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聂绀弩是一位杂文大家，是师承鲁迅杂文艺术成绩卓著的一个，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还是文艺园地中的多面手，诗、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旧体诗等都作过辛勤的耕耘，并获得了一定的收获。
 聂绀弩在参加“左联”、踏进文坛以前是写诗的。 “象许多作者一样，我开始是写诗的，那些诗除了一二首，作为附带的东西，存留在散文集子里以外，都散失了。”(见聂绀弩诗集《元旦》序)直到1934年在上海主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才较多地写作杂文。通过《动向》助编叶紫，得识鲁迅先生。在和鲁迅交往中，他与叶紫、萧红、萧军等几位青年作者一样，也得到了很多的关切和指导，从而使他的杂文创作大有长进。但达到成熟程度，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和重庆，这时他的杂文创作不仅已逐步形成“鲁迅风”、 “鲁迅笔法”，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杂文大家。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开始，除杂文外，还创作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为数不少的抒情散文以及少量的诗、戏剧、寓言等作品。建国以后，他则主要从事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旧体诗的创作。
 

一、青年时代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内一个小商家庭，小时名聂国棪、号幹如。曾用笔名：绀弩、甘奴、耳耶、臧其人、萧今度、悍膂、迈斯、澹台灭暗、二鸦、 散宜生等。
 聂绀弩的父亲是两弟兄，伯伯，是他的生父，母亲生他后就死了。叔父和叔母未生儿女，就领养他为儿子。
 绀弩自幼聪敏，上学后课余常看闲书，八、九岁就读了《水浒》、《红楼梦》、《聊斋》等小说的残本，并学会了平仄、对仗和押韵等旧体诗的基本格律，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好评。
 他在14岁县立高小毕业后就失学了。在此前后，生父和养父又先后病故，家庭生活困难。1921年18岁时，结识了在县城内开杂货铺的革命党人潘从先，潘曾参加辛亥革命，失败后，回京山开了一爿小杂货铺，绀弩从他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先生，知道了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广州有个国民革命政府，国民党是革命的……。当年，经启蒙老师、当时担负国民党负责工作的孙铁人先生的帮助，从家乡经汉口到了上海，从此踏上了人生的征途，开始了坎坷的，也是革命的一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绀弩经孙铁人的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去福建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讨伐北洋军阀)前敌指挥部当司书。半年后，离泉州经厦门赴马来亚吉隆坡找工作。途经新加坡时上岸筹措路费，1948年曾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写成短篇小说《在新加坡上岸》，揭露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罪恶。到达吉隆坡后，在运怀义学(华侨富商陆运怀办的一所免费的华侨子弟学校)当教员。
 1923年秋冬间，年仅20岁的聂绀弩，从吉隆坡到达缅甸仰光，参加华文报纸《觉民日报》的编辑工作。《觉民日报》原总编辑董锄平(楚屏)是绀弩同乡，中共党员，因被英政府限期驱逐出境，就把该报编辑工作交由聂绀弩负责。编辑室里有一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合订本，绀弩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还看了些哲学社会科学小册子，思想上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1924年他从仰光回到广州，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不久即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东征”，讨伐叛将陈炯明。打下海丰县，曾在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因语言不通，绀弩第一次讲课时，彭湃当翻译，这一时期虽然很短，却是绀弩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重要起点，使他看到了农村阶级压迫的真实情况，彭湃给予绀弩思想上的革命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在海丰时，绀弩还认识了青年文学家钟敬文。钟敬文住在离海丰三十多里路的公平镇上，通过海丰第三高等小学校长马醒的介绍，到镇上去访问他。钟敬文那时很年轻，刚二十出头，已在北京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还和鲁迅、周作人通过信，绀弩很仰慕。
 1925年，东征胜利后，绀弩返回黄埔，是年冬，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文，并自修了大学文科的全部课程。学习期间由于绀弩爱好文艺、获得了“托尔斯泰”的绰号。同学中既有共产党人伍修权等人，也有国民党人谷正纲、康泽等人。
 学习期间绀弩对写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在海丰县工作时认识的钟敬文之约，为他在广州主编的报纸文艺副刊《倾盖》写诗，发表的有《撒旦的颂歌》、《列宁的机器》、《城下后》等首，以及散文《龙津溪畔》。这可算是绀弩最早的文学创作。
 绀弩在1982年的回忆文章《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中说：“我后来决心搞写作而又真能混进文坛，与敬文在这时给我的奖掖是有很大关系的。”(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绀弩被遣送回国。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后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副主任。同时附带编《新京日报》副刊《雨花》，这是一家湖北地方势力办的报纸，总编辑段梦晖，因编副刊而认识《新民报》副刊编辑金满成，与金发起组织了“甚么诗社”，出版《甚么诗刊》，发表了一些诗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全国，绀弩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印发反日传单，被南京国民党当局注意，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弃职潜逃，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二、“左联”时期在上海

 1932年，29岁的聂绀弩从南京经上海逃亡到日本，与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靠“庚款”留学的周颖同居，并由周颖介绍认识胡风、何定华等人。
 二月，由胡风介绍，绀弩加入“左联”东京分盟。当时分盟成员共有十来个人：胡风、以群、尹庚、何定华、王达夫、聂绀弩等。
 “九·一八”事变后的留日学生，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为了集中力量，团结对敌，成立了包括“左联”分盟在内的“文化总同盟”，出版油印刊物《文化斗争》(后改名《文化之光》 )，绀弩参与了这一反日油印刊物的出版工作，并与胡风、何定华(方瀚)、王达夫(承志)、楼宪(尹庚)、周颖、邢桐华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进行反日活动。三月，他因参加反日活动，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拘捕，同时被拘捕的还有胡风、何定华、王达夫等人，关押在“早稻田留置场”三个月后，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聂绀弩于当年六、七月间回到上海，从此即参加上海“左联”的各项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指导沪西等区及光华大学的“左联”青年文学小组工作;二是参加编辑各种文学期刊、报纸文艺副刊;三是从事杂文、短篇小说等的创作活动。
 上海光华大学的“左联”青年文学小组，即由聂绀弩等联系指导，当时这个小组的成员有田间、周而复、马子华、刘宗璜等人，绀弩协助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文学新辑》、《文学从报》等刊物，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
 周而复在题为《小说道路上的足迹》的回忆文章中说：“1933年考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大概是1935年吧，把我幼年和少年所知道的一些贫困生活和社会不平之事，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怀着不妨试一试的心情，投给杂志，居然先后在《文学丛报》(聂绀弩、马子华、田间和我等编辑)……等刊物发表出来了。”(《读书》1982年第10期)
 绀弩在左联时期参加编辑过的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主要有：《文学丛报》、《海燕》、《热风》、《木屑文丛》、《中华日报·动向》等，其中以《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文学期刊《海燕》影响最大。
 1934年4月至9月，聂绀弩为《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助编叶紫。《动向》多刊载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作者大部分是左联成员。鲁迅先生就为《动向》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均收在《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里。其余的基本作者有宋之的、田间、艾青、周而复、张庚、欧阳山、廖沫沙、章泯、蒋弼等。因主编《动向》的关系，绀弩得以认识鲁迅、茅盾、丁玲等著名作家。
 绀弩认识鲁迅先生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动向》创刊后一个多月，绀弩收到一封用白纸写成的稿件，字是毛笔一笔不苟地写的，文字极精炼，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或一个标点的涂改，活脱是一篇范文，但是落款却没有作者的姓名和地址。钳弩心里猜到一个人，又不敢确定，就去找叶紫辨认(叶紫那时早巳认识鲁迅，还与鲁迅通过信)，叶一看就说： “肯定是老头儿写的”，绀弩就让叶紫写封信去问问，还问鲁迅先生肯不肯见见绀弩。回信很快就来了，鲁迅果然是那篇“范文”的作者，而且“极愿与聂绀弩见面”，并约在内山书店会面。
 会面那天，鲁迅邀绀弩和叶紫到内山书店对面街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内喝咖啡，谈天，谈了不少时间。从此， 鲁迅成了《动向》的主要作者，《动向》也因此声名日振，《中华日报》销路大增。
 绀弩自认识鲁迅以后，便经常在内山书店或各种文化人的大小聚会上与之见面交谈，彼此很投契，还曾将自己写的短篇小说《金元爹》给鲁迅看过，受到称赞。绀弩在《忆鲁迅先生二三事》中说： “自从认识鲁迅先生，我的思想和写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处处学习他，乃至仿效他的杂文。就在这一年，我因事去四川，鲁迅先生知道我将远行，虽然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还特请胡风作陪，为我设宴饯行。”(载1980年9月25日—26日香港《大公报》)
 聂绀弩主编的《动向》在1934年4月11日创刊后，在这个副刊上有两次大的讨论，影响甚大，一是积极参加1934年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一是开展过一次关于旧形式采用问题的讨论。
 左联成立后，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很重视，前此已经讨论过。1934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在南京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鼓吹复兴文言，上海方面以左联为核心的进步文化界，决定以汪的文章为靶子，对国民党的复古逆流进行反击。于是在报刊上展开了又一场文言白话之争，后来又发展成为大众语和拉丁化的论争。当时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在《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反对“复兴文言”。《动向》上发表讨论文章，数量最多，聂绀弩用“耳耶”笔名即在《动向》上发表了《为白话文敬告林语堂先生》、《关于“文言文”的形成跟发展》、《关于“白话文”的发生跟成长》、《大众话跟土话》等有关语文问题的讨论文章十余篇，反对“复兴文言”赞成白话文和大众语。聂绀弩还在《太白》1卷4期上发表《从客串到下海——为大众语敬告林语堂先生》一文，批驳了林语堂对大众语提出的种种非难。
 《动向》创刊不久，还曾开展过一次关于旧形式的采用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文艺应该抛弃中国固有的传统形式，完全向西方学习，左联一些青年作家，在《动向》上就此展开了争论。聂绀弩在《动向》上用“耳耶”笔名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何谓形式》、《艺术形式受什么东西的规定呢》等文章，在《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1934年4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一文中，对旧形式的采用问题发表了一些偏颇的看法，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投降’”。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对耳耶文中的一些偏颇看法提出了批评，阐明对过去的形式不能一概排斥，而应当采用旧形式，掺进新内容，认为“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 1934年5月4日《中华日报·动向)鲁迅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左联成员魏猛克等人也写了文章，认为这种所谓完全抛开“旧形式”的观点是错误的，旧形式的采用不是模仿，采用也有选择的，采用是继承文化遗产的方法，并举出例子，如当时某些连环画就是采用旧形式的一种。
 这场争论虽只是对形式问题采用的探讨，但实际涉及到了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1936年1月20日《海燕》文艺月刊第1期出版。这是由鲁迅先生主持，胡风设计，具体由聂绀弩等人编辑出版的。第1期所署编辑人史青文，即系聂绀弩化名，有关印刷、出版事务，也由绀弩负责。第1期刊载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出关》，杂文《“题未定”草》，以及两篇短评《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鲁迅日记》1936年1月19日： “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一千部。”可见这本刊物一出版就很受读者的欢迎。
 《海燕》第2期于1936年2月20日出版，鲁迅又发表了散文《阿金》，杂文《“题未定”草》(续)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短评《难答的问题》、《登错的文章》。
 《海燕》是鲁迅与青年作家一起创办的最后的一个文艺刊物。取名《海燕》系由高尔基《海燕之歌》而来，刊名“海燕”二字，是鲁迅先生手书。该刊仅出版两期即被查禁。鲁迅1936年2月29日致杨霁云信： “《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已以‘共字’罪被禁。”
 在论述聂绀弩在左联时期的杂文创作和小说创作之前，还有几件事是须略加叙述的。
 一是1934年绀弩经吴奚如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绀弩以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即使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的时候，尤其在‘文革’中被诬为反革命坐牢将近十年的时候，他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充满了乐观战斗的情绪。
 二是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中，绀弩在《夜莺》和《现实文学》上发表《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创作活动的路标》两文，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
 三是1936年秋，绀弩受冯雪峰代表党组织的派遣，护送丁玲到西安转赴陕北苏区，据丁玲《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说： “一九三六年九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聂绀弩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侯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第二天傍晚，果然从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
 ‘聂有才先生在吗?’聂绀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轻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我赶忙笑着让坐，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第二天我便同聂绀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搬到七贤庄，当时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抗战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的一个革命纪念馆，在那里安心等侯着去保安。”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聂绀弩从西安返沪途中，惊闻鲁迅先生逝世，兼程赶回上海参加葬仪。并在《小说家》第2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上发表《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的悼念文章，还在《热风》创刊号上发表诗作《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写给鲁迅周月祭》。《关于哀悼鲁迅先生》一文，倾诉了绀弩对鲁迅先生无限敬仰哀悼之情，并生动地描绘了鲁迅葬仪庄严肃穆的气氛。长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则热情讴歌了伟大的鲁迅精神。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挚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一切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风雨连天的暗夜。
 ……
 在鲁迅先生的培养和影响之下，我国出现了一批师承鲁迅笔法的青年杂文作家，如徐懋庸、唐弢、柯灵、周木斋等，聂绀弩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在杂文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当时已经崭露头角，他在《中华日报·动向》、《申报·自由谈》、《太白》、《海燕》、《夜莺》、《现实文学》、《热风》等报刊上用“耳耶”、 “悍膂”等笔名发表杂文、短论、讨论大众语问题的文章，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还用绀弩，臧其人等笔名创作发表了《两条路》、《金元爹》(后经改写，改名《盐》)、《棉裤》、《一根棍子》(即《邂逅》)，《走掉》、《支那人》、《旁听》、《酒船》等8篇短篇小说，并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邂逅》。
 聂绀弩这一时期的杂文集中发表在《中华日报·动向》和《太白》，其余散见于各报刊。
 聂绀弩自认识鲁迅以后，不仅表示衷心的爱戴，而且时时学习鲁迅杂文的风格，与鲁迅的战斗杂文相呼应，在当时关于杂文的论争中，他写出了《谈杂文》和《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两文，批评林希隽和韩侍桁反对杂文的论调，初步显示了绀弩杂文论辩驳难的力量。鲁迅也曾在《做杂文也不易》一中中驳斥林希隽反对杂文的论调：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 ‘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系，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绀弩在《谈杂文》中发表了类似的见解： “‘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同鲁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绀弩《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一文，在批评韩侍桁讽刺小文章的同时，已经捎带批评林语堂等人“提倡什么闲适、幽默、潇洒、轻松的‘个人笔调’，借小品文来逃避现实，因之使小品文变成无用无力的东西的企图，是应该受指责的。”而到了发表在《太白》上的《谈〈野叟曝言〉》和《再谈〈野叟曝言〉》两文，就直接针对林语堂通过推荐读《野叟曝言》而宣传旧礼教、提倡封建道德的有害理论，进行了透辟的批驳。这两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当时很有影响。文中对照《野叟曝言》的内容和林语堂历来的言论观点，一一加以批驳，然后在《再谈〈野叟曝言〉》中，对林语堂为什么要再三推荐此书的思想动机，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推崇《野叟曝言》，岂不比劝青年读《庄子》《文选》还要识时务得多而且也切实用得多么?”可谓一针见血。
 这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已经表现了注重社会批评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特点。如《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和《创作活动的路标》两文是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反映;《谈〈娜拉〉》和《阮玲玉的短见》是作者关切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势力对妇女的迫害的;而《“爱智庐”》和《父亲》两文，又从正面立论，带着浓厚的抒情味道(在这一点上可称是散文)，以赞扬的口气，描绘了《吴虞文录》的作者和两位英雄的父亲;在《关于知识分子》一文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观点，既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弱点，又正确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当时能以这样辩证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知识分子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手法，已初步显露了他善于抓住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点，加以层层驳难，使之荒谬可笑，收到讽刺与幽默兼具的喜剧性效果。以上所举批评林希隽和林语堂的杂文，即是明显的例证。
 但这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社会批评的广度和深度都不足，杂文中形象化说理不够，文风也还不够犀利泼辣。
 聂绀弩的短篇小说似乎不大为人所知，其实他的小说，不仅是旧社会的一曲悲歌，而且抒写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具有很多的自传成份，塑造人物形象生动，时代气息浓厚，语言朴实，有乡土色彩。聂绀弩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 “我的小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小说，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我缺乏那种写小说的虚构能力，我只能写自己，而且是写许多年前的自己。” (周健强： 《聂绀弩和他的<绀弩小说集>》，1981年5月26日香港《新晚报》)
 绀弩的小说处女作《两条路》，写的是苏区生活，刻画了一个农村妇女桂英，参加革命以后，组织群众，打倒地主，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后来由于丈夫的愚昧，为反动派所杀害。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苏区农村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尖锐斗争的真实面貌，富有时代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邂逅》 (又名《一根棍子》)写的是“东征”路上的经历，刻划了一个平凡而又高大的普通士兵的形象，写作手法明显受到鲁迅《一件小事》的影响。《金元爹》则控诉了旧社会长工的苦难生活。
 《酒船》和《旁听》都是写的川江船上的生活场景和所见所闻。是作者乘船出三峡后的亲身经历。《酒船》中所刻划的那个天真小女孩的悲剧形象，留给人很深的印象，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比较成熟。
 

三、抗日战争时期在桂林和重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9月，聂绀弩与宋之的、马彦祥、贺绿汀、塞克、萧红、萧军等一起，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上海到了武汉。到武汉后，回湖北京山老家探亲，并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1937年10月从上海迁汉口出版)撰稿。《人与鲁迅》、 《游吕菊芬》、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母亲们》等杂文和散文，即作于此时，发表于同年和1938年初的《七月》上。
 1938年初聂绀弩与艾青、田间、李又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对于这一段经历，聂绀弩在《萧红选集·序》中曾经说过： “1938年初，同萧军、端木蕻良、田间及她，都在临汾的实际上是薄一波同志作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而且住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说我们到了临汾，她们也从什么地方赶到临汾来了。她们一来就演戏，演过两次(即一两日)戏，敌人(日军)就从晋北南下来了，民大就搬家，缩小，我们这几个尚未上课的手无寸铁的所谓教授之类，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渡河，去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我还同丁玲到延安去打了一转，回西安后不久，我就单独回武汉去了。”
 1938年3月，绀弩在西安时，与萧红、端木蕻良，协助塞克集体创作了三幕话剧《突击》(载于《七月》第12期)由他们口述，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陈正清、何慧等笔录，写一幕排一幕，三月底公演三天七场，场场客满，轰动一时。此剧反映了山西前线军民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聂绀弩从延安返回武汉时，已值秋天，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吴奚如同志，被介绍去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编副刊《团结》十天;后又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去皖南云岭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并负责编辑军部综合性大型刊物《抗敌》(该刊主编为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文艺部分。聂绀弩在《抗敌》上发表的作品有长诗《收获的季节——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而作》以及短篇小说《山芋》等。
 是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聂绀弩与李一氓、徐平羽、彭柏山等同志发起，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陈家祠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主持大会，聂绀弩作了《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报告，会后还演出了田汉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第二幕和第四幕。
 1939年，聂绀弩随丘东平等去陈毅的第一支队司令部，得识陈毅。
 1939年冬，绀弩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离开新四军到金华。在邵荃麟、骆耕漠等合编的《东南战线》被禁后，绀弩主编了两期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后也被禁。
 绀弩在金华时间很短，却创作和发表了短篇小说《风尘》、《夜戏》、《弟弟》;杂文和散文《仔狗》、《在汽车上》、《小号兵》、《圣母》、《心祭》、《离人散记》(即《婵娟》)、《巨像》等。
 1940年4月，绀弩应桂林《力报》之聘，担任该报副刊《新垦地》主编。彭燕郊《聂绀弩在桂林》一文谈到： “绀弩是1940年4月间应《力报》之聘编该报的副刊《新垦地》，由金华到桂林的，《力报》是由湖南邵阳迁来桂林的。当时的创办人张稚琴和总编辑欧阳敏纳考虑到一个新创办的报纸，要在象桂林这样的文化城争取读者，需要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副刊，这个副刊必须由一位著名作家来主持。他们设法找到张天翼，由张天翼辗转介绍绀弩去。抗日战争前，绀弩在上海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以鲁迅先生为后援，成为当时著名的报纸副刊之一。他愿意去，《力报》当然是非常欢迎的。”(《学术论坛》1981年第4期)
 《新垦地》创刊后，便针对当时在大后方很有影响的一位老作家及其同行重弹“妇女回到厨房”的老调，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论战，短短几个月内，发表了几十位作者写的数十万字杂文，把有关女权问题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绀弩汇集这些杂文，编成厚厚一册《女权论辩》出版，并为该书写了一篇出色的序言(题记)。
 1940年8月绀弩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共同创办了杂文月刊《野草》。《野草》每期都有绀弩写的一至二、三篇杂文，用耳耶、萧今度、迈斯等不同笔名发表。《野草》在桂林出到1943年6月第5卷第5期时被查封。1946年10月1日又在香港复刊，不定期出版《野草》丛刊，至1948年底共出了11期，另有《野草》新集2本。
 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继承和发展鲁迅战斗杂文传统的杂文分支：一个是在上海“孤岛”时期由巴人、阿英，唐弢、柯灵、周木斋、列车等人形成的以《鲁迅风》、《译报·大家谈》、《文汇报·世纪风》等为主要阵地的杂文分支;另一个是由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等人以《野草》、《救亡日报》等为主要阵地的杂文分支。 (参见姚春树《论聂绀弩的杂文创作》，《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绀弩是《野草》中最重要的杂文作家。
 1941年春末夏初，绀弩被迫离桂林去重庆。9月又从重庆回到桂林，继续主编《力报·新垦地》，彭燕郊为助编。
 1941年10月19日绀弩参加了文协桂林分会在三明戏院召开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会上讲述了鲁迅的生平。
 11月15日桂林文化界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举行了文艺茶会。绀弩在会上讲了话，讲话的还有田汉，熊佛西、邵荃麟、宋云彬、杜宣、伍禾等。在当天出版的《文艺生活》月刊1卷3期上，绀弩还发表了《<女神>的邂逅——寿沫若先生五十之二》一文，以为祝贺。
 12月7日，文协桂林分会举行第二届年会，改选理事，绀弩被选为理事，并与洗群一起负责出版部工作。之后在1942年12月的文协桂林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绀弩又被选为理事。
 1942年春末，国民党特务又一次指明要《力报》辞退绀弩，绀弩与彭燕郊便一起离开了《力报》。绀弩在远方书店(新知书店)住了半年多，编辑了一期《山水文艺丛刊》，主编了文协桂林分会的《二九人自选集》。1943年春他又到了重庆。1945年曾在重庆编辑《艺文志》两期;编《真报》副刊《桥》三、四期。
 桂林和重庆时期是绀弩杂文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不仅量多，质也高，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杂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专横残暴，虚伪欺诈的本质，另一些杂文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对被压迫的妇女给予深切的同情，文笔犀利泼辣，讥刺中兼具幽默，艺术上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集有《历史的奥秘》、 《蛇与塔》、《早醒记》等。综观这一时期绀弩的杂文创作，有这样几个特点：战斗性比前大大加强;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能力都有很大的发展;艺术上日趋成熟，格调和形式都有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杂文艺术风格。
 和前期相比，这时绀弩杂文战斗性的加强，首先表现在尖锐而深刻的社会批评上。以《韩康的药店》为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桂林《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也被查封，在生活书店原址，国民党开设了一爿“国际书店”，门可罗雀，绀弩迅即以此为题材，写了有名的讽刺杂文《韩康的药店》，在《野草》上发表，被传诵一时。绀弩把汉代韩康开设的药店货真价实、生意兴隆，与恶霸西门庆开设的药店弄虚作假，生意萧条两者糅捏在一起，对照鲜明，影射讽刺国民党，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不发什么议论，故事本身就说明了“阎王开店，鬼不上门”的道理。
 在《历史的奥秘》里，以秦桧、岳飞为例，对国民党统治者发出庄严的告诫，如果不痛改前非，积极抗战，摆在他们面前的只能是汪精卫和托洛斯基的道路。《记周佛海》，通过人物议论时事，与《历史的奥秘》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如《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都是批驳当时沈从文和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的。《蛇与塔》集中许多杂文又都是通过对妇女问题的探讨，鞭挞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
 绀弩这个时期的杂文，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能力都较前期有很大的发展。对历史和现实视野开阔，观察力犀利，这可以《阔人礼赞》和《我若为王》两篇为例。
 在《阔人礼赞》中，对阔人的形象、心理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对这种人——即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极为鄙视，虽然他们“大摇大摆，气焰万丈”，作者讽刺他们“他每顿可以吞下够一万个人吃而有余的大莱” “死了更要造一座比房子更大的坟和足以开几个银行的殉葬品;遗憾的是不能把地球装进棺材里去。”过去我们常说这种人是“劳心者治人”，作者认为：那是不确的，他们既不劳心，也不劳力，才那么容光焕发。这是很深刻的见解。此篇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两者结合得较好，既有思想深度，又形象生动。语言也幽默风趣。如形容阔人来了： “如果你不看，你会以为他是一条蜈蚣，因为至少有几十双皮鞋同时在响，如果你看，又会以为他是笤帚星，因为他拖着几丈长的越远越大的尾巴——他的跟班们。”
 《我若为王》是一篇批评一切奴才或奴才相的妙文，也是批判信奉专制、独裁的蒋介石之流的妙文。作者设想“我若为王”以后的种种场景，可笑又复可悲，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害。作者描绘“我若为王”以后： “我将看不见一个人的脸，所看见的只是他们的头顶和帽盔。……我将所不见人们的真正的声音，所能听见的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对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多么有力的讽刺。这篇也是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两者结合得较好的。
 这时期绀弩的杂文，艺术风格日趋成熟，文思汪洋恣肆，笔下挥洒自如，泼辣兼具诙谐，多彩多姿。形式上也有很多创新，如应用童话式、寓言式、短剧式、对话式等来写作杂文，象《小雨点》那样的杂文，又象杂文中的散文诗，一则仅短短数十字，三言两语，却一针见血， 《扬威》一则，嘲讽以狮子老虎自诩的希特勒为“这吸同类的血，吃同类的肉的畜牲?”《喜雨》一则，讥刺帮闲文人为《金瓶梅》里的王婆等。
 桂林和重庆时期，绀弩还写了不少以抒情叙事为主的散文，文字优美，极富诗意，如《延安的虱子》、 《在西安》、《东平琐记》， 《怀曹白》、 《关于欧阳予倩》、 《记周颖》等，1943年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婵娟》，1948年上海文化供应社又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沉吟》，把这一时期绀弩所写的散文大部分都收集进去了。
 

四、解放战争时期从重庆到香港

 抗战胜利后，绀弩任储安平主编的《客观》杂志文艺附页编辑。当时适逢毛泽东同志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在重庆首次发表， ( 1945年11月14日刊于《新民报晚刊》)评论纷纭，褒贬各异，有些人任意曲解，不惜颠倒黑白，诬此词有封建帝王思想。围绕此词的发表和传诵，在重庆展开了一场斗争。绀弩是较早撰文正确阐述此词意义、批驳错误观点的一个。1945年12月，绀弩便针对《和平日报》副刊上刊载的董令狐的《封建馀孽的抬头》及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两文的错误观点，及时写了《毛词解》一文，发表于《客观》第8期，正确地阐释了此词的意义，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澄清了种种误解，与郭沫若的批驳文章《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一样，在当时的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46年3月至8月，绀弩进陈国良主编的《商务日报》编副刊《茶座》。绀弩在《茶座》上发表了杂文、散文、小说等近二十篇。
 1946年10月至次年3月，进《新民报》编副刊《呼吸》。在短短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绀弩即在《呼吸》上发表杂文近40篇。因所发表的杂文刺痛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绀弩被迫离开，副刊由中共地下党员张白山接编。
 失业了一阵，与孟超一道被聘为“西南学院”教授，两个多月后，因闹学潮，学院停办。绀弩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撤退去香港。
 1948年3月初，绀弩辗转从重庆抵达香港。正式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小组成员有张天翼、力杨、适夷、孟超、蒋天佐等，叶以群是党小组长。当时，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港九，等候全国解放后回内地，他们利用当地特殊环境，创办报刊，或将国内报刊移来出版，香港文坛一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绀弩精神振奋，一面为已在香港复刊的《野草》丛刊等写稿，一面又痛感自己的不足，埋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49年6月，绀弩回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会后赴东北参观访问。10月到武汉，曾在10月19日鲁迅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年底回到香港。
 1950年7、8月间，进香港《文汇报》任总主笔，每天写几段极短的《编者的话》，以讽刺美军侵朝的败绩，以后集成杂文集《寸磔纸老虎》出版。
 全国一解放，几乎所有的进步文化人都从香港回内地了。香港文坛冷落，已显得正不压邪，旧中国的官僚地主军阀之流及其所谓文化人、报人，都逃到这个避风港来了，他们跟在一些帝国主义的记者后面也办报刊，出小册子，制造各种谣言，污蔑新中国。绀弩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社论、杂文、编者的话，据理驳斥那些无耻谰言。
 绀弩在香港近三年，编辑出版的杂文集有《二鸦杂文》、《天亮了》、 《海外奇谈》、 《血书》、 《巨像》等;另外还出版了新诗集《元旦》及短篇小说集《两条路》。
 《血书》主要收录了绀弩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杂文。他在《序》中说： “主要的是对于旧世界的政治现象和执政者的一些讪笑，讽刺，挞伐。归结于‘血书’者，一面表示以赤诚写出，并无批评家认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书’所谈的对象，和那些东西作一强烈的对比，以映出旧世界是如何丑恶。至于新世界来了，这种文章也该结束了，则是应有的余意。”书中《血书》一文，则热情洋溢地赞颂“土改文件是一部用血写的圣书”， “是自有思想革命以来最正确的革命思想的最辉煌成果，是那思想的实现的具体明晰的纪述。”
 可见绀弩对于旧世界是深恶痛绝的，加以讪笑、讽刺和挞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对新世界则是热情洋溢的赞颂。
 绀弩在香港发表的杂文，由于脱离了国民党的文化统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笔意往往变隐晦曲折为明快畅达。因为此时解放战争已取得胜利，蒋家王朝已经覆灭，国民党龟缩台湾一隅，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斗争。绀弩此时的杂文往往有一种革命的激情，磅礴的气势。如《自由主义的斤两》、《论白华》、《打倒爸爸》、《论万里长城》等都是。这在他仅有的一本诗集《元旦》中也有明显的反映。绀弩写于香港的两首长诗《论元旦——为一九四九年元旦作》和《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对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马列主义、对人民革命事业作了热情的讴歌，充满了激情，好似蓄蕴已久的泉水，飞流直下，绀弩在诗中欢呼人民的春天：
 现在，鳌鱼换肩了!/不!人民翻身了!/摔下肩上的重荷，/圣君贤臣们从历史上栽倒，沉落了!/人民要自己担负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历史!/……

如果说，绀弩在杂文中革命激情还比较内蕴的话，那么在诗中却是纵情歌唱了。
 这时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两条路》，收录了他写于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夜戏》、《姐姐》《山芋》、 《风尘》、 《天壤》等。思想和艺术都比“左联”时期有所提高。但也有一部分短篇小说尚未收进集子，如《后悔》、 《北邙》、《奇遇》、《在新加坡上岸》、《三嫂子》等。
 这时期绀弩还学习鲁迅笔法，写了四篇故事新编——短篇历史小说： 《第一把火》、《鬼谷子》、《季氏将伐颛臾》、《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即《德充符》)。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五、建国以后在北京

 1951年绀弩从香港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至1958年初，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绀弩负责整理出版《水浒》。他自学成才，却从不持才自傲，他和古典部的同志们，以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广采博纳，校勘了各种版本，比较其异同，辨别其真伪，不到两年时间，就正式出版了《水浒》七十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祝贺。
 绀弩对《水浒》这部古典小说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曾到江苏兴化等地，调查《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材料，在1953和1954两年，陆续写出研究论文《<水浒>是怎样写成的?》、 《<水浒>的影响》、 《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水浒>故事的发展》、 《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关于<水浒>的人物和故事》、 《<水浒>的繁本和简本——复施明德的一封信》等六篇，发表于各报刊。
 此时绀弩参加了《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对《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兴趣，曾于1954年和1955年在《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发表《论钗黛合一论的思想根源》和《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两篇论文。这以后，绀弩基本上停止了杂文的写作，转向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
 1955年，绀弩自选的《绀弩杂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初，绀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虎林县农垦局八五○农场劳动。此后二十多年，绀弩处于严重的逆境之中，难以参加文学活动，但他仍以顽强乐观的精神，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旧体诗词，现已辑成《三草》和《散宜生诗》两书出版。
 1960年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1967年1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绀弩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1962年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连续发表《读〈聊斋志异〉》七篇。
 “文革”中，绀弩因传了几句触犯江青、林彪的话，以“现行反革命”被捕，先拘留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后转到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当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解往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绀弩逾花甲之年，无辜罹十年铁窗之难，他把监狱当成学堂，埋头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把四卷《资本论》通读了好几遍。绀弩写有《怀监狱》( 1981年8月17日—20日香港《大公报》)一文，真实地反映了他在监狱中的学习生活。
 1976年9月，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战犯”时，绀弩被“宽大释放”出狱，11月回到北京。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对绀弩的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对绀弩错划的“右派分子”，恢复党籍、级别、工资、名誉，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是年冬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全国作协常务理事。1980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继续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绀弩年已八旬，身体衰弱，经常住院，却依然精神振奋，笔健如昔，重返文坛以后，常有回忆录、旧体诗词、研究论文及评论文章等新作问世，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功力深厚，独创新意，文辞优美，尤为人所称道。
 绀弩自出狱以后，写了不少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亡友如冯雪峰、邵荃麟、老舍、伍禾等的诗文。也发表了《哭周总理》、《挽陈帅》、《挽贺帅》等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以寄托哀思，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近年来经绀弩自选或结集出版的作品集有： 《绀弩小说集》(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聂绀弩杂文集》( 198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绀弩散文》(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草》(旧诗集，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诗》(旧诗集，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另有约60余万字的作品，尚待搜集整理，结集出版。
 建国以后，绀弩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旧诗词的创作。在这两个领域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和《散宜生诗》两书，就是明证。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是绀弩30年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它的全部，但从所收11篇论文来看也是具有创见的。其中论《水浒》的有5篇，谈了《水浒》是怎样写成的;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步提高的;《水浒》的影响;《水浒》的版本斗争以及论《水浒》的繁本与简本。对《水浒》的写作过程、思想性和艺术性、版本斗争等，绀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弄清楚《水浒》的繁本与简本孰先孰后，谁出于谁，绀弩逐一考证了《水浒》的各种版本，把繁简两本的异同及由各种异同可以看出的先后问题作了详细说明，证实了鲁迅先生提出的简本是“草创初就”，繁本是由简本加工而来，批驳了胡适等认为简本由繁本删削而来的错误见解。
 谈《聊斋志异》的也有5篇，介绍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性、思想性; 《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八股以及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
 谈《红楼梦》的虽然仅收了1篇，但分析宝钗、袭人、秦可卿、尤三姐等四个主要人物时，却很有创见。作者说： “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 《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不写秦可卿、尤三姐是洁白妇女，才更具有多方揭露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意义。不说别的，只从关于四个人物的塑造上看， 《红楼梦》真有它的不可及处。”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
 《散宜生诗》收录了作者二十多年来的绝大部分旧体诗作二百多首，分“北荒草”、 “赠答草”、 “南山草”、 “第四草”等四辑。为什么写起旧体诗来?作者还有一段趣话，叫做“奉命作诗”： “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这回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我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大概因为越在文坛之外，越是只认为旧诗是诗，其中有传统、习惯甚至与民族形式，旧瓶新酒之类有关。我已经五六十岁了，虽参加过军队生活，却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都是我想写或能写的。领导不教写，还想偷偷地写，何况强迫要写?于是这一夜，我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如果有所谓奉命文学或遵命文学，我的旧诗，开始时就是这种文学。”(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
 至于对绀弩旧体诗作如何评价?胡乔木同志在《散宜生诗·胡序》中，作了很正确的概括： “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的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1984年5月于上海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