋淋的人生和内心世界。他们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搏斗来对待，那种沉痛激愤的艺术格调，使这个进步的文学流派宛若黑暗苍茫的原野上的一堆篝火。浏览一下这个流派的刊物上所发表的文艺作品便知， 《七月》是以胡风的一首诗打头的，而到了数年后创刊的《希望》，则以路翎的一篇小说启卷了。这意味着路翎这个二十余岁的小说新秀，以其磅礴的热情和丰硕的收获，极大地提高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七月”流派中的位置。随着他的一部部短、中、长篇小说的陆续问世，人们纷纷对他的艺术才华赞叹着、惊异着、议论着、批评着，他是一个颇不寂寞的作家，他迅速地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学界一个众所瞩目的存在。一位诗人热情地赞扬道： “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 “路翎从日常生活里酿造了热情的灼人的传奇风的酒液” (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载1947年《文艺复兴》四卷二期)。
 路翎，原名徐嗣兴。路翎是他1940年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首次使用的笔名，自此便以这个笔名行世。他于1923年1月23日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北明瓦廊，后来长期居住在该市的红庙四号。这是一个冷僻的城区，到处点缀着旧式的小商店，以及土俗的烤烧饼、烤红苕的摊贩。他的生父赵村民，便是从安徽省无为县到这里来开一爿小小的布店的。污浊的秦淮河支流从这里默默地流过，它那种颓唐衰飒的景象，令人忆及元代诗人萨都刺《满红红·金陵怀古》的句子： “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路翎满二岁，生父弃世，路翎便改从母亲徐丽芬的姓氏。徐丽芬出身于薄有房产的小户人家，但她的舅父却是苏州的一个封建大家庭。路翎童年时代曾经随同外祖母到苏州探亲，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分家产，致使一个显赫的世家风流云散的情景，在他早慧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又随外祖母到南京附近的龙潭镇乡村探亲，在那里接触过一些农民。他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描写一个江南大家族的破落， 《平原》中的一些短篇小说描写农民的苦难生活，与童年时代的这些见闻和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父谢世，使这家小小的布店轰然倒塌。1925年，徐丽芬携带子女，改嫁湖北汉川人张济东，张读过大学，到路翎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主计处当职员了。全家过着坎坷的，有时受失业威胁，有时尚算小康的生活。路翎不满五岁，即进南京莲花桥小学附属的幼儿园高级班。半年后，转小学部，开始爱好文学。他少年时代，爱读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常读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杂志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初中未及毕业，日寇侵华的铁蹄便降灾于江南。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不可收拾。华东大地，生灵涂炭，南京城内，风声鹤唳。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匆惶西迁首都。八月上旬，路翎全家沿长江、汉水，飘泊到鄂中，在继父的汉川县老家驻脚一两个月，读到了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接触到该刊所介绍的马克思的思想。汉川是一个依山、濒湖、临江的小城，山水掩映，景色宜人。但是， “寄语石头城下水”， “无情对面是山河”。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少年，站立在汉川山城，回望战火纷飞的江南原野，思念着在血泊中呻吟的南京故里，沉痛地写了《秋在山城》、 《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倾吐流离失所之恨。后者投寄赵清阁在武汉主编的《弹花》文艺半月刊，旋被采用， “编后记”称之为“充实兼有力的作品”，为“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佳构”。一个初试笔墨的少年，受到文坛先进的热情赞扬，无异于为他展示了一派光明。
 路翎的文学才能，是受民族的灾难和忧患所催发的，这颗早熟的心燃烧着沉痛、悲愤、追求和抗议的火焰。中学的教科书已经不能维系这匹沿长江飘泊千里的马驹。1937年冬，路翎随家入川。继父在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当会计，他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这座中学坐落在三江汇流的合川县，路翎的心灵也象汇聚了涪江、渠江之水的嘉陵江一样，永无宁静之秋。他购阅了《联共(布)党史》和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进步书籍，用进步的政治社会思想滋润自己的求知欲旺盛的灵台。他对俄罗斯作家那种开阔而丰富的艺术境界心向往之，贪婪地阅读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 《罪与罚》，高尔基的《在人间》、 《草原故事》。为了实践他早年写下的“我要工作，为抗战而工作”的愿望，他与同学刘国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组织了“哨兵”文艺社，并于1938年夏开始，编辑四川合川县士绅报纸《大声日报》的文艺副刊《哨兵》。这个副刊的主要倾向是宣传抗战，反对贪官污吏，几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笔名发表的文字。他凭热情和想象写过一篇小说《空战日记》，描写爱国抗敌的飞行员的生活和心理。这大概是他最早的小说试作。旋因文字触犯官绅，思想反动的国文教员借口他在课堂上偷阅小说，与他寻衅打架。1938年底，他读高中二年级，便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
 失学是路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并没有中断他与文学的因缘，反而加深了这种因缘。既然没有学校课程的羁绊，这位早慧的少年便更加专注地沉浸在文学的大海之中。他住在重庆李子坝家中，昼夜耽读法捷耶夫的《毁灭》，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被开垦的处女地》。1939年初，他为谋职业，进入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这个宣传队曾经在重庆的剧院演出过老舍的《残雾》，尤兢的《夜光杯》等戏剧，后来改名为青年剧社。这是后来写了不少剧本的路翎，和戏剧的最早的接触。但是，他在同年九月所写的，却是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这是一篇军事题材的作品，描写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抗日前线的要塞撤退中，由怯懦到勇敢的思想转变过程。它以一种稍嫌浮躁紊乱的笔调，透露了路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的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追求。作为艺术品去要求，这篇小说显得有些粗糙，因此路翎从来没有把它收入小说集之中。但是，它却是路翎的文学道路中的一块重要的界碑。次年五月，《七月》第五集第三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列为“新作家五人小说集”的第一篇。路翎从此结织了胡风，当他被嫌疑为思想左倾，无法在三青团宣传队立足存身的时候，胡风就把他介绍到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了。至此，路翎走完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准备阶段。动荡的生活在这颗早熟的心中留下了深切的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外国进步文学有力地培育、滋润了他的小说家的灵感，在“七月”流派的文学前辈的鼓励和提携下，他的艺术创作力有若嘉陵江的激流，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二、小说重镇

 当路翎逐渐成长为“七月”流派的小说重镇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业余作家，依然是一个生活贫困、繁忙和不安定的矿区小职员。这种穷困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的劳苦的人们，使他怀着极大的同情去体验他们苦苦挣扎的生活和骚动不宁的心境。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格的杂务。家居矿区，有时还下井参观。 “我时常有机会走过我底附近的这家煤矿。……我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看到了矿工们住在破败的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常常用一块荷叶包着一点粗粮上工，还耳闻目睹了矿坑塌方、涌水、爆炸等惨事。每天晚上，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疾书，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七月》等刊物上发表的时候，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一些评论文章和文学史把他误传为“学生出身，当过矿工”的青年作家。《卸煤台下》描写一个青年矿工无钱为妻子医病，在烦愁苦恼中失手打破了饭锅，便把在山洪暴发时埋进土里的矿上的铁锅掘出来自用，因此被工头逼得神经失常，逐出矿区。作品以酣畅而浓郁的笔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把人弄得比畜牲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尽管有的评论家批评他的其他作品把矿区人物的心理描写得过于知识分子化，但也不能不承认“在《卸煤台下》这一篇中，他就得到了他的工人生活的作品中最高的成就”(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1942年，是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的时期。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为胡风编入“七月新丛”。这部小说描写一个美丽而强悍的矿区劳动妇女郭素娥。她因逃荒遇匪，而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渴求好日子，疯狂地爱着如野兽一般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但是张振山“不愿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被丈夫伙同流氓把她烧死、奸死。作者通过一个劳动女性的悲惨命运，写出了她的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执意发掘蕴藏在人民心中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发反抗社会的“原始强力”，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路翎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如胡风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作者“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这部小说在国统区进步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邵荃麟认为，这本小说“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他指出： “当我初读了几章之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邵荃麟《(评)〈饥饿的郭素娥〉》，载1944年《青年文艺》1卷6期)
 《饥饿的郭素娥》的问世，使路翎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多产的青年作家而驰名文坛。他开始重写现代文学中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财主底儿女们》。本来他在1940年已写成本书的第一稿二十万言，但寄给胡风的原稿在香港战事中丢失了。他并没有被这种意外而遗憾的事情挫折了锐气。读过《萨克雷传》的人们知道，当这位英国作家的一部小说原稿，被女仆误为废纸，用以生火之后，他二话没说，振笔重写。路翎不乏这种“萨克雷精神”，他端坐在昏暗的桐油灯之前，重写《财主底儿女们》，积三、四年的努力，成八十九万言的巨著。这时，路翎已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图书馆助理员，与该校讲师舒芜同居一宅，交谈政治、文艺道路、马克思主义。他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两部巨若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财主底儿女们》力求把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和罗曼·罗兰的心灵解剖艺术融为一炉，以酣畅浑厚的笔墨，使大家族的破败、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和自上海“一·二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这十年间我们民族的历史，汇聚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艺术洪流。它的上半部，描写苏州巨室蒋捷三一家，在儿女们的守成、叛逆、分化和勾心斗角之中分崩离析;下半部则以蒋纯祖为中心，展开了出身于这个破败世家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去从岐异的心灵轨迹。小说的背景极为广阔，七十余个人物的活动场所涉及上海、苏州、南京、武汉和四川城乡。作者努力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小说所表现的强烈的内心冲突和锐角式的情绪波折的心理描写特色，在我国现代小说中颇具独到之处。 “七月”流派把这部巨著视为本流派在创作上的巨大收获，胡风在该书序言上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甚至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底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 (鲁芋： 《蒋纯祖底胜利》，载1984年《蚂蚁小集》之四)。
 如果说抗战前期，路翎的小说在《七月》半月刊上发表，时有间歇，那么到了抗战后期，他的小说在《希望》杂志上已经是连翩而至，常有一期多篇的情形。这表明，路翎作为“七月”流派小说方面的台柱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1945年1月《希望》杂志创刊，打头的文章就是路翎的小说《罗大斗底一生》。5月， 《希望》出版第二期，列出“有‘希望’的人们”专栏，收录了路翎的《感情教育》、 《可怜的父亲》、 《秋夜》、《瞎子》、 《王老太婆和她底小猪》、 《新奇的娱乐》等六篇小说，另载一篇署用笔名“冰菱”的评论。在一期刊物上，集中登载一个作家如此多的小说和评论，是极为罕见的。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他的家庭生活也渐趋安定。1943年，路翎重回“国民政府”经济部谋职，任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黄桷镇管理处办事员。次年与湖北沙市人余明英结婚，余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社电台任报务员，经济收入较为可靠。家事略为安定，使作家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始新的艺术追求。《希望》时期的路翎，在艺术的成熟和精致程度上比《七月》时期略胜一筹。《罗大斗底一生》虽然还保留着那种深度心理描写的浓重的风格，但它在题材上却揭示了以往文学很少问津的一个污秽的社会角落和发臭的心灵角落。主人公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户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上欺凌他人的光棍。但是这个光棍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户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无以自拔。小说的“题记”写道，“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啊!请你鞭挞他!”作者以真挚的义愤，对这种旧制度的渣滓作了无情的审判，使作品具有一种沉甸甸的份量。《王老太婆和她底小猪》在艺术上别具一格，它不是油画式的作品，而是抒情诗式的作品。这篇小说在《希望》上发表时，排列在路翎小说专栏的第五号的位置，但收入小说集《求爱》的时候，它已经列于卷首了。由此可知，路翎对这篇小说是极为喜爱的。王老太婆是一个孤苦的老农妇，她借钱买了一头小猪，把自己将来的殓葬用度都寄托在小猪长成收益上，这种要求象“人”一样死的愿望是值得同情的。小猪在风雨中逃走，她舍命地追赶，跌倒在泥泞里。临死时，她的心境趋于安宁和温柔，幻见彩云金光，在这金色的光里，外孙女捧着光洁的大冬瓜向她跑来。这种幻觉的描写，使作品的社会价值得到升华：泥泞中的这线金光，显示了这个老农妇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祈求，但是冷酷的社会把它甩进泥泞中，老农妇生前求之不得，只好在弥留间求之于幻觉了。路翎《求爱》集里的二十余篇小说，皆写于《希望》时期，其中大多数篇什都带有蕴藉柔和的美，宛若晨曦，“宁静而致远”。当时就有人认为， “如果拿《青春的祝福》(按：路翎在《七月》时期创作的第一个小说集)与《求爱》来作一番比较，那《求爱》就显得更成熟，更细致，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实感了。”“读着这本书，我象是在一个江流边静静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涌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带着奋激的热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里静静地流过。一些无声又遒劲的呼喊，一些阳光的从忧郁的云层里透出的喜悦，美丽又温柔的人性的跃动的诗篇，激动又凝结的人性的诗篇，使我想起了沈从文与契诃夫的许多短篇。但沈从文多松散，契诃夫的忧郁是近乎悲切与呜咽的，路翎的笔却有更多凝炼的流质的华采与飞杨着的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与神采。” (唐湜： 《路翎与他的<求爱>》)《求爱》是以韵味悠长为人们所称道的，比起他那些元气淋漓的作品来，艺术份量是轻倩一些了。这种表面上的退步却包含着一种深沉的进步：路翎以大批粗豪浓郁的作品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又以一批富有笔情墨韵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作者的这种抒情性的现实主义，在他日后描写朝鲜战场的佳作《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代表着路翎的未来。因此，路翎，这个二十余岁的小说重镇，其艺术世界是充实而丰满的，他对于我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尽了探索者的责任。
 

三、迎接胜利

 路翎是一个关心着祖国的新生的作家，但他深切的体会到祖国的新生，必须经过一番强烈的阵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他曾经写过一首《致中国》的长诗，这首诗于1948年揭载于《泥土》，表达了他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殷切而焦灼的期望：
 啊 中国/假若能够 你飞翔/你将飞过荒凉的农村和它的田野沼泽/看看两个瘦弱的母亲怎样纺线 怎样喂她底奶儿/你将飞过城市和它的公路码头/看看那个老工人怎样照护他的熔炉 看看血红的火光/你将飞过破烂的军营看年轻的兵士怎样守卫土地/……/那么你呵!为了我们底穷苦和不幸/为了被侮辱的青春和老年/为了祖先底坟墓/为了将来的孩子们底快乐的嬉戏——/只有雷霆的奔驰/才能从地狱中拯救世界!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路翎欢欣鼓舞。他以新闻剪影的形式，写了短篇小说《中国胜利之夜》，横向地展开了四川一个小城的公务员、市民、商人听到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的情景。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廉价的欢喜之中，他的心还联系着社会的下层：“我底周围是充满了各样的欢宴;新兴的权贵们底豪奢和破落户底子弟们底豪兴。我在这样的晚上坐在我底房间里，关于我自己，和一切中国底男女们底命运，心里充满了荒凉的思想。”他同情矿区罢工的工人，愤恨欺榨工人的资产者，他预感到： “现在那些丑恶的英雄们又在用血来掩没这个中国了。”(路翎：《乡镇散记》，载1946年4月《希望》第1集第4期)对这种充满血和泪的阶级对立的形象揭示，成为路翎抗战以后艺术创作的主旋律。
 1946年5月，路翎坐汽车取道剑阁，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然后改坐陇海、津浦线的火车，返回阔别九年的故乡南京。在颠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黄河流域饥饿的土地，流离失所的人群，他看到了荷枪的国民党士兵驱逐成群的乡民去修筑碉堡，准备发动罪恶的内战。他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感叹道： “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当他重新踏上南京土地的时候，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南京是一个庸俗的、可恶的、脏臭的都城，人们现在在血腥里寻乐，腐臭的鬼魂各各得到附丽与升腾”。他的恋乡之情化作愤火： “好的，不管你愿意与否，我回来了!我仅仅希望我能够成为血腥与仇恨的见证人，我要站在你底面前!”(冰菱《从重庆到南京》，载1946年7月《希望》2集3期)在这个统治者以歌舞和酒宴，颂歌与演说，轻轻地抹去了中国人民多年来所流的鲜血的都市里，款待着这位青年作家的是：失业。全家依靠在电台当报务员的余明英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路翎住在电台机关一间如同鸽子笼一般的宿舍里，一边哄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一边挥笔写小说。直到1947年春，他才重新回到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短篇小说《天堂地狱之间》虽然不是写他个人的经历，但那个小职员徘徊于天堂地狱之间，因失业而想自杀，却纪录了作者在失业期间的悲愤心境。
 然而，路翎并没有沉溺在个人的悲欢之中，他把笔锋伸向城市的下层和农村的旷野。他描绘了一些都市小景，展示了一幅官吏贪赃，通货膨胀，小市民、小商人、小职员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风雨飘摇的社会图像。他把深情的眼光投向工人，写出了他们受欺凌、受压榨、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屈辱》写一个生活得连牲口也不如的铁厂工人，他在家乡的父母、妻子被诬为通匪，离乡避难。他无钱安置家室，致使妻子在厂房临产。厂主怒斥冲了工厂的运气，逼他挂红放鞭炮，在这种百般凌辱的折磨中，婴儿落地便呜呼了。《预言》写一个离乡别井的女工，向算命先生问卜远在河南的家人的吉凶。算命先生断言她与家人天各一方，灾祸频仍，无以团聚，致使她忧心如焚，丧魂失魄，丧生于汽车轮下。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破产，战祸连绵，满目疮痍的情景，都被这些小说透露出来了。自然，由于路翎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他没有看到、也不可能写下我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昂首阔步的英雄姿态，但他的一些小说或多或少地录下了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在国统区下层民众心中的投影，尽管这种投影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是显得模糊的。《学徒刘景顺》写一个失业的学徒，愤慨于有钱有势的人骑在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头上的黑暗现实，想报名当兵，与“勇敢的人群”为伍， “击倒黑暗的暴虐的统治，为苦难的人们开辟生路”。但他到招兵处报名的时候，却看到听到阔人出钱收买壮丁，充当内战炮灰的情景，因而毅然决然涂去已报上的名字。《饥渴的兵士》写的是一个因生病而被遗弃的旧军队的士兵，他曾经被驱逐去与共产党打仗，但他以切身的经历向乡民宣传： “共产好，他们分田!”从路翎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国统区人民的苦难和憧憬，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失道寡助、失尽民心。尽管石头城上依然是长夜漫漫，但人们已经可以或隐或现地体会到一种“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的气氛。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路翎这个学生出身、当过矿区小职员的青年作家，在抗战胜利以后极为重视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在以前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在四十年代初，他写过一篇很有特色的小说《棺材》。它描写一对地主兄弟，一个吝啬得出奇，一个腐化得出奇，因为争夺一棵祖遗的桐木做棺材，互相攻讦、兴讼、斗殴。作品以棺材作为这个垂死阶级的象征物，辛辣地讽刺了乡村财主的凶残、阴险、霉烂、冷酷，运笔绵密周到，读来醰然有味。写于抗战末期的《王兴发夫妇》，堪称有力的短篇。乡兵想抓农民王兴发去当壮丁，他躲进包谷地去了。当他决心为抗日而从军的时候，看到乡兵为非作歹，豪夺巧取，愤而斧劈了乡兵头目。这些作品与《罗大斗的一生》、《王老太婆和她底小猪》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比起他的矿区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来，还是有所不逮的。
 抗战胜利以后，路翎对农村和农民题材的创作兴趣显然增浓。他在这方面贡献了一部长篇、两部中篇和十来个短篇。假若不算早已有所构思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卷，那么他在这方面的收获应该说是居于各类题材小说之冠的。1946年春问世的中篇小说《蜗牛在荆棘上》，描写一个当兵的农民因听信流言，想离弃自己的妻子。在镇公所判决的时候，他幡然悔悟，公然怒斥“剥皮吃肉”的劣绅。这部作品以一出愚蠢而原始的悲喜剧揭示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但它对女主角的心理描写有知识分子化的瑕疵。1946年5月，路翎在告别重庆的前夕，写成中篇小说《嘉陵江畔的传奇》，主要内容是写四川青红帮的流氓骗子哄骗乡镇群众朝山敬香，敛取钱财，农村姑娘王桂香起而反对这种欺骗行为。在路翎的作品中，这种传奇性的题材和人物是别具一格的。比起这些中篇小说来，农民题材的短篇小说写得更为真实和深刻有力。 《平原》写保长带兵“征”走一户农家仅有的六斗米，致使他们夫妇反目，咒骂，殴打，妻子远走娘家，气急跳河，丈夫把她捞起来，又变得百般温存，絮絮谈起微末可怜的理想。但这时传来了车站到兵，又须征粮的消息。《易学富和他的牛》写一个农民妻子病死，卖牛偿债。又见那头水牛悠闲安适，无动于衷，怨它忘恩负义，以石击伤它的眼睛。旋又抱着牛颈痛哭，与牛相抱着躺在水边的鹅卵石上，旁人牵拽也不能把他们分开。这些作品以农村经济破产为主题，社会意义既深，人情味也足，小说人物的情绪瞬息万变，而作者的行文运笔却圆转自然。1948年上半年，路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实际上是以茅盾、丁玲等现代小说家的作品为例，讲授了许多文学概论的知识。在此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这部小说描写内地农村一个流氓型的地主和一个笑面虎型的地主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又相互勾结，致使处于夹缝之中的农民备受折磨、凌辱和播弄，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向地主们进行自发的复仇。作者把农民的精神负担描写得过于沉重和难以解脱，他在作品中不断地鞭挞着佃农张老二的精神麻木和奴性，使之在生活的苦刑中历尽精神的苦刑，最后才提起斧头向地主复仇。在这种重重叠叠的暗影和微弱的反抗之光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农民们的阶级复仇的火焰。
 路翎正式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始于1947年。在胡风、石羽、路曦等人的建议下，他在1947年4月至7月，写出了四幕悲剧《云雀》。 “云雀”指的是女主人公陈芝庆，她长着个性解放的翅膀，想离开家庭生活的卑琐的泥地，翱翔在个人享受的晴朗的蓝空。她玩弄幻想而又被幻想玩弄，她离弃了诚实的丈夫，终于被虚伪的幻想烧死。她的丈夫李立人似乎是一只“海燕”，他对着风雨如晦的天空呼唤： “好罢，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罢!”他不满于腐朽的教育当局，却又无力摇撼腐朽教育的根基;他把乡下农夫和他们的子弟当作“唯一的安慰”，却又不能抛弃身上孤独自傲的精神负担。剧本写到了社会“压迫太重”，也挖掘了知识分子心灵里的“创痕太深”，在这二者的矛盾交织中，演出了一场性格的和心灵的悲剧。胡风认为， “《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 “它所宣示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着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 (《为<云雀>上演写的》，收入作家书屋1950年初版《为了明天》)这个剧本由南京戏剧专科学校附属剧团(团长黄若海，解放后曾在电影局当编辑)搬上舞台，上演一周，场场满座。这种成功鼓舞了路翎创作话剧的热情，此后，他便以小说家兼剧作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文坛了。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地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王朝覆灭的时日已屈指可待。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 《将革命进行到底》)路翎身处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以文艺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1948年底到次年春，他撰写了散文《危楼日记》。他已看到了人民解放斗争的曙光，更加无情地鞭挞身边的黑暗现实：“现在新的、伟大的时代已经鲜明在望，我就有一种愿望，要记下这些破砖、鬼影、泥土、人形、悲哭、欢笑，和舞蹈的万木底简略的形态来。”前此不久，路翎曾写了短篇小说《爱民大会》。作品里的伪县长为了收买人心，把一位五个儿子都被拉去当壮丁的母亲，尊为“民族之母”，召开“爱民大会”。但是这位母亲原来幻觉儿子们还活着，一经点破，便扑向长官，要求复仇。群聚起来的百姓一齐怒吼着冲进县衙门。小说写出了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风雨欲来的阶级形势和社会心理，正如《平原·后记》所说： “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底压之又压，终于还是爆出来了的悲愤罢。因而，这个象征的短篇，就好象……作者解放以前的全部作品底结语了。”
 

四、痛苦的新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笔下满身血痕泪迹的劳苦人民，成了历史的主人和新世界的创造者，他为之欢欣鼓舞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几天后，他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为了在五月份轰轰烈烈地开展庆祝胜利的宣传活动，他在暮春的一夜，赶写成可以演出四十分钟的独幕剧《反动派一团糟》。剧本描写百万雄师渡江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特务的惊慌和混乱，气氛十分热烈，演出近二十场。不久，他把一篇小说稿改写成四幕剧《迎着明天》，描写华东地区一个工厂的工人们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的鼓舞下，胜利地进行反压迫、反迫害、反迁厂的斗争。1949年7月，路翎参加得第一届文代会，为“文协”会员。他回顾以往文学创作上的得失，这样写道：
 我所奉献出来的是我们土地上的阴暗的血迹，而在这解放了的大地上，这是已经快要成为陈旧的回忆了。……
 从这样的道路走来，我底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地失去了它们底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创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象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 (《在铁炼中·后记》)
 为了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民，路翎于1949年秋，到南京被服厂深入生活，参观访问了浦口机车修理厂。他在一两年间陆续写了十一篇小说，除了一篇是反映农村的阶级动向之外，其余作品都是描写解放初期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描写他们对党的深厚感情，他们的优秀品质，他们由农民转化为工人、由落后转化为先进的思想状态。虽然不少作品在艺术的深度上有所缺欠，但它们无不表现了作者追随新的时代而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可贵热情。短篇小说《朱桂花的故事》以深沉的笔致，展示了一个受苦受难的农村妇女成为工人后的新的生活面貌。她是那样朴实厚道，对与自己同过命运的丈夫满怀深情，又对束缚妇女的所谓“女人不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有所顾忌，终于在工人姊妹的帮助下，得到丈夫的理解，并且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路翎的笔下的劳动妇女，不再是郭素娥那种“肉体上饥饿”加上“精神上饥饿”的悲剧人物，而是新时代的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了。正如他在短篇小说《英雄的事业》中所写的那样，新中国的工人不仅能够填好炸弹坑，医好战争的创伤，而且能够盖起大楼，开创前所未有的英雄事业。
 五十年代初期，路翎有两三年是以剧本创作为主的。1950年初，他调到北京，任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为院长)创作组副组长。1952年初，又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为创作员。他走南串北，希望尽快地以剧本的形式反映我国经济恢复时期新的生活面貌。1950年5月，他南下上海，到申新九厂了解纺织工人的生活，回京后写成四幕剧《英雄母亲》。10月，他陪同青年剧院的演员到天津国棉二厂，写成以工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事迹为题材的独幕剧《军布》。11月初，余明英携带两个女儿随机关调京，草草安置一下家室，他就在第二天随同剧院人员到东北沈阳，访问准备出国的志愿军。年底，写成四幕剧《祖国在前进》。应该说，路翎是我国解放初期一个相当活跃、充满热情而又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剧作家。《祖国在前进》，描写新中国诞生伊始的岁月民族资本家徘徊和动摇于反动势力和工人之间的两重性格。某私营纺织厂的经理郭锡和，在到底是兴建装修车间，扩大生产，还是提走资金，与港商勾结，投机牟利的问题上，展开了复杂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在工人阶级、人民政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帮助、教育和敦促下，艰难地走向爱国主义的道路。这种两重性格和心理矛盾的描写，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深刻性和探索性的。但是，探索者的道路，是那样崎岖险。这个剧本问世不久，1952年3月，即受到苛刻的批评，被冠上“一部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的帽子。自此，一条“左”的棍影不时地在路翎的作品的周围晃动着，但他似乎并不想悔改。
 探索者有如跨栏赛跑的运动员，当他面对挡住去路的横栏的时候，总是发挥健捷的腿力，跃过它，奔向胜利的终点。路翎这个正当“而立”之年的作家，在他创作反映朝鲜战场上的人民志愿军战士的那些小说的时候，已经克服了解放初期作品的简单和粗糙的倾向，达到了相当成熟、新颖和精致的境界。1952年12月，全国文联继续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路翎主动要求到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他在硝烟中分享了粉碎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的胜利的喜悦，他在战壕中度过了自己的三十岁生日，他在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一天，踏访了三八线南北，欣喜地赞赏着一棵受炮火摧残的老树重发嫩叶。在朝鲜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访问过志愿军的几个部队，到过开城、平壤等地，接触过志愿军的一些指战员，听到了在几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和战斗情谊，还和战士们在前沿阵地的壕沟里躲避过敌机的轰炸。他还到过朝鲜人民家里作客，和他们同桌共餐，欣赏他们的歌唱和舞蹈，聆听他们倾诉这几年间经历的苦难。在战火硝烟之间，路翎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热忱地记述中朝人民和军队的生活、战斗和性格，这些文字后来结集为《板门店前线散记》。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路翎归国。9月，第二届文代会在京召开，路翎被选为作协理事。会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 《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 《洼地上的“战役”》和《节日》(已佚)。其中《初雪》是路翎的得意之作，深夜写毕，他即向夫人余明英说， “夜里我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随即兴奋不已地复述小说的内容。这篇小说描写志愿军的司机和助手，奉命从前线附近地区把一批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运往安全的后方。作者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的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战士的丰富而又美好的心灵世界。《洼地上的“战役”》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的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生动地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与生命凝结成的深厚友谊。小说的分寸感很强，既写出了金、王之间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火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这种感情不是伤感的、秽亵的，而是纯洁的、向上的，是能够给人以健康而美好的心灵陶冶的。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最高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
 遗憾的是，这种才能却遭到了一场狂风骤雨的袭击。从1954年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载文批判路翎描写志愿军生活的几篇小说，调子逐渐升级。路翎带着苦恼，于8月，发愤写成描写抗美援朝运动的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但是，这部小说已经找不到发表的机会了。11月10日，他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写出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刚刚连载完，1955年6月，他便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从此销声文坛二十余年，并患了精神分裂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获得新生，成为剧协会员、作协会员。他描写抗美援朝运动的小说，重新受到重视。《江南》文学季刊从1981年第2期起，连载了尘封四分之一世纪、佚失了头两章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小说的第一部描写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第二部描写解放初期祖国的沸腾生活，两相交织，令人深切地体会到，志愿军战士“在这冰冷的战壕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们，为了在这夜里安睡着的人，为了和他家乡的村庄一样的那些村庄，为了在铁路上奔跑的火车，为了灯火通明的城市”。作品以浓墨重彩塑造了一群黄继光、邱少云式的英雄战士， 《江南》杂志的编者称“它是战斗的颂歌，是瑰丽的油画，是青春的诗篇”。
 重新获得新生的路翎虽然身体尚未复原，但他的诗人的热情却被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干四化的宏伟景象鼓舞和焕发起来了。1981年5月，他参加剧协参观团，赴山东德州参观农村经济改革。归来后，作“短诗”三题发表于《诗刊》。他的笔下的农村生活充满生机：公社的果树园在夏日里吐着芳香，预示着丰硕的收获;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沸腾着，欢乐和希望在颤动;一个初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子是那样欢快与忙碌。重新获得阳光的人，更懂得阳光的可贵，路翎的心境已是乌云消散，对生活的敏感和激情渐次代替了由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他所写的新诗，发表者不到十分之一，但多是歌颂人民新的希望。1982年1月在香港《新晚报》发表的《阳光灿烂》、 《鹏程万里》二诗有云：“因为街头行走着邓小平和陈云……”，“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因此“白云宁静，阳光灿烂”，“鹏程万里，雄鹰飞翔”。这是一件令人沉思而又值得欣喜的事情：一株繁茂十余年、凋萎二十余年的艺术之树，重新返青吐翠，在新时代的灿烂阳光之下。
 

198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