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欧阳山是被称为“左联”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却远在大革命时期就相当活跃，显露出卓越的才华了。他的作品一贯以强烈的创作个性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以及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尝试，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欧阳山又在一条崭新的道路上坚持为工农兵群众创作，成为我国现代和当代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

人生旅途的飘泊者

 欧阳山原名杨凤岐，又名杨仪，1908年12月11日出生在湖北古城荆州(今江陵县)的一个不知名姓的贫民家庭里。生身父母由于家境过于穷苦，几个月后把他卖给一户姓杨的人家。杨家是广东人，没有孩子，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起了个乳名叫“烊”。 “烊”与杨姓同音，是取意把他熔化过来的意思。
 欧阳山的养父杨鹤俦是个小职员，曾在小机关里做出纳，然而常常失业，赋闲在家，生活也很窘迫。但他对自己的际遇并不甘心屈服，抱着“确信自己迟早必会发财”的幻想，决心要到各地去闯闯运气。于是他走郑州，上北京，去西安，下镇江，闯上海，四处择地谋生，最后回到广州。一家人也就这样随着他飘泊了大半个中国。可是他并没有在广州居住多久， 当发财的美梦破灭以后，就独自跑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城隍庙卖字，在同乡开的小旅馆里帮闲，做赌徒和其他各种没有名目的杂事，继续去寻找他的“幸运”，而留下欧阳山的养母在广州整天与疾病和药材打交道，欧阳山也就过着乏人管教的顽童的贫困生活。这种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使欧阳山在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便置身在一个广阔无边的天地里，看到无数光怪陆离的现实图景，在幼小的心灵中储满了对旧社会的黑暗混乱和炎凉世态的极深印象;也使他相当广泛地接触和熟悉了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除了一般的市民和劳动者以外，什么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他们有北京小公寓的卧病失业者，有嫖赌诈骗的无赖汉，有红脸孔、手执长棍的骡轿夫，有在山脚挖洞、做旅店业的老板，有画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墙上放马的夫卒。”还有“卖青菜、咸鱼、花生和其他各种粗贱东西的小贩子。私娼底弟弟。学唱花旦的年轻戏子。木料铺、米店、酒肆底学徒。以斗蟋蟀和斗画眉鸟为生的回教徒。 说书讲古，卖蟹，变戏法，卖假药，玩蛇等的流浪汉，被战场咬伤了吐出来的退职兵和衣裳褴褛精神颓丧的老警察。我听得更多了，很不费力地能够分辨出他们底嗜好，骂人的习惯，被不同的人使用的各异的鄙语……大家共同地高兴，共同地愤怒，一道玩笑，一道打架，我自己的姿态逐渐地溶化而消失了。” (欧阳山《我与文学》)各色的人物，各样的生活，各种的思想，都纷至沓来，杂陈在他的面前，大大丰富和开阔了他的视野。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欧阳山小时候常常爱听养母讲述各种神话和故事，即使是残缺不全的，他也听得津津有味，并生发出许多遐想来。可是渐渐地他不满足了，他向往着能够打开人类知识的大门。1915年，欧阳山停止了流浪生活，跟养母在广州定居下来。起初舅父和养母曾商量叫他去做小贩，又想让他到当时广州大新公司天台游艺场的影戏院做“领位人”的小伙计，后来终于还是让他进了一所小学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在那几年时间里，他凭着学来的粗浅文字知识，断断续续地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譬如什么《封神榜》、《三国演义》和其他一百几十种石印的神怪武侠小说。有时还读到些鸳鸯黑幕派的小说、 《少年杂志》和童话。小学快毕业时，他又从《玑司刺虎记》开始，牛吃牡丹似地咀嚼过好几十部“林译丛书”。1922年9月，欧阳山考入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他更象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贪婪地阅读了大量有关心理学、哲学、文学、美学、生物学等读物，并如饥似渴地把鲁迅、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人的作品当作日夜捧读的功课。在外国作家中，他则喜欢读莫泊桑、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歌德、辛克莱、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为欧阳山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高尔基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对欧阳山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欧阳山在学校勤奋好学，见闻广博，善于独立思考，又聪敏过人，很快在学生中初露头角。为了学到更多东西，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间房子，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消磨在学校的图书室里。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接触的人物跟书本上讲的内容加以比较验证，试图解答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疑惑。然而书本能够叫他着迷，有时又令他大失所望。他感到许多书本近乎虚伪和说谎。就拿他见过和交游过的那些下层人物来说吧，他们固然穷困、卑贱、粗野，却有高尚的人格，纯洁的灵魂，见义勇为的行动，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喜爱他们。可是教科书上从来不讲他们的好话，那是很不公平的。同样，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那也是极不合理的。于是欧阳山就时常跟那些接近他的同学讲述下层的劳苦大众，诉说“他们底重要，他们底世界之广大， 他们底可爱，强壮，勇敢，色调之浓厚。”与此同时，对于现实生活的痛切感受又触发了他进行文学写作的欲望。于是， 他便学着“用小小的故事底形式”，通过描写自己的切身体验， “给那些人物以较显著的光彩。”这样， “混合着文言、白话和广东话”，欧阳山“用自己的语调写了许多短的故事”，零碎地记录了他在人生旅途中飘泊流浪时所经历的见闻和结识的人物，并且一有机会，便把它“一篇一篇地读给”自己的亲友和同学听，以便了解别人的反映和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上均见欧阳山《我与文学》)这许多不成熟甚至幼稚的故事，便成为欧阳山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所做的最早练习。

步入文学创作的大门

 1924年8月，欧阳山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那时，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曾经给予他十分积极的影响，那种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与科学，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由，争取男女平等的主张，以及鼓吹文学革命等等，使欧阳山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原先寻求解答的对于现实人生的许多问题，他渴望追求的新思想新认识，一下子都在这里得到相当的满足。于是他用凡鸟做笔名，开始在销行全国的上海出版的《学生杂志》上正式发表文章。
 欧阳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篇短论，题目叫《白话文与新文学》。文章正确指出了新旧文学的界限，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性质，因此必须警惕那些利用白话文的形式去贩卖旧思想、旧文学的罪恶勾当。接着，他又在该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那一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歌颂青年的反抗斗争精神，反映出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和改革现实社会的强烈愿望。小说的主人公密斯李是一个热心从事妇女运动的女学生，她决心为反对丑恶势力、争取妇女的光明前途而努力奋斗。但是她的父亲却封建意识浓厚、思想顽固保守而又秉性急躁粗暴，他误以为女儿有见不得人的男女私情，不由分说硬是把她逐出家门。可怜的姑娘不久便在外面染病死去。小说借“我”和y君的谈话对旧社会虐杀无辜提出了沉痛的控诉，可是又深感旧势力压迫的沉重和改革社会的困难，不知道光明的出路在哪里;作品涂抹着相当浓厚的感伤和悲观的色彩，反映出作者在开始探索人生和社会问题时的苦闷和彷徨的思想情绪。
 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极大地增强了欧阳山搞文学的兴趣。但是他也深感自己的幼稚和不足，因而求知欲更加强烈。1925年夏天他到了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并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教导。可是他在香港印刷厂做刻字工匠的养父突然失业，断了经济来源，他只好折回广州。这时正值大革命高潮，欧阳山就一边继续念高中，一边参加省港大罢工的革命活动，到韶关、新会等地去做唤醒群众的宣传工作，帮助香港罢工工人组织夜校，办识字班，上政治课。后来他离开学校，到当时正在准备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先后做过中尉、上尉宣传科员和少校编纂股长等职。1926年春天，他邀约赵慕鸿、冯慕韩等十几位同学和朋友，组织了“广州文学会” ， 主编《广州文学》周刊。因为广州原先的其他文学刊物那时几乎都停刊了，所以这份《广州文学》虽然很小，但在当时的广州来说，就算是唯一的文学刊物了。这时欧阳山才十八岁，不仅显露了文学的才华，而且表现了组织的才干;适逢郭沫若来到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长，他对这份刊物也给予肯定和鼓励。他还帮助欧阳山进了中山大学预科二年级当旁听生。不久，郭沫若参加北伐离开中大，欧阳山对旁听的功课失去兴趣，半年以后便专门搞他的文学活动和写作小说去了。
 欧阳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是用罗西的笔名在《广州文学》周刊上开始发表的，次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作品通过描述一个恋爱故事，用象征主义手法说明主人公的青春和爱情，就象曾经盛开的美丽玫瑰一样，但在黑暗的生活环境里，再鲜艳的花朵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无情地凋谢了。接着作者还在香港出版了诗集《坟歌》、诗与小说集《仙宫》等作品。这些作品和《玫瑰残了》一样，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过去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的罪恶，诉说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忧郁与苦闷，以及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和对革命的幻想，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丑恶现实的愤恨。在艺术上，往往爱用第一人称手法，加强抒情气氛的描写，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呈现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然而欧阳山这时对文学上的许多问题，还是弄不清楚的，他的文艺思想和艺术倾向也是比较混杂的。最初他受郭沫若和创造社的影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见解，稍后又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以及语丝社的影响，赞成“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但是这两种影响又不是“完全分割开来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经常有反复的”，甚至“有时两种艺术观在自己脑子里互相搅缠和斗争”，无法分解。 “因此，我有时喜欢写追求个性解放，自我表现的东西，有时也客观地写些反映社会上贫苦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当然这种描写也只能是站在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的立场上去写，这种作品，只是对旧社会的一种愤怒的控诉，一种不平则鸣的呐喊，但如何改变这种贫穷的生活，出路何在，我是看不清楚的，也是指不出来的。”(欧阳山《光明的探索》)
 1927年1月，鲁迅先生来到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教授兼教务主任，这使欧阳山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很快就前去向鲁迅请教。这时尽管欧阳山已经不到中山大学注册旁听了，但鲁迅先生每次讲课他都一定去听，并且深受教育与启发。在鲁迅的鼓励和支持下，欧阳山等人决定把“广州文学会”扩大为“南中国文学会”，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联合更多的文学青年。在3月14日召开的“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座谈会上，鲁迅应邀出席指导，帮助他们认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意义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勉励他们要多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物，要多写东西，多读有益的书，并赞成和支持他们办《南中国文学》杂志。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 “南中国文学会”虽然被迫停止了活动，筹办中的杂志也跟着流产了，但鲁迅对欧阳山等人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七月下旬，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鲁迅先生利用市教育局举办的夏期学术讲演会，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的关系》的著名讲演，用借古讽今的办法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极其巧妙地抨击了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欧阳山为这个讲演作了出色的记录，并尽量保持了鲁迅讲演时的语气和神态，后来交鲁迅修改发表。鲁迅在广州的日子，欧阳山经常直接受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教导，得益是异常丰厚的。

探索光明的足迹

 1927年国民党发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 接着又残酷地镇压了广州起义，造成了两次白色恐怖。欧阳山感到在广州非但不能搞革命活动，甚至连搞文学创作也不成了。这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在上海出版，便于1928年初去到上海。但他一时写不出稿子，在上海无法生活，只得转到南京借住在叔叔家里。为了生活，他一边拚命写作，一边把稿子寄到上海的书店求售，不久便回到上海。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一连出版了六、七部小说，并开始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从此成为职业小说家。
 这期间，以创造社为中心在上海发起了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欧阳山也受到它的影响。但他还没有学习马列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又不了解，因此他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他在这时期的主要作品，如长篇小说《桃君的情人》、《莲蓉月》、 《你去吧》、 《爱之奔流》、 《蜜丝红》以及短篇小说集《再会吧黑猫》等等，基本上与他在广州早期的作品一脉相承，大多数仍然以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为题材，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以及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其中虽然也不乏以广州大革命前后的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或描写主人公最终摆脱爱情的纠葛和苦闷，表示要投奔到革命的工作中去;或者由于环境所迫，忍痛离别恋人，到上海去流浪，作者都试图探索他们走向光明的道路，但这种带着当时流行的所谓“革命加恋爱”的故事，与现实生活有着较大的距离，并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某些自然主义艺术倾向。
 从1930年到1931年间，欧阳山先后转到南京拔提书店和上海正午书局当编辑，并主编正午书局出版的《每月小说》。这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百业萧条，出版界也受到严重摧残。欧阳山不但为个人的前途和文学的出路感到困惑，而且从战乱的无数血淋淋的事实中，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叛变革命和投靠帝国主义的本质，深为民族的危难和国家的前途担忧，进一步启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出路问题的思索。这时他在南京结识了张天翼、胡风以及南京中央大学革命学生韩起等人，他们便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出路和革命前途。为了探求革命真理，欧阳山开始阅读当时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著作，研读有关介绍苏联社会情况和文学的书籍，如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汗诺夫的《艺术论》等专著，还按期买来美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机关报《新群众》以及其他英文小册子，从中学习革命的知识。不久他们又自费办了一个叫《幼稚》的周刊，取名英文“青年”的音译，由欧阳山主编。他们通过这个刊物刊登自己的作品和评论，发表对中国文艺的见解，并传播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观点。他们还经常到玄武湖畔的北极阁上，秦淮河中的游艇里，谈论革命的道理，抒发个人的抱负，描绘各自的理想。他们热烈探索光明的前途，无限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又不知道光明在何方，寻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仅仅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和文学的圈子里做一种光明的探索而已。”(欧阳山《光明的探索》)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探索，欧阳山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开始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他的作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时他一方面把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叙写成好些散文作品，也融汇到一部分诗歌和短篇小说中去，如短篇小说集《流浪人的笔迹》、《钟手》、 《光明》、 《人生底路及其他》，诗与散文集《杂碎集》以及散文集《世界走得这样慢》等，除了其中收录少数以前的创作外，很多是以欧阳山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有的就是作家的自我写照。这些作品描述了作家过去那些坎坷的旅程和苦难的遭遇，也记录了下层人民的不幸和他们可贵的品质，反映出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苦闷，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执着和向往。同时，欧阳山又写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和赞颂下层人民美好心灵的作品。短篇小说《两个没有灵魂的人》(收在《流浪人的笔迹》中)，描写两个被人轻视的叫化子，偶然得到了一点意外的款子，他们原先准备拿去自己使用，后来却用来帮助一个穷困而生病的妇人。可是当他们枉死了的时候，邻人不但不替他们悲哀，倒说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人”。作家对黑暗的社会和不公平的世道提出了沉痛的控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欧阳山还写了反映工人斗争的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作品描写贫苦女工阿菊在纺织工会的帮助和教育下，逐渐提高了觉悟，领导了布厂的罢工运动，挫败了厂主的阴谋。虽然她被捕入狱，但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作品尽管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描写也较粗疏，复杂的生活被处理得简单化了，但是作家已经有意识地开拓了自己的创作题材，把笔锋转到直接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表现出工人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抗争上来，说明了团结的力量，在当时具有颇为进步的社会意义，标志着欧阳山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思想都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劳苦大众而写作

 1931年11月，欧阳山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下，回到广州开展革命文学活动。他先在大德、中华等电影院担任编辑，不久与龚明、赵慕鸿、草明、梁植涛(易巩)等人于次年9月秘密组织了“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对外的公开名称则叫“广州文艺社”和后来的“大家新闻社”;除出版刊物外，还组织和参加许多秘密集会、学校读书会，与当时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文艺运动密切结合。同时为了动员全广州作者推进南中国文学运动，欧阳山又代表“广州文艺社”联合许多进步的文艺社团和学校读书会，共同成立了公开的“广州作者俱乐部”，后来又参加“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并负责这一组织的领导工作，把南中国的革命文化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欧阳山以“广州文艺社”为核心，主编出版了《广州文艺》周刊。欧阳山的笔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使用的。他利用该刊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并开展粤语方言文学运动，创作通俗易懂、启发群众觉悟的大众文艺，努力为工人、农民、店员、市民和学生服务。因此， “广州文艺社”的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周刊在1933年上半年出版到二十多期时，便被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发行。但由于他们的社团和出版物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所以他们不久又改名出版《新地》，以及用“大家新闻社”的名义出版《大家新闻》，但也都先后遭到查禁，国民党警察局并下令通缉和追捕欧阳山等人。不过欧阳山当时就在反动派的眼皮底下活动，反动军警也无法把他抓到。后来欧阳山在革命同志和群众的掩护下，于1933年8月同草明秘密离开广州到达上海。敌人失去追捕的主要目标，便施展阴谋，设下圈套，在海员工人罢工运动中诱捕和枪杀了龚明，梁植涛也被长期投进了监狱。此后欧阳山在上海使用的笔名龙贡公、明长照、龙韵、亦拱、易巩、张招以及梁戈白、梁韵松等，都是由龚明(原名龚长照)和梁植涛的名字引申出来的，用以表示对革命同志的敬意和怀念。又因龚明原是梁植涛在南海中学的老师，因此欧阳山在1938年通过郭沫若设法营救梁植涛出狱后，还把“易巩”这个笔名送给梁植涛，易巩同志(现任广东《作品》副主编)就一直把这个笔名沿用了下来。
 《广州文艺》以提倡粤语方言文学为旗帜，是在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在《广州文艺》的创刊号上，欧阳山用类似社论的形式，直截了当地“正式提议用广州话开始创作各种文艺作品”，并“请广州作者全体动员”，来讨论这一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罗西《请广州作者全体动员》)。接着龚明(笔名宋屏)、赵慕鸿等人也发表重要论文，详细阐述“倡议‘粤语文艺运动’的动机，是因为广东一般民众对于国语文艺不能鉴尝，不能创作，……使新文艺有效地大众化，我们必须先将形式表现的文字和粤语成为言文一致。”(宋屏《复兴广东文化》， 《广州文艺》第五期)也就是“为的使文学在广东大众化，所以要提倡粤语文学。”(慕鸿《粤语文学底根据和目的》， 《广州文艺》第五期)自然，他们对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深，主要停留在用方言创作来实践大众化的认识上，如说“我们一致认为文艺工作大众化的问题最先而且最主要的是语言的问题——文学用语的问题。”(欧阳山《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对提倡粤语文学从理论到创作也还有许多困难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但他们希冀有更多的工农群众能读得懂自己的作品，决心抱着“不怕错误，错了再改”的精神，毫不迟疑地把粤语文学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他们尝试创作了一系列用广州话写作的革命大众文艺。其中较早的就有欧阳山的短篇小说《跛老鼠》、《懒理》和诗歌《唔算出奇》(笔名吉星)以及署名草明原作、罗西粤译的短篇小说《苏妹点样杀死佢嘅大老》等等;此外，还出版了欧阳山用胡依依笔名写的《单眼虎》等粤语中篇小说，也都是颇有影响的。在这些作品中，欧阳山的眼光已经从知识分子的忧郁哀愁，从某些个人遭遇的不幸，转到面向广阔的社会，着重描写工人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愤怒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抨击反动当局的凶残和罪恶，唤醒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自己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而斗争，具有相当积极的教育意义。同时，这些作品又注意吸收和采用群众熟悉的广东民间文学形式，并尽量运用群众的日常生活口语，努力做到通俗、浅显、易懂地宣传革命的道理;作品虽然比较粗糙，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比较真切地表现出广东的风土人情和地方色彩。这样， 《广州文艺》除了早期几篇文章外，其余所有文字和作品，都是用广州话写成的。这些作品受到工人、店员、市民和学生群众的欢迎，并且广泛地传播到工厂、商店、学校、农村和香港、澳门、南洋以及旧金山等地，发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鲁迅先生的旗帜下

 1933年8月，欧阳山到达上海后即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左联”小说研究委员会工作，并担任“文总”宣传部长，又与杨骚合编《作品》月刊。从此，欧阳山不但受到党的领导和教育，而且得到鲁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在鲁迅先生的旗帜下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贡献力量。
 欧阳山参加“左联”后的创作，无论思想水平和艺术造诣都有很大的提高。他除了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小说、速写、散文以外，还出版了七、八部中、短篇小说集，把他的笔锋伸向复杂的社会生活深处，写出了时代的苦难和动荡不安，表现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抵抗斗争，比较集中地显示出欧阳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点。
 首先，欧阳山的作品始终以描写广东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勾勒出广东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仅以结集的作品而论，就有表现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纪念沙基惨案的短篇集《七年忌》，也有控诉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广州人民的中篇小说《鬼巢》;有反映劳苦大众凄惨生活和顽强挣扎的小说集《生底烦扰》、 《梦一样的自由》和《失败的失败者》;更有描写广东水灾造成遍地泽国、农民流离失所的惨状的中篇小说《崩决》;此外，还有抒写封建专制和旧习俗对人们的摧残和迫害的中短篇集《青年男女》等等。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现实性和战斗性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当时处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之下，某些作品(如《鬼巢》)不能不采用一些隐晦曲折的形式，但总的说，革命现实主义的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35年欧阳山给鲁迅主编的秘密刊物《木屑文丛》写了短篇小说《心的俘虏》，描写国民党士兵被红军游击队俘虏后，逐步改造成为新人的过程，在当时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
 其次，欧阳山的作品注重刻画下层人民的高尚品质和顽强的生活意志，反映劳苦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七年忌》和《崩决》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七年忌》记述七年前的1925年6月23日，广州酸枝花梨工会青年木工倪大德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沙基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情景，以后他的同伴工友就象儿子一样对待他的母亲倪三太，并于每年的忌日都陪送老人到工会一起祭奠牺牲的难友;虽然在第七个忌日那位革命工友失踪了，工会也被查封了，但烈士的母亲始终记挂着国家抵抗外敌的大事，相信那些热血澎湃的工人还会回来。这个集子的其他短篇，也都表现了工农大众在生活的重压下备受洋人、资本家和财主的欺凌以及他们的痛苦挣扎和愤怒的抗争。《崩决》写的是三十年代广东西江大水造成的一次特大水灾的惨状：洪水吞没了整个维化村，周围近百里也都成了泽国，有钱的人早已逃进城里了，只剩下穷苦无告的农民与无情的水患、饥饿、疾病搏斗。他们起初还期望官府的赈济，结果落空，只好流离他乡。然而地主、商人和乡团武装却处处拦阻他们，女人被抢走了，男人被打死了，最后他们被迫联合其他灾民，冒死冲向平流镇，夺来粮食和枪枝，成为三水、高明、肇庆、云浮等县闻名的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作品较为深广地展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图景，并把劳苦大众求生的愿望引导到对现实压迫进行殊死的斗争上，无疑是对旧社会的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崩决》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第三，在艺术上，欧阳山的作品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物刻画见长。他的小说大多是以一幅幅生活画面串联起来构成的，其中也不乏曲折的情节(如《崩决》、 《鬼巢》)，动人的故事(如《青年男女》)，但作家的着眼点在于刻画各种人物的鲜明性格。他往往截取许多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把人物放在几个不同的场景上去描绘，显示出形象的独特个性，甚至连周围的景物也赋予性格化。因此欧阳山作品里众多的人物显得真实、生动和多采。不过，生活断面的各个场景之间的联系，有时不够自然紧凑，使得结构稍嫌松散，甚至有时造成情节之间的过分跳跃，加之语言句式比较“欧化”，也给人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
 关于欧阳山作品语言“欧化”的问题，曾经有人执此一端，对他的小说加以指责，这是不恰当的。但欧阳山当时对“欧化”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他承认他作品里的“文字是相当欧化了的”，但其原因是“要补救中国文字底空疏浮泛，以及在运用上的科学性底缺乏，文法上的颠倒简陋。”(以上均见欧阳山《“生底烦扰”序》)因此他不仅认为“文学用语欧化有必要”(龙贡公《文学用语欧化有必要》)，而且进而强调“与其恭维新文艺作品已经过于欧化，还不如责备他们还欧化得不够。”(欧阳山《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流传。
 这一时期，欧阳山还和方之中合编《夜莺》，与周而复合编《人民文学》，与张天翼合编《现实文学》，与丘东平合编《小说家》等等。欧阳山除了办刊物、搞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当时的文艺斗争。1934年汪懋祖秉承国民党右派的意旨妄图复活古文，欧阳山多次撰文给予严厉批判;1936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欧阳山则用龙贡公等笔名著文，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后来为了搞好“两个口号”论争双方作家的团结，欧阳山还利用他主编的《小说家》邀请双方有关作家举行多次座谈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欧阳山为丧失这位伟大的导师无限悲痛。在鲁迅的治丧活动中，欧阳山协助做了许多组织工作，还和巴金等人抬着鲁迅的灵柩入葬，在出殡队伍中他掌执“鲁迅先生丧仪”的巨幅横额，走在最前面。这些都寄托着他对鲁迅的深情厚意。十多年来，欧阳山一直得到鲁迅的亲切教导和热情帮助，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友情谊和密切的交往。鲁迅给欧阳山写过二十多封信，其中有两封还是鲁迅在病重期间，于1936年3月18日和8月25日写的。鲁迅在这两封感人肺腑的回信中，热情地关心欧阳山及其家属的健康，赤诚地谈了自己的工作态度，并言传身教，以“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勉励欧阳山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正是鲁迅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思想作风，使欧阳山几十年来一直铭感在心，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鲁迅先生的道路前进。

反映人民抗战的意志

 1937年抗战爆发后，欧阳山于9月间回到广州，被举为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长，并先后担任广州《光荣》半月刊主编， 《新战线》周刊编委，广州《救亡日报》战地记者，长沙、沅陵《抗战日报》编辑等职务，辗转于广州、韶关、长沙、沅陵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欧阳山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湘桂黔等省，于次年到达重庆。欧阳山在抗战文艺工作中，荣幸地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与培养，于1940年7月由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山对抗战开始抱着满腔的热情，认为这将是使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新生的转机。他迅速参加了全国抗日总动员，并自觉地担负起用文学组织和教育工农大众的神圣使命。他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大众必将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和新生活的主人。因此，只有“以英勇的战士底新姿态出现在东亚战场上的武装工农大众”，才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坚强意志的体现者(欧阳山《抗战的意志》)。于是，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炮声中，他和丘东平、邵子南、草明、于逢等五位作家集体创作了中篇小说《给予者》。作品就是以这次上海抗战为题材，描写工人出身的抗日战士黄伯祥的故事，他不但屡次带伤作战，英勇杀敌，而且为了消灭当时入侵虹口的敌寇，忍痛炮轰了自己原来的家园，牺牲了自己的妻室儿女。作品塑造了一个以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而什么也没有收受的“给予者”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不可动摇的决心，并深刻地指出，只有“给予者”的献身精神，才能保证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茅盾当时热情地撰文向读者推荐这部小说，赞许它塑造的典型人物虽然“没有英雄的逼人的光焰，然而他就是抗战意志的化身。”(茅盾《给予者》)在抗战初期， 《给予者》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热情，无疑是获得了成功的。
 仿照着黄伯祥抗战的意志，此后欧阳山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去集中反映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英勇行动。《一个广州人的迷惑》动人地记述了失业汽车司机几经周折终于获准入伍开赴前线抗敌的经过;《好邻居》热情地赞扬了穷苦工人叶祥把他仅有的财物全部虔诚地贡献给了抗日的募捐运动;《愁城》描写了韶关皮鞋工场的工人准备用手中的劳动工具随时回击进犯的敌寇的决心;《扯旗树》则表现了中国抗日士兵维护祖国尊严、从容就义的崇高爱国精神……其他如《皱眉的射手》、《世代冤仇》、《洪照》、《人心》、《农民底智慧》以及剧本《我们八百个》、三幕剧《敌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日本侵略军的血腥罪行，歌颂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以及他们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动人事迹，对鼓舞人们抗战救国的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
 长篇小说《战果》是欧阳山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它通过一个农村孩子在抗战中转变和成长的过程，反映了农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抗日的强烈要求。小说描写广东一个偏僻山村的贫农孩子丁泰，他的父亲、叔叔和哥哥都为抗战当过兵，叔叔被打跛了一条腿，哥哥也在前线阵亡了，父亲又失了业，丁泰则被人断定为没有价值和希望的贱种。一天，乡长和团丁搜刮了一个流浪汉的大笔钱财，枪杀了流浪汉，又逼死了他的妻子;丁泰准备控告他们，反而被诬侵吞了流浪汉的钱财， 惨遭毒打。他被迫做过扒手，又协助过抗日宣传队做救亡工作，后来他流落到广州做擦皮鞋的小工，把所有的工钱和“义卖献金”所得全部献给抗日运动。这时敌机空袭广州，丁泰以自己弱小的身躯抵挡敌人扫射的子弹，掩护了在军服厂做工的流浪汉的母亲，用壮烈的行动证明自己短促的生命因抗战而获得了充分的价值。小说真切地反映了劳苦大众的觉醒和力量，说明抗战给他们带来的变化和新生，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抗战力量并没有受到重视和发动，作家对他们的遭遇和命运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和热切的关心。虽然《战果》也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对当时抗战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国民党政府中部分人的投降卖国路线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对抗战中的消极力量和黑暗面仍然是有所揭露和批判的。不过有些地方写得较为晦涩，语言仍然存在着“欧化”难懂的倾向。
 令人高兴的是，在当时文艺工作者再次提出文艺大众化和开展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影响下，欧阳山也积极提倡和创作抗战的大众小说。他说， “第一，我们的抗战需要这类的作品”去“发动民众，鼓动士兵”; “第二，人民大众底文化水准并不比七年前高出多少，他们依然不能直接阅读教人认识生活的新文艺作品，但他们需要认识生活比过去的任何时候更为迫切”;第三，为了扭转文坛上“说话的人多而做事的人少”的坏风气，自己要切实做点“大家都主张应该做的事”(欧阳山《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于是他用最浅近的白话文先后创作了《三水两农夫》、 《扬旗手》、 《英烈传》、《爸爸打仗去了》、 《长子》、 《第二家庭》、 《香港菠萝》以及《流血纪念章》等十多篇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品。欧阳山的这一努力，不但扩大了抗战文艺的影响，而且为他后来的创作走向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安排欧阳山等人从重庆转移到了延安。欧阳山先是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接着又担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置身在完全崭新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深感需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并“以学习的心得，对现实细心观察，对每一个生活现象研究又研究”，才能进入创作的过程(欧阳山《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他开始尝试写作了人物特写《马革同志》，记述一个革命干部的成长。
 1942年2月，欧阳山调进中共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5月即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伟大的整风运动。从此，欧阳山的生活与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他还不能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工农大众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不能真正为工农大众所理解;同时他那种“欧化”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又使他的作品在形式上不能普遍为工农兵所接受。虽然他也曾积极提倡和努力创作过大众化和通俗化作品，但也因当时处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受到诸多的限制和压迫，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在思想上真正明确了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这样两个根本的问题，同时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也进一步获得了新的认识。他决心遵照党的指示，投身到新的生活中去，描写新的世界，表现新的人物，努力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1944年夏，欧阳山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会议，采写了一篇人物速写《活在新社会里》，记述一个会纺织的老大娘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地去教别人纺织的故事。这位老人在旧社会里连个姓名也没有，大半辈子受罪、讨饭，几乎饿死。边区政府救活了她，在劳动生产中再次焕发了青春，不但当了一个合作社的纺织组长，而且还用她的全部力量帮助边区发展经济，成为新社会的真正主人。文章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生动，笔法简洁流利，写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鲜明对比。作品刊登在6月3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毛主席当晚读后，第二天清晨就给欧阳山写去贺信，要为他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对他的作品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还特别邀请他在庆祝党的生日那天，到主席住处作客细谈(见《毛泽东同志给丁玲、欧阳山的信(1944年7月1日)》)。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使欧阳山又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反映工农大众的火热斗争生活，走新的创作道路的决心。
 一个月以后，欧阳山离开中央党校，到当时边区树立的模范集体——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安家落户，担任合作社的秘书和助理会计。他生活在群众当中，替他们写字算帐，破除迷信，讲解政策和革命道理，帮助开路条，做杂工，提建议，出主意，搞评比，闹改革等等，什么工作都干;他又虚心向群众请教，老乡们也都高兴接近他，给他摆心事，找他商量解决问题。他还收集了许多在群众中的谚语、传说，为农民群众在劳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智慧所感动。这样，他认识的老乡多了，朋友也多了，对翻身农民越来越熟悉了，生活积累日益丰富了，思想感情也逐渐起了变化：他爱上了他们，常常为他们的成就高兴，也为他们的挫折而难过。这时，他象敞开了宽广的胸怀，尽情地吸收那从未得到过的丰富养料，他的淋漓大笔通向了生活的源泉。他一方面用短篇小说和速写、特写的形式，先后写出《黑女儿和他的牛》、 《成功的窍》、《人山人海》以及《柳林随笔》等作品，歌颂那些他在生活中亲切感受过的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迅速反映当时的现实和斗争;另方面，于1946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反映解放区农民干部艰苦地从事经济建设和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高干大》。
 《高干大》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农村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作品中的任家沟供销社，由于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思想僵化，造成经济亏损，几乎面临绝境。副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高大干)与任常有的教条主义和包办代替的作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大胆创造，把合作社经济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增办了纺织厂、运输队、医药社和信用社等等，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动生产、繁荣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作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具体面貌，并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合作经济发展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严重斗争。作品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赞扬，不但对当时的边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而且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也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作用。
 《高干大》成功地塑造了我国农村财贸战线上第一代优秀干部高干大的形象。高干大是1934年土地革命时期贫农出身的老党员，有着淳朴戆直的性格，对党和革命一片赤诚;为了要改变边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舍身忘我地工作。不但关心群众利益，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而且具有高度原则性，勇敢地同危害革命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封建迷信势力作斗争，切实地把合作社办好，深得群众的拥护。但他又不是个理想化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群众经济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仍然是农民”，可贵的是他在斗争中不断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缺点，如农民的狭隘意识，对鬼神还不能彻底否定，性情比较粗暴等，逐渐成长为人民的好干部。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人物性格，从而创造出一个概括了深刻时代内容和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典型形象。它较之当时解放区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显得更加深刻和丰满，有力地反映了解放区新人的成长。
 《高干大》在艺术上学习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并加以创造发展。作品的结构严谨，故事性很强，并以人物为中心安排情节，使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线索分明，首尾连贯;故事层层展开，斗争步步深入，一环紧扣一环，顺理成章地推向高潮，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人物也由少到繁，都具有自身的行动特点，既联结故事，又个性鲜明，活灵活现。作品的语言更是朴实生动，明快流畅，与描写的环境、人物、性格显得和谐一致;同时还注意吸收了陕北农民丰富的口语，形象性强，使作品更加增添了地方色彩。
 《高干大》的创作，不仅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实践《讲话》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也是欧阳山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作者在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小说出版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1948年华北地区还把它列为区级干部的读物;全国先后出版过十多个版本，解放后还翻译成俄、英、匈、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高干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部有影响的重要作品。
 1947年3月，由于蒋介石军队进攻延安，欧阳山随西北局机关转战陕北，随后调到晋冀鲁豫边区参加土改，次年担任华北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以及华北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华北文艺》主编，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彩笔描绘时代的风云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即调回广州工作，一直担任省、市的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领导，以及历届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1979年以来，欧阳山又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此外，欧阳山还担任了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积极从事繁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努力为党和人民继续作出贡献。
 在做好各项党政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欧阳山坚持深入生活和文艺创作。他曾多次到南海、新会、海南岛等地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帮助基层工作，因而，思想境界更为开阔，生活积累更为丰富，使他能够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这里有描写海南岛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中篇小说《英雄三生》，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中篇小说《前途似锦》，也有记叙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写《红花冈畔》;而短篇小说《乡下奇人》和《在软席卧车里》，则突出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颂扬了我党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作品，在刻画真实鲜明的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切中时弊地提出现实中尖锐的问题，不但在当时有着重要意义，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
 长篇巨著《一代风流》，是欧阳山建国后的主要创作成果。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作者就开始酝酿构思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动手写作。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已分别于1959年和1962年出版， 第三卷《柳暗花明》的前五章也曾于1964年第一季度的《羊城晚报》上连载;可惜已经写好待发的《柳暗花明》的其余全部书稿以及第四卷《圣地》的一部分手稿，共五十五章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遗失。1979年作家又以顽强的毅力开始重写，第三卷《柳暗花明》和第四卷《圣地》终于在1981年和1983年先后写成出版。而后，作家又克服视力模糊等困难，用口授录音方法完成第五卷的创作，定名为《万年春》，于1985年3月出版。
 《一代风流》主要以现代广州地区的人民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周炳这个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反映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壮丽的革命斗争生活，希图用三十年间敌我力量消长的过程，说明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作品主要围绕三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变化，生动地描绘出这一历史时期的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艺术地概括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历程，让读者看到当时具体而又色彩斑斓的时代风貌。特别是开头两卷的《三家巷》和《苦斗》，填补了我国文学反映二、三十年代南方革命斗争这一空白，有着突破性的贡献。同时，作品较好地塑造了周炳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极为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从小做过工，受过欺凌、剥削和压迫，但他又是知识分子，并且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踏上革命征途的过程是曲折而艰巨的，经过几十年奋斗，才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成为一代风流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有缺点的人，然而又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样一个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典型人物，在建国以来的文学中是独特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形象。至于其他的反面人物，大多塑造得栩栩如生，活龙活现。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故事生动曲折 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紧凑自然;人物描写鲜明细腻，传神逼真，不概念化;语言简洁明快，富有情趣，方言谚语的提炼和运用也恰到好处;而在民俗风尚、世态人情的描绘方面，也力求细微真切，维妙维肖。作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与时代风貌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使小说在精雕细琢中充分显出民族的气派。这些，都标志着作家艺术探求和艺术风格臻于成熟。
 《一代风流》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是在概括时代风貌和历史斗争形势的深度上，以及在表现革命气氛的强度上，不够深刻有力;描写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的笔力也较薄弱，使某些形象缺乏光彩。此外，在刻画周炳形象时，也过多地渲染了他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而对他积极向上的一面，则描写得比较空洞和缺乏生气。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一代风流》出版第一、二卷后，曾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讨论。这本来是对一部有影响的作品进行全面评价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后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出现某些上纲上线、不切实际的批评。十年动乱时，“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则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横蛮地将欧阳山及其作品，包括《一代风流》已出版的头两卷，一概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粉碎“四人帮”后，欧阳山及其作品获得了解放。关于《一代风流》的创作实践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讨论，涉及到当代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仍将是十分有益的。
 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生涯，已经度过了六十个革命的春秋。他总共创作和翻译了长、中、短篇小说集以及诗歌、戏剧、散文四十多部，另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的作品和文章，估计不少于九百万字，为我国的革命和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七十八岁高龄的欧阳山仍然精神矍铄，正在撰写有关回忆录，并着手整理过去的创作，即将出版一本《欧阳山自选集》和十大本的《欧阳山文集》，把他六十多年来主要的文学创作成果，比较完整地呈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