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

韶光易逝，日月如梭，一刹时，已经是先翁齐如山先生去世的三周年了。

三年前，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的上午，一切情景犹历历如昨。记得那是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家三口(先翁先夫及我)，照例于八点多共进早餐，吃的油条豆浆，约九时多，有人叫门，原来是马老伯寿华遣仆送到致先翁的一封信，当即亲送入老人家房间内，见他精神爽快，毫无异象，正伏桌书写。我们经常在星期天的早上去欣赏“小大鹏”的早场戏，那天因为有第三期小学生们要试演《小放牛》，先翁说：“我们今天早点儿去，我想赶上看第一出演的《小放牛》。我当即应诺，并将他老人家出门穿的一件棉袍及手杖从橱柜内找出，摆放沙发上，以便他读完信时穿换。自己随即回房略事打扮，先夫子煐说：“爸爸既然想早点儿去，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计程车吧。”子煐是戏迷，他也和老太爷一样急于去听两句过过瘾，这是我们星期天的娱乐。待我穿戴停妥，匆匆赶出客厅时，见先翁已经穿换好棉袍，挂着手杖，一边在扣钮扣，我当即跑去帮他扣上剩下没扣的两对。并曾问他说：“爸爸不冷吧?要不要加上马褂?”他回我说：“不冷，今天天气晴朗，不必穿马褂了。”这时，我们都从客厅走到院子外，满院的花木迎春，阳光普照，绝没想到在半小时内，会发生不幸遽变。

“小大鹏”经常于周末在空军新生社的介寿堂演出，十点钟开场，我们正好准时赶到。在门口还碰到些熟人，又见崇妹与妹夫张济民，炎、同妹与二哥的几个小孩也同时到达。小孩们都曾跑过来叫二爷爷，先翁只略招呼，没有多和他们说话就匆匆往里走，我与子煐也就紧随着一同进去找座位坐下了。我们在大鹏经常定的座是第三排中间靠右边的三个位子，先翁永远是选坐最外一个靠人行道的座位，以便利随时出进。那天也真巧，我们到时已有一位观众坐在我们所定的三个座位的中间一个位子上，不肯让开，先翁就说：“算了，你们往里坐吧。”他向来不愿与人争这点小事，也因此，我与他的座位之间隔了一个陌生人。妹妹与妹夫等人都坐在第二排中间，距离都不远。开演后约十五分钟之内，先翁曾两次为那小花旦叫好拍掌。在第二次拍掌过后，听到他所拿的手杖滑落地下，说时迟，那时快，我正想为他拣起，而他已顺手弯腰去拿，突然，连椅带人都栽倒下去，谁也来不及搀扶了。几个月之前，曾发现他有心脏衰弱症状，如此一倒，真有如山倒之势。当时我们万分震惊，大家即刻趋前扶抱，赶送台大医院作一切尽可能的急救，然而在不到十分钟之间，已是回天乏术，遽离人世了，思想起来，仍不禁泪沾胸襟!

先翁与家父是世交，早在卅年前，大约十岁左右，我曾见过他老人家好几次;那时太小，接触不多，更谈不上对他的品格有何印象。自嫁入齐门，以儿媳身份再度拜见，虽然短期相聚，但对于他那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士大夫气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的豁达胸襟，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避居台湾，一直得机会侍奉左右，受老人家的薰陶教化，十几年来，得益不浅，兹就所忆拉杂记来，以表怀念。

珍珠港事变以后一年我才与子煐结婚;婚后原计划取道广州湾、桂林转昆明。那时战争重心在东南，路上不太安静，子煐建议不如由广州转上海回北平到他老家绕一下;当时平、沪、粤均为沦陷区，但一般老百姓出入尚称方便，我们很顺利的就到了北平。他主要是回去看看久别的父母，让我拜见翁姑，也看看他的老家——一个北平知名的大家庭。那次在北平住了几个月，才又经由开封、界首，穿越三不管地区，重回到大后方。在北平那几个月，由娇生惯养的香港小姐变为北平古旧大家庭中的一份子，事前真是战战兢兢，然而几个月相处之后，使我对中国的大家庭有了深度的认识。齐家是个古旧的大家庭，维持与保存了中国固有大家庭制度的美德，但它却没有拘束人的腐败规矩，先翁的思想是比任何新时代人物都开通呢。这大概是因为他曾经接受过西洋教育与思想的关系。他以新的习俗欢迎我加入这个古旧的大家庭，以拥抱亲颊的方式表现他对我的慈爱，这都是我所没料到的。他是有个性，有威严的人，但一经接触之后，会发觉他和蔼可亲，谈吐有致，更富幽默感，从来没见他为任何事愁急过半天的。我发觉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灵魂，处事大公无私，凡事分派均衡，使人心服。他对兄长敬，对弟妹友，对儿女慈，对妻子爱。那时一家老少几十口人相处得融融洽洽，尤其是家姑她们老妯娌三人如此的明达合作，彼此之间互忍、互让、互敬，也是晚辈们最好的榜样。

敌伪时期，很多他老人家的老朋友变节居官，也有些日本人经常来约他出仕，先翁的耿直爱国怎肯事敌?!因此从抗战开始就闭户不出，销声匿迹，潜心撰写国剧论着，除家中最亲近的人以外，其他亲友来访都避不见面。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他渡过七个闭户的年头了，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如何能有这种超凡的举动。

北平的老家座落在东单西裱褙胡同卅一号，是二组四合房连成的一排平凡的房舍。没有红墙绿瓦的宫殿式建筑，也没有一般富贵人家的雕梁画栋。这个有名的大家庭，没有形式上与物质上的炫耀，它确实的因声望道德而得名，只可惜如今已随先翁的故世而成为历史记载了。话再说回来，那时老家的一切支配情形是如下述：先大伯父竺山主外，专心于大家所赖以生活的粮食生意，这是他与先翁所创的生意叫“大和恒”，是北平殷实商号之一。先翁主内，决定一切大小家务，三叔寿山无事可管，也就乐得一盅在手(他爱喝酒)享兄弟福了。那时候我记得先翁虽是一家之主，但对于重要的决定，他总是等征求了他大哥的意见或认可才去实行，可见他对兄长的尊敬了，家庭琐务由家姑(二奶奶)作主，家庭账目则由三婶(即三奶奶)记算。先大伯母(大奶奶)身体不太好，什么都不管。三对老人家工作的分配很公允，居家过日子，相敬如宾。大房有一男四女，二房有两男五女，三房三男二女。男女按出生前后顺序排行，连夭折的在内，各房不另将儿女单独排行了。因此男的排到老八，女的排到十六。一切衣食住行，都一视同仁，确实做到均衡而公平的地步;唯其如此，才不发生彼此间的磨擦与纠纷。家中的章程，凡是自立成家后，老家就不管了。贫苦亲属，有志求学的，不论亲疏远近，一律供给教育费，因此也为国家造就出不少人才。这是先翁一向的主张，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

关于老家的膳食，在日伪时代，可以说很坏，因为平常就是大锅菜，人多如果不作严格规定，争端也必定多了。先翁本很讲究吃，但那些年头他的规定，每顿只做一道菜，以让大家吃饱了为主。他也最讲究喝茶，但那些年头，一切物资缺乏因而昂贵，他那时，就改用炙过的小红枣儿沏茶，别有风味，枣儿是北方最廉美的大众化食物。他曾说不要被嗜好困住了自己，香片贵时，枣儿茶也很好。家中杂事，他时常动手做，尤其爱到厨房去，没有一点儿老太爷的架子。送油、送货的小伙计们来了，他常会和这些人聊上两句，有些见他穿件旧棉袍，往往误以他为下人呢。先翁确实做到“持家以勤俭为先，待人以谦和为首”的中国治家传统。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八年的长期抗战，子煐由重庆被资源委员会派回北平接收，我不久也回到北平老家，分别才只一年多，而先翁此时神采奕奕，对国家前途抱十二万分的希望，对他所研究的国剧，更积极的谋求发展。这段期间，他天天忙于提倡国剧，忙于恢复国剧学会，我记得他曾经动员全家老小去帮忙清扫、整理、布置南堂子国剧学会恢复之前的筹备工作，他对于国剧，可以说是全神贯注，不遗余力。八年没出门，一旦能与故旧相聚，与新友交往，加以子侄辈接踵而回，老家顿形热闹，座上客常满，此时他喜形于色，高兴自不待言。但对于一切日常生活，仍不离本色，还是保持自奉俭、待客丰的原则。

自从民国三十八年迁居台北，先翁即与我们同住，开始过小家庭的生活，以迄他老人家的去世。在这十几年间，朝夕侍奉，得到他老人家的言行影响，受益良深，使我终身不会忘怀。他之所以与我们同住，亲友们以为他偏心，宠爱小儿子，其实他一样的爱他的长子(即子熙)长媳，和他们那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他到台北住是因为可以多与朋友交往，可以发展国剧的工作。同时他性好热闹，但又须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们没有小孩，正好配合他的生活方式，尤其做父母的都是关心环境稍差的儿女，以他这两个儿子的环境比较，当然三哥的环境比我们好了。在这些年中，每届夏季，先翁必定去基隆三哥家住一段时期与孙儿们共叙天伦，也让他们知道不少爷爷的掌故。当然三哥他们一家也常来台北省视他老人家的。

除了我们能配合他老人家的生活方式，他也很能配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由中山北路我们又般迁了五次之多。他都能适应新环境，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帮忙，没有一点儿守旧固执，不爱迁动的脾气。可见一个有个性的人而能随和，确须要高度的修养。那时间，他每天起居生活很有程序与规律，以前隐居时也如此。但在这种平凡而单调的生活中，他会培养艺术化的家庭生活，使身心得到适度的调剂。比如早起，种菜浇花，日中入厨调膳，定时写字看书，闲来赏画玩石，兴到制糕品茗，客至谈古论今，晚间听乐怡情，寒夜围炉话旧，纯一幅陶然的冶性图，雅致高超，唯其有这种修养才能恬淡自如，与世无争。

至于晚会、饮宴、听戏等等热闹场合中，他永远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最富幽默感，见闻广，笑话多，男女老少都乐于和他接近的。

先翁很爱吃，且颇有研究，我对烹调的研究，受他的影响很大。许多食谱都是经过他的建议，由我反复的试验，待品尝过认为合味才写出来的。他爱吃而又懂得吃，也常承认自己嘴馋，最喜欢吃甜的和面食，尤其甜而黏的糕点等，近十年来，每次略有不适，大多是吃出来的毛病。我想起他时常对朋友说的一句话：“好吃、懒做、不用心，是我长寿的原因。”其实他求知之心，比年青人更加用心，不过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幽默以及为人的谦虚!另外又想起他一句幽默，他常对人说：“我有不白之冤”。乍听之下，朋友们以为他有多大的委屈呢，原来他常因七八十岁的人还没有发现白头发，以此作自我的讽笑，并常加解释说，头发不白，因为不用脑筋，胡子白了(他留一点小胡子)是因为嘴部运动太多，爱吃又爱说。

我们这个家日常就是如此的充满生活的情趣。每周中，经常会两三次有客来访，不然我就会安排约请些客人来好让老人家热闹热闹。因为我与子煐日间都各有工作岗位不能在家。如果一连几晚上都有应酬，我们总觉歉然，不过他却从来不感觉寂寞，因为他有写不完的文章，我们不在家，他就看书写字，夜间过了十点钟才睡;如有客人，他老人家是越聊越起劲，总是一再留客，过午夜仍无倦容。如果小有不适，来了访客，精神一振，病也就不治而愈。偶尔约会三数知友，一同去吃个小馆子，是他最以为快的事。

先翁是一个不愿受拘束的人，比如他穿袜子，总是要我买织得最松的一种，质料不在乎，但求穿时方便，脱时一甩就下去，那就满意了。对于穿衣服，也是要做得宽大的才称心，不太爱穿新衣服，他说旧的穿来贴身而舒服，就拿他那件旧棉袍来说，老是舍不得扔掉，当出门或家中请客时，勉强换上新棉袍，常常对朋友说：“这是为他们而穿的。”他是怕朋友笑话我们对老人家不恭敬。他对晚辈的体贴，真是无微不至啊!

老人家八十整寿那一年，一群朋友建议为他作寿，他原不肯接受，因为一向就不赞成为喜寿事铺张。但后来“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陈纪滢等诸位先生要为他老人家同时庆祝他的国剧艺术工作五十周年，他才勉强同意，可是必须以节俭为原则，不能让亲友们破费，从此创下了一个节约祝寿的例子。那天亲友到的很多，相当热闹，完全以茶点招待，达到了双重的目的。三叔寿山极端反对作寿，那天他没有来，亲友们都很诧异，平常他们老兄弟二人虽都在台北，但很少来往，最接近的朋友们就问过先翁他们弟兄之间是否有什么别扭或不和，先翁曾答说：“绝对没有，我们老三太懒，不爱走动。”实际上，这些年来，他们见面的时间，每年至少有一次，那是在过阴历年时，我们三人都到二哥子熨家去吃一次饭的，这是多年来到台湾后形成的一种家属聚会方式，除了旧历年在二哥家举行一次外，新历年的元旦，照例在我们家庆祝一次，圣诞节时，全体又都转变地方，移到基隆三哥家中去了。这样近亲家属们每年有三次相见的机会，据我记忆，三叔在这十几年中只参加过两三次而已，他不爱热闹。先翁对三叔三婶是很关心的，过年有时也给三婶一份压岁钱呢，可见他兄弟友爱的深情。

以上是先翁生前的生活点滴，或许可以使人们对这位“国剧大师”作更多一些的认识，更多一些的了解。总之，他老人家一生除了人所共知他对于中国戏剧的伟大贡献以外，对国、对家、对朋友都作到他应尽的本分，颇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风范。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