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我的外公齐如山——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大成》杂志，每期我必读，近几年来有几篇关于我外公齐如山先生的文章。同时陈纪滢老伯曾写过《齐如老与梅兰芳》一书。前两年去台北时，曾拜访过台静农教授，并承赐以墨宝，台教授提起我外公在去世的当天早上仍写了一封信，只完成了一半，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写作，就是写给台教授的，言下唏嘘不止。我听了这话，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回想自幼外公非常疼我，他的朋友们至今这么怀念他，而我竟一点表示也没有。外公是位戏剧大家，他辞世后，在台北曾出版过《齐如山全集》(联经再版)。听说北京方面，最近也在整理外公的着作，并称他是“戏剧权威”。他的着述，在此不必多提。我只想拣一些平时外公在家中的琐事，可能连他的朋友们都不清楚的，拉杂的写一点出来，以志纪念。
生我者父母，养育我者，我的外公、外婆。我在外公家前后住了十二年。由北京的孔德小学五年级开始，后转贝满女中，以至在燕京大学毕业。多年来外公、外婆对我的辛勤教诲，永世不忘。
外公一生身体健康，饮食简单，衣着朴素，风趣健谈，交游满天下。五十多年来，研究并发扬国剧。1962年3月18日，他那时已八六高龄，但对提携国剧后进，仍不遗余力，每周末必去观看他们演出，而国剧界也对我外公十分崇敬，见面都称呼一声“齐公公”。在剧场第一排左边头一个座位，永远是留给“齐公公”的。逝世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早上，他忽然心血来潮，叫齐了所有在台北的家属陪他去听戏，在演出一半时，忽然手杖落地，人接着倒下去，心脏停止跳动，就此与世长辞，一点痛苦也没有。外公对国剧算得是“鞠躬尽瘁”了罢，这个异数，不可不提一下。
外公的着述，我在欧、美等大学图书馆中，均曾见过，据我三舅齐熙博士讲，根据外公的着作而得到博士学位的外国学者已有二十几位。这些年来，我三舅继承遗志，每年在外公生日时，均在台北颁发最佳国剧演员奖，以资鼓励，希望提高他们的质素。现今国剧团体经常由北京及台北到世界各地演出，各地侨领也纷组票房演出，继续发扬国粹，外公泉下有知，一定是十分欣慰的。
在我九岁时，我家原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先父贺益兴从事农业改良工作。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回的科技，很想把以农立国的中国，由贫苦的情况下改善起来，故终日奔奔波波，十分忙碌。一九三七年七月，先父适又去青岛开会，我先母觉得我已放暑假，应去北京跟着老人家学些古文，正巧我八姨齐景，由德国留学归国不久，正在南京外交部任职，夏天预备北返探亲。济南正值津浦路上，先母事先未经与先父商量，就托我八姨把我带到了北京的外婆家。岂知刚到了三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从此被留在北京，由外公外婆抚养成人。我自小体弱多病，老人家的心血实在用了不少啊!
我的外公三兄弟，从未分过家，大外公齐竺山老先生，人称齐大爷，三外公齐寿山老先生，人称齐三爷。每天吃完晚饭，尤其在天气暖和的时候，三位老人家多数是在院中散散步，聊聊天。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真是其乐融融。我的姨们及舅舅们，都是大排行，像我母亲齐长是二房中的长女，但人称“三姐”。我的最小的姨齐同是长房，排行第十六，年纪虽然比我轻，但我得称她一声“同姨”。
我由济南的小家庭，忽然到了外婆家的大家庭，生活真是不一样，每天裱褙胡同外婆家都是人来人往，好像过年一样，热闹极了。由于打仗关系，前后又来了表舅、表姨、表哥、表姐等，连同姨们及舅舅们，每天开饭总有二三十口子。外公三兄弟因多年在欧洲居住，对营养十分注意。我记得每次吃饭时，我总要望一望墙上挂的一大张食物与维他命分配图，知道胡萝卜对眼睛好。外公常说：“咱们家吃的可是不讲究，这么多人，每天每人也分不了多少肉，但身体倒都算健康。”甚么缘故呢?多吃蔬菜、杂粮之故。冬天厨子总是买一大堆肉骨头回来熬汤，再放些白菜、粉丝或海带等，汤都熬成奶白色，想来钙质不少罢。
外公家五个大院子都种了多种果子树，记得有柿子、杏儿、葡萄及核桃(果实外皮是青绿色，可做染料)等。花儿就更多了，白色紫色丁香树有四大棵，还有海棠、藤萝、榆叶梅、迎春及牡丹等。但自抗战后，改种了丝瓜、豆角之类，又养鸡生蛋，增加不少营养。外公常说，如国民个个身体好，中国人可就不必被称为“东亚病夫”了。
外公家的那棵大杏儿树，果实又多又甜，每逢结果时，外公总是细心挑选一枝姿态美妙，连枝叶带杏儿又仅仅熟而黄中带些红色的，折下来，叫我表哥李家栋送去，给好友齐白石老先生欣赏。(藤萝花开时也要送些去，给白石老人写生。)白石老人题画时常常用“杏子老人”的。行前还得嘱咐，“千万要收条儿呀!”因外公知道白石老人的画不易得，字也是有价值的。有一年又是表哥去送“杏儿枝”去，到了跨车胡同，看门的老太监先不肯开门，一直得听说是“裱褙胡同齐二爷叫送来的”，这才肯开门，因求画的太多。那回老人一时高兴，立刻画了一张画送给表哥，他当然珍重保存，可惜“文革”时流失，真是可惜。白石老人虽是大画家，但为人十分勤俭，身上总是带着一大串钥匙，怕家人乱用钱，但自己又不懂得计算。有一次我外公见他把一块极贵重的衣料剪了做围裙，围上好画画儿，以免弄脏了衣服。我外公说：“为什么用这么好的料子做围裙呀?真太可惜了!”白石老人知道外公值得交朋友，从此常常请教外公如何投资，外公也时时替他出主意。外公很有商业头脑，又喜欢帮助人。
外公可以专门从事研究国剧，实因家有实业做背景，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时又有位贤内助，家无后顾之忧。我外婆齐韩世喆夫人，河北霸县人，生就国字脸，仪表端庄，从未听说大声儿和谁说句话。大家庭不易相处，但外婆在三妯娌中，处处都为大家着想，真可以称为“温良恭俭让”而无愧。外公家的实业，也很能给现代人一些启示。这些实业主要是以粮米为主，如大和恒面粉公司，粮米多由那边运来加工，南苑(北京郊外)又有多亩果子园等。外公总说：“咱们做生意，可得顾及升斗小民。”抗战末期时粮食奇缺，很多奸商均把粮食内加些废料，以求赚钱，但大和恒的“棒子面”，可是特别香甜，连拉洋车的都知道，“棒子面儿非去大和恒买不成。”每天一大早就得排队，很快即卖光了。这种棒子面(即玉米面)是玉米再加上一些黄豆粉，磨得特别细，过箩也过多几次。还有一种小米面(杂粮的一种)，也是货好而又磨得细，这样蒸出来的“窝窝头”特别香，在普罗大众间是极受欢迎的。记得当时的社会局长温崇信还特别表扬过呢。当时这些“棒子面”真是赔钱的，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但赚钱当然要赚的，是由别的生意上赚来，不能赚升斗小民的钱。这些生意，虽由韩、张二位掌柜的(即经理)主理，但我大外公竺山先生每天都得去看看，总是走着去，走着回来，从不坐车，身体锻炼的极好。大外公曾于第一次欧战时在巴黎和李石曾先生办过豆腐公司，因李石曾先生一生主张素食，那时已知道植物蛋白质的重要，大外公和外公也因此在巴黎得以认识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国父知道外公兄弟们为成立民国，暗地里出过不少力，甚为嘉许，并请外公兄弟们回国出任高官，但外公等为了遵守老外公的遗训，都谢绝了，仍是做粮米生意。胜利后又成立了肠衣公司(即是做外国肠子的外衣)，是出口生意。外公说：“外国科技高，都是到中国来，用中国的原料及廉价人工，做成成品，再销回中国，来赚我们的钱，咱们的肠衣，他们吃了肠子后，连肠衣也一齐吃了，不会回来赚我们的了。”外公说话总是那么幽默。大外公很喜欢我们小孩子们，曾教过我们“说文解字”，讲解的清楚极了，又有耐心。
外公家很注意锻炼身体，嫌大家不够运动，买了几个“杠子”，叫大家下了学要举杠子，大人也都要练，总是在天未黑时，就差人各房去叫，我们正做着功课，也得出来练，可惜大家多是虎头蛇尾，三分钟热气，一个个的慢慢就懒散下来，最后只剩我三外婆(齐寿山夫人)一个人每天勤练，一日不辍，怪不得活了九十多岁那么长寿呢!冬天冻冰时，让我们孩子们学溜冰，先是把东院那棵核桃树的四周，画出一个四方圈儿，用点泥土围起来，每天晚上把水泼上去，第二天即光滑如镜，我们不会溜冰的，先用椅子推着在冰上学走，外公们也都打“出溜儿”，即是老远的跑几步，等到了冰上即把两腿一并，很轻松的滑过去了，是北方乡间的一种运动。我们也跟着“滑出溜儿”，但总是得栽在冰上，但因地方不大，没有危险。后来每天晚上“泼冰”，就变成我们这群孩子的事了。等对冰有些认识后，才允许我们在周末背着溜冰鞋去北海公园溜冰场去玩儿呢。记得每年夏天总要“秤人”，这大概也是北方乡间的一种习俗，就是由两个年青力壮的人(多半是厨子和看门的)，用秤杆抬着一个藤椅子，每个人坐上去量量体重，都有记录，每年一次。其实那时候已经有量体重机卖了，不过是外公家中总想保留一些中国古老的风俗而已。外公家对家人的营养和运动，倒和现代人们流行的健康舞及健康食物颇为相似呢。
抗战初起，日方想请外公出来做事，外公不肯做汉奸，东藏西躲，消息越来越紧，只好避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暂住，等消息好点后，再半夜搬回家。医院的伙食对一位健康的人来说，乏味可知，因此常常得去送饭。周末多数由我负责，吃饭时与外公交换，我吃医院的西餐，多半是土豆泥、菠菜泥、猪排之类，外公喜欢看我吃的津津有味，并嘱咐我洗个热水澡再回去，至今觉得那里的大毛巾好白好干净呀。
外公常说：“人家做媳妇儿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八年未出过门。”说来真不简单，外公是个爱热闹爱活动的人，为了不做汉奸，只好在家呆着，每天写作。胜利后，各大小报刊均来争取外公的着作发表，外公想让我们孩子们赚点外快，二来也学着分标点符号，故把“北京的小吃”、“北京的三百六十行”等多本书分批叫我们抄写。外公写作从不分句的，还得嘱咐我们说：“如果是对话，就另起一行，可以多赚些抄稿费呀。”因此我们也学了不少东西，抄稿时顺便就等于把书看过了。外公写作多数都用河北家乡话，看他的着作，就好像听他老人家说话一样，有种亲切感。他和我们说胡适博士常常鼓励他多写，特别用口语来写，想起甚么就写甚么，胡博士说假如不写，以后很多东西就要失传了，真是语重心长。
外公家藏书甚多，多数是线装书如二十四史等，还有很多小说、笔记等，外公书斋取名“百舍斋”。由生意上赚来的钱，家人仍是省吃俭用，多数买了绝版的书，如元朝、明朝的都有。记得每年春天大扫除的时候，东院北屋客厅内的书都得拿来吹吹，然后再换新书签。外公自己的着作，书签分红色、蓝色及黄色不等。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资料，因外公对多方面的事情都感兴趣，想起甚么来，立刻做笔记，这也是很科学的办法。写书签多数由我和我二表哥李家梁负责，另有人负责把新的书签放回原书，不能混乱。那张北京地毯，又大又重，得几个人抬出来，用竹拍子拍去灰尘，那时候又没有吸尘机。这么多书，总得大家忙一整天。书房内还有不少名画扇面等，记得有一本册页是白石老人的草虫，细致极了，想系盛年之作。外公收藏的书画，多数有上款，想都是好朋友所赠的，像陈师曾、陈半丁的作品都不少，还有一些名家的合作画，其中也有梅兰芳先生的作品。
外公有睡午觉的习惯，尤其是大热天，我总是一个人在东院客厅内等着，远远儿的听到南屋外公睡房的竹门帘子响了，准是午睡醒了，就赶快去打洗脸水，洗完了脸总爱吃一些水果，如甜瓜等。因为疼我，就留一半给我吃。但如我犯了错，那罚起来也很厉害，方法就是不理我。记得有一次连着几个月也不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一样，这比罚、比打还难受，至今记得清楚。外公十分疼爱小辈，希望每人能学一种乐器。我学钢琴，启蒙老师是我十姨齐缀，她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毕业的，对我管教甚严。我十姨夫杨树棠博士是少数的中国钢铁专家。早年留学德国，在辽宁鞍山钢铁厂任总工程师多年，记得一九五几年间，苏联方面派了些专家来鞍钢参观，这些专家们还给提了不少意见，反正是看不起中国的工业。但经我十姨夫根据中国的炼钢原料，厂中的技术及设备等，一一加以反驳，结果大家反都觉得比他们苏联专家们高明多了，可见中国是的确有人才的。我和十姨当年同住一屋，在西院北屋。北方四合院房子多数是一顺儿二间或三间，钢琴就放在外间书房，我练琴时候一弹错了，十姨随时就给我改正，故进步较一般为快。外公常常进来听我练琴，有时散步经过，就隔着窗户听，还常常哼哼主题呢!
外公又鼓励我十四姨齐辛学画，并替她请了三位国画老师，山水是溥佺(松窗)老师，花鸟是颜伯龙老师，人物是管平湖老师。我常常等十四姨去学画时，也跟着去玩儿，有时我写了大楷也拿去请管老师改，我十余岁时已可写很大的字了，因五六岁时已由先父把着手教。外公写作总是用毛笔，字又细又小，字体优美。外公平时也练字，有时把腿放在凳子上，再把右手放在腿上，练习悬腕，所以字是有功力的。在台北时，已八十多岁了，仍能不戴眼镜写小楷呢。我十四姨学了不少年的画，后来在中山公园水榭开过画展，很成功，我们也都跟着去帮忙。外公那时虽然不能出门，亲自去看看，但是每天都问画展的情形。后来向我十四姨求画、求扇面的朋友很多，外公自然十分高兴。
外公在众子女中最疼爱先母齐长，因她自幼聪明伶俐，相貌娟好。她读的是孔德中学，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外公家的舅舅及姨们，除了去德国、法国留学的外，都在孔德学校读过书，是为纪念法国大哲学家孔德而命名的，是中法大学的附属中学，当时办的很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法文，我是第一个第二代的学生，当时校长知道我要转去贝满女中就读时，还特别挽留我呢，但外公和十姨都觉得我应学些英文，才决定转学的。当时在孔德就读时，老师们不少是先母或姨舅们的同学，故此对我另眼看待，爱护备至。当时在孔德读过书的除了齐家的一大群子弟外，有马衡老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子侄们，如马珏(北京大学有名的校花)、马琰、马理等。沈尹默、沈兼士教授家的子侄们有沈令扬、沈兑等。钱玄同教授家的钱三强及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的子侄们如周丰一、周菊子等。他们有不少和齐家的姨、舅们同学，也常来外公家玩，且很多时就在外公家热闹的气氛下用饭。外公家很多地方仍保留着保定府高阳县一带的习俗，如吃饭时用小矮桌、小板凳。不用时就竖起来，靠在走廊下。很多在都市生长的少爷、小姐们从未见过，觉得好玩，人多吃起饭来又特别香，至今很多人仍津津乐道。天热时则多数在院子内大树下吃饭，非常有趣。先母读到孔德最后一年时，班上只剩她一人就读，学校觉得为一人特开一班，甚为浪费，建议送她去巴黎就读，她胆子小，就转去艺专学画，也曾和徐悲鸿先生学过画。后来就与先父结婚了。
我们贺家是湖南长沙人，先高祖长龄公，曾中恩科状元，做过云贵总督，与曾国藩结亲家。曾文正公长子曾纪泽，曾出使英国有年，他元配即是长龄公的女儿。至先祖父因去世早，先祖母只得带着二女一子前来北京投奔在北京九门提督的舅爷，从此就在北京定居了。先父是经先姑丈黄子美的介绍，先交朋友，等双方认识清楚后，才与我母结为连理，在当时也算相当新式的了。我先姑父是我表姐黄宣、表哥黄燕、黄宛及黄昆的父亲。黄宣、黄燕均是学经济的，黄宛则是我国有名的心脏科专家，多年来在北京为政要们看病，现在更加努力训练年青的医科接班人。黄昆于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学物理，与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博士是好朋友，人称“三杰”，后来黄昆去英国留学，返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教书，培养国内的核子物理人才。
我父经外公的薰陶，也喜爱国剧，梅兰芳剧团时常往上海等地演唱，经过济南时，也曾演出过，自是哄动一时。记得外公曾陪梅先生来过舍下小坐，当时左邻右里惊喜了好一阵子呢!我们在家中常常放留声机，听京戏唱片，因为外公和我提过，有一张唱片，梅先生录的，是由外公介绍的，即是“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先生唱……。”我总是特别注意听外公在“话匣子”里的声音，可惜那时唱片不多，我只记得有张《贩马记》的唱片，因为是吹腔，当时听不懂，每次想听时，只要说一声想听那张爱哭的就知是想听《贩马记》了。外公说过，当初梅先生灌唱片时，往往为了一点儿瑕疵，外公主张重新再灌，但梅先生左右的人就说：“梅老板唱，还用第二遍吗!”外公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就劝说你梅老板名气大是一回事，但唱片是要留传后世的，要有多少人听呀，怎么能留下一点儿错呢。而梅先生也从善如流，总得完全满意了才算，外公多年来对梅先生的关怀是由此可知的了。先父当时在济南也曾加入过票房，公余后勤于练习，学唱老生，可惜五音不全，唱不出味儿来。等“七七事变”后，先父爱国，即带同家小返回大后方，曾屡次托人想把我接回去，怕外公外婆受累，但因我年幼，无人肯负这个责任，不想胜利未果，先父竟而长逝，回想起来，不胜悲痛。
每年放暑假时，我三外公齐寿山先生(曾留学德国，在教育部和鲁迅同过事。)总是教我们念古文、唐诗、诗经、论语等。每天先把要学的用毛笔抄好，第二天早晨上新书，讲过后，第二天要回背回讲，我们由此在中文方面打下了些基础。就连听戏也当功课一样来研究，小时常随大人们去听堂会，也都不甚记得了，等到十来岁时，如富连成(都是科班里的孩子们演出)有好戏，意思是有教育性意义的，又在白天演，那么我们孩子们就有戏听了。未去之前，先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当时没有字幕，这样去听时，了解的可以强些。外公家有本“戏典”，我们常常在听广播时，大家围在一齐，一边听戏，一边看戏典，所以戏词儿，大家都能背出不少。记得有一次我上国文作文课时，在高中老师们都鼓励我们用文言文写，得分也较高。有一回题目好像是“中秋”，我一时高兴，把“霸王别姬”的戏词儿也搬到作文内了，即“云敛晴空，冰轮乍涌”，老师一时不察，还给我划双圈儿呢，想想真是可笑。说起“戏典”，至今十分怀念这本书，连最近我十六姨齐同还在问我何处可以买到呢?说起我十六姨，我们三人(十五姨齐炎，十六姨和我)小时，总是一齐上学，起先有包月车送我们上学，后来大了，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儿骑着上学。我同姨十分精明能干，现是农业专家李崇道之夫人，李博士在台湾主持农复会有年，对台湾的农产改进，贡献甚大，台湾能有今天的经济硕果，农复会着实出了不少力呢。李博士后又做过台中大学校长，造育英才，他的令弟即是物理学家李政道，一门数杰，令人称羡。话说远了，我外公常说：“像北方乡间，识字的人不多，但他们多数知道些忠孝仁义的故事，并以此为做人之本，这些多半是由野台子戏上听来的。”故此国剧对全民教育方面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外公的革命思想，是由外公的父亲——我的老外公令辰公处传下来的。令辰公是前清翰林，天文数学都很好，在朝中主张维新，学科学，废八股。谁知为此反遭家变。那时老外公在京，家人仍住在保定府高阳县，当时错传老外公通敌，家人数位竟遭毒手，凄惨之极。从此老外公不许我外公三兄弟再考取功名，不得为满清当官。老外公学问好，又注重子女的教育，曾编了“新三字经”，是为了孩子们易于熟记中国历史，甚有价值，又易上口。我们小时都念过。一开头是：“凡训蒙，先说史，记年代，有条理。”结尾是，“兴童蒙，讲地球，五大洋，六大洲，既知古，又知今，脑智开，黄种存。”这样孩子们对中国历史的前后次序，容易了解。还有一种易记中国朝代的办法，外公也教过我们，我也在学校中常常教同学们背熟，则中国前后朝代就不会记混了，我在这里写出来，看看是不是较易记，即“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后五代。宋、元、明、清。”外公晚年曾亲自把老外公编的“新三字经”工楷录出影印，我也分到了几册，并嘱我教我的孩子们念。外公因家中不许习八股，只得考取同文馆，三兄弟一齐读洋文。外公常说：“我们那时念书可比你们阔气，每顿饭八菜一汤，不好吃还可以换。”因为当时学洋文的人少。后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外公三兄弟因学过德文，又做的是粮米生意，认识了不少德国军官，时常谈起中国应振兴工业，提倡科学等。有一位佛将军说：“你们如愿意送子弟们去德国念书，我家女儿正好做他们的监护人。”就这样，我的三位舅父、两位姨母及表舅等就都去了德国念书。佛夫人是贵族出身，家教甚严，对我的舅舅和姨们，视如己出。舅舅及姨们也对她十分敬爱。佛夫人年老时，家居东德，齐家的亲戚们，每到德国，必去探望她老人家，连后一辈的，如我的表弟李臻强，在瑞士读书时，还特地去探望过呢。所以说人类建立友谊，应是不分国籍的，如大家都能和平相处，该是多么好呢!
为了推翻慈禧，外公三兄弟很出了些力，就拿汪精卫炸摄政王一事，可知一二。炸弹先要试爆，于是先拿到外公家的南苑农场去试，地方空旷，不会有人听见。行事之前，炸弹先存放在外公家东院的小西屋内床底下。最后安放在摄政王每天上朝必经的桥底下。谁知行事那天摄政王的座驾车行到桥边，马儿怎么也不肯走，因此未能成功。我和外子婚后回到北京探亲时就住在这间房内，先母又把此事提过一次，我们觉得自己曾在有历史性的房中住过是很可纪念的。我外公要推翻满清，只为慈禧专政，丧权辱国，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像我妹妹贺湘善，她即和宣统溥仪的外甥万迪基结了婚，万迪基是位出色的电影工作者，能编，能导，并得过中国影片第一届的纪录片金鸡奖。他的二舅溥杰老先生是位画家，也曾屡赐墨宝。最近溥杰夫人嵯峨浩子(爱新觉罗·浩)因肾病在北京逝世，她是日本公主，比现在的天皇还长一辈呢，这次出殡日本皇族来吊唁的很多，话扯远了，但我想外公如在世，也会赞成这类婚姻的。
外公年幼时，曾由老外公带着上过一次朝，天未亮就得去，冬天又冷，下雪时又阴又湿，真不好受。因有此一经验，对太监们也有了些认识。外公欢喜交朋友，曾在宫中任过事的太监，倒也认识了几位，由此知道了不少宫中的情形，及宫中演戏的情形，他都完全记录下来。后来宣统出了宫，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都给太监们卖的卖、烧的烧。有的太监因与外公相熟，事先来通知，外公就去买了几批，如升平暑的戏单等，后均陈列在外公私人成立的国剧学会及国剧陈列馆了。外公说过有位太监曾送给他一小瓶粉末，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放一小匙在汤中，味道鲜美极了，太监们说这是宫中每天多出来的鸡鸭鱼肉，皇上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熬成汤，再晒干磨成粉，这不成了现代的味精了吗!但这些是真材实料呀，平时这些老太监们还不舍得拿它随便送人呢。
外公对烹饪也有兴趣研究，总说材料不需要贵，但能做出来好吃就成。北京那时的大小饭馆有什么名菜，外公都记得，朋友们去吃馆子有时事先都得来问问，以免显着外行。外公除了饭馆外，北京四城的小吃很多，外公多数都亲尝过，也都是记下来。北京的小吃，花样多，又细致，这是因为北京在旗的人多，他们都有官粮拿，一般不用做事，也可生活，闲下来就喜欢研究饮食。外公把多年尝过的小吃，集成一本书，就是《北京的小吃》。这种求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外公家对待下人们也很厚道，像北方夏天很热，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一定预备了几个冰镇西瓜(那时没有电冰箱，每天早上有人送几十磅天然冰，放在木制冰箱内)大家聚在一起吃，佣人们都有份儿。每次买水果，都是去果子市上担(百斤)的买，买回来就由我们孩子分份儿，每人一份儿，或每房几份儿放在一齐。连栗子、花生都分，真是民主的表现。
外公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像抗战末期，有一年北京闹“虎烈拉”(即是霍乱)，日军方面怕传染开，于是在北京内城的四城城门口都摆好了几口大缸，里面放了石灰水，四乡的菜农运菜进城，都得把菜在水缸里浸一下，这种菜怎么吃呀!外公想了一个法子，记得太庙公园内有不少野生的“曲么菜”，开小黄花儿的，很嫩，由我们下了学，大伙儿骑着自行车，拿着面粉口袋及小刀子，去太庙挖菜，反正每人才买一张门票啊，进入太庙(从前皇帝的家庙)后，尽量的挖，也没人管(真像王宝钏在窑洞外边挖菜了)，拿回家洗干净后，用开水烫熟，再加香麻油、酱油等拌着吃，味道清香，维他命也很多，很像上海人喜欢吃的“马兰头”，比现在欧西流行的“阿发发”好吃多了。
外公三兄弟学的是德文、法文，我的姨们和舅舅们也是学的德文、法文，而我从小由先父处也学到一些日文，所以现在听起这些外文来，相当顺耳。抗战时期，外公三兄弟对欧洲及当时中国的局势非常注意，每天吃完晚饭后，必要有人来“读报”，即是把当天的新闻，简单扼要的说一说，然后三兄弟再在一起讨论时局。英文报是由我表舅阎复初读，法文报是由我十三姨齐崇来读。抗战末期时，姨们及舅舅们己成年的都陆续去内地重庆，就由我表哥们接着报告新闻，每天晚上偷听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那时北京怕被盟军轰炸，窗户上都得挂上黑布，晚上听广播时，也得用厚被盖着收音机，然后再把头伸进去，怕被外边听见，总是提心吊胆的，还得记下来，怕忘了，第二天得回报。我有时也跟着听，听到了好消息时，又兴奋，又紧张，等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当时大家高兴的情形，至今如在眼前。我外公也恢复自由了，可以到外边看看了。外公家里整天人来不断，都是喜气洋洋的述说好消息，我们自小就培养要有爱国精神。
外公在欧洲时，在各国看的戏不少，又研究话剧，返国后对中国戏剧，批评的很厉害，但经过多看、多研究后，反而一反前说，觉得有它特殊的地方，值得穷毕生之力研讨，为此曾和上千的戏剧名角，上自老供奉们，下至前后台各种人等，连梳头的，管衣箱的，逢人便问，问后都记下来，多数人都是说，是师傅这么教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经外公多年推敲，再参考书籍，结果得到一个结论，即是说我国的戏剧是“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的戏剧。外公和梅兰芳先生合作多年，是要借梅先生的艺术造诣，把国剧介绍给世界各地，把它由地方性，转为国际性。外公常说：“我替梅先生编戏，可是一个子儿也没和他要过。”又和梅先生说：“您现在已在全中国出名了，但是您如听从我的见解，我可以令您世界出名，同时我的理论也可由您来实验，互相有利。”故梅先生对我外公是十分尊敬的。梅先生去世后，梅太太每年仍然来给我外婆拜年呢。
外公为了实现把国剧推扬到国外的计划，首先是把梅先生的艺术介绍给来中国的名人们欣赏，外国人不懂得唱词儿，故外公特别为梅先生编了《嫦娥奔月》，创造古装，增加舞蹈。渐渐的外国人来听梅剧的多了，外公又编了几出如《霸王别姬》、《天女散花》等戏。曾来中国看过梅剧的，前后有瑞典皇太子、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等，看过后对中国戏的优美十分赞赏。由此外公想到，可以由梅先生组团到外国公演，实现以前许过的诺言。这个计划首先是由于当时美国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他说如果梅先生能到美国表演他的艺术，中美两国国民，借艺术的沟通，会更加亲善。但说来容易，筹备起来就不简单了。我外公为了梅剧团的赴美演出一事，先后约费了七八年的准备功夫。如宣传工作，特为编了一部《中国戏的组织》，介绍中国戏的唱白、动作、脸谱等，然后再翻成英文，让外国人未听戏前，先有些认识。还画了不少关于戏剧的图画，多是由我母帮着画的。另外，选适合外国人看的剧本，舞台的布置及音乐的安置都和在中国演出时有些分别。音乐方面，乐师坐的地方用隔扇隔开，使台下人看不见，取消饮场(当时尚有此陋习)。筹款工作同时进行，经过无数友好的协助，又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的介绍，才得以成行。年前我居住在美京华盛顿一个时期，曾拜访过前司徒校长的秘书长傅泾波老伯，老伯虽已八七高龄，仍记得十分清楚，曾到过裱褙胡同外公家商谈赴美演唱的事，因傅老伯当时也帮过不少忙呢。后来虽然成功返国，梅先生也得了两个博士，各方面的反应均十分热烈，但大家都赔了不少钱倒是真的。这些详情，可见外公口述，我七姨齐香笔记的《梅兰芳游美记》，兹不多述。后来我考取燕京大学，外公知道了非常高兴，说：“你能读燕京很好，司徒雷登是我好朋友，你要好好用功。”转眼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傅老伯有意把司徒校长的骨灰运回中国杭州安葬，因校长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有特别的感情，这是司徒校长的遗言，希望不久能成为事实。去年承傅老伯赐我一本“司徒雷登日记”，他的一生与中国有深远的关系，并曾做过一任美国的驻中国大使。
外公一方面研究戏剧，同时对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们，一直都在注意提携，像早期富连成的李世芳和毛世来，就由外公介绍给梅先生收为弟子。抗战胜利后，我曾见杨荣环和陈永玲来探望过外公。后来到了台湾，见到徐露小姐是可造之材，也为她及大鹏剧团编了新戏。
外公很有幽默感，又喜热闹，自己常说肚子里经常藏着两百多个笑话，什么环境下讲什么笑话。笑话是有时间性、地区性的，随便说是引不起共鸣的。有些也是真事，很能讽刺人生。我们听外公的笑话可是听的多了，可惜记性不好，如今连十分之一也不记得了，真是可惜。当初我刚认识外子时，他也在燕京读书，他读经济，我读音乐，他比我高两班。家中知道我有了个男朋友叫姚刚，外公一听，噗哧就笑了，待了半天才说：“名字虽一样，脾气恐怕不同罢!”我听后莫名其妙，因那时我还未听过《姚期》这出戏，怎么知道姚期的儿子姚刚是个非常鲁莽的人呢。外公常是说话不多，但这内中却包括不少事呢。
1949年外公到了台湾，因走的匆忙，一本书也未带，那时我们都住在基隆我三舅家，三舅齐熙是中国最早期的造船博士，这也实现了老外公生前提倡科学的原意。三舅母是德国人，为人十分和蔼可亲，又极孝顺外公，外公本可安享老太爷福了，但外公仍是每天必写数千字，想起什么就写什么，仅凭记忆。并且皆用毛笔，也爱写信，慢慢地就与外界都联络上了。外公最喜欢散步，且于散步中构思要写作的内容，在基隆住时，每天也要出去走走，有时我们也陪着，外公于散步时非常注意一般民生问题。后来搬到台北住，朋友多了，常常来谈谈天，外公会在客人都在时和大家告个乏，即上楼去休息一会儿，再下楼接着陪客人们聊天儿，自己很会珍摄。当我于1951年春离开台北，要来香港的时候，曾提起不放心外公的起居，外公说：“我年青时即到欧洲去，都是一个人，都习惯了，我会照顾自己。”外公在第一次欧战时，曾替豆腐公司带过一批河北劳工去巴黎，那时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一大群人呢，外公常说要我们重视国民外交，就是要中国人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他说他带的那批劳工都是河北乡下人，从未出过远门，个个又能吃，由西伯利亚坐火车一直到欧洲，一路上如不当心，就得闹不少笑话。外公发现他们每顿饭都吃不饱，因为食量大，每人每顿饭要吃几条长面包，一次买的太多，拿起来不方便，又怕人笑话，就想出一个办法，火车每停一站，就派人下去买面包，如此堆积起来，一顿饭吃百十来个大面包的问题，总算解决。
外公因为平时善于摄生，又爱走动，故身体一直不错，尤其脑子清楚，也许是多用之故罢。记得他去世前不久，曾到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说他的脑子只有四十多岁，年青的很呢!他还有许多计划要做，要写的。而且到老，头发一根也不白，常自嘲为“不白之冤”。
1961年秋，我陪外子由东京经台北返港，很想借此机会在台北小住几日，探望外公及在台亲友，事前曾禀告，外公知道非常高兴。怎知入台签证一直发不下来，而行期已定，只好再禀告说，到时只能在机场停留一小时，不能前来探望。哪里想到，等我们步出松山机场时，外公竟亲自来看我们了，令我们十分惊喜。外公拿着支手杖，虽稍清减，但仍是神完气足，腰板儿挺直，与十年前没有多大分别，见了我们问长问短，可惜短短的一小时，竟是最后一面，思想起来，令人伤心。
外公一生，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可惜我才疏学浅，未能道出其万一。外公生前过的是多彩多姿的生活，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从未提过“老”字。他老人家留下的丰富遗产，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人生观，我们可以拿来做借镜，古人所谓：立德，立言，立功。外公着作等身，总算是立言了罢。

(198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