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溥心畲先生自述》

余六岁入学读书，始读《论语》、《孟子》，共六万余字，初读两三行，后加至十余行，必得背诵默写，《论语》、《孟子》读毕，再读《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春秋》三传、《孝经》、《易经》三礼、大戴礼、《尔雅》，在当时无论贵胄及四海读书子弟，年至十六七岁，必须将十三经读毕，因家塾读书，放学假期极少，惟有年节放学，父母寿辰、本人生日放学一日外，皆每日入学，十三经中，惟《左传》最多，至十七万六千余字，十年之内，计日而读，无论天资优劣，皆可以读毕十三经矣。七岁学作五言绝句诗，八岁学作七言绝句诗，九岁以后，学作律诗五七言古诗，文章则由经文至七百字以上之策论，皆以经史为题，师又命圈点句读《史记》、《汉书》、《通鉴》及《吕氏春秋》、《朱子语录》及《庄子》、《老子》、《列子》、《淮南子》等书，圈点句读便不容粗心浮气读过，余蒙师陈夫子讳上应下荣，为宛平名士，又从江西永新龙子恕夫子，宜春欧阳镜溪夫子读书，十岁学驰马兼习满文，并习英文数学，然后入学校，名贵胄法政学堂，分为正科，预备科，简易科，听讲班，正科如大学，预备科如中学，辛亥后，并入清河大学，余十八岁毕业于此大学，在大学读书时，先师欧阳镜溪先生下榻于旧邸后之鉴园中，每日黎明带灯读书，日出后，即赴学校，晚课后归家，上灯时，再读书至夜半，终年如是，无间寒暑，诗文皆有日课，当时京师耆宿，立一文社，曰正风文社，聘老学名宿为社长，专为世家子弟会文之所，凡子弟诗文及习字皆送文社评改，优者赠以笔墨花笺之类，获者以为荣，余时年十二岁，为光绪三十四年，曾因社题命作“烛之武退秦师论”一篇，限五百字，“题随园子不语”诗一首，限五言律体，文中犹计得两句曰：“可以谓之才也，不可以谓有纯臣之度也”。“题子不语”诗曰;“子不语名篇，随意旨已愆。书原同裨史，义显背尼宣。志怪颐堪解，搜奇手自编。若教评笔墨，终逊蒲留仙。”此次得奖独多，计得松古斋五色信笺两匣、贺莲青七紫三羊毫笔四管、云头艳墨汁一瓶。此墨汁考试入闱所用，光带蓝色。童子无知，获奖狂喜，夜课时，对师朗诵所作诗文，以手击节，不觉拍到砚上，墨溅师须，大受呵责。

家塾师教，必先理学，以培根柢，必以正心修身为体，应对进退之礼节为用，故读经之外，必讲《朱子全书》、《进思录》、《理学正宗》、《大学衍义》、《中庸衍义》、《历代名臣传》等书，意在使先入为主，发蒙启义，虽读万卷，博览各家，不至走入歧途，以此培植贤才，为施教之本源，中庸曰，修道之谓教，此所以修道也，然后讲到训诂，即每字之音义，以及名物之学，欲讲训诂，必须由小学入手，故许氏《说文解字》一书，必须在二十岁以前熟读，方能探本穷源，再讲诸经之笺传注疏，即有条而不紊矣。又须详记六经源流，即汉学师承，既有经书根柢，正义在心然后旁及诸子百家之书，虽论理不同，或因时代有激有为而言者，胸有真宰，亦不至惑于异说。余读史苦于不能详记，思得一法，自史汉纲鉴，《资治通鉴》分成数遍读之，一遍专记地名，一遍专记官名，一遍专记言语，一遍专记人名，若一遍不能多记，再加二三遍，虽不能全记，亦比草草读过者，所记较多矣，盖余才拙下故以如此读法亦觉有益。

余束发受书，先学执笔，悬腕，次学磨墨，必期平正，磨墨之功，可以兼习运腕，使能圆转，师又命在纸悬腕画圆圈，提笔细画，习之既久，自能圆转，书谱所谓使转也，古人习字，书于觚上，觚有棱，上窄下宽，立于几上，书时势必悬腕，人人皆童而习之，书法自然工妙，与悬腕画圈一理，始习颜柳大楷，次写晋唐小楷，并默写经传，使背诵与习字并进，十四岁时，写半尺大楷，临颜鲁公中兴颂，萧梁碑额，魏郑文公石刻，兼习篆隶书，初写泰山峄山秦碑，说文部首，石鼓文，次写曹全礼器史晨诸碑，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所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画数卷而已，先母太夫人尽典卖簪珥，向书肆租书，命余诵读抄写，期满归还，再租他书，稍有积蓄，则买书命读，应用之书，先母自写一目录，次第购求，余虽不才，而不至废学者，皆先母教诲也。

先母尝诲余惟立志求学，以期有成，余十九岁，奉母命留德求学，二十二岁柏林大学毕业后，返家省亲，完婚后二年，再度留德，入研究院，归家后奉母，隐居马鞍山，(时年二十七岁)，山在宛平县桑乾河西，先母教余曰：“汝以为今日读书有成就耶，须知此是初步，尚须积学博闻，将来多作立言之书，利物济人功夫，皆在于立德立言之中。”故余又读书十余年，今所辑如《四书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寒玉堂千文》、《经籍择言》诸作，皆本于立言之旨，遵母训也，尝见 先母手持中庸一卷终日研读，请问何久读一书，先母曰，此书终身用之不尽，修身治国之道，皆在其中矣，余谨忆 先母慈训着成一书，证以古贤母列女之事，名曰“慈训纂证”。

余书虽终不能工，然临写古人已四十年，初写篆隶、真书，大字由颜柳欧，后即专写“圭峰碑”，小楷初写“曹娥碑”、“洛神赋”，后亦写隋碑，行书临兰亭、圣教最久，又喜米南宫书，临写二十年，知米书出王大令、褚河南，遂不专写米帖，钱梅溪尝论米之天姿超迈，后人不宜轻学，徒自取病，余初学米书，祗有欹侧犷野，而少秀逸，不知探本穷源，至有此病。后学大令虞褚，始稍稍改正，知梅溪之言为先觉矣。

余居马鞍山始习画，余性喜文藻，于治经之外，虽学作古文，而多喜作骈俪之文，骈俪近画，故又喜画，当时家藏唐宋名画，尚有数卷，日夕临摹，兼习六法十二忌及论画之书，又喜游山水，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以书法用笔为之，遂渐学步，时山居，与世若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习之甚久，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董巨刘松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毛花竹之类，然不及习书法用功之专，以书法作画，画自易工，以其余事，故工拙亦不自计。

诗以声调格律为要，有本有源，非率尔操觚所能者，三百篇之外，五言宜法汉魏，旁及陶谢六朝，七言及近体，必以唐人为宗，则气盛而格高，体严而品立，趁韵刻露，不重修辞，颇为今世作诗之病，功夫不纯，率尔造语，言之无文，漫无法度，其病尤甚，所谓太容易即难有佳作，书谱所谓任笔成形，意谓无法度也，推之诗画皆为一理，故辞高调雅为诗上乘，五古近于古文，以澹古朴质为宗，此更非积学不能矣。

余既学治小学，留意训诂，遂喜金石文字，数十年所藏，三代鼎彝陶器甚多，考证共文字，着书曰秦汉瓦当文字考，陶文释义，吉金考文，汉碑集解，鼎彝瓦当，皆手拓其文字，加以考证，陶器异文，有补证于许书者尤多，惜稿已散佚，不复能记录矣。

书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孔子曰，敏而好学，凡学问之道以及文艺，必有师承，有师承则有法度，然后始能发挥已意，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跃矩，加以敏学，方可成业，必求谨严，为治学之本，人非天纵之圣，难求兼善，专业则精，务广则荒，求备于一人，为古圣之所戒，余积学数十年，顾以菲才，学无所成，陋劣寡闻，本不足述，身期遁世，焉用文辞，所以竭诚尽言者，欲使凡百君子，知先母教诲之艰难，有可以风世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