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素书楼访钱穆先生》

8月11日的上午，我从台北市中华路乘车前往外双溪去探望多年未见的钱穆(宾四)老师。他老人家自从90岁那年来香港讲学并会见亲友，同时新亚校友为他庆祝九十大寿，筵开数十席，此后没有再来过香港。
今年晨历新年前后，在香港风闻宾四老师患了轻微中风，曾入住医院几天，庆幸吉人天相，宾四师现在是康复了。(按：此次去台北，从钱师母的口中获知，宾四师过去几年曾患过三次小中风，主要是看中医服中药。所幸均能逢凶化吉，这主要是靠师母的悉心护理及宾四师的坚强意志和生命力。)
下了车，沿着外双溪，清澈的溪水中，有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鱼漫游着，悠然自得。步过东吴大学校舍后，再走几十步，便到素书楼——宾四师的住处了。宾四师手书的“素书楼”三个黑底金字的大字木牌挂在红漆大门的右上侧。“临溪路七十二号”的蓝底白字门牌以前并未见过，想是近年才钉上的。大门两旁各植翠柏一株，已高达逾丈。门前植有一排松树，琅然而立，稍远处则有一系列整齐的榕树，枝叶翠绿浓郁，似乎比几年前长得更茁壮更茂密了。真是苍翠满前，草木滋荣，周围的环境显得一片宁静而安宓。
宅院地广高爽，屋后群山环之，连亘数十里，气势蜿蜒磅礴;大门前稍远处有外双溪潆遶绕如带，门口则松柏雏榕映照远近，在丛树掩映、万籁俱寂中，真是一个静修读书的好住处。
我按了一下门铃，通过对讲机的传达姓名，自动门弹开了，推门进入，向左侧沿石磴盘旋而上，头上有浓密如盖的树荫遮着烈日，一阵的阴凉空气袭来，把身上的热汗也收敛了。不足百级，已到了宾四师日常生活起居的住所了。
师母在有纱窗的门口迎迓，我大步跨前道一声：“师母你好!”一踏进门槛，宾四师已自楼上卧室一手拄杖，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缓步而下，老师穿着一件棉质汗衫，一条薄绸长裤，一对与脚不相称的宽大绒质拖鞋，当还有三两格梯级便到地面右侧的客厅时，我趋前想搀扶他一把，宾四师说：“你先进去坐着吧!”师母也抢着说：“不用扶的，先生自己可以慢慢走的。”宾四师自从84岁那年春天开始，双目便不能看报读书，但在短距离内还可以看到物件的影子。我遵命进入客厅，随着宾四师一同坐下，两个座位只隔着小茶几，谈话是很方便的。师母与另一位小姐则坐在对面。经师母的介绍，这位小姐就是邵秘书。宾四师近年受故“总统”经国先生礼聘为“总统府”“资政”，可以请一位秘书协助处理一些来往函件及日常琐务，有时也协助老师誊正文稿。邵秘书原来是老师文化大学硕士班的学生。四个人围坐在一个不足两百方英尺的客厅里，想到就谈，气氛很轻松。
当我坐下时，首先向厅壁四围扫描了一下。四壁挂的书画匾额及摆饰与多年前所布置的已有些不同，有所增添了。首先，一进客厅，左侧的壁上，挂有朱子手书的三幅石碑拓成的大字，中间的一幅为“静神养气”四字，两旁则为“立修齐志”与“读圣贤书”。书案上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立像。我的座位对面，即客厅正中壁上，挂着一块匾额，是“一代儒宗”四字，两旁题款是“宾四吾兄九秩嵩寿，弟张其昀敬贺”。张晓峰先生是已故“教育部长”，亦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兼董事长，50年代时，本来晓峰先生是准备与宾四师一同在香港筹办新亚书院的。但不久晓峰先生蒙“政府”电召，赴台北献身于教育事业，宾四师则仍留香港创办新亚，此时正值晓峰先生在台北长“教育部”，对新亚协助良多。新亚早期校友(即成立中文大学以前时期)于今受其赐。曾忆及1964年时，得宾四师及刘百闵先生的推荐，蒙晓峰先生亲函通知录取入读中国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前身)博士班第一届，惜未成行。过去十余年来我多次赴台，竟没有一次去拜谒晓峰先生，以感谢他的提携之德。今晓峰先生已逝世，内心深感愧歉。晓峰先生这块贺匾挂在全室的最主要位置，显示出宾四师与晓峰先生情谊之深厚。
在晓峰先生贺匾两旁，则有张佛千先生撰拟的一副祝寿联。写着：

大宗师逍遥游九万里以意;
素书楼着述计八千岁为春。

此联题款是“宾四先生八秩荣庆，张佛千拜撰，王恺和敬书”。张佛千先生固是当代撰联高手，王恺和先生的书法则是隶书，亦写得古朴遒劲，颇足观赏。
进入客厅对面的壁上，则有萧赞育先生的祝寿屏，为宾四师九十大庆而作，祝词曰：

道承洙泗，望重儒林，立言淑世，学贯古今。
仁者斯寿，天生遐龄;华堂祝嘏，同颂冈陵。

在我座位旁的茶几上，则置放着宾四师赴南韩大学讲学时的一座巨型纪念银鼎。旁边还有几座较细小的纪念盾，亦为学术机构所致赠。
宾四师座位旁的墙角两边，挂着两面镜框。一面是李焕先生的“一代儒宗”，为宾四师教学七十五周年荣退纪念而赠;一面是俞国华先生祝贺宾四师的“鸿儒硕望”贺匾。
其旁为祝贺宾四师九十大庆的七言古诗寿屏，其诗曰：

博大真人世共尊，着书千卷转乾坤。
公羊实佐新朝命，司马曾招故国魂。
陆异朱同归后案，墨兼儒缓是初源。
天留一老昌吾道，十载重来献满樽。
沧海横流不记年，麻姑三见水成田。
左言已乱西来意，上座争参杜撰禅。
九点齐烟新浩劫，二分禹域旧因缘。
辟扬距墨平生志，老手摩挲待补天。
扶策寻幽事略同，先生杖履遍西东。
岂贪幽壑成奇赏，为访关河仰古风。
白鹿洞前流泽远，苍龙岭上叹途穷。
儒门亦有延年术，只在山程水驿中。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此幅题款则为“甲子恭祝宾四师九十大庆。弟子余英时撰，张充和书。”余英时学长为新亚首届老大哥，为新亚校友中唯一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他称颂宾四师是着书千卷运转乾坤的博大真人。这首七古祝寿诗把宾四师一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和一生的志操抱负都写出来了，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如非了解宾四师的学术精神和本身具有湛深的诗学修养，曷克臻此。至于书写这首祝寿诗的张充和女士却不知是谁，随即询问宾四师，他老人家清楚地说出：张充和君原来是老师北大时学生，她擅唱昆曲，后来下嫁德国汉学家傅汉思。宾四师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时，其夫婿正在史丹福大学任教，并曾亲自驾车邀宾四师及师母去史丹福大学参观，并在其家住宿一晚，想不到这位大师姊还写得一手绢秀的书法哩!
宾四师已是94岁的高龄了，我郑重地询问宾四师道：“老师，与你同辈或比你小一二十岁的多已老成凋谢。你所以获致高寿，我略知道一些原因，例如学问可以养生;师母的悉心照料你饮食起居;打太极拳;住在有新鲜空气的山林地区;又知你也会练气功，静坐养神。记得老师住在钻石山西南台时，有一次我们来看你，师母说：‘先生在房里静坐练气功，你们稍等一下，他便出来。’除了以上诸点，老师是否平时还吃些特别的补品以增进健康呢?”
“那我倒没有吃什么特别的补品。只是吃些普通食物而已。所谓‘饮食起居’，重要的不在‘饮食’，乃在‘起居’。”宾四师清楚地肯定地回答着。
“老师平时几点起床?晚上几时睡觉?”
“我通常六时起身，有时七、八点钟;晚上则八时或稍后，最迟九时入睡。”
“那么，早起早睡也是使老师获致长寿的原因之一了。”
“起居不单是指早起早睡啊!也包含日常生活的一切在内。我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几十年来的生活都是有规律的，有恒不变的。”
“那是指老师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北各地都包括在内了。”
“是啊!不论在那里住，都是有恒心地过有规律的生活。”
“如此说来，生活起居有恒心、有规律，是促使老师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的。”老师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照这样看，要享高寿，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几天后，我重读老师着作的“师友杂忆”，知道宾四师在北大清华等校教书时，有时常是凌晨四时才睡的。我也看到香港报章上，他的令侄钱伟长先生有一篇文章记述宾四师的苦学不倦和经常晚睡，可惜当时我忘记问及这一点。可能是宾四师九十多年来的生活中，那段晚睡是在早年，且只占一个较短的时期，所以影响不大吧。
又如，宾四师在香港时，曾对我们说，他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开始学气功的。但观乎最近我十天内两次去探望他。一次是上午十时许，一次是将近十一时，宾四师都很快地自楼上下来，好像没有在练功静坐。但，可能这不是练气功静坐的时候，也可能晨早或晚间还仍在练气功呢!不过，我问及宾四师是否仍打太极拳，及有否作别的运动时，老师答道：“已没有再打拳了，但每天经常散步。”至于问及是否还吸烟，原来他老人家也已戒绝好几年了。
十一日那天，我告诉宾四师，梁漱溟先生以九七高龄在中国大陆病逝。香港的报刊有很多悼念他的文章，对梁老敢于面责毛泽东那种威武不屈的傲骨极为称扬。宾四师“噢”的一长声，频频点首。我又提起梁崇俭思朴兄谈及梁老辞世后，目前海内外硕果仅存的大儒，只有宾四师了。宾四师听了，没有说什么，只微微一笑。我随即问宾四师从前在国内时，与梁老是否知交?宾四师答道：“我与梁先生不算特别知己，但在北大时常有来往，我在《师友杂忆》中有写及。”《师友杂忆》早年由一刊物分章发表时，我逐篇有读，但有的已忘。此次在台南友人家中，重读此书。原来宾四师在北大执教时，与汤用彤、蒙文通、熊十力三先生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宾四师还拨出一间房子让熊老住，所以经常聚首。稍后梁漱溟与林宰平两先生亦常有相聚，但后两人住处东西远隔，不易碰在一起，仅是五人相聚。按宾四师此书记至88岁为止，是老师89岁时与《八十忆双亲》一书合刊，在台北出版。
谈话中，宾四师与师母也关心地问及香港的新亚校友近况，我就所知的约略相告。我对师母说：“三十年来，老师的饮食起居，也多得你的悉心照料与看护，能使老师有今日的健康长寿，着作不辍。这全靠师母的功劳啊!师母的身体看来很健壮，好像比前发福些。”此时师母轻叹了一口气说：“先生有时病了，须要抱他起床，还真抱他不动呢!因为我近年来腰背扭伤而酸痛，那是去市场买菜手提重物造成。现在正在施针灸治疗，是佛教社团的一位针灸医生替我针灸。但由于每次来回太费时间，现在我正在学针灸术，每周去上课一次，四个月完成。将来准备自己针灸，先生如有病痛时，必要时，普通穴道也可自行施针灸为他医治的。”师母的学习针灸，用来自疗，也可替老师针灸，真是一举两得。师母对中国传统的针灸和气功医术，颇有信心，也真是很需要把自己的病痛治好，宾四师晚年的健康全赖师母的照看了。
谈了近两小时，我告诉师母要替老师照几张相，师母随即请秘书自楼上取来一件米黄色的绸质单衫，替老师穿上，我本想替老师贤伉俪合摄一张，师母以穿便服不便摄影推辞了。反倒为我们师生俩照了好几张。正好吃午饭了，师母邀我共餐，我便坐在老师旁边，还有师母与邵秘书四人一起用膳。我们谈天的客厅另一部分也兼作餐厅。只见餐桌上已摆上一煲清炖鸡汤，一盘凉拌苦瓜，一碟炒青菜，一碟辣椒豆豉炒咸鱼仔，另一盘是咸瘦肉炒笋片，还有一碟家常小菜，很可能那碟笋炒肉是师母为我这个不速之客临时加的菜，因为听师母讲那块咸瘦肉是朋友所赠，一直没有吃过。师母对凉拌苦瓜津津乐道。说台湾的苦瓜色淡黄，爽脆而多汁，也不太苦，还上酒席用哩!师母对这碟苦瓜之特别欣赏，是由于这苦瓜是女工阿庆在后园亲自种的，现摘现吃，特别新鲜。老师吃一碗粥，我们三人吃饭，饭是一种粗黑的糙米做的，师母说已多年没有吃白米了。我问师母，老师吃的粥中放了些什么配料?师母说：“粥里有红萝卜粒、青菜和鱼肉。先生自己不用筷挟菜吃，所以常常炖点鸡汤让他喝。”老师那天的胃口似乎不太好，只喝了一小盅鸡汤，粥喝了半碗便放下筷子。师母急着说：“才只用一小杯米煮成两碗粥，午晚餐各吃一碗，实在是很少分量了，不吃完它是不行的。”老师这才吃完了剩下的粥，师母才表示安心。我顺便问起老师早餐吃什么，原来是麦皮和面包。我告诉师母，常吃麦皮可享高寿，记得梁厚甫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过。
我第二次去探望老师是8月19日上午，一来是去告辞，二来是要重新照相，因上次拍摄的照片在取出菲林时，不慎走光了。心里想着又要麻烦老师重拍，恐怕师母会责怪，原来这担心是多余的。这一次重拍，冲印出来的效果还挺不错的。谈了一小时许，师母又留我吃午饭。我说多次在这里吃饭，太打扰了，实在不好意思。师母说：“你远道来，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况且你等一会还要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文物，在外面找地方吃饭不便。”这样我也只得老实不客气的坐下来陪老师师母一块吃了。这一次老师胃口好得多，小半碗饭，师母舀了几汤匙的切片草菇肉末，还挟了一些蕃薯，和饭拌在一起，老师都吃完了。也喝了一汤碗鸡汤，分量也比上一次的多。这次师母准备的小菜，除了草菇肉末和蕃薯，还有几块粉蒸肉。另有黄瓜切丝凉拌及炒刀豆各一碟，还有半条蒸鲈鱼。师母特别介绍鲈鱼，说是美国的鱼种，买来时还是活的，估计是在台湾养殖;师母也特别介绍新品种的刀豆，这两样菜确实味道鲜美。台湾同胞富研究精神，许多水果蔬菜常有新品种出现。看师母平时食用的小菜，生活是很简朴，如果不是老师的营养所需，决不会天天炖鸡汤。我想，炖鸡汤成了老师近来的主要维生食粮了。老师饭前饭后都吃一粒药。我问师母，原来饭前吃的是胃药，饭后是健脑的。老师离开饭桌后，便回沙发上坐一会，从师母口中知道老师午饭后例必午睡，我也劝老师上楼午睡，不可因陪我谈天而破了惯例。老师慢步上楼时，师母从后跟着。把老师安顿好了，再下楼来，要我再坐一会与秘书一同聊天。
第二次见到另一位廖秘书，她也是中国文化大学老师教的硕士班学生，原来是两位秘书小姐，每周各轮值三天，是因为邵秘书后来不能全职担任而采取这种变通办法的。这次午饭后我坐至一时半告辞前去对面不远的故宫博物院参观，都是师母送的入场券，原来老师还担任着故宫博物院的名誉顾问。第二次去正谈话间，师母接听电话，原来是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蒋复璁先生邀请老师伉俪吃饭，师母也答应了，并告诉老师这次不能不践约，老师亦欣然同意。问起师母，老师平常很少外出应酬，这种友情难却的特别情形并不多。又问及师母，平时有否驾车载老师外出“游车河”兜兜风，师母说由于台湾汽车电单车多多，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相当不安全，除了买小菜或有特别事要办，便不开车外出。后来，据我了解，老师他们也不一定完全不外出。20日，我去温州街探访何佑森兄，是约好上午十一时到他府上，聊天到十二时，佑森兄陪我到台大饭堂吃午饭，席间对我说，本来钱师母今早约好我与内人去她家吃午饭，然后再与宾四师一起去阳明山玩一会，谈谈天。我听了很感过意不去，连连道歉。何兄忙说没有关系，说他们是常见面的。并且已告诉钱师母因我来看他，改为三点钟前往了。从这一点看，宾四师虽不常外出，但遇到身体好心情好，也会与友好外出，由师母驾车到附近风景区逛一逛。据我所知，宾四师自定居台湾以来，学生辈中要算何佑森兄亲近他们最多了。闻佑森兄贤伉俪有时带数位千金全家去，每周必有一天去素书楼与宾四师聚首。相信宾四师在台湾的二十年中，主要的是讲学、研究和着书，与友好门生谈谈天讨论讨论学问，要算他老人家唯一的休闲消遣了。记得从前宾四师在课堂上曾讲道：“独学而无师友，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又说：“如果你们肯念书，做学问有成就，我就不当你们是学生，而是我的朋友了。因为我们有了共同的步伐与目标。”看他如何恳切地期望他的学生们在做学问的路上跟着他一同向前走。想起来使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很惭愧。我想，佑森兄在宾四师心目中已成了他的一位朝夕相见的好朋友了。我读佑森兄《钱宾四先生学术》一文，知道佑森兄确实是最能了解宾四师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的一位学长。他称宾四师是顾亭林先生以后的一代通儒，也是很允当的。
第二次探访宾四师时，我告诉他老人家在台北市逛了两整天的书店，翻阅了不少书籍刊物，尤其惊喜的是发现宾四师有多种我不知道的新作问世。77岁出了《朱子新学案》，这是早已知道的;80岁以后，出了《八十忆双亲》及《师友杂忆》，这也是都知道的;但老师出版《双溪独语》，是我这次逛台北书店的发现，是老师多年前文大硕士博士班的讲稿，多年前整理出版了。内容共有三十讲，我们读了此书，等于学了博士班的一年课程。还有一本《黄帝》，是老师四十几岁时的作品，也是我以前未读过的。更了不起的，是老师92岁时，出版了厚厚两巨册的《晚学盲言》，计共五十万字，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宇宙天地自然;第二部分是论述政治社会人文;第三部分是德性行为修养，共计九十章。原来此书的完成经过相当艰辛，先由老师以每小时约摸千字的速度拟成初稿，文中引用典籍错漏之处，由师母查证原文补正后再加以誊正，再逐句念给老师听，有不妥者再改正之，经过第二次誊正后方出版，师母誊正的速度也是每小时千字，此书之成，师母也分担了同等的精力。我想，师母也已快成为半个通儒了。我告诉老师，买齐了这几本老师的新旧着作，将带回香港好好地读，有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来问老师。梁崇俭兄也买齐了一套，准备精读。老师含笑点头，认为孺子可教。我又问老师此后是否有新作正在撰着或构思中。他略一停顿，说道：“没有写了。”说真的，要写成一本质精量丰的新作，决非一蹴而成。据师母说：“晚学盲言”一书，由开始构思到完成出版，也化了五六年的时间哩。不过，据佑森兄告知，宾四师还有很多旧稿，在师母及秘书的协助整理下，将陆续出版问世。实在是读者的福音。
记得19日与宾四师午膳时。我惭愧地说：“老师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甚至九十几岁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巨着问世，我做学生的感到非常惭愧，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实在有负老师的期望，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所补救。老师如此高龄，却仍是力学深思，焚膏油以缀晷，穷年矻矻而着作不辍，实在是我们后辈的好榜样。”老师带点教诲的口气说道：
“一个人做学问，一方面要学，一方面要问，才会有长进。不续书，不钻研，也就问不出问题来。”宾四师的语调中含有规劝与勉励，对我们后辈抱有莫大的期望。
钱宾四老师在92岁高龄而目不能视之情况下，犹能亲手着书，在师母胡美琦女士之协助下完成《晚学盲言》之巨着，当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所少有。目前又在师母及秘书之协助下整理未刊行之旧作，将相继出版，将为中华文化再添一新页。在此祝福宾四老师长寿健康。

(1988年)

(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