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沈从文本身就是一个典型。1902年12月28日，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后的第五个年头。在他出生的前三年，即1900年，随军驻守大沽的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事失利后回到家乡。 “没有庚子的义和团反帝战争，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①沈从文的诞生地是位于湖南西北角，一个叫镇筸的小城。镇筸又名凤凰厅，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县城。这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区域，出城二十里便是苗乡。但由于沈家在当地所处的优越地位，保证他从小获得文化启蒙的权利。祖父沈洪富，卖马草出身。后投奔湘军，立有“战功”，二十六岁便官至贵州提督，但不久就死去了。沈洪富没有子嗣，祖母便为叔祖沈洪芳娶了一个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将老二即沈从文的父亲过继给沈洪富为子。
 父母的婚姻倒是“门当户对”的。母亲黄英出身于当地一个书香门第。外祖父黄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贡生，担任过守文庙的书院山长。这又是一个当地最早受近代“欧风美雨”影响的家庭。凤凰厅的第一个照相馆和邮政局就是沈从文的舅父开办的。母亲从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术，会照相。沈从文兄弟姐妹的启蒙教育，便是从母亲那里开始的。父亲沈宗持(字少先)也是行伍出身，但是这个封建王朝的将门之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却直接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活动。1911年，他参与组织与领导了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又出走北京，因与人谋刺袁世凯，事机泄漏而亡命关外。
 沈从文兄弟姊妹共九人，四个姊妹幼年夭折。在长大成人的五人中，他排行居中，被取名叫沈岳焕。从六岁开始，沈从文进了私塾，照例习读《包句杂志》《幼学琼林》《论语》《尚书》之类。私塾教育不能满足沈从文的求知欲，儿童好动的天性与过剩的精力使他学会了逃学。凤凰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地处湘、川、黔边境，各种人、物在这里聚散。城内有伞铺、皮鞋店、剃头铺、染坊、豆腐作坊、肉案、冥器铺;城外有种田的、杀牛的、打铁的、破篾的、烧窑的，有碾坊、油坊。汉、苗、土家各族的文化传统交织成复杂而又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街上经常发生一对一的扁担与单刀决斗，城门外有监狱和犯人处决后被野狗撕烂的尸首。城边有河，四周是阡陌连属的稻田和延绵的群山。山上散落着各种宗祠庙宇，敬神香火与自生自谢的鲜花野果四时不断。随着季候的更替和朝暮晴晦的循环，景色千变万化。这里交织着原始与秀丽，良善与野蛮。这一切，对沈从文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上学与逃学，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从大自然与社会生活这本“大书”里，沈从文获得了现实生活的最初积累。由于逃学，他常被老师罚跪，但他不觉其苦。因为这当儿，他正回忆着外面见到的各种新奇事物，从一物联想到另一物——一种以奇妙的方式进行的想象力的训练。
 学校教育能给他的太少，大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万物百汇的动与静，在他心头聚积的疑问又太多：
 　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象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 (《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他只能自己去寻求解答：“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①这导致他后来思考人生方式的形成。“二十岁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②
 给他印象最深的却是辛亥革命在这小城演出的一幕。1911年，凤凰爆发了对付镇筸镇和沅辰永靖兵备道的起义。起义前一天，沈从文几个兄弟姐妹被转移到乡下齐梁洞去躲避，沈从文却赖在父亲身边不走。可是，这次起义却失败了，第二天便开始了大屠杀。每天有一百人左右被杀害，屠杀持续了一个月。到后因杀人太多，略加节制，采取由“犯人”掷筊的方法决定生死。而这些“犯人”大都是被莫明其妙的抓来的乡下苗民。在这过程中，沈从文看到了堆放在道尹衙门口难以数计的血污人头和无辜乡下人在河滩上被胡乱砍死的情景。一种深深的疑问在他心头升起：“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①他找不到答案。这影响到他“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②第二年，革命成功了。可是，除了县知事、镇守使换成了本地人、道尹衙门前宣讲圣谕的秀才不见了外，绿营制、屯田制却没有改变多少。最终，革命在沈从文记忆中，“只是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③
 沈从文的童年生活，大部分是在私塾和学校里度过的。家里替他换过两个私塾，1915年入新式小学后，又更变过一次学校。尽管如此，家里和学校都无法管束。他不特学会了爬树、钓鱼、捉蟋蟀、斗鸡，还学会了撒谎、赌博、打架与骂野话。以至在小学期间，家里特地让他进了当地技术兵训练班。
 就在这时候，家里发生了影响到沈从文生命航向的重大变故。先是父亲带在身边的家里所有值钱的“宝贝”，在大沽战争中丢失。后来，父亲逃亡关外不知音讯，沈从文大哥靠一路卖画，行程千里在关外打听到了父亲的下落。这以后，便是父亲不断带信到家里要钱还债。家里只好卖去大部分不动产，沈家开始败落下来。就在沈从文在技术兵训练班结业这一年，他的二姐又病死了。不断的变故使母亲对世事看开了许多。这时，一个姓杨的军官带兵回到凤凰。母亲向他谈及儿子的无法管束。那军官表示，可让沈从文到军中当一名护兵，领一份口粮。母亲觉得，与其让儿子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让他到外面学习生存。于是，刚刚上中学才几天的沈从文，便被打发进了军队。1917年8月，他穿着大姐仿军服连夜赶制的极不合身的衣裤，背着一个小小包袱，离家远出了。
 这时，他才十四岁。但是，“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世界。”①
 在这以后的两年内，沈从文随着军队移防，从凤凰—沅陵—怀化、榆树湾，再返沅陵。不知走了多少路，过了多少桥，跨过多少河，爬过多少山。沅水流域的各个水码头，湘西各地的山川奇景，一一在他眼前移动。刚到沅陵，凭着在技术兵训练班学得的整理内务知识，他被升为上士，半年后，又以一手好字升为司书，一个叫肖选青的司法长，第一次见面时问他：“小师爷，叫什么名字?”“沈岳焕。”“哈，‘焕乎其有文章。’你就叫从文吧。”从这以后，从文才成为他沿用至今的名字。
 军队里的生活是无聊的。除了操练外，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下河捕鱼，帮铁匠拉风箱，或者与几个同伴，吹着自制的竹哨，列队从街上扬长而过……。他常因自己狗肉嫩得好受人夸奖而洋洋自得，司令部的军官们便利用他的虚荣心，激他无偿地给他们燉狗肉下酒。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被打发过去，没有什么不安，谈不上对今后前途的打算，他的理智还沉睡着。当时，他所属的这支军队担负着“清乡剿匪”的任务。一年多的时间里，便杀了两千人。而被杀的都是乡下人，其中多数又是苗民。常常是人一抓来，缴纳捐款的便可获释，无钱或因仇家乡绅花钱运动必须杀头的，便无一幸免。而且，经常有几个士兵，押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挑着两颗人头到总部来。这人头，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或叔伯的!他到过沅水中游的壶头山，那是汉伏波将军马援征服湘西被围丧生的地方;他见过永顺王村的铜柱，上面刻有马援后人与湘西土司立约划界而守的盟书;花垣、保靖一带满清王朝于改土归流后修筑的边墙和碉堡，是封建统治者屯兵戍守、对苗族实行武力镇压、禁止苗族与外界交通的历史见证。眼前的情景便是苗族人民几千年来被赶尽杀绝的悲惨命运的延续。沈从文感到一种不平，这世界实在愚蠢与不合理!此外，他在各地的浪游中，接触过各式各样人物，翻看了许多古怪人生的书页，他感到了那个社会的是非和道德观念与实际人生无法吻合的矛盾。这时的沈从文，还谈不上对社会人生已有了理性的明晰认识，但当他后来对人生进行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考时，这些人生积累便成了他重要的感性材料。
 一个突然的变故结束了沈从文第一阶段的行伍生活。1919年春，沈从文所属的这支军队移防川东鄂西就食，在来凤激起民变，一夜之间，被当地“神兵”用锄头和菜刀消灭了。沈从文因年龄小，与一些老弱士兵留守沅陵而幸免于难。军队既不复存在，留守处便被遣散。这年八月，沈从文回到家中。但家中实在呆不住，不久，他又离家去芷江投靠一个任警察所长的舅父，在警察所任办事员。由于办事有条不紊，给几个有钱的亲戚抄诗词又得嘉奖，沈从文被认为“懂事明理有作为”。于是，母亲在卖去沈家老屋后，迁芷江与儿子同住， 并将卖屋得来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按生活逻辑，沈从文似乎正朝着成为一个小绅士，娶有钱商人女儿做太太的方向发展。但就在这时，沈从文结识了一个白脸男孩子和他的姐姐。沈从文自认为爱上了这个女孩子。这种自做多情使他拒绝了当地几个有钱人家的提亲。可是，那白脸男孩以一种特殊手段从他手中骗走一千块钱后，姐弟俩一起失踪了。这一大笔钱的不知去向使沈从文着了慌，他感到无脸见人，便瞒着家里，独自一人偷偷逃走了。命运仿佛有意安排他多受一些磨难，一个生活的公式被破坏了。也许，这破坏，正是为着服从时代向沈从文预约的那个大公式。开始，他想远远走去，越远越好。可是，一到常德，便被表哥黄玉书留住了。两人同住一个每人每天三毛六分钱店费的小客栈。时间一长，交不出店费，常免不了老板的催逼和老板娘的指桑骂槐。这期间，两人曾过桃源见贺龙找事做，获得应允，但因随后黄玉书与常德杨小姐恋爱而被搁置了。沈从文便经常代表哥起草情书，传递书简。半年过去了，沈从文实在忍受不了这份日子。终于有一天，他搭上一个在军队任职、押送军服去保靖的曾姓朋友的船只，离开常德到了保靖，不久，再次在军队里做了一名司书。一年后，当他随一部分人去川东龙潭填防返回保靖后，他成了陈渠珍(湘西自治政府军政首脑)身边的书记。这是命运的又一次转机，在一般人眼里，沈从文前途有望。
 然而就在这时，一种无形的精神冲击使沈从文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先是沈从文入伍后，便与书本绝了缘。以至他在怀化从一个姓文的秘书那里见到一本厚厚的《辞源》时，竟吓了一跳。从这本书里，他才明白了“氢气”、“淮南子”、“参议院”为何物。及至到了保靖，他住在军部会议室里，才获得与大批文物古籍对面的机会。这里有百来轴宋元明清旧画， 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碑帖和一部《四部丛刊》。在这里，他“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他开始对“人类知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刻的兴味”。①恰在这时，他的一个叫聂仁德的姨父到了保靖。此人进士出身，知识渊博。沈从文常常长时间听他讲“宋元哲学”、“大乘”、“因明”、 “进化论”，及沈从文关心询问的种种问题。这样一来，沈从文的外部行为渐渐安稳下来，但内部精神生活却起了剧烈变动。他感到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寂寞，开始不安于眼前的生活。
 这时，新的时代风雨也来叩击他的心扉了。由于保靖办了一个报馆，沈从文被调去当临时校对。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来自长沙、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进步工人。从这人手里，沈从文借阅了《新潮》、 《改造》、 《创造周报》等新刊物。
 　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为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于是，不安于目前种种的情绪愈加强烈，他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选择：是照目前情形继续在湘西呆下去?还是离开湘西，去认识湘西以外更广大的人生世界?他犹豫着。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沈从文生了一场持续四十余天的大病，差点死去。一是他的好友陆弢——一个有理想、有志气，身体结实如虎的青年，在泅水时由于疏忽，转眼间被河中漩涡吞没了。这两件偶然事变给沈从文猛力一击，促使他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独自一人秘密想了四天。他回忆起自己二十年来的生命经历，开始感到那些照习惯看来近情合理的社会人事，恍如一场恶梦。统治者残杀无辜，这种“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而自己正是在这昏天黑地里，不由自主地听凭命运播弄。无论庸俗地在乡绅地位上过一辈子，还是为突然而来的灾祸夺去生命(如前些日子自己的那场大病，或象陆弢似地被淹死)，都大不合算。而眼前呢，一个军部中，“长”字号人物，就约有43个不同等级压在自己头上。不摆脱这有形的“长”和无形的压力，就无法取得独立处理自己生命的自由。照目前状况发展下去，自己可能获得权力。但权力与无知并行一无数大小统治者的权力滥用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靠权力定人生死的人，到头来连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左右。杀人者杀人，杀人者又被杀，这种人生现象实在太多了!要挣脱这种无知与愚行，必须获取知识。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他终于决定去北京求学，“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①当他怯怯地向陈渠珍说出自己的打算后，意外地得到鼓励，并让他预支了三个月的薪金。1922年夏，沈从文独自离开湘西，取道长沙一汉口—郑州—徐州—天津，来到中国现代新思潮的发源地北京。
 就这样，沈从文终于从生命仍处于自在状态的一般“乡下人”里脱离出来，带着他出身的那个地域、特殊的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和他对这个世界的企望及浪漫想象，融入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洪流。
 

二

 当沈从文走向都市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转入低潮。最初的参加者们由于所受的不同文化影响，正分化为各种类型。沈从文不象他们，在投身新文学运动之前，就成系统地承受过某种新思潮、新学说的洗礼。他只能带着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人论世。他不可能与鲁迅、郭沫若处同一社会瞭望塔，也无从与胡适或周作人合流，他无法纳入任何一个已经成形的中国现代文化类型。他只能以自己的声音说话。
 然而最初，他还没有资格说话，因为他必须首先学会使用文字。但学校的大门没有为沈从文敞开。当他参加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二元入学费也被退回。幸亏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不注册的旁听生，没有数量上的限制。1922年冬，沈从文迁居北大红楼附近，进入北大旁听。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朝现代急剧转变过程中。来北京之前，沈从文从报刊上感受到新思潮的冲击时，听到的只是山外传来的轻雷。而今，他听到了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巨大声响。当他从琉璃厂一廊房头、二、三条一前门大街走过，目睹曾为明清两朝上层统治者服务的扇子、玉器、珠宝冠服、宫纱缎匹和代表王族威严的三眼花翎等，正在廉价拍卖;这又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在北京各大学附近的公寓、会馆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在艰苦环境中探求新知、寻找中国未来发展新方向的有志青年。在这里，沈从文先后结识了一批朋友，他们后来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新文化发展产生过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沈从文也亲身感到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无形的、根深蒂固的渗透。保皇党人辜鸿铭，在北大演讲时，头戴瓜皮小帽、身着缃色小袖长袍，拖一条焦黄辫子的形象引起学生哄堂大笑。但就是这个保皇党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也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剪下它可很不容易!”这话使多数人沉默，却在沈从文心头上引起极大震动，使他“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①
 但生活没有给沈从文提供一个从容学习的环境，他必须想法在这艰难的人世上活下去。当他在北京下车时，身上只剩下七块六毛钱。此后，陈渠珍再没给他寄钱来。他找到正在北京的姐夫田真一。姐夫得知他来北京读书时，当即泼了他一瓢冷水：“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 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并要他回去仍做他的“老总”。但沈从文不愿走回头路。不久，姐夫也离开北京返乡，最后只给他留下一套被褥。这样，生计便立即成了问题。有两次，他见军阀募兵的队伍在街上走，便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快轮到他签字画押时，才猛然一惊：“我是来干什么的?”而后又悄悄溜掉了。幸亏北京是封建时代各地举子会考之地，满清时规矩：举子会考，可以赊账。这风气在民初尚未消失。当三十年代沈从文重返北京时，他还看到馆子的流水牌上赫然留着“沈从文欠钱××元”的字样。在北大附近，穷学生们还能从一个卖煤油的老人那里，借到一块或几毛钱(照例是无从归还的)。有时吃饭实在没着落，他便乘快到吃饭时，赶到燕大或农大的同乡、熟人那里，做一个“不速之客”。为了将学习坚持下去，他在香山图书馆当过管理员，担任过《现代评论》发行员，短时间去东北找过给人画画的大哥。北京政变时，短期做过冯玉祥军队的秘书。实在走投无路时，他曾给郁达夫写信，叙说自己的不幸。当郁达夫去看他时，见他没有棉衣，屋里没有火炉，正用棉被裹着身子坐在桌边写作，冷得浑身发抖。郁达夫说不出话来，将自己的毛围巾摘下，披在他的身上，并拿出五块钱同他出去吃了一顿饭，找回来的钱给了沈从文。“那时候的五块钱啊!”这次会见促成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问世。
 当时沈从文并非绝无门路可走。曾出任民国政府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就住在北京。熊希龄也是凤凰人，沈家与熊希龄、田应昭、陈渠珍等湘西上层人物有着密切关系。沈从文父亲差点娶了田家姑娘，弟弟到底与田家联了姻，而沈从文的姨妈是熊希龄的弟媳，姐夫是熊希龄的外甥。然而，由于这少数几个人在湘西十来个县份称王称霸，“我早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因此，无论日子如何难熬，他没有去敲过熊家的门。他在一首题为《给璇若》的诗里写道：“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毫不顾旁人的忧虑与挂念，一任他呕气与狂颠，——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①——他要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之间的联系，取得独立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力。
 凭着不走回头路的意志和取得生命独立的执着追求，沈从文创造了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奇迹。他终于将自己第一阶段的学习坚持下来了。
 1923年左右，沈从文因给《京报·民众文艺》投稿，结识了担任该刊编辑的胡也频，又因胡也频认识了丁玲。由于志趣与对文学认识比较一致，沈从文与胡也频成为好朋友。“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②虽然在1924—1927年间，沈从文的作品得以在《晨报副刊》、 《语丝》、 《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他却总免不了倚人门墙之感。对生命独立的要求萌发了他“自己有一个小小周刊”③的念头。这想法得到胡也频、丁玲的赞同。其时，商业促成上海出版业的兴隆，给沈从文出过两本书的新月书店和北新书店迁往上海。1928年初，沈从文举家来到上海(母亲与九妹已来京与他住在一起)，两个月后，胡也频、丁玲也到了上海。应《中央日报》之约，胡也频编辑副刊《红与黑》，沈从文于1928年秋进中国公学任教。这时，人间书店邀他们合编一个月刊，他们又借了一笔钱，再办一个刊物。1929年1月， 《人间》与《红黑》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刊物。这一年，三人埋头工作，每人都写了许多作品。刊物起初也办得较顺手。然而好景不长， 《人间》出到第四期、 《红黑》出到第八期，就因资金不敷周转而难以为继，终于停办，三人欠了许多债。随后，沈从文继续留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与丁玲相继去济南做中学教员。不久，胡也频在济南因参加学生运动受通辑，被迫与丁玲重返上海。1930年夏，胡也频加入左联，从事革命文学运动。由于思想上的转变，胡也频与沈从文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隔膜。但他们“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象亲兄弟过”。①这是一个从民主主义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与一个没有发生这种转变的作家间必然产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友谊的终结。1930年秋，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初，当他于寒假里返回上海期间， 1月17日，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的海虎绒棉袍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会议时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了。事情得到证实后，李达、施存统找丁玲、沈从文商量，决定由沈从文以无党派作家身分，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方面放人。沈从文奔走于沪宁之间，未获结果。 2月7日，胡也频被秘密枪杀于龙华。这时，白色恐怖加剧，丁玲又有了一个孩子。初夏，沈从文陪丁玲送儿子返回湖南老家。为此，沈从文卖掉了两本书的版权，丢掉了武汉大学的教职。返回上海后，沈从文写下《记胡也频》一书，以寄托他对死者思想转变的同情及对死难朋友的深切哀思。
 就在沈从文从北京南下以后，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重大事变。当反革命大屠杀开始时，沈从文身处远离革命中心的北方，但他仍感受到这一事变的冲击。当初他在北农大的几位好友，就是在1927年因从事农民运动被国民党杀害的。沈从文没有游离时代之外，他对这场反革命大屠杀及随后而来的国民党一系列反动行径提出过愤激的抗议。1928年的《呆官日记》，1929年的《菜园》、 《一个天才的通讯》等，都留下了这一批判的记录。为此，他曾被国民党报刊咒骂为“反革命”。但他也没有向共产党认同。在《记胡也频》一书里，集中表现了他对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斗争的认识。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是那么远，那么与事实悬绝”。他对任何一种理论都应从现实取证的要求，阻碍他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但他赞扬胡也频等人“选择许多自命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目不旁瞬，十分诚恳地在那理想中度过每一个日子”。这种“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因此，即便他们牺牲了，“他的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象一个活人”。这看似矛盾的言论，统一在这样一种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①
 1922年夏到1931年秋，沈从文走完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二阶段的路程，而他在这一阶段的文学活动，与他同胡也频结识到胡也频牺牲相始终。这期间，他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璇若、甲辰、黑君、红黑旧人等近二十个笔名，先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 《新月》、 《红黑》、 《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鸭子》、 《蜜柑》、 《阿丽思中国游记》、 《入伍后》、 《雨后及其他》、 《山鬼》、《龙朱》、 《旅店及其他》、 《十四夜间》、 《神巫之爱》、《男子须知》、 《石子船》、 《沈从文甲集》等出版。
 这是沈从文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些作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与描摹;二、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前者在题材选择方面，留有鲁迅“以乡土回忆为题材小说”的影响;后者流露出缺少人间温暖的孤独者的人生叹息——一种郁达夫式的内心苦闷的抒写。1924—1928年，沈从文尚处于初学用笔阶段。有关故乡回忆的文字将人带入一个奇特的世界，沈从文着意表现的是偏处一隅的湘西特有的自然风光和动人的社会风情，它使当时都市读者，从中感着一种新鲜，一种刺激，一种兴奋。然而，它们终不过是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朴素而简陋的忆往的记实，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其基本特色。除了描写对象的外在风貌，实在少有深一点的蕴含。然而有一条温情脉脉的情感细流在这些回忆里流动一对人情冷漠的都市经历的心理反应。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或者暴露都市上层阶级生活的虚空与庸俗，或者是渴求人间同情与温暖的灵魂哭泣。由于题材缺乏典型化的提炼，讽刺与内心独白翻为病态展览。1928年创作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可看做这一阶段创作的总结。这是他的第一个长篇，是他早期创作题材意义最重大的一部作品。它借英国作家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主角一一个英国小女孩游历中国的见闻，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做了最严厉的批判与讽刺。这是沈从文借阿丽思的眼睛，对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的瞭望。然而它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平铺直叙的写法限制着作者去塑造承担作品主旨的典型形象，刻画的浅露便势不可免。
 1928年《柏子》问世，划出了沈从文早期创作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在有关乡土回忆的小说中，诞生出一批堪称现实主义优秀之作的篇章，显示出沈从文的创作已朝着从自然主义印象捕捉到现实主义深入刻画的转变。 《柏子》截取一个水手与当妓女的情人相会的生活断片，捕捉住了沅水流域的活的灵魂——一种性格中既充溢着原始野性活力，又“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人生处于自在状态的特殊生命形式。在1928年以前的创作中，偶然事变改变人的生命进程的现象已引起沈从文的关注，如《石子船》、 《初八那日》等。然而，这只是一些纯粹偶然的灾变，他无法将人物的悲剧命运放到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到《牛》和《菜园》则不同了。这两篇小说分别以军阀混战和1927年反革命大屠杀为背景，再现了下层人民人生祸福转眼间发生逆转的情景，人生命运中的突发事变与重大社会事件联系起来，偶然性事变获得了必然性的内容。以都市人生为题材的创作较之以前也有了明显进步。虽然掺杂着自然主义两性纠葛描写的作品仍未绝迹，然而始于《有学问的人》，终于《烟斗》，沈从文结束了最初不善讽刺的幼稚阶段，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讽刺形式，并预告着他的都市讽刺小说的后来发展。
 此外，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沈从文还开始了在创作方法上不同于《柏子》、 《牛》、 《菜园》等作品的另外两类创作。一是以苗族某些生活习俗为依据加以想象完成的作品，如《龙朱》、《神巫之爱》等：浪漫的想象与夸张构成这些以爱情为题材小说的基本格调，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苗族人民的挚爱;但是，理想化的色彩是太过浓烈了，社会的现实关系无法通过人物性格与细节的真实获得它的定性。一是现实主义描绘与浪漫主义抒情的融汇， 《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它以湘西富有地方色彩、充满原始氛围的夜渔为线索，着重描写吴姓孪生兄弟去河边古庙打听甘姓朝字辈仇人、却无意中拾得一束女子遗失的野花的经过。甘姓朝字辈还有没有人?这野花是什么人失落的?作品留下一个个没有解开的人生之谜。这一切，又与笼罩在梦幻般迷濛的月光下的荒滩、乱石、河流、古庙交织。这是一首山村小夜曲。作者有意试验一种扩大小说容量的表现方式。吴姓兄弟佩带的祖传宝刀与庙前失落的野花，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等，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意蕴，湘西人民中的仇与爱，在一份长长历史岁月中，就象这对孪生兄弟，以一种原始蒙昧的方式交缚，衍生出笑与泪。作者在轻松的笔调里，埋下了深沉的叹息。
 

三

 沈从文、胡也频与丁玲，这三个对文学的认识原来基本一致的作家，经济的窘困使他们共同的事业夭折;胡也频与丁玲思想的转变使三人在精神上产生了隔膜;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夺去了胡也频的生命，丁玲继胡也频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一原先商定的恢复《红黑》的计划成为泡影，沈从文只得继续走他孤独的人生之路。
 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青岛大学任教。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里，他独处孤寂之中。周围的生活是那样平庸，人生显得毫无光彩。上课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到海边去，看云起云飞，潮涨潮落，并联想自己三十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对人生进行认真思考。这次思索的结果，在思想上，是沈从文人生观完整构架的形成，并导致他的文学创作进入成熟时期。
 能够聊慰心灵孤寂之苦的，是他在爱情与婚姻上的成功。早在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就认识了大学部的女生张兆和。1932年夏，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1933年9月9日，他们在北京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除双方几个亲人代表外，客人大多为北方大学与文学界朋友。从此，沈从文获得了一个生活上能分担他的忧戚的伴侣，事业上给他以支持的助手。他将这看成是理智独立驾驭生命的结果：“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①事业上的转机伴随婚事的成功而来。这时，他应杨振声之邀，与朱自清等人一起，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结婚同一个月，他又应聘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接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问世。从此，该刊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文艺刊物和北方文坛的重要阵地。它拥有范围广泛的作家阵容，其中，左翼作家和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从1933年到1938年，沈从文将许多精力用到组稿、审稿、发稿和扶植青年作家身上。
 其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得知此事后，沈从文立即参加了发起文艺界营救丁玲等人的活动，并愤而写下《丁玲女士被捕》、 《关于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对国民党的卑劣行为提出抗议。他指出，只因为丁玲是“一个左倾思想的作家”，就“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象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印象”。这种“只知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行为的后面，“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他结果。”①当时，一个叫张铁生的文化特务在《庸报》上写文章，攻击沈从文为丁玲辩护，并造谣说他亲眼见丁玲与国民党特务同游莫干山。对此，沈从文十分气愤，在《大公报》支持下，准备向法院起诉，迫使《庸报》派人向沈从文公开道歉。1934年3月，沈从文著文《禁书问题》，批评国民党的禁书政策，指出这是一种“愚蠢行为”，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章一发表，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报纸《社会新闻》的攻击，大骂沈从文“站在反革命的立场”。就在这段期间，他的小说《过岭者》遭到体无完肤的删削; 《记丁玲》一书也被删节与腰折;写于1938年的《长河》，一直被扣押到1948年才得以出版，并在许多地方被开了天窗。
 这对于沈从文，原属意料中事。使他感到不解的是来自“左”的批评。随着他在文坛影响的日增，“空虚作家”“没有思想”“文体作家”等批评也纷至沓来。他痛楚地写道：“你们多知道要‘思想’，有‘血’，有‘泪’，……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①这痛楚，也来自赞誉：“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还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②他叹息说：“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太少了”。③
 这种知音难觅的感慨不无依据。当时的论者往往孤立地看待他某些单个作品的得失，鲜少从他全部作品的整体联系中去发现其中的内在蕴含。1931—1938年间，他写作并出版了二十多个小说、散文和文论集。小说中篇《边城》，长篇《长河》第一卷，散文《从文自传》、 《湘行散记》、 《湘西》，短篇集《虎雏》、 《如蕤集》、 《八骏图》、 《新与旧》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品。这些作品展示出沈从文建造的艺术人生世界的完整构架，其中，融进了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的情感爱憎、他的理想与追求。
 这是一部“生命”的交响乐，它由沉沦的都市与充满生命活力的乡村世界这对比强烈的两大乐章构成。
 正如《绅士的太太》开宗明义指出的：“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八骏图》、 《大小阮》、 《王谢子弟》、《烟斗》与《绅士的太太》等，构成一个系列，展示了都市上流社会没落的连轴画卷。这些作品取材于达官新贵、旧家子弟，官场上向上爬的职员、大学教授与大学生，即所谓“场面上人”的生活。作品暴露了达官新贵政治上的腐败与生活上的糜烂，勾画了人生投机者卑劣的嘴脸和计较升迁得失的职员瞬息万变的心态，展示出在庸俗人生里滚爬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外在行为与心灵要求之间的矛盾。沈从文从道德角度，对他们进行了价值估量，透过这些人物文明、聪敏、整洁、大度、矜持的外表，捕捉隐藏在他们灵魂里的肮脏、愚昧、庸俗、自私与怯懦。沈从文对上流社会的批判是严厉的。然而，他又是以悲悯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在他看来，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全是“人性的扭曲”，一种作为正常人的价值的失落，他们有“生活”而无“生命”。他们行为荒谬却不自觉，命运可悲而不能自拔。这也就是一种悲剧。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观照，显示出一个来到都市的“乡下人”的审美标准一以乡村的道德眼光和心理优势看待现代都市上流社会的荒谬性。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的对立，而具有中国二三十年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背景。这是一种独特的角度，但独特性也同时是局限性。虽然这里的“人性扭曲”有具体的现实人生内容，但忽视人的阶级性，便无法对阶级社会人的本性、本质做出更深刻的反映。
 沈从文不仅再现了都市上流社会人性沉落的黑暗图景，也注意到一部分人力图超脱这种人生泥淖的挣扎。 《都市一妇人》、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如蕤》，构成这同一主题的三个姐妹篇。这三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在上流社会庸俗的人生圈子里。她们终于看破了人情的险恶，以出人意表的方式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其结局都是“未了路”一沈从文不欲、也无法给人物最终归宿预约一种解决办法。
 在另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如《腐烂》、 《失业》、《泥涂》、 《生》、 《道德和智慧》，沈从文描绘了都市“抹布阶级”令人窒息的人生痛苦情形一政治经济上所处非人地位及人的尊严遭到任意蹂躏的严酷现实。沈从文揭示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对人的尊严的紧迫要求，并展示出这些生活在泥涂里的人们的道德光辉与生命热力，与上流社会的描写形成鲜明对照。他终于证实，社会加在这些人头上的愚蠢、粗野、肮脏的言辞，在道德领域，恰恰是一种歪曲与颠倒。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沈从文在上流社会与“抹布阶级”之间所作的爱憎选择和他的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
 然而，这“生命”乐章的主旋律却回荡在他的乡土抒情作品中。沈从文依据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考察与再现了多种类型的生命形态。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龙朱》等，是对原始生命形态的观照，它们试图复原原始社会形态下的爱情悲喜剧。这些作品展示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现代社会因素，它们构成一幅幅原始的、充溢着野性活力的生命画卷，爱情与两性关系的放纵与自由，纯真的爱情对一些原始习俗的抗争。沈从文有意从湘西苗族社会遗留的习俗(有些还从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移植而来)中，去窥视人类之初的生命形式，这包含着人类学展示的某些内容，因为湘西苗族社会某些社会习俗，是原始社会的活化石。沈从文将这些不受金钱与权势左右的爱情、婚姻的自由选择，视为人性的本来，也就是“生命”的最初形态。湘西的社会发展已经结束了这种形态， 《萧萧》、 《丈夫》、 《贵生》等作品，描绘了湘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生命形式。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们，承袭了他们祖辈的勤劳、朴实、善良、忠厚的天性。但是，有形无形的社会规矩与观念，使他们无法演出阿黑、龙朱们的喜剧，他们的命运被社会环境造成的种种必然与偶然事件，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他们无从做出自由选择。他们也不曾想过选择，生命处于蒙昧的自在状态，凡事听天由命，只能一代又一代地在平凡而悲凉的生活里打发日子。这些作品的环境描写，带着鲜明的湘西现代社会的特点，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的秩序与观念，“五四”新思潮飘入湘西社会的零星雨丝，到三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侵入而导致的农村经济破产，成为左右这些人物人生命运演变的巨大力量。从渗透在作品的悲凉而感伤的音调里，我们感到了沈从文对乡村朴素人情美在时代巨压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巨大内心痛苦与隐忧。他渴望湘西儿女们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去寻求一种合理的人生。 《边城》、 《长河》集中反映出沈从文对一种合理生命形式的追求，这就是生命从自在状态下摆脱出来，实现对命运的自主把握。 《边城》是一曲爱情颂歌，但又不仅仅是爱情颂歌。他是借爱情这个题目，提出人对自己命运自主把握的审美要求。二老要渡船还是要碾坊的选择、翠翠是改变初衷还是信守本来，因人事相左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造成的爱情多磨与命运多乖，都蕴含着沈从文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作品的内蕴突破了作品情节的表面意义而被赋予象征意义。它是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人生故事，又不限于故事本身提供的爱情意义：人要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不为金钱所动，不受别人左右。但社会种种必然与偶然事变会使人失去自主，这需要意志与理智去稳定生命的航向。作品尚难预料的人物命运的结局反映出沈从文的内心忧戚，——社会压力太沉重了，现实“在在使人痛苦”，他未能给人物找到一条通向生命独立的具体道路，他只能将希望托付给“时间”：“时间会改变一切”。如果说《边城》具有一种明显的象征色彩，那么《长河》对这种生命形式的探索就具有了明确的现实内容。夭夭凡事有主心骨的特点与翠翠异曲同工，但她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是直接同国民党保安队长的抗争中实现的，三黑子还萌生了乡下人对政权的明确要求。这些，并非空洞抽象的哲理思辩，它反映着湘西少数民族和下层人民挣脱长期受压抑的奴隶地位的历史要求。难怪在沈从文看来，《边城》写出了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类的赞美，是“一种近乎严厉的责备讽刺”，①而它只是描写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社会、回避时代矛盾与斗争的说法， “都碰不到问题。”沈从文对社会人生探索的得失，只能从他对生命形式的这种探索中去寻求。
 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更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
 正当沈从文的生命进入成熟期，创作力获得充分发挥，可望获得更大进展的时候，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进程。1937年8月，沈从文与杨振声、梁宗岱、朱光潜等人一起离开北京，原准备经天津去上海。其时，天津已被日军占领，他们冒充商人躲开了日本人检查。第二天却传来消息，上海已起战争。于是进退失据，只好不顾后果乘轮船到烟台，转车至青岛一济南，至南京，又赶上日机大轰炸，呆不住，又挤上去武汉的轮船。在武汉住了三个月。其间，沈从文听到延安方面邀请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肖乾等十位作家去延安的消息，专程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徐特立打听有关情况。年底，再经长沙至沅陵家中(其时，沈家已迁居沅陵)住了几个月，写成《长河》、 《湘西》等作品。1938年春，沈从文离开沅陵，搭乘长途汽车，经晃县—玉屏—贵阳，到达昆明。不久，夫人张兆和也带着两个孩子，取道上海—香港—河内，转滇缅线到达昆明。沈从文终于结束了长达半年辗转流徙的生活，开始了他生命旅途上新的跋涉。
 

四

 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日子开始了。最初，沈从文携家住昆明文林街20号。这时，日机开始对昆明进行持续空袭。为此，他们不久便疏散到昆明郊外呈贡龙街。每周一次，沈从文骑着一匹老马，往返于龙街与西南联大之间。除了在联大师范学院讲课，他还参加了以杨振声为首的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他任总编辑，负责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汪和宗抄写，地址在昆明青云街9号。这是抗战前就开始的这一个工作的继续。由于战争的影响，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因工资收入低，物价飞涨，生活无论如何节俭，仍入不敷出，沈从文在联大任教，夫人也去中学教书，还得辞退保姆，自己动手“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在一种不易想象的狼狈情形中度过。但沈从文并不绝望。国家在艰难中，个人生活苦点不足为奇，“个人出路得失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问题大”。①使他难受的是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腐败情形。许多人关心的不是国家前途，而是一己私利。一些商人大做投机生意，发国难财，许多大学教授关心的是玩牌的输赢，而大学生则一窝蜂去商学院注册，其目的只为毕业后到银行里弄一只金饭碗……。现实使他痛苦。闲暇时，他常常独自一人躺在野外草地上看云，思索这无剪裁的人生。尽管如此，他并未失望。他坚信中华民族肌体内部必将增长出对外部侵略和自身内部疾病的抵抗力。在这期间，他不断收到全国各地不相识的青年学生、军人、教师、文学作者来信，他都一一作答。这些信的一部分于1943年结集为《云南看云集》出版。在信中，他鼓励各种职业的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为民族抗战出力，激励军人和青年学生、文学工作者到民族战争中去体验人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任何困难中莫‘灰心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明天翻身的唯一希望。”①
 沈从文也关心抗战时期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个“乡下人”，生就了一种固执脾气。对文学运动的估价，他坚持一条标准：要看作品。这种固执，使他卷入了文坛的思想论争。1939年初，他发表了《一般与特殊》等文章，对一部分作家投笔从政，去从事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提出批评。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情况使抗战初期文学创作质量下降。由于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忽视文学创作技巧，导致“标语口号盛行”和“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他要求作家除了一般的通俗宣传，更应考虑作家创作的“特殊性”，以自己的作品为抗战服务。而不应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分去获取一官半职为己足。沈从文的文章一发表，便遭到激烈批评，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
 沈从文对文学运动提出的批评并非毫无现实的依据。但他将“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混淆了以文化人身分做敲门砖谋取一官半职的少数投机者与牺牲自己创作，投身民族抗战的政治工作的正直作家间的界限，反映出他思想方法的片面和偏激。
 1940年前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诠、林同济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在昆明和上海出版《战国策》杂志，宣传目前世界形势是“战国时代的重复”，最终将是强者获胜。因此，他们标榜“民族至上”，反对民治主义，提倡超人哲学和对强权的“英雄崇拜”。由于沈从文也在《战国策》发表过文章，被人附会为“战国策派”。当时，沈从文在给一个读者的回信中，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
 　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完全不符的。 (《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军人》)
 其中提到的驳陈诠的文章，即发表在《战国策》第四期上的《读英雄崇拜》。这篇文章驳斥了陈诠宣扬的强权政治和英雄崇拜，并以罗斯福和斯大林为例，从理论上阐述了领袖人物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迷信崇拜”。并为“民治主义”辩护。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7月，沈从文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 《平明日报》等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辑。
 正当沈从文寄望于国共两党合作，共谋民族复兴大业之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痛苦。在1946—1947年两年间，他先后发表《从现实学习》、《〈文学周刊〉编者言》、 《一种新希望》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国内政治问题的意见。在这些文章里，他将国共两党的战争说成是“民族自杀的悲剧”，并希望依靠国内各方面学有专长、有“理性”的专家共同探讨民族复兴大计。沈从文混淆了这场战争双方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专家治国的主张在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此，他受到了革命文学阵营的批判。
 从二十年代开始，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一直左右着沈从文的思想。这在沈从文，是自成逻辑的。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以及上溯几千年湘西苗族人民被欺压、杀戮与同化的历史，在他的历史视野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统治者凭借手中权力，滥杀无辜，谋取私利的本质毫无改变。从深处看，愚蠢伴随权力滥用同时产生。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导源于对这种政治权力的依附性。在沈从文对人生的思考中，权势与金钱，被视为“生命”——即人的本性符合自然发展的异己力量。由于政治的包庇性，导致人性的扭曲。这种认识，导致他对军阀政治和国民党政治的批判，也导致他对共产党领导的以革命暴力推翻反革命暴力的人民革命政治产生怀疑。沈从文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态度的全部复杂性，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充分解释。
 1949年，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依附这个政权的军政官员纷纷逃离大陆。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向社会知名人士发放飞机票，鼓动他们离开大陆。在北大地下党员鼓励下，沈从文没有去台湾。但是，他又立即感到一种精神压力。北京解放前夕，北京大学的教学楼上，挂下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加上1948年前后，对他的批判上纲到“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①并因他的一篇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而写的题为《芷江县的熊公馆》的文章，被说成是“地主阶级的弄臣”。②这导致他极大的内心痛苦。他反复思索，想不通人们为何将他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他的神智一度陷入迷乱，精神陷入一种崩毁状态。
 他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随后，他离开北大，进入革大研究班。半年后，他结束了在革大的学习，投入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洪流。——沈从文走完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部人生旅程，同时也基本上终结了他的文学创作。
 这样，做为一个现代作家，沈从文获得了自身质的规定性。这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他曾使人们将他归入某一文化类型或政治派别的尝试失去完全可靠的依据。但他并非天外来客，他只是特定的时代、地域、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产物。从他开始独立地获取人生信息时起，他就置身于从偏处一隅的乡村到现代都市、从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这不断扩展延伸的社会系统里。他的典型品格的形成，并不是与一种单一的社会因素为因果。因此，多角度的观察，才能获得这一品格的全部内涵。从思想角度看，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凝聚成他全部人生观的基础与核心。这使他从一般的“乡下人”中脱离出来，并导致他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从政治的角度看，他的政治态势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衍生物。他既未向右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文人，也没有向左成为革命作家，最终成为夹在左右两翼之间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走上了一部分既厌恶国民党专制政治，又一时找不到中国政治出路的作家的共同历程;从地域角度看，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偏僻的湘西度过的，这形成了他“乡下人”的气质及看人论世的标准。他经历了“乡下人”来到都市后，从自惭形秽，力图去异求同自卑心理到自觉到乡下人精神上的健康自然，力图避同存异心理的转变，这导致他以“乡下人”的精神优势去否定现代都市人生的荒谬;从道德角落看，对中华民族美德(更多的来源于湘西社会下层人民中的道德传统)的依恋，导致他拒斥封建阶级的道德观和资产阶级“文明”。而现代社会的巨大压力使这种传统美德的变质与消失的现实，孕育着他的人生价值失落感与内心隐忧;从历史角度看，满清王朝的覆灭、军阀统治的兴亡，国民党政客的登台，中国近现代政权的更迭及其新旧统治者毫无改变的权力滥用，以及湘西人民在过去长长岁月中的命运及其在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悲惨遭遇，都曾进入他的视野，这培育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历史感兴;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看，沈从文的苗族血统，使他的立场和感情与这个民族的荣枯不可分。他的历史观、价值观、生命观及浪漫气质的形成，几乎都置根于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他渴望这个民族摆脱那种一代又一代在“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①的悲惨命运，自觉到自身的价值，并把自己的力量凝聚到一场新的竞争中去。而他对政治的严重不信任与怀疑，反映着湘西苗族由于在漫长历史岁月中，不断遭到伴随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同化与反同化而来的血腥屠杀而产生的对外部世界任何一种政治变动的疑惧心理(在这个民族的记忆里，国内任何重大的政治变动，似乎都意味着对他们新的一轮血洗的开始)。他是那样强烈地维护着苗族人民的正当权力，要求“统治者放弃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实现民族间的“一切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奖励客苗交通婚姻”。①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那样执着地追求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相互理解与同情。他似乎不只是潜意识地承担起了沟通苗、汉团结的桥梁，并渴求将苗族社会保有的健康血液——正直热情及人性符合自然的人生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②以为整个中华民族重造道德原则的原素。——这就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沈从文的全人，他的独特品格的基本内涵。他的全部功过得失，全由这里派生。
 

五

 在去四川参加了一段土改工作以后，沈从文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负责为文物书写标签、目录，“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他的文学创作终于难以为继了。1953年，他收到开明书店来信，通知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他的作家身分也不再得到承认。第一、二次全国文代会，他只能以美术组的成员与会。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接见他，鼓励他重新拿笔写作。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他过去的学生写信给他，表示愿为他重返文坛做点工作，征询他的意见。为此，他思前想后，考虑了差不多三年，终于没有回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作家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普遍遇到而又难以作答的难题。也有两次他真的动了心。第一次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选集。“百花齐放”的方针带来的文艺界新气象使他感到兴奋。在为选集写的题记里，他不无感伤地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但更多的是重新拿笔创作的冲动：“希望过些日子，还能拿起手中这支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的热情，我的生命和手中这支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和年青!”可是，随后的形势发展使这成为不可能。第二次是1962年。他随一批作家上了井冈山，准备在那里体验生活，重新写作。但他最终发现，这种方式无法贴近生活，且世迁时移，眼前的情形与他计划写作的题材无法协调，而与他同行的年轻作家，耐不住山上的寂寞，比他还早地下了山。他原计划在山上住五年，终于在一百天后，也下了山。留下的只是一组旧体诗。
 但他终于从自己的新工作中，找到了报答民族养育之恩的途径。当时，成千上万的文物堆在仓库里，上面积满了灰尘，沈从文却一头扑了进去，成天在罈子罐子间转，有时竟忘了下班时间，被人反锁在里边。有一阵子，他生病咳嗽厉害，却仍不放下手头工作。蹇先艾、李乔来探望他，见此情景，心里凄凉得很。沈从文反安慰他们，请他们去公园喝茶。他在新的工作领域里自得其乐。在青年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文物知识帮了他的忙，他经常外出，到各处古董店里跑，为博物馆收购各种珍贵文物。有时他也感到痛苦——当他兴致勃勃地买回明抄本的汉代兵书《望云笔记》、整匹的河间府织造的绫子、一大堆战国时的青铜车轴及纸、瓷、漆器后，却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开了个浪费展览会，将他买的文物陈列展出。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来博物馆参观，指名要沈从文陪同讲解。看了四十天，十分满意，遂主动写信请他就中国古代服饰编著一本书。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出国时，人家让我们看服装博物馆。我们这么长的历史，什么时候也编一部服装史?齐燕铭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于是，周总理将沈从文调出版总署，组成一个小组，由沈从文起草。初稿写成后，原准备印二十万册，做为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拿出来征求意见，有人嫌不详细，另外组织一个班子重写，终未成功。
 文化革命开始后，这份东西被宣判为吹捧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的毒草受到批判。支持这项工作的齐燕铭等人也受到牵连。沈从文当然不能幸免。原先为编写服装史而准备的四十本资料及一批有关的私人图书，全部被抄走散失了。几大架的书籍被以“消毒”为名烧掉。剩下一麻袋，沈从文独自拖回去，从博物馆一直拖到外交部街东堂子胡同的家里。
 1969年11月，沈从文被送到湖北咸宁县。先后做过看守菜园子等工作。由于血压极高，到1971年，终于经批准回到北京。
 一回来，博物馆领导拿着文革前写成的那份服装史初稿对他说：这稿子上面看了，很有见解，你再整理一下。沈从文重新整理后交上去，却一压三年，寂无音讯。但他照旧将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所住的小房间的壁上、窗间，挂满了描摹的文物图样。1976年，周总理逝世了。在一个大雪后阴沉沉早上，沈从文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他一下子感到，自己这份得到总理生前关心的未完成的工作，再也无法给总理看到了!直到1978年5月，胡乔木过问此事，将沈从文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开始服装史修订工作。1979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经过全面增补修订，包括几百幅文物图案，二十多万文字论述说明的学术著作，前后历时十五个春秋，终于定稿了。1981年，这部著作在香港出版问世后，立即引起全世界有关学术界的重视。1980年底，他应邀去美国讲学。在美期间，面对世界上各色各样的记者，自己过去认识的朋友、刚结识的学者和亲戚，沈从文讲述了自己近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一个台湾报纸的记者问他：“你愿不愿去台湾?”他平静却是毫不含糊的回答：“台湾没有我的亲戚，我的工作也不在那里。”人们还惊异地发现，他不象其他“文革”后到美国访问的作家艺术家那样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很少主动提及“文革”期间及解放后几十年来的浮沉。他信守着自己的人生逻辑：
 　新社会的成立，是经过几千万生命的牺牲换来的。即使限于物质文化史而言，也正有万千大小事情，待重新设计，重新安排， 一一从实践中进行求得进展。可当时(文革时期)社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我个人知识能力有限，我的理性在近廿年种种挫折中还不混乱。我总深深相信，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远存在，必有一天会得到合理解决。国家大事我无从明白，只能就我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继续下去。这是我做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的唯一方法。
 这个热爱生活，思索生活的作家，深深懂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无权在抚摸伤痕的叹息声中耗费时间，而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尽自己做为一个公民待尽的责任。
 

1984年9月，写成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