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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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与严州的书院

书院是中国特有的事物,最早出现于唐代,至宋代逐渐繁荣,始为大盛。书院虽然也是读书人学习的地方,与学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区别: 学校是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正式机构,所谓 “里有庠,党有序,国有学” 是也。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也即主要为官僚队伍准备接班人,参加科举应试,博取功名。当年唐太宗在看到一批批读书人纷纷涌进考场参加科举角逐,开心地说: “天下英...

书院是中国特有的事物,最早出现于唐代,至宋代逐渐繁荣,始为大盛。书院虽然也是读书人学习的地方,与学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区别: 学校是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正式机构,所谓 “里有庠,党有序,国有学” 是也。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也即主要为官僚队伍准备接班人,参加科举应试,博取功名。当年唐太宗在看到一批批读书人纷纷涌进考场参加科举角逐,开心地说: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放心。而书院则是读书人进修深造、以文会友的地方,是饱学之士和鸿儒巨擘传播思想学术的场所,有点像西方的文艺沙龙和各种专题讲座,比较松散自由。书院对于繁荣学术、解放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书院也不为专制统治者所容,书院的兴衰往往和政治的开明、学术的繁荣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气候的寒暑表,书院繁荣之时,必是社会开明之日,而王朝末世之时,统治者神经衰弱,大抵都要对自由讲学的书院加以钳制、取缔甚至捣毁,明朝末年阉党捣毁无锡东林书院,抓捕、迫害讲学的东林党人就是有名的例子。


◇吕祖谦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思想最为自由的朝代,历史上有名的四大书院 (应天、嵩阳、岳麓、白鹿洞) 皆兴于宋就是最好的例证。严州最有名的书院龙山书院和钓台书院就建于宋朝。
严州建立书院的历史很早,唐代就已有青山书院出现,为唐末翁洮所建,见于清乾隆 《严州府志》 的记载。翁洮与李频同时并且同乡 (李为今李家人,翁为航头人,均属寿昌县),大致生活于唐末文宗至昭宗 (828—904) 年间,正是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时代。翁洮与李频为同乡诗友,多有诗作唱和,但他对时政已不抱希望,不像李频,还试图尽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将倾,他不愿应试出仕。李频虽向皇帝力荐翁洮,僖宗也即下旨宣翁洮入朝,但翁拒不应召,为此还写下了有名的 《枯木诗》,以枯木自比,表示不愿出仕的决心。诗云——

枯木傍溪涯,由来岁月赊。
有根盘水石,无叶接烟霞。
二月苔为色,三冬雪作花。
不因星使至,谁识是灵槎。


据民国 《寿昌县志》 卷二 《疆域志》 记载: “青山,在县西十里,逶迤幽寂。唐聘君翁洮隐居之所。” 同书卷八《人物志》 又载: “翁洮,字子平,号青山。”想是以所居之地名为号。所谓青山书院,应是其隐居读书之所。如属实,则不仅在严州地区在浙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都是最早的书院之一了。
严州名声最响的书院要数范仲淹创办的龙山书院。这主要是因为范文正公的名声大,生平又重视民生和教育的缘故。但对于龙山书院的创办时间乃至有否存在一直颇有争议。因为无论是《范文正公文集》 还是编纂于宋代的两部府志 《严州图经》 和《景定严州续志》 均无记载,最早的记录见之于明代郡人徐楚主编的万历 《严州府志》 中 《龙山书院记》 一文。但此“龙山”乃指书院所在之地而非书院之名称,因为记文中交代得十分明确,此书院之建乃 “度郭外龙山之麓为会文书院以居之”,可见书院名曰 “会文” 而非“龙山”。同书还有一篇时人徐廷绶写的 《学田记》,详细介绍了创办会文书院的严州知府陈文焕置办学田的经过,也足可证之。徐楚在第三卷 《经略志》 中专设了 “书院”一栏,并列了 “龙山书院” 的条目,并作为该栏目中的第一条,载明龙山书院“在府拱宸门外乌龙山麓。今拆毁”,而他为会文书院写的记文中又特地将标题写为 “龙山书院”,在文末将陈文焕建会文书院的创举与范仲淹相比,这又似乎在暗示后人,范仲淹创办龙山书院是实有其事的事情。


◇鹅湖书院


严州地区见诸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书院乃是钓台书院。南宋景定三年 《景定严州续志》 卷三 《学校门》,单列 “钓台书院” 一条,载叙详尽。钓台书院建于南宋理宗绍定元年戊子 (1228),为知州陆子遹所建。陆子遹乃陆游幼子,承袭陆氏家风,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严建书院,振学校,刻书传文,颇有建树。钓台书院历经宋元明三代,至明弘治年间,严州知府李德恢仍重建过,明以后始荒废,万历初年修府志时已不见记录,盖此时上距最后一次重建之弘治四年 (1491) 已有80多年矣。
严州地区在书院史上最有地位的书院要数建于原遂安县的瀛山书院了。瀛山书院因朱熹曾在此讲学并写有 《咏方塘》 一诗而驰名于世。瀛山,原名银山,瀛山书院建于北宋熙宁年间,为邑人詹安所建。詹安曾任中宣大夫,建双桂书堂于县西北银峰之麓,“结庐其中,凿池引泉,注之以为方塘”,收詹氏群族子弟入学就读。詹安 “躬教五子,皆登科第”。外地土子也慕名而来,“负笈往学”。其孙詹仪之登绍兴二十年 (1151) 进士,与朱熹友善,常往来山中讲学。淳熙二年 (1175),因詹鍨殿试第一 (状元),取 “登瀛” 之义,改银峰为瀛山,其书堂亦改名为瀛山书院。乾道五年 (1169) 出任过严州知州的大学者张栻也曾应邀来此讲过学。元明之后,历有修葺,民国间再次重修,有大观亭、得源亭和半亩方塘遗址。朱熹 《咏方塘》 一诗因收入 《千家诗》中,作为蒙童教材而影响深远,其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给瀛山书院带来又一影响的是 《瀛山书院志》,自明万历三十年 (1602) 至清道光十六年 (1836),凡经五次增修刻印,故又称 《五刻瀛山书院志》,原书现藏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和上海华东师大,已被编入 《中国历代书院志》。
在书院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南宋又较之北宋更为繁荣。书院与官学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规定的教材,也没有科举的 “硬任务”,学术氛围比较宽松,是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值得庆幸的是,南宋时被推为 “东南三贤” 的三位大学者朱熹、张栻和吕祖谦都和严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栻和吕祖谦同于乾道五年 (1169) 莅任严州,一任知州,一任州学教授,两位大学者同任严州,真可谓是 “黄金搭档”,实乃严州的幸运。张栻一上任,马上视察学校,发现州学虽于绍兴七年 (1137) 经知州胡寅 (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 的修葺,“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但南面却被一座废旧的尼庵所挡,大门只能朝东面 “屈折而出”,立即下令拆除尼寺,并将其地盘划归学校,扩大了学校的范围,“于是学门南开”,光大门楣,使读书人扬眉吐气。吕祖谦先于张栻抵严,发现“学舍芜甚”,即与前任教授郑庶“商量整顿”,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整理,才“渐有次序”,使教学活动逐渐步入正轨。不久,听说张栻任严,这个好消息令吕祖谦兴奋不已。吕祖谦久闻张栻之名,但一直无缘谋面,他立即给张栻写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
某质鲁材下,虽窃有意于学,而颛蒙蔀塞,莫知入德之门,愿承下风,而请馀教,为日久矣。……积年所愿,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侧聆謦欬,以酬夙志。
口气十分谦恭,渴望之情,溢于纸上。后来,无论在给张栻的信或是在给旁人的信中提及张栻,吕祖谦皆尊称为 “丈”或“张丈”,其实张栻只比他大四岁。不久,张栻莅任,在张栻的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书院,并精心制定了一套学规,对学校的管理制度、学员的纪律和道德操守都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操作性很强,如规定学生不能搞庸俗的私人关系那一套,“不许用虚礼”。对学生上课考勤制度也有明确的规定,规定每年请假的时间不能超过一百天。上课学习必须严肃认真,虽不缺课,但“怠惰苟且” 混日子的 “疏略无叙者”,也将被辞退。在这里,吕祖谦用了一个很有色彩的词汇: “同志共摈之。” 同志者,志同道合,共探真理者也; 比“同学” 一词更具道义色彩。摈,排除,抛弃也。共摈之,大家都不要你了,比起由学校采取的开除 (除籍)、辞退似乎更富伦理色彩,也更令人心寒,使你有所约束、畏惧,不敢肆意妄为。


◇吕祖谦《古易音训》


由于张、吕二人的大力整顿,更由于他们在学术界的名声和地位,严州书院 “铎音大振”,各地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以至于人满为患,“泮宫至不足以容之”,可以想见当年张、吕二先生讲学的盛况。由于许多学生来自其他州郡,因此,吕祖谦特地公布了一份 《乾道五年十月关诸州在籍人》的通告,共七条,对“诸州在籍人” (外地学生) 的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丧假规定不得超过半年; 对违反纪律、道德低下,“不遵士检,玷辱斋舍,同籍人规责不悛者”,则要上报衙门除名,对隐蔽包庇者,也要处罚,措施极其严格。
第二年,吕祖谦又颁布了新的 《乾道六年规约》。这次规约的内容主要在强调儒家的礼教方面,规定了七条除籍 (开除学籍) 的律条,即:亲在别居、亲没不葬 (此为孝道); 因丧昏 (婚)娶、游荡不检 (此为个人品质); 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 (此为贪鄙无礼)。这两份书院规约比起著名的 《白鹿洞书院提示》 (又称“朱子教条”、《白鹿洞教规》,由朱熹手订,亦称《白鹿洞学规》),要早整整十年!
严州的书院发展史与中国的书院发展史是同步的,可以说是中国书院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从晚唐诗人翁洮的青山书院开始,直到近代的双峰书院为止,书院伴随着严州的读书人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光阴,为严州的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发挥了极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书院宽松自由的学术思想氛围,使严州的士风为之一变,也推动了教育的平民化。许多硕学鸿儒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宋代大量通俗的蒙童读物及教材即出自名家之手,其中与严州有密切关系的就有吕祖谦的 《少仪外传》、陈淳的 《小学诗礼》、胡寅的 《叙千古文》、钱融的 《小四书》、朱熹的 《小学外篇》、方逢辰的 《名物蒙求》 等等,至清后期,又产生了驰誉海内的建德三河章燮的唐诗注本 《唐诗三百首注疏》。这些蒙童读物和教材不仅对严州地区、对于全国来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双峰书院改名六睦学堂,标志着严州近代教育的开始,光绪二十九年 (1903),六睦学堂又改名严郡中学堂。宣统元年 (1909),改归省立,改名浙江省第九中学堂; 1912年更名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此即百年名校严州中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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