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

溥心畲先生谢世10周年了，他是1963年11月18日死在台北的，享年68岁，如果拿他的寿算来和齐白石、黄宾虹相较颇嫌其不寿，但他的艺术成就是了不起的，而且得一“雅”字。自他死后至今10年，一般书刊，偶然也有谈他的轶事文字，应有尽有。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只谈他在北京恭王府做旧王孙那一段时期，似与其它人所谈的稍有不同，故此拿来作为浦先生逝世10年祭的醴酒。
我和心畲先生相识于旧恭王府，但恭王府有多大，多少亭台楼阁，我实在没有法子知道。因为当我1935年从他学画的时候，恭王府早已非他家之物，袭封恭亲王的溥伟，多年来已逃在大连避难，心畲先生所住的名萃锦园，则为恭王府的后花园，是向辅仁大学租来的。原来早在1926年，溥伟已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得到了这所王府后，并没有立即加以利用，一任它重门深锁起来，新业主既然没有把它改为课堂、宿舍，那么，溥家子孙向新主人租来居住，双方都可说有利，新业主有人为他看屋，旧业主亦可以暂时保存招牌，不致坠了威风。心畲先生在恭王府享其旧王孙的盛名者凡十年之久，直到1937年后，他迁出恭王府移居颐和园为止。
恭王府是旧日北京王府群中最有名的一所，与醇王府有一时瑜亮之目。它的前身是乾隆朝权相和珅的私邸，后来又成为嘉庆朝的庆亲王府，这其中的易主是有些故事可述的。和珅经营他的府第，穷奢极侈，天下的贪官哪个不巴结和中堂，四方八面的珍奇花木树石、珊瑚玛瑙、子女玉帛都向相府输送。和珅抄家后，住宅入官，因为地方很大，嘉庆帝以其一半赐给他的弟弟永璘，一半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居住，为孝和公主府第，丰绅娶皇帝女为妻，嘉庆帝还是他的内兄呢。为什么嘉庆帝会把这所屋子给永璘?据礼亲王的《啸亭续录》说：乾隆末年，宫廷间有人私下议论将来谁继承帝位?有人说一定是十七皇子永璘。永璘 听到了就说：“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后来嘉庆帝诛和珅，认为他的十七弟能自量，不敢和他争大宝，即以此宅赐之，以完其心愿。
永璘享有此宅者约20年，他在嘉庆廿五年死了，一所王府，并不是永远为住在里面那个王爷的永久物业，以庆亲王永璘而论，他并不是世袭罔替的亲王，于是此宅空闲了几年。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4月22日，皇六弟奕分府，遂以此邸赐之，即着名的恭王府。计自咸丰二年至宣统三年(1852—1911年)此六十年中为名正言顺的恭亲王府，入民国后，心畲先生一家人住在这里约十七八年，即由民国元年至廿七八年，但有12年他们是住在青岛，和北京的西山的戒坛寺，心畲先生住在恭王府者，前后共三十一二年之久。
恭王府在地安门外三座桥(按：正名本为越桥，俗称三座桥，座又作转，旧名海子桥)，清朝的王府都是官产，每封一个亲、郡王，就拨一所府第给他。如果是皇子，到了分府时，也由皇帝指定一所大宅子给他居住。皇子成婚后，有仍居宫中，亦有立即迁出的，例如奕欣为道光帝第六子，道光死后，他的哥哥奕詝做了皇帝，他仍居住宫中二年之久，分府时，上谕还说“着在内廷行走，仍在上书房读书”。这时的恭亲王并非世袭罔替的。他死后，长子降袭为恭郡王，仍可以住在王府里，但他的儿子死后到他的孙、曾孙递相降袭，变为辅国将军，就没有资格住在这样规制宏崇的府第，要交还朝廷，让新近封为亲、郡王的贵族居住，另外由朝廷拨出一所规模较小的府第给他搬进去，还酌量给予一笔修缮、搬迁费用。
奕匡是亲眼见到奕欣搬到他的旧居享福的，这时候，奕匡正是一位末路王孙，靠一份微不足道的口粮维持生活，后来袭了爵才渐渐爬起来，慈禧后宠信他，传说他与慈禧母家为邻，慈禧既入宫，又生了太子，奕匡常代其弟照祥作书递入宫中，表达家境。有此内线关系，故同治以后，就渐渐把奕匡收为心腹了。
奕欣在同治一朝及光绪初年此廿三年间，权倾中外，三座桥边日夕奔走的达官贵人，多如过江之鲫，恭王府里热闹非常，因为他的开销大，官俸收入不够半月支出，便有人教他用“门包”之法，凡是外官来见，先送一笔钱给门房的传达处，主管其事的人是管家，称为门政大爷，大官送的门包，有达数千两银的，更有些大官因被劾入都待调查，所送的门包就不止几千银子那么小数了。故此奕欣所刮的财富极有可观。但到光绪十年，西太后把他一切职务解除，硬说他有病，为了体贴他，只好叫他家居静养。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整整10年中他是无官一身轻，三座桥边也车马稀少，他几乎没有门包可收了。
甲午中日战争，西太后迫于清议，起用恭亲王，叫他主持军国大政，于是恭王府又热闹起来。当恭王府回光返照的时候，溥心畲先生诞生了。他是光绪廿二年丙申(公元1896年)7月24日出生的，他的父亲载滢，是奕欣的次子(长子载澂已死)宗亲生子，要向宗人府报告的，宗人府的主管长安根据报来的材料，奏明皇帝，于是八月初三日就下一道谕旨：“郡王衔贝勒载滢第二子，赐名溥儒。”(见《光绪朝东华录》)翁同和八月初六日的日记记云：“顺路贺恭邸生孙，命名溥儒，他日承继长房者也。送如意一。”奕的亲王，本非世袭，同治大婚，西太后特别赏他个世袭，故此他死后，恭王府可以由他的子孙永久占有，但不得私卖。民国成立，此府本为官地，应归政府收回，但北洋政府的历届总统，皆为胜朝大臣，不敢秉公办理，一任王孙们卖王府吃饭。清初8个“铁帽子王”的府第，皆在民国初年卖清的，最有名的一座是豫王府，是多铎的私邸，卖给美国煤油大王，改建协和医院，至今名虽改而迹仍存。载澂死于光绪十一年，无子，长房不能无子，否则日后无人袭王爵了，太后便指定戴滢的长子溥伟过继长房，其时次子溥儒、三子溥僡(字叔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生，他和溥心畲为同母所生也。)尚未出生。但溥伟过继的圣旨，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才颁布，其时心畲先生已经5个月大，亦即载滢已有了两个男孩子，不妨以长子出嗣了。光绪24年4月，恭亲王奕逝世，溥伟即袭爵为恭亲王，当时政界的人称他为“小恭王”。
溥心畲先生两兄弟与溥伟不同母，他们的本生母是广东人，姓项，1937年冬，项太夫人谢世，我到三个月后才接到讣闻(其时我已移居香港，讣闻是寄到汕头家中的，时在抗日战争中，邮递较慢之故)。1958年，我在香港和心畲先生第二次见面，坐谈的时间较长，我才问他他的母亲是广东何处人?他说南海，她的父亲从前在北京太医院做小官的。
溥伟虽袭恭亲王，但西太后及后来的隆裕太后都不重用他(西太后中年后，对奕很不满意，60生辰，甚至不许他入宫祝寿)，给他的差使都是无关重要的，故恭王府还比不上庆王府威水，更无论醇王府了。辛亥革命时，溥伟竭力反对让位，诏下之日，他即出京避居青岛、大连之间，托庇外人，勾结日、俄图谋复辟，当时有所谓宗社党者，奉溥伟为首领，前陕甘总督升允(蒙古旗人)为他来往奔走，故此心畲先生娶升允之女清媛小姐为妻，殆溥伟以长兄行父权作主的。溥伟常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亦首先到沈阳活动。是年10月，溥伟应敌方一部分军人的邀请，阴谋拥溥仪登台，先利用他做个过渡人物，10月26日，溥伟带了一班人到沈阳近郊拜他祖先的北陵，告祭先人将要复辟，到10月31日，溥伟在沈阳就“四民维持会会长”职，并发表声明，满洲是满洲人的地方，应由满洲人统治，决与日本人合作到底。后来溥仪出关，溥伟的利用价值完了，日本人就一脚把他踢开，准他在大连居住，每月给他一点费用，1936年病殁。
恭王府里面，打从老恭王奕欣起个个都是诗人，最出色的是奕欣、溥伟、溥儒、溥僡父子四人，甚至民国初年他家一个仆人都能作诗，他日夕侍心畲先生左右，日子久了居然吟咏，这是常出入恭王府的人所知的事。奕欣罢政家居后，日以诗词戏剧自遣，集唐人诗得千余首，刻为一集，名《萃锦吟》，最脍炙人口之句为“手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题为《感事》);“觚棱回望知何许，秋水秋山路万重”(题为《栾阳道中》)，皆不失风人之旨。
《萃锦吟》共18卷，装为10册，20年前香港的学海书楼藏有一部，闻今已移人大会堂图书馆了。心畲先生的诗词，见者已多，他在台湾出版的那部诗词联集(手稿本影印的)，大部分为近作，其在北京恭王府所作的，香港的读者未必见过，现在从他在1936年写给我的一个卷子中录出两三首。卷中第2首是《送犹女芝归星浦》，此女乃溥伟之女，星浦在大连，大概是阿芝来北平一个时期重回大连，故有此作。诗云：
乱世离乡国，艰危匹马从。边行冲雨雪;海宿犯蛟龙。星浦霜初落，秦城路不通。还怜远兄弟，送汝意无穷。

这首诗，心畲先生在1935年为我写扇面时，亦曾写之，但没有题目，在卷子上才有。第四首“寄伯兄星浦”云：

山川如可越，岂复惮登临。春草池塘梦;黄榆沙塞心。风云方异色;天地入悲吟。不寝闻边雁，寒灯照夜深。

星浦是大连一个海滨胜地，我常在大连小住，常往观海水浴，坐藤椅上啜香茗，闭目作遐想，人生之乐，无逾此也。
心畲先生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是他托黄郛向学校当局推荐的，后来又再托黄郛找一个差事给他的弟弟溥僡，黄乳就用他在政分会里做个科员，因为溥僡是个诗人，除了哼哼外，什么事都不会做的，勉强做个小官，无非吃饭而已。溥僡当然是“郁郁不得志”，想往“满洲国”投奔他的从兄溥仪，心畲先生有两首词是写给他的。第一首为“减字木兰花，送弟出关”。词云：

落花随水，费尽东风吹不起。送罢王孙，又是萍芜绿到门。踌躇无语，仗剑孤行何处去?变作残秋，冷雁边云满客愁。

第二首“阮郎归，寄弟”，词云：

送君出塞暮春时，千山空马嘶。边沙如雪月如眉，玉人何日归?花作阵柳成丝，人生长别难。高堂日日盼归期，更愁身上衣。

溥僡往“满洲国”住了半年左右就回北平，仍在政分会供职。他归来不久，为我写了一个扇面，是写他的近作五言律诗六七首，可惜此扇留在汕头，没有带出来。
在1927年至1937年这11年中，萃锦园的宾客甚盛，来访者都是当代的诗人、书画家，偶然也有些慕名而来的外国人。来得最勤的有李宣倜、曹经沅、樊增祥、冒广生、贺良朴、瞿宣颖、杨宗羲、周学渊、黄濬等人，陈宝琛、陈三立、林开謩、傅增湘、袁励准等，遇有佳会才到。萃锦园的丁香、海棠是北京有名的，每到花开时节，这班诗翁多来雅集，欣赏名花，亦往往有诗。
心畲先生的社交活动，只限于与友朋游山玩水，或邀集诗人画家到萃锦园雅集，相会时，亦多以清茶饷客，偶亦设小食，此种雅集，今日已少见了。
有一次我陪同林诒书(开謩)、李释堪(宣倜)两先生同到恭王府，大概是早上10点多钟吧，那天心畲先生没有学校的功课，我们在客厅坐了很久，还不见主人出来。李先生拉我过一旁，低声问道：“您跟心畲学画多久了?”我说大概有一年了。他又说：“您知道您的老师有烟霞癖吗?”我说不知，其实我早已知道了。因为我到恭王府数次后，门房就由我自己走动，不必引路到客厅然后入心畲先生的书房。有一次在客厅中坐着等候老师出来，忽然一阵阵鸦片烟味吹到我鼻端，我就猜出主人必有这种“雅兴”，但还不敢肯定。后来同琉璃厂的集粹山房主人周金鉴(字殿侯，1956年我再到北京还遇见他，他托我向南张北溥二位问好。这两位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都要托他经理的)闲谈，周先生才告知我溥先生也是爱好此物的。李释堪先生这样问我，我故作不知，但我却为老师辩护，说他吸烟虽然不好，不过在旗人的贵族中已算是能够自立，能有本领在社会工作，总比一般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高一筹了。李先生颇以为然。他又补充说，溥先生的瘾并不很大，只是初时好玩，久而久之就上了瘾，希望他将来会戒掉。(1947年，心畲先生戒除嗜好，并且重新学打拳了，那时他住在颐和园。)
我和李先生谈得正浓，而心畲先生恰在此时出现，满身香气，原来他的薄长衫，衿头挂了一个鲜花球，香气袭人，我走到他跟前行礼，还见他的圆脸带有白粉，一直涂到颈际。他是很爱扑粉上面的，在暑天，他一面写画，一面挥汗，就频频揭开画桌上一个瓷碗，拿起粉扑，向颈中扑几下，然后折上面部的下端往来再扑几下，一定要说：“热得很啊!我最怕热的!”他画桌后边放着一把小型的电风扇，一座廉价简陋的收音机，皆为装饰物，我从未见他开过风扇取凉的。
心畲先生出来后，李先生便不再谈鸦片那件事了。我们谈了不到10分钟，门房来报有个外国姑娘来了，溥先生吩咐教她在客厅等候。我们不知这个外国女子来何事，也许是买画吧，要不然是他的学生?但不便动问。溥先生好像看出我们之意，便说：这个外国女子是新近所收的门生，是美国人，福开森介绍来学画的，并不是行大礼拜门的门生。我们听了就向他恭贺多收一个外国学生了。贺毕兴辞，溥先生因为有林先生在，亲自送到花园门口看他上了洋车，还教我好好送林先生回府。于是我邀请两位老先生到锡拉胡同口的淮扬馆玉华台小酌。
林先生最喜欢食肉，尤其是猪肉，每餐非肉不欢，而且又擅长用他的家乡方法煮肉(他是福建长荣人，但久居北京已成京人)，为其友朋所欣赏;我不喜猪肉，喜牛肉，而他和心畲先生却不喜欢牛肉;尤其是溥先生，他戒牛肉的，他来香港几次，只啖大闸蟹，且不敢食蛇。
我们在玉华台喝花雕，林先生精相人术，他说我的相同心畲先生差不多，两人的个子矮小，看来心畲先生厚重些，但未必长寿，仅得中寿而已。我向来就不信星相的，便说：“心畲夫人的相，似乎还比心畲先生更厚重呢，您看怎样?”我当然是不会看相的，只不过见心畲夫人生得比心畲先生还“大件”，她在我跟前有如五岳迎面而来，而又浓眉大目，乃有福气的“奶奶相”也。(旗妇都穿得很多，满身珠宝，愈显其“大件”，心畲夫人之“大”，或亦衣服太多之故耶?)林先生说：“您看错了，溥太太不过也是中寿而已，恐怕还要早溥先生二十年呢。溥先生中年丧偶，将来还会一续二续的，您的师母可多了。”那时候，心畲先生刚刚是40岁。又过了12年，清媛夫人谢世了，是为1937年。20年后，心畲先生死在台湾，却没有“一续，二续”，林先生的相法只“准”了一半。
数日后我到恭王府，偶然问起那个跟溥先生学画的外国女子是谁，他说名叫史姑娘，她的父亲在美国公使馆做事的。溥先生在北京所收的女弟子，照我所知的有萧秾华、萧重华姊妹，她们是萧方骏的女儿。(萧先生字龙友，四川三台人，能诗，清末为北京着名中医，袁世凯病重时，也请他去医治。1960年死于北京，年91岁。)又有吴咏香，是外交家吴蔼宸的女儿，适陈隽甫，(蔼宸福建人，北京大学矿冶科毕业，后来在外交部做事，派往新疆为特派员。吴女士与其父在抗日战争时亦居香港，20年前移居台湾，1970年在台谢世。)后来我离开北京，续收女弟子多少我就不知了。
事隔三十年，我才知道这个史姑娘原来是史迪威将军的女儿。1973年7月1日香港一份英文“星期前锋报”记在一位美国的金马伦太太近日重作北游，她的父亲是史迪威将军，她于1921年在北京出生，曾拜溥先生为师云。这位金太太在香港逗留了一个短期间就回美国了，可惜我不知道，否则大可以见见面，一谈三十八年前在恭王府的事情呢。我是溥先生最先收的拜门门生，她也许乐于一晤的。
在1935年以前，心畲先生收拜门的学生是很严格的，首先要观察他的人品，然后才论学问，介绍我往拜门的是林绍昌先生，当时他在北平艺专做训导主任，心畲先生和他很有交情。林先生向他说明我的家世，我在英国回来后，先在中国银行做事，后来在南京的外交部，新近辞了职来北平闲住，利用北平图书馆研究所喜欢的学问。溥先生似乎有点满意，便约我往见，还再三吩咐林先生记得叫我带我写的字给他看。
到时林先生同我到恭王府，我已经有八九年没有临字了，到了北平后，每天清早必临十七帖数百字，便带了一些日课同去。溥先生见了我的字就说：“尚可学画”。接着又问我来往的朋友，我答在北平的有林开謩、华世奎、孟锡钰、傅增湘、袁励准、陈宝琛、陈三立诸公，多为世交，在上海则有陈夔龙，他是先伯兄在开封应顺天乡试时的监临，故亦有世谊。这班老先生个个都是遗老，只有傅先生做过民国的总长而已。溥先生听后非常满意，没有经过考试和观察，就取录我了。
民国成立以后，心畲先生只是卖画来支持生活，从不过问政治，故此满洲国成立，他不仅没有去归队，并且对他的堂弟溥仪不惜为日本人作傀儡而惋惜!当时有很多溥字辈毓字辈的王孙都去新京谋得一官半职了，但心畲先生仍然在故都过其澹薄的生活，因此得到知识分子对他十分敬仰，赞他懂得民族大义。当他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时，每逢纪念周轮到他讲话，他做此官行此礼，看在四百元束修份上，不得不去应景一下，他先此声明，待员生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和读罢遗嘱后，他才从休息室踱入礼堂，向学生讲话一番，说仁义，讲道德而已。那位训导主任林绍昌先生(他是梅县人)是国民党派来的人，对溥先生这种态度，不止没有反感，反而大加赞叹，一任溥先生之意，从不作礼貌上的抗议，可见当时为政宽大一斑。
心畲先生曾经有一次和我说：“不瞒你说，我一家的开销，全靠我一支笔，舍弟的薪水，每月只得60元，怎够他个人之用，所以我还要支持他一家的生活。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二三千元，倒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笔单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的。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最后那一句，即是说他不得不藉教书增加400元入息。溥先生在北平开画展，其声势远不及张大千，记得1936年那一次，溥先生在中山公园水榭开3日，净收不过3000元左右，过了一个月，张大千在同一地点开(好像是展览他游陕西的写生风景)，观者云集，在一天中全部被人定购，据周金鉴说：这次大约实收有七八千元，溥先生在北平20年，从未有过这个数目。
于此，可见“北溥”在当年的经济情况不佳，非靠一份固定收入不可了。不过，他的收入不佳，是自己不会安排生活造成的。他的贵族习惯不能革除，王府已非己有，但仍然撑其王府架子，仆从如云不算，还要有门政大爷，一切照足旧日的排场。管家主持家务，银钱一出一入，管家都照例要有回扣，主人明知，也只得诈作不知了。心畲先生又爱摆阔绰，买了一辆老爷汽车，风驰电掣的开到大学上课，与胡适等媲美，好不威风。风头是十足了，可为旗人吐一口气，可惜的是这辆车子每个月就耗其薪水一半左右，甚不经济。(他养了一个司机，一个跟车，出门时又添多一个长随。车既老爷，时常半路抛锚，每一二月必入厂修理一次，修理费多者一二百，少亦六七十，司机从中上下其手，他是不知其中情形的)。有一次，溥先生邀我和傅增湘诸公游西山，车小人多，未出城门，车即在大街上走不动了，我们下车到一家饭庄吃饭，让汽车拖去修理。怎知大半天还未见开回来，已是下午4点钟了，迫得临时取消游山，各人分乘人力车而散。
当我认识心畲先生之前，他的经济情况已极不佳，王府早已出卖，除了王府田庄外，王府的财产，大概以金银珠宝为最大宗了，其次是书画。据所知，老恭王生平喜欢收藏书画，有五个大楼厅为藏画之所，当我出入恭王府时，书画所存无几了，着名的陆机《平复贴》、韩干《照夜白》久已抵押在人家手上，我在恭王府里无缘一见，仅在筹款振灾的会场中付1元门券见之。其它着名的书画，多由心畲先生亲手卖出，1929年他游日本时，即以易元吉画的双猿卖给日本人，到1935年，恭王府的长物已无多了。是年11月，我因事要回汕头，溥先生拿出一颗祖母绿宝石托我设法在上海、香港物色买主，他说现在手上只有这件东西最值钱的了，那是慈禧太后在头上摘下来赏给他的祖父的。我当然答应同他办理。于是约了朋友丘锦春往为宝石拍照，又因为司徒乔要我介绍见溥先生，故此也约他同去，我们就在萃锦园中拍了很多相，其中一张有我和心畲先生的子女同摄的。1958年心畲先生初次到香港，他还记得23年前拍照的事，问我照片还有没有?幸喜当时我有底片存在，多晒了几份，就捡出几张送给他。可惜日子太久，片底已坏，不能放大了。
宝石是贵重之物，溥先生只说托我变卖，我不敢开口和他拿了去，除非他相信我，叫我带之同行。后来我到上海托一个外国朋友向外国珠宝店介绍，出示照片，好几个珠宝专家都说非看宝物，不能定其价值，如有心出卖，就得拿来看。我忙写信给溥先生，他阔老懒理，事过境迁，竟置之不覆。此事便不了了之，以后绝口不提了。
心畲先生晚年来香港多次，但我为了工作紧张很少空闲时间，不同往日那样可以陪着他，所以只见过他三面，第一次在1958年，他住在九龙新乐酒店，他约我往见。见面不久，他即请走在一旁的女学生徐建华，锁上房门谈了一个多钟头。第二次见面是12月26日他的画展在李宝椿大厦举行，我带了相片去等他，他一到场，识与不识的人都争着一看旧王孙的丰采，我没有上前和他相见。好容易等人潮散去大部分，才将相片交上，没有多谈。最后一次是1961年10月28日，已故李博文先生托黄般若兄约溥先生夫妇在中国酒家吃午饭，备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李先生让我坐在溥先生的右手边，以便谈话。坐客中有画家鲍少游、周千秋夫妇等人，他们没有什么话可以和溥先生谈的，而主人家则更不能发一词，即有一两句应酬语也由我翻译。两个多钟头的盛会，便宜了我使我“独占”了溥先生，和他畅谈了多时，这是极可喜慰之事，但亦从此永别了。不久他即返台湾，后来得病而至逝世。

(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