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追念我的父亲》

如果父亲还活在世间，这时候我们必然正在准备为他庆祝80大寿，亲朋云集，想来那该是多么兴奋热烈的场面?但，冷酷的现实提醒我，这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父亲逝世已经七年了，时间过的多快!
父亲生于民国前十五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冬至日，去世的那天——1969年12月25日，刚过了72整岁生日。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遭受到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迁与浩劫。在这不平凡的时代里，也产生了许多不平凡的人物。父亲就是这些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身为他的女儿，我从小便以他渊博的学问和卓越的人格为荣。近年来帮同母亲整理他的文稿和遗物，更进一步领悟到他超人的才智和多方面的成就。
回想父亲在世时，我和他分离的时间多过于相聚的日子，在他80冥诞的前夕，更有说不尽的哀思与感慨。愿就我对父亲真切的了解和深远的追忆，略述片断，以志我永恒的感念。
我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六年多，才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在我出世后作了一首诗：

春到江南挟大风，远天凝霭紫微红;
会知生命奇葩萼，吐自呻吟疾楚中。

这首诗，显示出父亲的心境是多么喜悦!对我的期望又多么殷切!虽是他个人的感受，也写出了天下许多父亲的共同心声。他后来为我取号“紫微”，是因为我家园中有这种可爱的花，天文学中也有一个同名的星座。这时父亲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我们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北玄武湖附近，公余假日，父母常带着我访友郊游。父亲教我唱他为我编的儿歌，继而教我背诵简易的唐诗。我就在父母亲的钟爱之下，无忧无虑地度过了黄金般璀璨的童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以后，南京便成为日本侵略者空袭的目标。炸弹的威胁，结束了我们南京这短暂的安适生活，从此父亲几乎把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维护中大的安全和完整，以及筹划迁移内地的任务上。他把母亲、四姑、我和襁褓中的妹妹久华送上了赴汉口的轮船，自己仍留在南京继续指挥迁校的艰巨工作。我们到了重庆后不久，中大也便在郊区沙坪坝赶建成的克难校舍开学。我们家先住在陪都市区，遭受敌机的连续轰炸后搬到歌乐山，以后又迁到小龙坎，距中大都有相当的路程。在战时交通不便、汽油缺乏的情形下，父亲为了公务而又必须常往返于市区和沙坪坝之间，回家的机会自然大为减少。记得“五三”“五四”大轰炸的那段时候，从歌乐山防空洞口，远远地能看见金黄色的燃烧弹在黑夜中缓缓下降，触地溅起一片鲜红的火花。在我似懂非懂的心中，这幕神秘性的情景引起的只是一种略带恐怖的感觉。却不知父亲不在身边，母亲怎样牵挂着他的安全啊!
迁校重庆后中大师生的生活、学业与进修，以及各种战时的措施，都要父亲亲自去筹划、督导。所遭遇到的困难与辛苦，只有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才能洞悉其详，他自己虽曾写过几篇回忆性的文章，也只是叙述一个大概，从未提起他经常住在校内小山坡上的碉堡内的事。
一次夜间他腰痛病大发不能起床，也没有电话或其他办法向外求医。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他只能慢慢地从床上滚到地下，再滚到门边把门打开。等天亮后校工进来，才得到了救护。抗战期间父亲的腰痛多次发作，想来与他的过度辛劳奔波很有关系。
民国三十年(1941)秋季，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有一段时期经常在家，这时母亲却因国民参政会开会和其他公务，常在城内忙碌终日，夜间来不及回家时，我和妹妹，就由父亲来照料。记得早晨起床后，他为我梳小辫子，费了好一番事才把毛线结紧，但是还没有走到学校，辫子往往已经松散了。父亲在家写字时常叫我们为他磨墨牵纸，也教我们练字临帖，更耳提面命的督促我们作作业和读书。记得在小学时的演讲比赛，常由父亲指导我编写讲词，练习表情和手势。偶尔侥幸得奖，大半应该归功于他丰富演说经验的传授。
这时期我们的家虽然偏僻简陋，但经常有父亲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来谈天，请教或求助;他开会、演讲和写文章的活动，也从未间断。父亲写信多半用毛笔，八行信笺常顶天立地写得满满的，一口气往往可以写成许多封。长篇的文章则多半在夜深人静时才动笔。记得我上学前常看见他书桌上灯里的煤油已快燃尽，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便知道他又曾熬夜写作，而且稿子早已由城内派来的专人取去了。
抗战后期，父亲曾带领两个由专家组成的团体，赴西南及西北各省考察当地的民政、教育、建设等工作，因而走遍了边疆各重要地区。后来又奉命驻迪化任新疆监察使，离家的日子，就更多了。旅途中父亲无论在多么偏僻不便的地方，总会设法交邮或托人带信回家。给我和妹妹看的部分，他特别用楷书和简易生动的文字，讲些有趣的见闻经历，使我们身在家中，仿佛也曾跟着他神游一番。他每次回陪都述职、开会，或有便人可托，总不忘记给我们带些西北土产，如甘肃的毛线毡鞋，新疆的干果、黄油，使我们在物资缺乏的重庆，常能得到一点意想不到的补给。
父亲在外，对我和妹妹的健康、学业，无时不加关注。我们为了使他放心，并解除他客旅中的寂寞，每星期也必定给他写一封信。母亲先督促我们打草稿，父亲收到信后，常把字句加以修改，附在回信中要我们注意，或将某些部分重写几遍。这种训练，许多年下来令我们受益很深。父亲无论到何处，总有逛书店买书的习惯，因而常能顺便为我们买到一些难见的儿童读物。记得那些战前出版的书，纸张的白亮和颜色的鲜明，与战时的印刷品比较起来，成了强烈的对照。他把自己喜欢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介绍给我们读。每次总先讲几段书中精彩的故事，来引起我们的兴趣。这些书中的情节，也成了我们和父亲谈话和通信的题材。
生活在重庆时的童年时代，有两件事最难忘怀。一次是妹妹患急性牙痛，父母亲设法借了车带她进城去找牙医，我也跟着同去。回家半路上，空袭警报响了，可是沿路没有可躲避的地方，于是父亲决定请司机尽快开回小龙坎乡间。车子刚停下，飞机已出现在头顶，机枪劈啪地往我们的方向扫射，父亲急智地把大家推倒在田坎边草中，直到枪声远离，我们才如同九死一生，爬起来向我家附近的防空洞奔去。
另一次父亲带我到重庆去割治扁桃腺。对一个久住乡间的孩子来说，进城、开刀和住医院都是值得兴奋的事，然而我在期望中不免夹着恐惧。父亲先带我在城内吃了一顿好饭，又为我买了些喜爱的东西。此后进入耳鼻喉科医院。经诊断后，许暐昕大夫择定晚上开刀，这是为了避免空袭的干扰。他给我使用局部麻醉后，轻快地把左右两块时常发炎的扁桃腺割下。父亲站在医生后旁观察，故示轻松地把每一步骤形容给我听，不但消除了我的紧张，而且使我感到这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回到病房睡下不多时，可怕的警报声又响了。父亲立即扶着刚从麻醉中醒来的我，急急走进上面滴水淋漓、霉气冲鼻的防空洞里。但他也发现空气太坏，对病人太不适宜，因而没等警报解除，便带我出洞到邻檐下暂避。等警报解除，才回到病床上。许大夫立即为我检查伤口，发现并无不良的症象，第二天清早再来检查一次，认为一切恢复得很正常。这时许大夫才告诉父亲说，他曾担心我从防空洞回来会发炎流血。幸亏我的抵抗力不差，总算平安无事。为了这事，父亲作了一首绝句：

奏罢刀刲避敌机，洞污不是病儿宜;
抱持出傍邻檐坐，生死关头两命依。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那段时间，父亲适从新疆回重庆述职。记得他赶着进城去参加中枢庆典，并在精神堡垒前参加了群众的狂欢。多年的忧愤得以一泄为快，连他心爱的手杖，也在高呼挥扬时失落了。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父亲发挥了他最大的生命活力，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鞠躬尽瘁。前半段期间，他全心全力把中央大学这所首都最高学府，完整地迁移到后方，继续不断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后半段时间，他曾作数万里的长途跋涉，抱着历史家的眼光，为边疆各地的国防建设，策划尽力。繁忙的公务已使他席不暇暖，他却又从不间断的从事于写作。写作的范围也广泛多了，从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分析、教育动员的方针、人生哲学、青年问题、民族观念、边疆政策，到新旧体诗歌……以及那许多受命代拟的文告、宣言等文字，共计总在百万字以上，这等的效率和成果，无疑的透支了父亲过多的精力，但他却是“乐此不疲”，这可显示他正在生命的颠峰时期。三十五年(1946)还都以后，父母亲把残破的家园渐渐地重建起来，可是历尽浩劫后的南京，始终再也没能恢复战前的繁荣。
父亲回到了台湾，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离别。但是我们照旧每星期通一次信。父亲对我和妹妹的学业和志趣，无时不关心、开导，并经常寄些剪报和各种读物给我们，使我们对祖国的情形，不致生疏。他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每篇都寄给我们誊抄研习。父亲对我们中英两种文字的训练，最为注意。在中文方面，我们受益于双亲的教导和督促，远较学校教育为深。在印度时父母亲送我们到希姆拉一所天主教女校住读，主要的是为了那里英语教学的严格，使我们能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大学和研究院，我和妹妹主修的课程都偏重于文史，而父亲一生注重研究学问的工具和方法，和他的启示与指导，更是令我们受益终生。
1955年我在雪梨念完了大学，暑假中回到台北和父亲团聚。成了年的女儿回到父亲身旁，彼此间自有一番新的认识和了解。
记得那年在家，父亲要我帮忙修改一篇英文稿子。这是他为“国父画传”写的一篇传略，经别人翻译后，准备采用在英文版里。这篇译文略嫌平淡，不能反映出原文的简洁生动，自然不能令他满意。我们逐段对照斟酌，必要时索性重写，有些重要的字句，曾三翻四覆地商榷，直到最后合意为止。父亲在求学时代翻译过几本政治思想论着，以及一些戏剧和诗歌，对于这项工作的“信”、“达”、“雅”三大信条一向非常注重，历年来常见他写信给报刊编辑，指出某些重要译文中有欠正确或有失通顺的地方。
父亲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所养成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的学生和同僚中知道较深较详的一定很多。我记得他在任何场合，不论是演讲、谈话、餐聚、婚礼，或者仅随意聊天，他对后辈总是不计时间精力去开导、启发。记得我童年参加过的婚礼中，很多次都是由父亲为他的学生证婚。他每次致词，除了祝贺新人互敬互爱外，总不忘劝告他们应当先打下事业的基础，再有计划的生男育女。苦口婆心的表情，至今历历如在我眼前。许多离校已久的学生，多年不断地和父亲保持亲切的师生情谊，经常来向他请教，和他谈论各种学术或公私问题，足证他爱才之心，曾滋润过无数的胸怀。
在印度的时候，父亲看见大使馆的馆员们办公应酬以外，少有进修的机会。于是每周定时召集“读书会”，大家轮流报告专题阅读心得，每次必须讲述内容提要，评论着者的方法和立场，并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在父亲办公室举行的“读书会”，我曾旁听过好几次，并记得一次是他自己报告玄奘《大唐西域记》。这种鼓励进修的办法，在驻外的使馆中大概是为例不多的。当时对有些人或许是一种苛刻的要求，因为父亲以指导教师的地位，对选题、内容、分析等方面都是一点儿不肯马虎的。但是因而得益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父亲虽然一生从事教育、政治、外交及学术的工作，但是他豪放热情的诗人气质，从未被埋没，对艺术、音乐的爱好，也从未间断，他在大学和留学期间，对西洋诗发生了很强烈的兴趣。在西诗的翻译和中国新诗的创作方面，曾作过一番尝试，抗日初期悲壮的史实，更激起了他在新诗和歌词方面的创作，充分地反映出他悲愤的胸怀和坚强的民族意识。后来他选稿印成的一本《疾风》，是他代表他那个时代“心灵的纪录”的新诗集。
父亲对旧诗的喜好和这方面的根基，从小便受我祖父的影响，创作量也较新诗为多。他爱在旧形式中创造新格调，来表达新的意识和感情。他敏锐的灵感，在凌竹铭(鸿勋)老伯的大文《悼念罗志希先生——并记西北同行一段回忆》里有很生动的描述。在那次考察西北漫长颠簸的旅途中，父亲的诗兴，对同行的伴侣发生了很大的解闷和提神的作用。凌老伯说：
“西北走廊是沿一条绵长而枯寂的粗糙公路，越过乌鞘岭便渐进入戈壁滩。且时值夏季，热风吹来，亦甚闷人，每日走百余至二百余公里，相当苦累。而志希兄坐在我的左边，一路谈笑风生，偶然觉得他沉寂了一会儿，哪知他已成了一首诗。
“他在车上作诗每由他口授，由我录下，递给后座的几位同人传观，于是大家的无聊时光，精神为之一振。”
父亲西北之行的途中，这样的即景“口占一诗”总数约200首，返重庆前印成一册《西北行吟》。父亲每次旅行，多少在这方面总有所收获。他把他60岁以前的诗，化了一年多的时间选定、加注、手抄，最后影印成一部《心影游踪集》。内分《耕罢集》、《滇黔寄兴集》、《蓼莪集》、《玉门出塞集》、《海色河声集》、《转绿回黄集》、《天竺纪游集》和《海天俯仰集》等八集，代表他大半生旅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记得战时祖父在贵阳病危。父亲从重庆赶往奉侍，因为交通不便，到达时祖父已不治寿终。父亲在极端劳顿悲痛中，把他在途中作成的30首诗，写成一份放入祖父棺中。后来又印成《孤儿泪》小册，分赠亲友。这是他一生对祖父敬爱孝行的最高哀思表现，应足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
20年前我结婚时，父亲在一本精美的册页里，写上28首他自己的新旧诗，作为他对我和外子含义深长的祝福，第一首是他充满了哲理的贺词：

爱力弥无际，智源瀹更深;
热情铸真理，长付有心人。

其他全是和我们家庭及我个人有关的诗，包括我爱唱的《玉门出塞》，和我离台后他重听我唱这曲歌的录音时有感所作的：

壮游诗为忆儿成，跃马天山不世情;
(指登博达山寄女儿一绝)
重听玉门出塞曲，音波泪迹斗纵横。
父亲一生不知为别人写过多少诗词和联语，但是为我们写的，除了家书外，就是这本珍贵的册页。每次翻阅时，心情就和当初第一次展读时一样的激动。
我对音乐的爱好，自幼便受父亲的启发。他作词的歌曲，我每支都会唱。年岁稍长，也曾一度妄想在作曲方面下一点功夫。父亲曾打趣对我说：“将来我写歌词你来谱曲，我们父女俩可以卖唱为生哩!”他虽未受过正式音乐训练，但对音韵和旋律具有天赋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他告诉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逢第一次大战后马克疯狂贬值。他的经济来源虽然有限，可是换成马克后，却比一般德国学生富裕些。他除了买书外，经常喜欢听歌剧，对华格纳以及其他名家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多年以后他听了交响乐和各种西洋乐器的演奏，仍不禁为之心荡神驰。在台湾他写的《交响乐的震荡》和《听琴》等新诗，通常都在中山堂音乐会中便在节目单上起草。回家后半夜不眠即完成了全稿，一两天以后便在报上发表了。
早在“九一八”以后，父亲便公开提倡以高尚而大众化的歌曲来振奋全国军民的爱国情绪。他主张歌词应作到易懂而上口，乐谱应富旋律而难忘。他一生所作的军歌、校歌以及抗日、爱国等等歌词，共有数十首，多由知名的作曲家制谱，并在各时期普遍地流行过。有高度抒情性并富有爱国情绪的，是他最有名的《玉门出塞》，曾由李惟宁、唐学咏二位名家分别谱曲。相信千百年后每一个中国人唱了这曲歌，仍不免要与父亲对大西北的热爱有所共鸣。
经过了七年多的阔别，母亲于妹妹高中毕业后回到台湾和父亲团圆，重新建立起晚年的家庭生活。父亲自从印度归国后，九年多未出过国门。1959—1963年这段期间，他却五次应邀参加在西欧、美国、南美、韩国及东南亚等地召开的会议，沿途并考察各种学术性的机构，且作联谊性的访问。一向惯于长途旅行的父亲，对游历新地区和旧地的重游，虽仍抱浓厚的兴致，但是对行前的各种准备，开会时的宣读论文、讨论和应酬，沿途调换飞机旅馆，以及出入国境填表登记等琐碎事项，渐渐感到精力不够，必须作额外的透支。1960年秋天，父亲曾在密歇根和我们姊妹两家欢聚了10天。离别时看见他提着过重的手提包，蹒跚地走向飞机，一路还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向我们挥手，我突然感到父亲老了。
那段时间我和妹妹在密大相继选择了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父亲自然更能直接予以指导和帮助，并随时为我们收集有用的资料。他给予我们鼓励和对我们的期望，使我们终生不能忘怀。可以告慰于父亲的是妹妹10多年来勤于教学研究，渐有建树，而我却因努力不够而学以致用的机会不多，辜负了父母亲的一番栽培。惟一的愿望，是能对父亲一生的经历和事业，作较深入的研究和介绍，使后世能正确地认识他对近代中国政治与学术方面的贡献。
由于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外子带着两个孩子于1962年秋天回到台北，在父母亲的隔壁住了一年多，享尽了宝贵的天伦乐趣。这时期我发觉父亲的确衰老了许多，而公务的负担却似乎有增无减，对各种开会、审查、评议等职责，更渐渐不胜其繁。白天他虽鼓起精神去应付，晚上回家则常显出身心疲惫，情绪低沉。终日做不完的事，看不完的稿件，还不完的文债，更影响到他爽朗的性情和生活的乐趣。我们家人都为这种现象感到因扰，但是总以为如果他能有机会彻底休息一段时间，精神和心情一定都能够恢复的。无奈他坚强的意志和责任感，使这项计划无法实现。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就是后来才诊断出老年性衰退症的初期征兆。
父亲70初度的寿辰前后，许多亲朋好友，同事和学生为他和母亲举行各种庆祝，使他心情较为快慰。照片上他显得胖些，气色也好得多。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可是他给我们的信渐渐少了，内容也渐渐短了，字迹更经常涂改。母亲看见他记忆力的日渐减退和情绪的日趋恶化，忧心如焚。1967年春天在台大医院体检的结果，证明是由血管硬化而引起的脑功能衰退，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这种在西方很常见的老年症状，在中国却很少发生，一般人自然不能明了它的原因和后果。当主治医师们围绕他床前，劝他尽量减少工作，多多休息调养时，毕生最相信科学的父亲，已没法接受这项忠告，反而对他们讲说了一番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鞠躬尽瘁的决心。
第二年暑假我带着孩子们回到台北时，看见父亲慈爱一如往常，但是健忘和错觉已使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了。我陪他到荣民总医院再作检查，亲眼见到脑波图上电波纹时时中断;脑科主任和父亲谈话时，他竟答不出当天是什么日子了!对一个智力过人、记忆力特强的人，这种病真是最残酷的折磨。所幸他除了莫名的急躁和懊丧外，已不能理解情况之不堪挽救了。母亲和我征得了亲友们的同意后，决定代父亲辞去了党史会和国史馆两机关首长的职务。当我把他的图章盖在辞呈上时，想到父亲一向是替我们作主张的，现在竟轮到我代他结束了他一生的事业，万端的感触，不禁涌上心头!
辞职以后，父亲仍念念不忘上班、开会等各种习惯。为了安定他的心情，母亲必须为他安排新的生活方式，并亲自照料他的起居和调养。身心的辛劳忧苦，反映在母亲消瘦和憔悴的面容上。幸亏她有坚强的毅力，深厚的修养，不渝的爱心，并能获得许多亲友旧好的关怀和协助，才能度过这段艰苦的时日。1969年6月，在妹妹返家后第二天，父亲突然因吸入性肺炎进入昏迷状态。住院急救后虽渐脱离危险，但因体质衰弱，肺部一直未能完全恢复。记得我带着孩子们赶回台北，走进病房时，他的喉头因装着钢管，很困难地才说出“你回来啦”!显出了无限的欣慰。我看见他病体的消瘦无力，却百感交集，竟说不出话来。
父亲在荣总住了整整半年，但最新的特效药，没能根治他的肺炎，许多人尽心竭力的照护，也未能使他的体能有显着的恢复。只有记忆力的继续减退，为他的情绪带来了相当的平静。那年暑假中外子返台，全家团聚一起计划为父亲祝寿。父亲见他回家，愉快的表情和从容的反应，使我们意外的高兴，希望不久可以接他回家调养。不料当他72整寿那天上午，我们带了蛋糕和寿面到医院向他祝贺时，他又开始发烧咳嗽了。当天下午病情转剧，再度昏迷，夜间又重行手术切开喉管。可是最新的医术药物，也已无力战胜可怕的病魔。父亲终于在12月25日那个风和日暖的下午，放弃了他最后的挣扎，离开了他曾热爱的家人、亲友、国家和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是无情的逼真!
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北投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但愿父亲能含笑安息。

(1977年)

(选入本书时有所删节)

罗久芳，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