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风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蒲风是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该会最活跃的诗人。他致力于新诗运动，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十九册诗集和评论集，写了不少散文、小说、文艺评论，还有译诗。在创作中，他坚持现实主义，倡导诗歌大众化，运用多种形式来写：合唱体、传单诗、街头诗、朗诵诗、明信片诗、儿童诗、客音体方言叙事诗等。这些发自肺腑、闪烁着生命火花的诗篇约有一万八千多行，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勤奋和可贵的战斗精神!

一、青少年时代

 蒲风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911年9月9日生于广东梅县隆文乡坑美村，原名黄日华，学名黄飘霞，开始写作后用笔名蒲风、黄风、黄浦芳。九岁起在故乡坑美小学读书。1926年，到梅县学艺中学读书。是年春，国民革命军东征，迅速打垮了军阀陈烱明的部队，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与邓颖超同志在梅县东教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使听众受到很大影响。蒲风虽然年纪小，但也受到教育，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革命团体的活动，与进步同学上街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
 1927年1月，蒲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梅县革命运动风起云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梅县于5月12日暴动，实行武装起义，夺取了县政权。但由于当时党中央在陈独秀等人领导下，实行投降主义，加上组织联络没有做好，孤军作战，起义终于失败。蒲风自暴动失败后，回故乡隆文，参加共青团地下活动。这次暴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年之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记得好几年前的今天，在故乡起了小小的(?)变乱，那时一切一切都觉得新鲜活泼!一切一切都犹如春草之能欣欣向荣。谁知，几年后的今天，故乡还是二百年来遗下的故乡。……因为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逼得它不能不瘦癯，逼得它不能不童山朗木，还有，加以土匪丘八的光顾，它也是寝不安席，难于为生。”正因为这样，1928年他写下了《鸦声》一诗，反映了那大革命失败后，光明与黑暗继续搏斗的现实。他借着《鸦声》，把四处人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与日俱增的浪潮表达了出来： “我飞到东：/我看见恶人们在喜气洋洋。/但被压迫的大众，/却时常和他们作激烈的反抗。”他接着写飞到西、南、北各方和中部， “到处都有残酷的屠杀，/到处都有草菅人命的屠场。/但是，人们哟!新鲜的旗帜在飘扬!”诗人希望人们，不要被反动势力所压倒!
 蒲风十七岁时，到了印尼东爪哇玛琅其长兄黄春华处，仍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与战友胡一声、温士奇等人合作，办了油印的《狂风》等不定期进步刊物，团结一部分大革命失败后跑到印尼去的青年，坚持地下活动。并在雅加达、泗水等地组织了地下党，和新加坡的地下党也取得联系。翌年秋，地下党在雅加达和泗水的秘密联络点被荷兰帝国主义特务发现，战友温士奇等被捕。蒲风在1929年3月改写《扑灯蛾》一诗，激励人们要挺起胸膛，继续革命： “熊熊的火焰在燃烧，/无数的扑灯蛾齐向火焰中扑跳;/——先先后后，/没有一个要想退走! ”他描述的那些“为着坚持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不惜投身到“熊熊的火焰”里去燃烧的灯蛾的形象是很动人的。这时期的诗，大多发表在南洋《天声日报》、《大公商报》、《侨声日报》等报刊上。内容也多系反映大革命失败后人民不甘于屈辱，不断起来反抗的高涨情绪。《海上狂语》、《晚霞》、《火·风·雨》等诗都以满脸的热情，鼓励人们“不必悲哀、失望、吁嗟”，预示人们“由鲜红的血花里将建起新的明天，”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象烈火、狂风、暴雨，把窒息人的社会烧焦!把不平的宇宙推倒，把血腥的大地冲洗干净!
 1930年4月，蒲风从印尼回到家乡隆文。他在国外痛感华侨侨居国外受尽歧视和凌辱，更激发了爱国热情。回家乡的见闻，也使他感到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必须继续进行革命。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开辟新的生活道路，他到了上海这一革命烈火炽热的地方，先在浦江中学补习，后于9月考入“中国公学”文史系读书。课余经常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特别是鲁迅等的著作，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等的诗集和进步刊物，也听过不少著名作家的演讲。并坚持写作和记日记。此时他也产生了组织文艺团体的强烈愿望，常找爱好文艺的同学或同乡商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他和许多同学参加了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抗议日帝的侵略暴行。他从思想上认识到单纯在大学里读书或写作，是拯救不了祖国的，必须有进步组织的领导。后来，经同乡任钧介绍加入左联，经常在左联领导下进行活动，酝酿成立诗歌团体，站在时代的前列，做大众的良朋，做时代的喇叭，团结更多的诗人和作者， 以壮大新诗运动的队伍。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诗坛上盛行“新月派”、 “现代派”的诗歌，以“豆腐干”的整形诗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颓废迷惘，空虚没落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把诗的艺术形式引向了“格式化”、 “死胡同”!这种逃避现实，粉饰现实，歪曲现实，和大众生活距离十万八千里的现象。对一些找不到生活出路的青年，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为了廓清诗坛迷雾，提倡诗歌大众化，二十一岁的蒲风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诗友们，在左联领导下，于1932年9月，在上海发起和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其任务是研究新诗歌理论，创作大众化诗歌，批判过去的和介绍世界各国的新的诗歌。河北、青岛、湖州、广州等地诗人纷纷响应，先后组成了“中国诗歌会”的分会。蒲风负责联络各地分会和指导工作， “他过问一切、推动一切”。任钧曾经提到“假如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新诗话·关于中国诗歌会》)
 蒲风为人严谨，不说空话，对新诗歌运动是一个最热烈的倡导者，也是一个最积极的实践者。1934年，他在河北《新诗歌》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茫茫夜》，并以此为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茫茫夜》。他把较长期地生活在农村亲自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农民生活的破产，和要活要革命的情绪，用粗犷的笔调勾划出来。有时，还更进一步地刻画出变革后的新的农村的姿态。从表面上看农民虽然还象处在茫茫夜里，但我们的诗人已预感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是一定要继续起来造反的!于是，他饱和着革命的热情，呼喊着，鼓舞着人民起来反抗。在这集子当中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成功的《茫茫夜》、《动荡中的故乡》、《农夫阿三》、《地心的火》、《咆哮》等诗，都把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正义斗争，描绘和刻画得十分动人，使人读过之后，就好似那每一亩土地都在咆哮，每一座森林都在唱着战歌!
 茅盾曾把《茫茫夜》与林庚著的《夜》进行对比， 认为“同是‘夜’——黑沉沉的夜，诗人的兴感并不一样。” “同是青年诗人的第一次‘收获’，同是以‘夜’题名， 然且是形式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 “林庚先生的‘夜’是，像海一般的深’(《夜行》) ‘满天的乌云悄悄’(《月亮与黄沙上……》) ‘黄月如钩’( 《黄月之夜》)。蒲风先生的 ‘夜’却就不是那样寂寞，那样凄冷，他的是充满了风雨、雷鸣、闪电的夜。”他指出蒲风的叙事诗《跃跳·咆哮——一九三二年交响曲》“把1932年世界的动态，……都用他那刚健朴质的调子唱起来。自然这诗的技巧并不见得出色，可是它这气魄是雄壮的了，它这大胆的取材，是值得称道的。表现在这诗里的诗人的世界观和对于时代的认识，是广大而健全的。”(《诗人与“夜”》)正因为这样，诗集《茫茫夜》出版后，也得到郭沫若的肯定。
 我们分析诗集《茫茫夜》中农村题材的诗，就会发现蒲风有他的生活基础。其一是他童年时代生长在偏僻的山村，农民所饱受的忧患和生活在最低层的悲惨现状，都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二是家庭的影响。蒲风的父亲黄义文早年教过书，为人忠厚，性格刚毅，很受乡人爱戴。后因子女多，田地少，度日艰难，不得已赴南洋谋生，但到印尼后仅一年就病殁，时蒲风年方四岁;后来虽有长兄黄春华的接济，然家庭全仗其母赖秋传刻苦耕种，悉心照料。蒲风在提到母亲时，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的。他在明信片诗《今天，我们开始吃杂粮》中写道： “我的妈妈——这时候已将近七十/白发写满了她的慈悲/和对于苦痛的忍受，——/她是道地的一个农妇; /我从四岁起就没有受过父亲的好教养，/虽然我的大哥栽培了我，/我却也一半是吃蕃薯吃大的。/……我骨髓里有的到底是农民的本质，”这些诗句也从侧面说明了：蒲风立志为劳苦大众而歌唱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

二、坚定地走新诗大众化的路

 中国诗歌会成立后，曾得到鲁迅的热情指导和支持。1933年春，在《新诗歌》出版不久，诗歌会成员就把这个诗刊送给鲁迅，鲁迅看后赞道： “不错，别具一格”，他听了诗歌会成员的情况介绍，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意见。他指出当时新诗的大毛病： “就是别人看不懂。好象这样做，才是世界上的绝作。”他劝大家写诗只要“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大致押押韵，做到通俗、能唱、就有阵地。”(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作为中国诗歌会的骨干，蒲风是从鲁迅的教导中受到教益。1934年4月，当《茫茫夜》出版之初，由左联诗歌组负责人穆木天给鲁迅写信和寄上诗集一本，显然地，这也是蒲风想求教于鲁迅先生。蒲风还写信和把书寄给在东京的郭沫若，陈述自己对新诗歌如何发展的见解，请求他指教。郭沫若对这位年轻的诗人，给予热情的鼓励，指出： “所言之三条路很对” (蒲风《郭沫若》)。这“三条路”是什么呢?蒲风曾略为解说过：“1.创造新形式”;“2.旧瓶新酒”;“3.批判采用旧形式”。 “而三项中同时展开来干，但以第一项为主导。……为了第一项的完成，我们得借助于第二第三项，而且那时客观上我们也有必要那样去适应一般下层民众的要求。”(《“九·一八”后的新诗歌运动》)
 鲁迅、郭沫若等前辈作家的热情肯定和指导，更使蒲风坚定走新诗大众化的道路，而在主题方面，始终注重于现实。1934年春，蒲风的新作《小莉茜》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获得读者高度赞赏。他的老师陈子展教授(笔名于时夏)曾指出： “这样的好诗是十年以来仅见之作。” (《茫茫夜·序》)这首诗很快地流传到日本，由诗人雷石榆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封建的、包办的婚姻制度重压下的农村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他认为“世界也许会改变!”然而，这种状态一时无法改变。同年八月，他又写了《哭莉茜》，写了小莉茜的“忍饥耐劳”， “受冻勤做”等优点， “但是，了解你又那能单独的解救你?” “层层的悲哀，哪知道巳把你拖入墓地!”这是对农村封建残余势力的有力控诉!
 蒲风在这个时期还写了一些战斗性比较强的杂文如：《女人与狗》、《都市与墓地》等。更重要的是：年轻的诗人对新诗歌的创作和理论也开始作了探讨。他写了《所谓“现代生活”的“现代”诗》、《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 《李金发的〈瘦的乡思〉及其他》和《新诗歌的新路》等。其中《杨骚的诗》，对杨骚早期的诗作比较详细的论述，至今仍为读者所重视。

三、在茫茫的黑夜中追求光明

 在上海这个表面上繁华的都市里，蒲风看到的不是表面的现象。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分析： “生活是灰黯、阴沉、悒郁、苦闷、悲哀、惨戚……;另方面，生活又是公理、正义的探求，追求光明的战斗，慷慨高歌，勇奋杀敌， 严肃而积极。”(见《生活·自序》)面临着社会的黑暗，诗人追求的是光明，他的短诗《生活》是这样写的：
 　　两条轨/无穷的展开在前面，/当作轰轰的列车我前进吧。
 　　让西北风吹打，/穿过幽暗的隧道，跑上崎岖的山，/颓丧，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树木呵!
 　　什么，黑夜张开了她的翅膀?/什么，大地蒙上了薄薄的白纱?/——不要慌，加强马力前进吧!
 　　让列车永远永远擒住两条轨，/ 莫怕前面的无穷，难捉摸，/没煤燃烧时才是最后的终点哩!
 　　——啊! 这就是生活!
 这首诗在语言上还有不够精练之处，但通篇以火车行驶作比喻，形象鲜明，寓理清晰，格调明朗;感情激越高昂，诗句质朴有力，反映了作者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还反映在他1934年春夏写的一些短诗里。例如： 《不流泪的卢亚里》一诗描写了一个长年从事耕作的农民，在日机轰炸下，勇敢地坚强地站起来!
 1934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统治更为严重，他们不让中国诗歌会继续进行革命诗歌活动，逮捕了中国诗歌会的几个骨干成员，致使《新诗歌》月刊三、四期不能按期出版。诗歌会成员有的失踪了，有的胆怯退却了，有的失去了联系。但是蒲风却以他的笔投入战斗!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笼中鸟》就是咏物感时另有寓意的诗： “我伤心，你在狭小的牢笼里装欢喜!” “啊!穿过你的栅，小东西，/你看看广阔的青青的世界吧!”他写的《你逃》，揭露了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 “朋友，在暗夜里你想逃吗?/前面魔影憧憧，后面鬼步冬冬，”同时，他也激励人们鼓起勇气： “提起勇气来吧，可怜的东西!/暗夜里走路的不光是你，/有勇气的不是前后都是火把吗?”诗人仍然是热烈地追求自由、光明和解放，他写了《热望着》： “在不远的彼方，/有光明在照耀。/热望，把握，追求，/粉碎身上锁枷，/建造甜的欢笑。”
 这年暑假，他由上海返回故乡，途中在船上写了《海鸥》一诗，借水鸟不停地扑打水面，不贪图片刻休息的寓意，来表明自己将为寻找祖国的光明前途而不倦地努力奋斗。这次返故乡，还搜集了长诗《六月流火》的创作素材。
 1934年冬，蒲风到了东京，一边学日语求深造，一边继续创作新诗歌。他积极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与留日诗友组织诗歌座谈会;与国内诗友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在上海的鲁迅也有书信往来，及时向鲁迅求教。他和诗友创办了《诗歌》和《诗歌生活》，常以黄风笔名发表作品，并共同探讨新诗歌运动中的创作和朗诵诸问题。
 在东京，蒲风以大量时间，认真的态度，写了《六月流火》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三易其稿。这是一首戏剧式的长篇叙事诗，描写国民党为了“剿匪”想割去青禾修筑公路，农民忍无可忍起来反抗;诗中既暴露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罪恶，又写出农民对土地的深沉感情，歌颂了他们的力量，指出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铁黑的手/要建造起铁黑的城墙，/每一颗赤心，/为着时代，/共着时代/‘生存’或‘死亡’!”“……/六月流火!/火在天空!/火在地上!/火照耀着稻珠金黄!/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辉煌!”诗集中第十九章《怒潮》中咏“铁流”一节，对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了热情的歌颂。诗人江岳浪曾指出： “《六月流火》是在中国诗坛上沉闷的气氛里投进一枝火箭，披着雪亮臬流的棱角，在动乱时代下燃起了巨大的火把。”(《六月流火》)该书分二十四章，每章设标题，集中写一件事。在叙述中加入大合唱诗，以便表现紧张的情绪和集体的力量，开拓了当时诗歌描写的新领域。
 《六月流火》在东京出版后，曾引起了日本反动派的恐慌，无理传讯作者，并迫盖指模，蒲风为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据理力争，严词驳斥，拒盖指印，他说： “按指模这是强盗小偷犯了法才这样做，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按指模。”在他的严正立场下，日警不得不暂时释放了他。这件事，曾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轰动一时，传为佳话。而《六月流火》却以它那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赢得了国内外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曹靖华曾写信委托鲁迅购寄此书， 鲁迅在1936年4月1日的复信中提到： “《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上一点。”(《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从这件事亦可看出，鲁迅对这部诗集的赞许。
 1936年4月初，郭沫若应蒲风之约请，就有关诗歌创作等问题，作了一次长谈。4月10日蒲风把记录稿整理成《郭沫若诗作谈》，经郭沫若亲自校阅后，发表在《现世界》创刊号上，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涉及他个人前期的诗作，而且涉及到古今中外一些著名诗人及当时中国的诗歌运动，很值得后人借鉴。郭沫若在谈到长诗的创作时说： “《六月流火》虽无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调做焦点，其咏铁流一节可以把全篇振作统率起来。结尾轻轻地用对照法作结，是相当成功的。”所以这次访问也使蒲风在创作上受到很大的鼓励和启迪!
 在留日的生活中，蒲风看到了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的恶果：八九岁的“小小画家”， “为着帮助穷苦的家计，/他只好整半天的站在街头”(《小小画家》);而在“当年樱花时节的出兵”， “一场血战你中了伤，/抬到后方截了一只脚”的“残废者”， “从此恤金买不回当年的健康”(《残废者》)。诗人写了不少反映日本人民苦难生活的诗，也写了不少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真面目的讽刺诗，例如： 《三位一体》、《回避》、《蚤子跟臭虫的把戏》等。此时，他更加怀念祖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你们虽然武装化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旗帜却仍然保藏在心中：/是自由、平等跟愉快，/它的颜色永远是鲜红!”(《易帜》)他歌唱： “大地，我的儿子，/历史决定了你当长大，/历史赋予你强壮的身体了;/冲破黑的氛围吧，/向前!向前!”(《春天在心中》)

四、迎着时代的狂风暴雨

 1936年6月下旬，蒲风从东京回国，在上海住了一星期。这时正是抗战爆发的前一年，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国加紧了侵略活动。他以高昂的爱国激情，于7月1日写了《我迎着风狂和雨暴》，来表达自己为着祖国，把从国外带回的发动机的热和力： “汇合起亿万的铁手”，迎着狂风和暴雨顽强苦斗的决心。其中的一节写道：
 　　“战斗吧，祖国!/战斗吧，为着祖国! /不要怕别人的军舰握住咽喉，/我们要鼓起气力把这些秽物逐出胸头!/——滚开那些秽物吧，/扬子江、大沽口、珠江， /我们要掀起铁流群的歌奏!/天津、上海、威海卫、烟台，/青岛、福州、厦门、汕头，/我们要让每一粒细砂也都怒吼。/从云南，从塞北，从四川， /我们的热血男儿哟，谁愿落后!/铁的纪律维系我们的行列，/来吧，我们的胜利/建立在我们的顽强的苦斗!”
 诗中以“怒吼吧，祖国，/这正是时候!”来作结束句。这首诗虽然形象不足，但字里行间，交织着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和对日寇的强烈的恨，充满着浓郁的战斗色彩，以雄壮的气势写出了祖国的江河山川海防内地，到处都在掀起抗日斗争的怒潮。
 7月初，蒲风从上海到了青岛，并和在那里的中国诗歌会成员王亚平、袁勃、沈旭等一起继续开展诗歌活动，组织了“诗歌出版社”，创办了《青岛诗歌》(周刊)。他在创刊号上提出了开展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鼓吹诗歌大众化，通俗化。郭沫若获悉曾从日本写信给蒲风表示赞同， “甚至说可能时，他也要来参加。”其实，参加发起这个运动的并非蒲风一人①，赞同的也不只是郭老一人。由于《青岛诗歌》现在尚未被人们找到，只能从蒲风写的《我为什么提出“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一个诗人的自由》中，看出他认为提出这个运动有三个意义：一是客观上新诗歌运动已在蓬勃着，继续依靠众多诗人的努力使运动更加蓬勃，这不但是可能而且必要;二是文坛上九分人事一分艺术已成为通病，为了中国文艺界的前途，为了文艺创作仍属薄弱，必须鼓励诗人们打起热情来认真创作。三是文化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强调诗歌创作的“个性化”，要求突出人物的典型性，在典型人物中发掘出人物的个性，对于当时中国诗坛上的“千篇一律”的诗风，这正是对症下药。
 应该说蒲风提出这个运动时，首先出于对新诗歌运动的热情，他的想法并不成熟，也不够明确。稍后，他在《现代中国诗坛》中，进一步作了阐述： “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是著重‘质’的精进，技术的优美化诸方面的，同是在新现实主义的潮流下，我们要求人物典型化，而也要求人物个性化”。有的人不考虑当时在抗战形势下进行诗歌创作的特点，把某些诗歌粗制滥造的现象，归罪于蒲风提出这个运动，这也是蒲风所没有估计到的。
 茅盾并没有指责蒲风提出这个运动，而是从爱护青年诗人出发， “补充了蒲风未提出的一面。”他指出： “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并不仅仅要求诗人们多产，它同时是一种诗歌的群众运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群众运动，也是诗歌大众化的又一方面。” “文艺上的斯泰哈诺夫运动，一方面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更多向现实生活发掘，又一方面是要求更多人参加文艺战线，以期养育庞大的文艺青年的一代。”因为“无论任何文艺工作，只有群众化以后，然后真正有战斗的力量。”(《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茅公这个态度是很公正的。
 这期间，蒲风自青岛至沪小住后，于夏末赴福州，以黄飘霞的名字，在福建师院附中任高中国文教员。课余仍坚持写作，并与学生叶可根合译日文版的《普希金诗抄》(后于1938年出版)。9月，出版短诗集《生活》，收入了1934年春至1935年冬写的抒情短诗二十四首。其中如《小莉茜》、《母亲》、《生活》等诗，当时就曾获好评。
 9月中，蒲风编辑了第一部国防诗集《钢铁的歌唱》，收入他从日本回国后写的以“国防”为题材的诗二十六首，附有《怎样写“国防诗歌”》一文，大力提倡写“国防诗歌”。在诗集的《门面话》中，他阐明自己的观点：“论起‘国防诗歌’来，我想‘心防’最关逼切”，写诗的“技巧不能过于脱离大众。”并且重申“我提倡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这个运动是质量并重。”这部短诗集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其中如《优良的射击手》、《钢铁的歌唱》、《武装田地山河》、《中国，我要做个炮手哟!》等诗，都是刚健有力的作品。诗人敏锐地感受到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在燃烧，他写道：
 　　田野里早就诞生了火的洪流：/众多的田野的火/汇合着，/响应着;/中国的农村，/到处射出了第一颗子弹，/中国早就在燃烧着了呵!
 　　　　　　　　　　　　　　　　　　　　　　　　(《第一颗子弹》)
 诗人希望人们团结起来抗战，他唱出：“北方早已卷起了云潮!” “四方的雪电同在响奏!”他鼓舞人民“迎着敌人的炮弹，/速光般地，我们杀上前，/杀上前面!”(《钢铁的歌唱》)这些诗在艺术上的锤炼不够，但是，由于抓住了时代紧迫的主题，唱出了人民的战歌和心声：蒲风终于以他炽热的反帝激情和通俗易懂的诗风，嬴得了广泛的读者。诗集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五、歌唱是力量

 蒲风提倡国防诗歌时，强调诗歌要能唱才有力量。1936年冬，他编辑了自己创作的歌谣体短诗集《摇篮歌》，收诗二十四首，在《写在后面的话中》，提出“歌唱是力量”， “诗人的任务是表现与歌唱。而愤恨现实、毁灭现实;或鼓荡现实，推动现实;最要紧的为具体的表现与热情的歌唱。歌唱为唯一的武器。”在创作上，他坚定地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做时代的歌手。他还说“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多产生一些可作曲的歌词，也希望大家来一致为此而努力的。”所以，编入这本诗集的许多诗题目也含有“歌”和“曲”，如《牧童的歌》、《春天的歌》、《上海车夫曲》等，其主题也都是紧密结合现实的。
 鲁迅曾在致《新诗歌》编者信中说过： “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 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新诗歌·来信摘录》)蒲风正是按照鲁迅指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的。诗集《摇篮歌》中，有不少是可以唱的。如《摇篮歌》一诗的头两节，当时就被作曲家孙慎谱曲，发表于1936年7月6日的《妇女生活》三卷一期上。其中第二节是：
 　　孩子，你快长快大吧!/妈妈是铁，/爸爸是钢;/两肩担起一切艰巨，/污秽里迈步，/危难中挺身;/前方，新的明珠在辉煌!
 这首歌当时曾广泛传唱，受到欢迎。直到1944年，冼星海在苏联还为这两节诗再另作一曲。不久前， 田间在回忆这首诗时也写道： “《摇篮曲》很有特点。在那时，新诗已有这样的成就，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想感情的充沛，语言的简洁、洗炼，充满着朝气，使我一读再读，不容易放下。”(《田间自述(二)》)而诗集《摇篮歌》的出版，也颇获读者好评。诗人芦荻赞扬“作者积极的提倡诗歌通俗化，利用歌谣的形式，歌唱出大众的心声，这可以《摇篮歌》作代表。”(《关于〈摇篮歌〉》)
 1937年1月中，蒲风离开福州前往汕头，在星华日报社工作。除继续发起和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新诗歌活动，在《星华日报》上创办文艺副刊《黎明》(担任主编)外，同时，还以大量时间进行长诗《可怜虫》的创作和修改，写了不少儿童诗和讽刺诗。
 5月中，蒲风由汕头到厦门，与当地诗歌作者发起组织了“厦门诗歌会”，当选为理事。他根据“中国诗歌会”章程起草了“厦门诗歌会”章程，先后召开了六次诗歌座谈会，大力提倡“国防诗歌”，探讨过诗歌大众化，诗歌与现实、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等问题。并且编辑出版了会刊《厦门诗歌》。抗战爆发后，他与当地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了“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当选为执行委员。
 在厦门，为了节省生活费用，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努力学习和创作。他满怀爱国激情，写了大量以鼓舞抗日斗志为题材的诗歌，并致力于“诗”和“歌”的结合，有十首诗由音乐家李焕之谱曲传唱。如《厦门自唱》就是一首战斗性比较强的诗歌。李焕之曾回忆当时的情景： “诗人蒲风交给我一首为独唱用的诗《厦门自唱》，当然，他是考虑到这首诗是要唱出来的，不过他并不用方整的格式来写，而是一种近乎咏叙调的体裁，他诗中所蕴含的音调和律动，它那燃烧着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的激愤的怒火，引发了我的创作激情” (《歌唱性的诗词》)。这首歌当年九月就在武汉《游击队》杂志刊出，原诗是： “我，/我是厦门/我是炸弹;/我满贮着杀敌的火焰/安放在厦门港中。——/告诉他，/他，那贪食的东邻野兽哟，/别要枉想鲸吞：/一天他们胆敢尝试，/他们的骨肉/会立刻炸碎成粉，/从他们的兽心上/惊散了野蛮的灵魂。/哦!哦!我是炸弹，/我是厦门!”由李焕之谱曲的另一首大众合唱诗《战斗救亡歌》，曾编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音乐系讲义，并在该系合唱课演唱： “铁的马蹄/将踏过我们的身上;/锐利的刀尖/已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同胞们，/惊醒了没有?/预备起来战斗了没有?/团结就是力量，/战斗就是救亡!……”这些诗语言明白晓畅，格调清新刚健，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能够从厦门流传到武汉，甚至延安等地。
 蒲风针对时弊，写了不少讽刺诗。同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诗歌论文，继续宣传中国诗歌会的主张，提倡创作大众化诗歌，要面对现实写“国防诗歌”，例如：《现阶段的诗人任务》等，后来编入《抗战诗歌讲话》;还有《现阶段的诗歌运动纲领》等，发表在厦门、上海、福州、汕头、广州等地报刊上。
 8月上旬，蒲风赴广州，与当地诗友发起召开诗歌座谈会、当选为广州诗歌会理事，参加编辑《广州诗坛》，为了扩大影响，加强和国内诗友的联系，经蒲风提议， 10月下旬，把《广州诗坛》改组为《中国诗坛》，重新建立了诗歌出版社。蒲风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又当选为广东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理事，积极参加文化界的救亡运动。
 从在福州开始，以至到厦门和广州，蒲风围绕着国防文学，国防诗歌的提出，而努力于诗歌大众化。他写道“唯其能够大众化，在中国，我们的国防诗歌始有伟大的生命与前途的。” “凡是最有力量的有国防性的文学作品，常有大众化性质的歌谣，……”(《国防文学与诗歌大众化》)他又说：“所谓大众化，是指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的懂，喜欢听，喜欢唱。”怎样才能写出大众化诗歌呢?他认为：诗歌应当首先反映大众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的诗人应该在大众中受教养，教养大众，同时也接受大众的教养的。”(以上引文见《抗战诗歌讲话》)这里所谓“教养”，就是教育之意，说明了诗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蒲风到广州之后，在努力创作歌谣体的诗的同时，更进一步让诗歌到群众中去，经他建议，中国诗坛社成立了“诗歌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他主编出版了“诗歌大众化专号”和《街头诗歌》。他们不但在诗歌座谈会等场合进行诗歌朗诵，并在四个地方举办了“大众读诗班”，使这些新诗在群众中迅速传播。他们还举办了“新诗木刻展览会”，展出之后，由赖少其带到广西各地巡回展览，受到好评。

六、爱国主义的力作——《可怜虫》

 1937年10月，蒲风出版了第二部国防诗集《抗战三部曲》年底出版了长篇叙事诗《可怜虫》。
 《可怜虫》是蒲风的力作，初稿完成于1936年8月，翌年，他到汕头后又改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到厦门后再重抄修改。全诗约二千六百多行。开始有“故事开端”，每章前面有“故事进行”，把全诗的故事情节连接起来。为了写好这部长诗，他甚至请诗友代替自己在福州学校的职务，由此可见他创作这部长诗花费了大量心血。
 《可怜虫》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反映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痛苦、挣扎和觉醒。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作品。诗人黄宁婴曾赞许它是1937年叙事诗“仅有的硕果”(《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诗坛》)。
 长诗《可怜虫》的故事情节是：男主角台湾人林伟辛，在日留学时跟日本人静子结识，两人恋爱结婚，后潜回台湾居住。林伟辛执教于一所中学，静子当了家庭主妇。育有一女名惠子，夫妻视若掌上明珠。夫妇性格不同，静子常做愉快的梦，而林伟辛则困于丑恶的现实，每梦必凶。在一场春梦之后，静子回东京探亲，她的父母以大日本国的女人怎能嫁给亡国的台湾人?千方百计要断绝她与林伟辛的关系，把她幽禁于乡下姨母家。在台湾的林伟辛，因得不得静子的信息而坐卧不安，女儿又不幸夭亡，更增加他对静子的思念，他嘱托诗人台灵到东京寻访静子。台灵来信告诉他要为民族争生存的真理，且说静子另有所欢。后来，林伟辛赴日找静子，静子不但翻脸不相认，反骂他是“亡国奴”……。林伟辛盛怒之下，用刀刺杀了静子，结果被捕入狱……。
 蒲风对林伟辛的遭遇寄予同情;对“天皇之女”的静子则进行了笔伐;对诗人台灵进行了热情的赞颂。
 　　哦，我们的诗人是台湾的精灵，台湾的耳目，/他之名为台灵，实应是万人心底所异口同声。/世上不乏皇上御用的温驯的抒情家，/也不缺乏一切死灵魂的讴歌者，/然而，唯其他是台湾的精灵，他驱使四百万人民/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向伟大的光明!
 诗人台灵，是台湾的希望，也是蒲风着力刻画的人物。他对“沉睡着的台湾”，“殷殷在望”，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的宽阔胸怀，他“频频呼唤”：
 　　哦哦，怒吼吧，台湾!怒吼吧，台湾!/中华大陆是你的亲娘，你是南中国的屏障!
 这部长诗在厦门抄完时，正是抗战爆发的前几天。蒲风曾把诗稿向当地诗友和台湾同胞征求意见，最后，他在扉页上写道： “台湾岛，/台湾岛/黑夜茫茫/何日旦? “《可怜虫》和蒲风在福州写的《我的思念在大海东》、《飞鹰，飞向台湾去吧!》一样，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以及期望祖国早日统一，使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圆的心声!
 如果把《可怜虫》与《六月流火》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两部长篇叙事诗主题思想不同：《六月流火》是反映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可怜虫》则通过爱情悲剧，表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上看：《六月流火》是由短篇连接而成的长诗，它以“革命情调做焦点”，以“咏铁流”来“统率”全诗，但缺乏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所描写的人物王挺三的形象显得单薄。《可怜虫》既发扬了《六月流火》抒情的长处，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在人物形象上，对林伟辛、静子和台灵的刻画比较集中、丰满。从情调和语言节奏上看：《六月流火》表现的是战斗激情，有“对唱”，也有“合唱”，语言节奏紧促，句式也较短; 《可怜虫》主要表现的是深沉，缠绵悱恻的感情，语言节奏舒缓，句式也较长。从创作方法上看：《六月流火》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可怜虫》既有现实主义的描写，又有较多的浪漫主义因素。
 蒲风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可怜虫》呢?首先是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自从《马关条约》签定之后，台湾人民长期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而那时，东北又沦入日寇之手，诗人想通过自己的诗篇，再次唤起人们从中“辨认出失去台湾对于中国的教训”， “读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的呼声，”奋起抗日以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其次是出于自身留日时的生活感受。蒲风在东京曾爱过一位台湾姑娘，回国后创作此诗时，还常给她写信。这部长诗完稿时，他深切地提到此诗的创作“得力于对台湾姑娘的热恋”， “这一册书对于她——我有的是感谢”(见1937年5月1日日记)。可见在此诗中，溶入了自己失恋的痛苦体会。而造成这些悲剧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作者在叙事时，仍然凝结着强烈感情，使它不同于一般爱情悲剧，具有浓厚的爱国抗日的特色，给读者以较强的感染力。
 但是，《可怜虫》以神话作为“序诗”的“故事开端”，却与全诗的主题扣得不紧;而在其“尾声”，作者表示“我也要更加学习诗人台灵——/……/不仅努力写作，而且也努力讲求真理的实践，……”也显得不够含蓄。诗中还有一些缺点，如：有不少部分过分着意于人物、事件的叙述，有些重复的闲词冗语，显得不够精练。

七、 “生”——充满了“生的气息”

 蒲风到广州后，抗战形势急剧变化，使他在政治生活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他和当时的广东地下党负责人薛尚实(梁化苍)、蒲特(饶彰风)等同志有了密切的联系。1938年，蒲风已经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二十八岁的蒲风毅然响应党提出的“为着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为了加强武装抗日力量，1938年初，他以黄风的名字，到国民党陆军一五四师九二二团团部任上尉书记室主官。该团团长吴履逊原系十九路军爱国军官，曾被人称为“一·二八”炮手，又有“儒将”的风度，对蒲风十分器重，支持他在军中宣传抗日。蒲风开始了“双杆子齐下”的生活，不断地写诗，并常常把诗油印，在官兵中散发。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受大家尊重。
 同年2月，蒲风出版了讽刺诗集《黑陋的角落里》，收入1934年后创作的讽刺诗二十九首，这是继任钧的《冷热集》之后，我国新诗的第二本讽刺诗集。蒲风特别强调讽刺诗的作用，认为： “为了新的矛盾中的对立统一的发展，为了抗战前途的迈向胜利方面之更进一步确保，讽刺诗应为其他文艺或文学部门之因抗战而发展一般的得到发展的。”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事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例如《牌照》一诗，揭露了“整千整万的爱国犯被钉在黑暗的牢狱里”，而反动派打着“爱国牌照”，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黑暗现象。在全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他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官员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面目，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不因民族矛盾居于突出地位而放松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警惕。
 蒲风在部队时，常常把诗写在明信片上，寄给同志、诗友和亲人。这是他对新诗形式的又一种尝试。他把这些诗汇编出版了明信片诗集《真理的光泽》，收入明信片诗三十一首。这是我国国内出版的绝无仅有的一部明信片诗专集。诗人袁水拍曾撰文在《文艺阵地》上予以评介，肯定作者这种有益的尝试。
 蒲风认为“要是诗人生活在战场上，则这明信片诗更有其产生的重要性”， “明片可以即写即寄”， “速于传达他的心声给后方”，并说它“尤其是前线上的诗人中的有力武器之一种”( 《关于明信片诗》)。而他确实是把诗当作武器的：
 　　我是更希望我的诗歌，/每一句都相似大炮，炸弹，冲锋号，/猛烈地向敌人轰击的。
 　　　　　　　　　　　　　　　　　　　　　　　　(《诗的材料像空气》)
 这些明信片诗的特点是“即兴的、报告的、对话的、抒情的，”是“急就章”。艺术上虽然未及细心雕琢，但却真实反映了他从军后的思想和生活。他在《敬礼——给培贞同学》等诗中，谴责了“那些不战而退的，/那些虐待老百姓而自己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军官。而在《征服环境》诗中，却反映了他身在国民党部队，心却向着“远方的苏维埃俄罗斯，/西北角上的边区政治”，指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新生，/莫不是建基痛苦的环境——废墟之上的”。他在另一些诗中阐明了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诗的材料像空气，像砂石，像工作，/我活着，我可以不呼吸，不使用，不工作吗?” “世间正缺乏脑子政治化了的诗人!”他写道： “我们新时代的歌手，应该歌唱出/比敌人的炮声更响亮的战歌，/应该鼓荡起比太平洋更汹涌澎湃的洪涛。”他在诗中怀念共同战斗过的战友，怀念故乡和勤劳耕作的慈母。这些诗，有的十多行，有的二三十行，公开地写在明信片上邮寄，所以看到它的，自然不止是收信人，在国民党对邮件进行检查的情况下，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1938年10月，他的第十册诗集《在我们的旗帜下》出版，收入短诗三十一首。诗中热情歌颂了伟大的祖国，伟大斗争中不屈的人民，也洋溢着祖国必胜，敌人必败的真理和不可抵挡的革命力量。在中国诗坛社为蒲风十本创作诗集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发言，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也指出他的诗歌有粗糙的缺点。诗人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曾说：“假如过去的‘生’多少仍只囿于诗歌运动的圈子里，而向后的‘生’将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幸福作更广大的努力，那么，今天，这不是另一个‘生’的开始?”这也就是诗人为自己二十八岁生日和第十册诗集出版，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生” ——充满了“生”的气息》一文中流露出的内心的真情，暗指他加入共产党后，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他决心成为一个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英勇战士!
 同年10月间，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广州告急。10月12日，部队奉命开赴增城前线。出发前，蒲风与服务团的许介、唐鹰(二人都是广州文化界救亡运动的活动家)赶回广州召集爱国青年参加军队文化宣传工作。10月20日，他们与一批青年，从广州乘救护车赶回增城前线。途中与日寇坦克部队相遇。敌人开炮扫射。蒲风与唐鹰从车上跳下，隐于路边草莽中，得免于难(许介于是役牺牲)。以后他们辗转回粤北，在从化山间找到原来的部队。由于当时误传蒲风在增城战役中牺牲，文化界人士曾为此写过不少悼念文章。当时受战争影响，交通不便，蒲风直到12月间才看到这些文章，他在香港《立报》发表抗战叙事诗： 《我还活在人世上》(后题目改为《未死的十六个》，编入《取火者颂集》)，记叙了这次事件的经过。
 1938年，蒲风另出版了两本诗歌论文集《现代中国诗坛》和《抗战诗歌讲话》，对新诗歌的理论进行探索。前者着重论述从晚清的诗界革命开始和“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概况，对不同流派进行了分析，并对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王独清，戴望舒和温流等人的诗进行分析和评论。后者，着重探讨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其中不少篇章，现在看来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晚清的诗界革命》，根据现有资料，它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唯一一篇评述清末“诗界革命”的文章。在蒲风的诗歌理论中，始终提倡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他倡导诗歌大众化，并作了可贵的实践;并对三十年代新诗各种流派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对我们今天新诗发展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八、让新诗歌更深入民间

 1939年春，蒲风辞去国民党陆军上尉书记官的职务。4月，母亲赖秋传去世，他回家乡奔丧并养病。秋季开学后，应聘到梅县松口国光中学当国文教员。除了与梅县诗歌作者合编《中国诗坛岭东刊》外，还创办了《七日诗刊》，主编《风云》半月刊，参加编辑《战时文艺》(月刊)。同时，仍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召开梅县文艺座谈会等。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主要的还是继续进行诗歌大众化新形式的探索。主张从民间歌谣中吸取养份，让新诗歌更深入民间。他把此后的诗歌创作集称为“第二时期”。
 6月间，蒲风发表了论文《关于儿童诗歌》，提出：儿童诗歌在抗战中不能被忽视，在纸价暴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自费出版了儿童诗集《儿童亲卫队》，收入他写的儿童诗三十首，其中有抒情短诗，也有童话诗和寓言诗。这也是他对诗歌大众化的又一个努力。这些诗，有些是引导儿童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有些则是赞扬了儿童在反抗日寇侵略中的作用;有些则抒发了热爱大自然，渴望光明的心情。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指出： “在儿童诗歌尚未有大量收获的目前，它是一支生力军，一股冲激的洪流”(海燕《读〈儿童亲卫队〉后》)。蒲风的儿童诗歌不仅具有思想教育的意义，被人们用来教育儿童，而且有不少是笔调清新简洁秀丽的，例如《星星及其他》是他早期的作品，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能给小读者以欣悦美好的感觉。
 蒲风重视儿童文学还有他的切身体会：童年时代，他的三哥黄才华(共产党员)就很关心他，常订购进步的儿童书刊给他看，使他对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引导他“走上文艺的路”。他不但在《茫茫夜·自己的话》中，提到这位对他影响很大的三哥，在厦门组织诗歌会时，他给远在故乡的侄儿订阅《儿童世界》之后，还在日记中写道： “我很关心他们的课外粮食，假如我当初没有三哥的《少年杂志》及其他，我会有今日么?”(1937年7月5日日记)正因为这样，当他成长之后，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他在上海参加编辑《新诗歌》时，就特辟“抗日童谣”专栏;在汕头文艺座谈会上，就根据他的建议在《星华日报》上创办副刊《儿童新地》;他回到梅县主编的《七日诗刊》，就发表大量的童谣，该刊被称为“童谣的大本营”。他自己更热衷于儿童诗歌创作。1934年写的《打砖歌》(曾由聂耳谱曲)流传很广，至今在一些歌曲集和音乐课本中，还能看到。他在福州编辑付印的《摇篮歌》诗集中，就有不少优秀的儿童诗，有的已被译介到国外。可以说，蒲风的儿童诗在我国新诗歌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
 回到故乡之后，蒲风有更多的时间生活在群众中，他对诗歌大众化做了另一种实践，就是创作方言诗，以便把诗歌广泛地传播到穷乡僻地。1938年8月，他写的客家方言长篇叙事诗集《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鲁西北的太阳》先后出版。前者，赞扬了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和解放黑人所做的努力。后者，赞扬了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而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国民党将领范筑先。
 这两部客言体长篇叙事诗的产生，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那时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又适逢林肯诞生一百三十周年。蒲风生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唤起群众共同团结抗日，他选择了范筑先这样的人物来描写。他认为“武汉、广州失陷后迄今，则属于新现实主义，其主因在：前一时期首重号召，热情的呼应，而后一时期，却是呼应以后的真实的力的表现，需要更真确的人物事件作为根基。”“第一期作品可以多是歌曲，抒情诗。而第二期的作品，着重于史实，抗战人物表现，——是日趋于故事诗，叙事诗化的。”(《抗战以来的新诗歌运动观》)《鲁西北的太阳》这部长诗集中地刻画了范筑先与那些不抵抗的国民党军官的不同之处：他廉洁清白，沉着善战，得到军民的爱戴，“象一个家长深嵌在老百姓心窝”。他明知大势已去，表示“厓(我)将为国死!去吧，/尔等各自走生吧!”然而，部队却愿与他共存亡。读来颇为感人。诗人最后发出誓言： “斗争呵， 斗争!/范将军死了，厓(我)等继续干!”呼唤人们前赴后继，抗战到底!
 为了与现实生活密切相配合，让新诗更深入群众中去，他除了写客家方言诗之外，还象在广州那样，写了不少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歌谣体的“街头诗歌”。最近发现他配合当时为前方将士征募棉衣而写的短诗就属于这一类。他主张这类诗句要简练， “简练到有如马耶阔夫斯基之鲜明的号召”，而且尽可能使之成为“一种最富有艺术性的煽动宣传。”(《街头短歌征募棉衣》)他自己也确实是朝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九、是战士，又是诗人

 蒲风虽回到故乡任教员，但他毕竟已经是个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所以也不能不以自己的笔继续投入战斗。1939年12月，他出版了诗集《取火者颂集》，其中一部分是忆写他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亲身经历，如《未死的十六个》、《我穿上了土装》、《再见，从化河》等， “所有主题都是我所曾真正经历过，……那是事实。”(《取火者颂集·写在后面》)而且，几乎是用生命换取的。还有一部分是为纪念红五月， “七·七”等节日和牺牲的战友而写的。在《取火者颂》一诗中，他热情地赞颂“渡过关山，渡过平原，渡过大江，/斗风斗雨，战退一切艰难和屏障，/深进到西北高原的心腹”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此诗的结尾，诗人唱道：
 　　啊，啊!你，你乘火待发的火车，/奔流吧，奔流吧， 向着/人类至大的幸福发源地流;/载去时你们是钢，是铁，是一切优秀的材料，/他年哟，——我谨贺你们成为时代的引擎，新社会的动能的马达!
 1940年春，蒲风与他所培养的诗坛新秀、中国诗坛社社员谢培贞结婚。当蒲风把结婚的《喜讯》用诗写在粉红色的明信片上告诉友人时，诗友们纷纷去函去电祝贺他俩的结合，并称之为“诗伴侣”。
 在此期间，蒲风还创作了诗集《创造者颂集》。并以大量的时间研究抗战以来的文艺理论，写了不少论文，编入《抗战文艺问题讲话》，这两本书都曾交江西东线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本《序评集》和译诗《十二个》(俄·勃洛克原著)，却因形势变化未能出版。
 1940年夏、秋之间，国民党右派为了配合日寇诱降的阴谋，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梅县这山城，也到处是白色恐怖，县里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蒲风公开身份虽然是国民党军官，离队后回原籍任教，参加地下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但是，他坚持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活动，在他执教的国光中学，也办起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这当然受到反动派的注视，并为他们所不容。梅县县长找国光中学校长去训话，拟好要密捕十八个人的黑名单，其中就有蒲风。幸而，这位校长还是爱国的、私自通知了蒲风。
 蒲风也已觉察到这些：他编的刊物，有的被扣留，有的遭查禁。他泰然自若，做好了应变的准备。1940年8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悄悄地离开了梅县，到广西桂林第八路军办事处， 由李克农同志介绍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带领同行数十人，经湖南，江西，克服了许多困难，穿过重重封锁线，于初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又开始了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生活!
 1941年1月，蒲风奉令随军到江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在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二师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部门(即“总文抗”，相当于现在的文联)工作，主持编辑壁报和黑板报，在战地流动展出。后又调到皖南，担任了皖南文联的副主任，在方毅同志领导下继续活动。在战地，蒲风常以他的战斗诗篇去鼓舞战士奋勇向前。作品多发表在《路东大众》和《新路东》(《淮南日报》的前身)及驻地的墙报上。曾在淮南的一次战斗后，用通俗语言写过一篇叙事诗《帕米岗》(战斗地点名“帕米岗” )，在群众大会上朗诵，颂扬这次战斗的胜利。蒲风生前说过，他到新四军后写了一箱手稿，比过去已出版的十几部诗集都更有价值，皖南事变突围前，寄藏在一户农民家里，战争过后已无法找到了!
 1942年，蒲风因积劳成疾，导致肺病复发，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病中还坚持学习鲁迅著作和创作。6月中在纪念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的大会上，他带病上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不久，因病情恶化，党虽百般设法医救，不幸医治无效，于8月13日在安徽省天长县逝世，终年三十一岁。根据地军民痛悼这位鞠躬尽瘁的革命诗人，出版了悼念蒲风逝世的专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四军二师和淮南行署主要负责人方毅同志主持大会，并与同志们一道护送遗体至墓地。遗体埋葬在该县葛家巷附近的土丘上(今属江苏省盱贻县)。蒲风生前曾经表示： “若是我中了致命的弹丸，/死前的刹那，爱友哟，/我必定面向南方!”(《战士的歌》)遵照他的遗愿，坟墓面向南方!作为战士和诗人，蒲风是当之无愧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诗人，诗人!/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
 这是蒲风在《诗人》一诗中，发出的“至真至诚的呼声!”他为此辛勤奋斗了一生。他的生命虽然短促，但他的遗著和他的年龄相比，却是可观的。 “多产的作家，决不能自保篇篇都是珠玉”(郁达夫《写作的经验》)，蒲风的作品也是这样。他的创作思想是有所发展的，由于他后来把大量精力用来开展新诗歌运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所以未能产生更多好的作品;有些诗显得粗糙，锤炼不够。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自从1957年《蒲风诗选》出版以来，他的诗不断被日本、苏联学者翻译介绍给外国读者。他不但在新诗歌创作上勇于实践，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对于后人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他曾在《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中说过： “要是诗人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借重于理论的帮助”。 “没有人作开始，大家也就不曾有兴趣来凑热闹，要是这册集子，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给我予严明的指示，确当的批判，甚至更加下一决心另外产生杰作，则更是我所愿望的事!”这说明，他懂得理论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态度也是诚恳的，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蒲风的挚友、诗人王亚平临终前一个多月，曾在拟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蒲风选集》作序的信中谈到蒲风“写的多，死得早;为党宣传，为人民歌唱;每一分钟都献出了……，每一滴心血都付出了……;只有他才提出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一般人不易理解……。”(1983年2月20日给笔者的信)可惜这位老诗人还未及动笔写序就突然病逝，只留下这封提纲式的信件!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蒲风一生的评价。
 是的，蒲风是一刻也不曾忘记诗的，他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诗歌运动，他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壮丽的解放事业!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蒲风选集》责任编辑陈公正同志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