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读报得知钱穆先生以96高龄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触，并谈起他《忆双亲》一书里讲他和默存父亲交谊的专章。那章里有一节讲默存，但是记事都错了。9月5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来电话(季季女士前曾访问舍间)，要我追忆钱穆先生和我“同车赴北京”(当时称“北平”)的事。虽然事隔多年，我还约略记得。我问季季女士：“我说他记错了事可以吗?”她笑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记他，并不是为了辨错，只是追忆往事而已。

钱穆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曾陪“钱钟书夫人”同赴北京。他讲的是1933年初秋的事。我还没有结婚，刚刚“订婚”，还算不得“钱钟书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我那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马上就要开学。钱穆先生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其实这条路我单独一人也走过一次，自以为够老练了。动身那天，默存送我到火车站和宾四先生相会，一同把行李结票，各自提着随身物件上车。

那时候从苏州到北京有三十七、八个小时的旅程。轮渡还在准备中。到那年冬天，我从北京回苏州，才第一次由轮船载了车厢过江(只火车头不过江)。但那年秋天，火车到南京后，已不复像以前那样需换站到下关摆渡，再上津浦段的车。南北两站隔江相对。车厢里的人和货车里的货全部离开火车，摆渡过江。记得好像是货物先运过去，然后旅客渡江，改乘北段的火车。宾四先生和我同坐在站上的椅子里等待，看着站上人夫像蚂蚁搬家似的把大件、小件、软的、硬的各项货物(包括一具广漆棺材)抬运过去。宾四先生忽然对我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我暗想，你没看见我前一次到北京时带的大箱子、大铺盖呢，带的全是无用之物。我这回有经验了。可是我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谦逊几句，只笑了笑。

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什么谈兴。不过成天对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饭时，我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和面条，所以带匣儿饼干和一些水果。宾四先生很客气，我请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那是当点心的。每逢停车，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我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我是一个学生，向来胃口不佳，食量又小，并不觉得自己俭朴。可是看了宾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俭德。

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车入山东境，车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边。等火车开动，宾四先生谈风健了。他指点着告诉我临城大劫案的经过(可惜细节我已忘记)，又指点我看“抱犊山”。山很陡。宾四先生说，附近居民把小牛犊抱上山岗，小牛就在山上吃草——我忘了小牛怎么下岗，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

我对宾四先生已经不陌生了。不过车到北京，我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见面。我每逢寒假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常会想到宾四先生谈风有趣。

1985年，苏州市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默存应主办单位的要求，给宾四先生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大陆观礼。默存的信写错了年份，把“明年”写成“今年”，把“二千五百年”写成“二千年”，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获得这封作废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废稿)。宾四先生没有回信，也没有赴请。如果他不忆念故乡，故乡却没有忘记他。

(1990年)

杨绛(女，1911年—)，江苏无锡人。原名杨季康。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夏，与钱钟书结婚，随即赴英法留学。1938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着有剧本《称心如意》、《风絮》等，评论集《春泥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以及《钱钟书与〈围城〉》。译有〔西〕塞万提斯《堂·吉柯德》、《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