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女作家,个人信息资料简介,人物评价)

罗淑原名罗世弥，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亲罗树屏原籍直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清末在四川绵竹县做过县令邹某的钱粮师爷。邹县令去世，罗树屏把家搬到成都。罗淑的母亲是罗树屏的继室，1899年生长子世安，四年后生罗淑，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世仪和世泽。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变迭起。罗树屏遂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这时罗淑已经九岁。
 老马湾面对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个方圆不过数里的山坳。自从清嘉庆年间这里发现了盐，吃“咸水饭”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罗家迁到这里的时候，老马湾里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来家灶户，百多口盐井。盐，到处都是盐。空气里整日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卤水味道，树皮发黑，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临江有个运盐的船码头，一座石头砌的坚实的吊脚楼，叫作“公垣”，是盐务局的税卡，也是盐仓。各家灶户每天生产的盐都必须送到这里集中存放，由盐务局的人过称抽税，然后才能卖给盐贩子。每次开仓放盐，码头上人头攒动，岸边挤满运盐船，邻近府县的盐贩子为了几斤“敷水”的好处，常和盐务局的师爷争吵厮打。在山间小路上往来奔忙着为灶户背煤、挑盐、割草的零工，沱江边的浅滩上印满了纤夫的脚印。
 盐井开在山坡的高处，所谓盐“井”，可谓鬼斧神工。井口不过汤碗大小，却有数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对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总有一个面黄肌瘦、短手短脚、十一二岁的小老么，驱牛绕着木制的轮盘转，把盐水车上来，再由筒匠把盐水翻倒进地盆。盐水通过埋在地下的楠竹筒，汩汩地汇入半山坡盐灶房的那四口大锅，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盐来。这盐不含氯化镁，没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没有这川盐，可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父亲的带小花园的宅子固然舒适美丽，可是走出黑漆大门，紧挨着就是熬盐的灶房。那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杓，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块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 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川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 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 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锁不住的。罗淑最爱买书，越是禁看的书越是要买了来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更是爱不释手。
 罗淑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业，但也不一味埋头读书。社会动荡变化，祖国在遭受列强蹂躏，她那颗年轻热烈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成了令校长头痛的活跃分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学们纷纷商议要召开追悼会纪念，校内的保守势力极力反对。罗淑当年的同学至今犹清楚记得，是她在同学们中间响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管那些顽固派!”
 五卅惨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四川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女学生原来流行秋瑾式的“东洋头”，这时也不梳了，改为髻子。罗淑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毅然出席了与外校联合举办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大会，带回来 一些标语贴在学校门口，还把全体同学集合起来，宣讲大会的情形，大呼口号：“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还我台湾、琉球!”同学们义愤填膺，眼睛鼓得红红的，罗淑脸色发白，呼声最高。
 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罗淑结识了比自己低 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继文、唐世兰。他们志同道合，形影不离。她们不怕抛头露面，时常结伴出校游玩。春天，她们到青羊宫去赶花会。世兰爱兰草，正珊爱牡丹，继文爱菊花，而罗淑最爱梅。秋天，朋友四个去逛武侯祠，高声朗读石刻的《出师表》。正珊说：“我钦佩武侯治国之才”;继文说：“我景仰武侯的忠义智能”;罗淑说：“我领会了诸葛武侯的一片爱国丹心。不过曹操重视文事与武功，广罗天下才智之士，横槊赋诗，一世之雄，也不是刘备、孙权所能比的。”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立，不依赖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四个人也曾结伴，乘轿子到余继文的家乡乐山去玩。乐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可是人穷，有些妇女迫于生活，不得不以抬轿子为生。日后罗淑于1936年5月用“石每”的笔名，在上海叶之华主编的《进化》月刊上写了一篇关于女轿夫的故事，篇名《轿夫》。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一集。
 在罗淑的亲友中，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刚刚走出二仙庵门，忽见几十个佩盒子枪的弁兵蜂拥着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来，拦住了女学生的去路。这帮不怀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脸，围着女学生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学生们惊惊惶惶，往后躲藏不迭。罗淑本来走在后面，见了这般情况，就挺身上前，义正辞严的对为首的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岂有此理，怎么怂恿兵丁如此无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应当自爱。”一个马弁大吼：“这是我们的石旅长!”罗淑说：“我们是文庙街一女师的学生，将来是要做教育学生的老师的。你既是一旅之长，就应当懂道理，为人表率，把为国为民的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样不知礼仪? 奉劝阁下好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话说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带着兵丁们走了。这时老百姓才围过来说，女先生真了不起，刚才那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军阀刘文辉的干儿子，无恶不作的。罗淑听了，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校长批评罗淑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万一出点事情，太不值得。罗淑说：“人是战斗的动物，我们十来个人被他们围住，若不背水一战，怎么脱身呢?”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 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姊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这时宗融已从法国回到上海。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简阳去。老马湾的山水依旧，而宗融已进入中年，罗淑也长成个端庄贤淑的大姑娘了。
 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指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世安没有一起回来，二老深感痛心。他们额头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银丝。树屏公的腰弯得更厉害，一刻也离不开烟灯了。罗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罗淑上了路;罗淑却十分兴奋、快活。她要飞出这小天地，去寻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有独立的人格。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亲戚们祝贺她好福气，有的说：“这下好了呀，老马来带你出国了!”罗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每当她读到关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实时，她那年青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 一遍地拜访那些她在书本上读到过，又一再引起她联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语，之后就进了里昂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就地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小学和幼儿园。
 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一·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利妻子是个黑发褐眼活泼可爱的时髦女郎。世安认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国内政局动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仗来，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国外找个工作? 罗淑认为，自己到法国是为学习，不是为享洋福。国难当头，正好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兄妹俩僵持了年把，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个比小弥大得多的德国男孩抢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弥哭着回来找妈妈。罗淑大怒，说：“为什么让个德国孩子抢走你的东西? 你要是不去夺回来，就不是我的女儿!”说完，“砰”的一声把小弥关在房舱门外。宗融忙说：“孩子这么小，何必太认真!”罗淑气得脸发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想不到我的女儿这么没出息!”直到小弥背水一战，夺回洋娃娃，罗淑才转怒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农村教育科的主任陈范予是一位富于理想的社会改革家，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
 南翔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田野、小溪之间，疏疏落落几排平房。罗淑在这里和学生一起种菜、浇地、挖沟、做饭、砥砺学问，日子过得新鲜，充满朝气。她买了一只山羊，让小弥也学着放羊、打草。
 南翔的宁静生活不久就结束了，罗淑随宗融迁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个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编着文学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黄源、李健吾等。朋友们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新文学方面的事情，热烈得很。罗淑听得很动心。巴金在法国的时候，曾译过几篇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也译出来，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可是前面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开始的《何为》的翻译。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国买的那本《何为》，虽是个节译本，却并没有支离破碎之处。这本书探讨了妇女问题，“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这本小说对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青年都有过极大的影响。”巴金把这本《何为》拿给罗淑看，她表示愿意翻译，巴金就把这件事托给了她。“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来了，是这么流畅的译笔。我把译稿仔细读过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觉得很高兴。”(以上引号中的话均引自巴金)《何为》^①于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罗淑的本名世弥。之后，她又为《译文》月刊和《文学季刊》翻译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著有不少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的小说)的《白甲骑兵》、雷米(曾获得1936年度法国平民文学奖金)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等。
 罗淑不满足于翻译，她有了创作的冲动。美丽的沱江，老马湾的盐场、底层人民的悲欢，一一凸现在眼前。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很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黎烈文便极力劝她尝试，不过，他认为长篇比较难作，劝她从短篇开始。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悄悄地埋头写起短篇小说来。终于，她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生人妻》交给了巴金。
 巴金比罗淑小一岁，谦和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心。当他发现新文学的园地里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园丁，而这园丁又是他的姊妹般的友人时，他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写作，帮助她修改，并且替她在稿子上写了一个“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
 《生人妻》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濡以沫的恩爱。《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朋友们既惊讶又赞美。李健吾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鲁彦把《生人妻》推荐入当年的《短篇佳作选》;胡风、周文、沙汀等文学见解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作家，异口同声赞赏它，这真是很少见的。
 此后，朋友们常常怂恿罗淑写作，可是她对写作的态度是那样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这年6月，巴金与黎烈文商量要公开发表对抗日救亡的态度，经与鲁迅讨论，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罗淑都签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书生涯迫使宗融到广西大学去，罗淑带着两三个未成篇的原稿，也跟着到了桂林。那时已经是民族抗战的前夕，政局动荡，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
 1937年夏，因世弥怀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产，在姚主教路树德坊为她租了一所幽静的房子，就又独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刚刚离开上海，就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宗融在去广西的途中，心急如焚，连连打急电回上海。罗淑怕他扑回上海会遇到危险，在和友人商量之后，决定只身带小弥到衡阳与宗融相会，然后一起回成都。那时的上海已是一片战乱的景象，晚间闸北一片火光，大世界也中了炮弹，小菜场里没有菜，米店不卖米。火车站人山人海，买不到火车票。是巴金和他的弟弟采臣，几经周折才设法给罗淑买到了车票，在九月八日那一天，把她和小弥送上了火车，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诀。等罗淑遇合了马宗融奔回成都，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在成都，马宗融到川大教书，罗淑在泡桐树街一所种有梅花和玉兰的幽雅小院落里家居待产。虽说产期将临，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却没有放下她的笔。现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显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润饰。然而这说明经过战争的流离颠沛，身心交瘁的罗淑仍然坚持用她的笔，想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群众》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报《国防文艺》周刊上的《“流民三千万”观后感》;1938年元旦《群众》周刊上的《谁在和谁打》;1月6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周刊上的《在车厢里》;1月15日《群众》周刊上的《被难者》。这些短文记叙了八·一三以来她目睹的战争苦难，和民族抗战的必要。
 不到农历新年，罗淑就住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1938年2月9日生下一男孩。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一个天主教庸医误了她。马宗融见势不好决定转院的时候，罗淑已经无救。1938年2月27日，罗淑结束了她年青有为的生命，终年三十五岁。
 罗淑的创作生涯异常短促，前后不满一年半。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共只有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十来篇，计十来万字。另外当然还有译文。她就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确立了光辉的文学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是罕见的。
 她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马宗融家族的墓地里。一抔黄土，一块白石红字的墓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痛不欲生的马宗融在她的墓旁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罗淑去世以后，《华西日报》接连两天刊载了纪念她的专辑。她的未完成的遗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他一共为她编辑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创作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两个翻译集：《何为》与《白甲骑兵》(友人陆蠡也为之作了许多编辑工作)。在她的创作中，《鱼儿坳》和《贼》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复的地方。看样子罗淑是想以家乡的盐工生活为中心写一个长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对她留下来的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遗作的本来面目，还为每一个集子写了后记。
 解放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于1961年第11期和1963年第1期刊登了她的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两书汇成一集出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她的全部创作收入《罗淑选集》并附了巴金写的几个后记，以及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作家写的纪念罗淑的文章。最后的五篇短文未及收入。这个选集所用的底本是巴金提供的。《罗淑选集》出版后，出版社没有及时把三个底本还给巴金。巴金连忙去要，结果只从印厂追回两本，《鱼儿坳》则永远地失落了。巴金很心痛。他后来把那本残破的《生人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郑重地在上面写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罗淑选集》时曾将《生人妻》和《鱼儿坳》三书借去，过了两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书。《鱼儿坳》已不知去向，这本书的“附录”也给撕毁了。惜哉!

 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罗淑的作品虽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绝版。近年来评介的文章多了起来，出版了《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她的家乡简阳还成立了罗淑纪念室。写到这里，罗淑的小传应当结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国文学研究会佐野里花女士的来信，寄来她在该会会报上写的文章，考证罗世弥除了罗淑这个笔名外，还应有第二个笔名“石每”。作为罗淑的研究者，她搜集了有关罗淑的每一点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将罗淑的最后五篇短文和我的说明也译了出来。她真是罗淑当今的一位年青的异国知音了。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纪念罗淑的话：
 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灭亡的东西。……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吗?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常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远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