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师陀在为自己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写的序言中说：
 是数月前的事了，一位编辑先生命我写一点“自己”，兼用作序。现在序是写成了，但是关于“自己”，我却以为应该留给伟人们专利，而我呢，只是一个小人物，对于自己的过去既不甚留意，其实也不配写什么去耗费印工和纸张。假如还能活下去的话，那也大抵不过默默的做点事，默默的走着路，默默的想想自己和别人，然后默默的死掉，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这段话，事实上成了师陀半个世纪以来奉行的创作箴言。这位文学战线上的老战士，既不为自己所遇到的各种挫折，困难而停步，也不因自己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而陶醉。他很少谈到自己，写到自己，始终默默地、辛勤地耕耘着，把自己的汗水，挥洒在祖国广阔无垠的文学园地。
 

难忘的文学启蒙师

 师陀即芦焚，姓名王长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师陀是一位风格独具的小说家。
 1910年3月10日(庚戍年正月29日)，师陀出生于河南省杞县化寨。从三十年代初期到1946年，师陀以芦焚的笔名发表作品;1946年至今，则主要以师陀为笔名发表作品。在解放前，他还使用过君西、康了斋、韩孤、佩芳等笔名。
 师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于落后、闭塞的豫东农村。六岁时，开始读私塾。每天，他被迫读着对一个儿童来说完全乏味的经书。他和他的同窗，在老师的严厉督责下，不得不扯起噪子，大声地读着，读着，用他们的童年号呼着，呜咽着，在绝望中哀哭着自己的不幸。这种单调的私塾生活，师陀断断续续地度过了两三个春秋。
 1923年后，师陀先后在杞县第一小学、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河南省立第一高中等学校读书。其间，由于战争和别的原因，他经历过失学的痛苦，初步体验了人生的艰辛。在这几年的学习生活中，给了他最大影响，成为他走向文学之路启蒙老师的，不是学校里的教师，而是一位流浪街头的说书人。
 当师陀在杞县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在城隍庙的月台下面，总可以看见一个中年的说书人。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长衫，贫困挂在脸上，显得又黄又瘦。他的前面放着从庙祝那里租来的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和两旁放着几条板凳。他自己仅有的，只是一把黑色的折扇，一块惊堂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每天下午放了学，师陀总爱跑到城隍庙去，挤在一群听众中间，入迷地听说书人说评话。说书人用他那把万能的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这些，把少年师陀带到了遥远的历史氛围之中。从说书人那里，他了解了《水浒》、《封神榜》、《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的故事，亲身感受到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说听说书是师陀接触文学作品的开始;那么，这位不知姓名的说书人，则完全可以说是师陀的文学启蒙老师。当师陀成为名作家之后，在回忆到北方小城中的说书人时，他仍然以感激的心情，生动地描述过说书人给他留下的终生难忘的印象，称颂说书的职业，是他最羡慕的职业： “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即使现在，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阶让给别人，在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蹰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说书人》，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芦焚散文选集》)
 说书人的启迪，目睹黑暗社会现实而看不到祖国前程、找不到个人出路的苦闷，使师陀企求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安慰和寄托。他开始较多地阅读文学作品。著名诗人李贺的诗，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当时，对李贺这位短命而有才华的诗人的诗作，师陀还不可能全部了解它的内容，但李贺诗的格局新颖，变化无端，造句选词的精美，仍然使他赞叹不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贺的诗，称得上是较早哺育师陀这位小说家成长的乳汁。在此之后，随着阅历日深，创作经验日益丰富，李贺的那些憎恨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充满悲愤感情的诗歌，李贺诗作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更对师陀的小说创作以巨大的影响。直到六十年代，师陀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李贺的梦》，表达对这位诗人的崇敬之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师陀在河南省立第一高中上学期间，还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小型文学刊物《金柝》。《金柝》虽然仅仅出版了两期即告停刊，但它却是师陀以后正式从事文学活动的一次必要的准备。
 

初试锋芒

 1931年暑假，刚刚中学毕业的师陀思想上陷入了苦闷，开始对人生进行深沉的思考：生活之舟将要把自己载向何处?
 投考大学吗?他幼稚地想：即使考取了，将来毕了业，也不外是为反动政府当爪牙，而他对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
 投身革命吗?他当时显然还没有完全认清前进的路;
 随便找点事情干吧?他又亲眼目睹过人们为了抢到一个饭碗所表演的种种恶作剧，他憎恶社会上的这种虚伪和势利!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终于，师陀做出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到北平去!
 这年秋天，他怀着纯真的幻想，告别了养育他多年的故乡，风尘仆仆地只身来到了文化古都北平。
 但是，北平并没有扬起热情的臂膀来迎接他。这位对北平的一切都感到陌生而又新鲜的青年，在这里同样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程，衣食无着，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他栖身于离北京大学不远的一家破旧的小公寓里，每天晚上，独自对着昏暗的煤油灯，长时间地陷入了沉思。
 “九·一八”的枪声把苦闷中的师陀从沉思中惊醒。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国民党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师陀郁闷的胸中也点燃起了愤怒的火焰。在席卷全国的抗日怒潮中，师陀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北平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与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一起，举行集会，书写标语，请愿游行。火热的斗争生活，不仅给了师陀生活的勇气，而且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的处女作、反映北平学生请愿生活的短篇小说——《请愿正篇》及其姊妹篇《请愿外篇》，就诞生于当时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中。这两篇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北平学生的请愿生活，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精神风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作品“是照实的记录”， “大学生的灵魂是全记录在那里的” (《请愿外篇·作者附记》 )。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一个有才能的，但当时还未被社会所认识的文学青年，由于受到慧眼独具、已有声望的作家的推荐，从而走上了文学道路，终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师陀的经历也是如此。当他将《请愿正篇》等两篇作品，以芦焚的笔名投寄给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意料到，《北斗》主编、女作家丁玲竟很快地给他发来了鼓励的信函。接着， 《请愿正篇》在《北斗》发表， 《请愿外篇》也揭载于《文学月报》。这两篇作品，是师陀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丁玲，则可以说是师陀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在向《北斗》杂志投稿时，师陀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王长简弃而不用，改用笔名芦焚呢?据后来作者自述，这里有深意存焉。
 原来，这是为了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表达一个有正义感青年的抗议。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御用文人、反动政客，到处发表演说，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把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一律诬蔑为“暴徒”，要“格杀勿论”，反动气焰甚嚣尘上。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制造的白色恐怖激怒了的师陀，于是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芦焚!芦焚是梵文的音译，意译则为暴徒。师陀的改名等于向敌人宣布： “暴徒”是杀不完的!
 作推翻旧世界的“暴徒”，这不仅是师陀的志愿，而且也表现在当时他的一些行动中：一九三二年五月，师陀与友人汪金丁、徐盈在北平创办了具有较强战斗性的文学刊物《尖锐》，声称要在“阶级的战云中”， “燃起斗争的烽火”(《我们的旗》，载《尖锐》创刊号)。师陀在该刊发表的散文诗《MayDay》，以烈火般的革命激情，歌颂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九三三年春天，这个宣称自己就是“暴徒”的师陀，还曾经跑到河南省辉县太行山区住了几个月，体察民情，观看地形，准备将来与友人在太行山打游击。后来终因条件不成熟，这一愿望未能变成现实。从师陀的改名和他当时的这些行动，人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到这位青年作者热烈追求革命的进步思想倾向。
 向《北斗》杂志投稿的成功，给师陀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与信心。从1932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师陀在《现代》、 《文学》、 《文学季刊》、 《文季月刊》、 《太白》、《中流》、 《文丛》以及报纸文艺副刊《大公报·文艺》、《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具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与散文。他的优秀小说，如《侦探》、《金子》、《谷》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浓郁的抒情笔调，简洁隽永的语言，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罪恶，反映人民群众苦难的生活历程，构成了师陀初期创作的重要特色。芦焚的名字开始受到文艺评论家的注目和为读者所熟悉。
 

荣获《大公报》文学奖

 如果把1931年底试笔的成功看作师陀文学生涯的开始，那么，1937年5月荣获《大公报》文学奖金，则标志着师陀创作旺盛期的来临。
 1937年春， 《大公报》文艺副刊邀集了巴金、叶圣陶、朱自清、沈从文、杨今甫、章靳以、李健吾、朱光潜、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组成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颇有影响的文艺评奖活动。评选结果，师陀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曹禺的剧本《日出》与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第一届文艺奖金。
 出版于1936年5月的短篇小说集《谷》，收入了《头》、《落雨篇》、《谷》、《哑歌》、《过岭记》、《一日间》、《乡下人》七篇作品。揭露压迫者对劳动人民无休止地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摧残、压榨，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发掘劳动人民精神上的美好品质，构成了《谷》鲜明的思想特色。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又生动的人物形象。那些善良纯朴的农民，爱国的小学教师，忍受着非人折磨的矿工，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其他阶层的各色人等， 在作者笔下，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他们有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呻吟、挣扎，有的则被反动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处死。透过这些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三十年代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由于作者当时思想上的局限，以及创作视野的还不够开阔，显然，《谷》未能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斗争。人民的力量在作品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作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民的不平与愤懑，自发的反抗与初步的觉醒。《落雨篇》中对宁死不屈的囚犯的赞颂，《谷》中对矿工们痛打帝国主义爪牙行动的肯定，都流露了作者对斗争精神的热烈呼唤，为作品增添了若干亮色。
 《谷》出版后短短的几年里，师陀又连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这些作品中，同样不乏脍炙人口的精彩之作。
 《谷》、《里门拾记》等四本短篇小说集，显露了作者鲜明的艺术个性。这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饱蘸感情的景色描绘。早在四十七年前，刘西渭(李健吾)就指出过，师陀小说奇特的风格，首先在于他有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在拼凑，渲染，编织他的景色，做为人物活动的场所”(《读<里门拾记>》)。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在师陀的小说中，由于作者精致地编织了一幅幅动人的生活画图，从而准确地展示了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烘托了时代气氛，为作品的性格描写，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生活依据，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小说《毒咒》，刻画中原地带农村地主婆子毕四奶奶的形象，首先是通过景色描绘进行的。毕四奶奶这个阴毒的吝啬鬼，她像一个瘟神，把拥有连给一个皇帝也不换的家产的毕四爷家，折腾得灭门绝户。他们死后，昔日繁华无比的毕宅，被继承人拆掉，变成了一片残砖碎瓦遍地，杂草丛生，阴森可怖的荒场。作品开始关于毕宅荒凉景象的描绘，令人不寒而栗。那颓坍了的围墙，浮着绿沫的污池，地下发黑的木屑和其他杂物发出的腐烂气息，以及从春到夏随着时光流逝所带来的景色的变化，尽收作者笔底，既真实地写出了这个荒园的残破荒凉，表现了毕宅女主人公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也透露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厌恶与蔑视的感情。小说《落雨篇》关于囚禁犯人的天井院的描写，同样显示了师陀这位小说家在景物描写方面的突出才能。作者笔下那个像笼子一样的天井院，那沉重而灰色的天，沉沉下垂的柳枝，一直下个不停的细雨，水溜管的呜咽，走廊里阴暗、潮湿蚀瘦了的方砖，以及那忽急忽缓沉重的走动着的宪兵，都和主人公的命运相协调，使人感到一种时代的重压感。
 有人批评说，师陀笔下的景色是美的，但却是牧歌式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协调的。我们觉得，师陀的个别作品，不能说没有这种缺陷。但是，把师陀称作“田园诗人”，把他收入笔底的大自然风光，笼统地都说成是牧歌情调，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是不公正的。在苦难的岁月里，作者着意地抒写北方农村的自然风光，并不是为了玩味和欣赏。他没有沉迷于秀丽的自然景色，没有忘记惨淡的人生。在他编织的这些色彩斑斓的景色背后，流淌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泪。以《雾的晨》为例，作品开始，作者以他惯用的抒情彩笔，精确地画出了一幅农村雾景：在雾中，整个乡村呈现一片和平宁静的气氛，一切都好像浸在鲜牛奶里。然而，作者却告诉人们，正是在这雾中，穷得连半瓢米都借不来的农民，为了爬到树上采摘一把杨树叶充饥，却被无情地摔死在地上，在这里，迷人的晨雾的描写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用一幅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农家乐”来欺骗读者，而是为了使景物和人物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向吞噬农民生命的旧社会发出谴责。在师陀的作品中，这一类的描写是随处可见的。
 第二，浓郁的地方特色。师陀早期的这四本小说，其中不少是反映故乡生活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受到过读者较为广泛的注意。像作者曾自谦地称作“从家门前检来的鸡零狗碎”的《里门拾记》，不论是描写北方的秋原、晨雾、黄昏，也不论是描写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习俗，师陀写起来都得心应手。在作者笔下，那犁过的高粱地，苍黄了的豆，乌油油的薯，垂首的向日葵，高空翱翔的雕，挺拔的白杨，狂奔于田野的小犊，远处路上腾起的尘烟，无一不闪射出中原地区的生活异彩。甚至连人们的穿戴，过旧历年的习俗，乃至牛叫犬吠，农舍陋巷，一经作者点染，都生动传神，乡土气扑鼻。
 第三，运用讽刺和挪揄的文字表现生活。读师陀的小说，给我们的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他的心是谴责的。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师陀当时满眼所看到的，是社会的黑暗，受欺凌、受压迫者的不幸，他强烈的要求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又无能为力，于是在作品中，发而为讽刺和揶揄，用讽刺的笔锋，刺向他所憎恶的人物;并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作品里，嘲笑旧的事物，发泄淤积于胸的愤懑。正如孟实(朱光潜)所说： “他骨子里是一位极认真的人，认真到倔强和笨拙的地步。他的理想敌不过冷酷无情的事实，于是他的同情转为愤恨与讽刺”(《<谷>和<落日光>》)。
 总之，以抒情的笔调，以讽刺和揶揄的文字，以引人入胜的景物描写来描绘人物，表现人生，构成了师陀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他的短篇小说，描写风景人物甚于叙述故事，他不重视故事情节的编织，而着重注意作品情调的渲染。他的一些小说，人们甚至可以当作抒情散文来读。师陀在艺术风格的苦心追求，为他的作品赢得了相当一部分的读者。
 这一时期，师陀出版的散文集《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也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的散文，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童年生活的追踪，有关于人物生活片断的回忆，有针砭现实的杂感，有诗情浓郁的小品，有诉说无辜者不幸遭遇的记事，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师陀自己说过，有人把文坛比作花坛，花坛里生出来“奇葩”和“异草”，而他的散文， “却是坛下的东西，是野生植物，假如也好比做花，那便是既不美观，也无大用的黄花苔。黄花苔就是蒲公英，是我们乡下的名目，据说也是地丁的一种，不大清楚。但为这集命名的时候，我不取驰名海内的蒲公英，也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取的却是不为世人所知的‘黄花苔’。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黄花苔·序》)这段过于自谦的话，其实倒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散文的一艺术风格：清新，自然，淳厚，带有泥土的气息和野花的芳香。有的评论者认为，师陀散文在艺术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的景物描写很像国画中的意笔： “骤眼看去，只见聊聊几笔，浓淡数片，无甚兴味。谁知凝神细看，又觉浓淡适中，层次分明，像物而又不太像物，似景而又不太似景，越看越觉笔笔传神，含意丰富，兴味盎然!”(林真《散文气氛的营造》)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它揭示出了师陀散文含而不露，韵味无穷的这一重要的艺术特征。
 

创作领域的拓展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许多作家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师陀也积极地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和杂文，及时地反映了抗日斗争的新生活。他的散文《战时随笔》，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给上海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数十万人不得不抛下他们惨淡经营的家，那家，昨天还是温暖的，早晨还是温暖的，可是忽然他们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担破烂的行囊。火车将他们载出去，而最后，他们则掮着一条扁担走向连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师陀发表在《烽火》上的杂文《事实如此》、《但愿如彼》，则提出了要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必须解决改善群众生活这一重大问题： “民众要抵抗侵略，但也要活。要抵抗侵略，也必须——至少每天不饿肚子。”在小说创作方面，写于1937年10月——1938年11月、出版于1939年初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收入了《无名氏》、《无言者》等五篇作品，较早地反映了人民群众自发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情景。《无名氏》中那个没有姓名的伤兵，在两个侵略军气势汹汹地闯进一个农村老妈妈的小屋子时，勇敢地同敌人搏斗，终于消灭了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穷得一贫如洗，舍不得丢下自己的小屋外出逃难的老妈妈，看见被伤兵打晕了的一个侵略者开始动弹，还有可能苏醒过来，就毫不犹豫地点了一把大火，烧掉了自己心爱的小屋，使那个侵略者葬身火海。作者塑造的这两个艺术形象是生动感人的，留下了抗战初期我国劳动人民同侵略者斗争的面影。
 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作者一直困居在上海，环境使他无法写出更多的反映抗日生活的作品。在当时，他像生活在上海的许多进步作家一样，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创痛，生活上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很长一段时间，师陀一直住在一个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被他自己戏称为“饿夫墓”的小屋子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的微薄收入，赖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政治上的压迫、生活上的困难使他的创作数量减少了，但却无法叫他搁下笔来。他努力地开拓着创作的新领域，向另一个高度艰难地攀登。抗战以前，师陀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写作;这一时期，则转为以创作中、长篇小说和剧本为主了。
 抗战时期师陀呈现给读者的短篇小说，除了小说集《无名氏》外，只有收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果园城记》中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数量虽然较少，但在艺术上，从《谷》、《里门拾记》到《果园城记》，却有着长足的进展。师陀是一位善于写感情的作家，人们在《谷》、《里门拾记》中，对此特点已看得较为充分。到了《果园城记》，作者的文笔不仅更为纯熟，感情的抒写也更显得蕴藉深厚。这些作品，不以惊险的情节取胜，而是注意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激情的诗;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展现人生淳厚感情的韵味。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抒情笔调，流畅而有诗意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使读者承受着感情的重压，诅咒那不合理的社会，黑暗的年代。以真挚的感情和动人的叙述来摇撼读者心灵的，莫过于1942年初发表于《文艺杂志》的《期待》了。这篇小说中的两位老人——徐大爷和徐大娘，他们所日夜期待返家的儿子徐立刚，在外从事革命活动被反动派枪杀已经多年了。徐大娘盼儿心切，每当吃饭的时候，总要在饭桌上给他的儿子徐立刚放上一双筷子，望眼欲穿地盼望徐立刚有一天会突然归来。徐立刚的父亲徐大爷，虽然早已打听到了儿子被枪杀的消息，但为了不刺伤老伴的心，他一直长时间的隐忍着这巨大的苦痛。这两位孤苦的、无依无靠的老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对制造这场悲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血泪控诉。唐弢在评论《果园城记》的艺术成就时写道：跳跃在字里行间的是感情。当然也不只是对徐大娘和徐大爷，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生活，对作家想像中的果园城的生活。师陀说过，他要把这个小城写成‘象一个活的人’ 。他的艺术风格适宜于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他完成得很好。”(《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
 当然，由于作者生活于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政治上的压抑感、精神上的苦闷，不可能在作品中没有反映。小说《一吻》，在描写主人公经历了人生的痛苦折磨之后，发出了如下人生无常的哀叹： “人生无尽无休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的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呀!”这种情绪，并非《一吻》所独有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家思想感情的投影。
 比较来说，抗战时期师陀的最大成就，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
 1941年7月，师陀以他兄弟的名字季孟出版了自己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作品描写了直隶省顺德府无望村宝善堂一家几代的变化：陈世德的曾祖父，一个小袄裤打满补丁，每天扳着指头过日子的土老头，终于使自己的家业兴旺起来：耕地渐渐广阔，骡马日日增加，树木一年比一年茂盛;陈世德的父亲，专爱打架、械斗、打官司，用三千两银子买了个“武举”，横行乡里;陈世德继承了他的曾祖父以来的家产和精神遗产，依财仗势，胡作非为，一个夜间他能跑几个村庄，跳过好几重墙头，弄得姑娘们不敢单独一个人到地里割牲口草，夜里不敢在院子里睡觉。以后，他又自封馆主，带着戏班子到处浪荡，终于荡尽家产，像条丧家狗一样的流落在荒野里。作品塑造的陈世德这个地主后裔的艺术典型，集中地表现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这部作品，在表面上不带感情的叙述里，写出了人物真实、深厚的情感，被誉为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在这一时期，师陀先后从事过四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中，除连载于《学生月刊》的《雪原》和连载于《万象》月刊的《荒野》因故未能完成外，他的代表作《结婚》和《马兰》，均完成于四十年代中期。
 《结婚》是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创作的一部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是饱受生活煎熬的中学教员胡去恶。为了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胡去恶借了高利贷，打算靠做投机生意筹措结婚费用。不想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落进别人设置的陷阱，不仅结婚不成，反而倒在巡捕的枪口之下。作品环绕胡去恶曲折经历的描写，揭露了当时上海滩上的一群行尸走兽不顾困难，大发横财，尔虞我诈，骄奢淫逸的丑恶行径。这部作品，不仅在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目前也仍然拥有它的读者。在国外，《结婚》也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美国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著作评论说： 《结婚》是“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作品”，若就“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罕有其匹的” (夏志青《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一评论虽然未必完全精当，但也部分地说明了《结婚》艺术价值之所在。
 《马兰》的突出成就，在于作品塑造了马兰这个对压迫者、邪恶势力敢于进行反抗的艺术形象。象别的乡村中的少女一样，马兰对生活充满着天真的幻想。但是，社会对待她是不公平的。她父亲把她带到城里念书，并不是为了马兰的前程，而是为了将来把她嫁给有门第的人家，为自己找一条上爬的敲门砖。为此，她的父亲竟把她许配给了有钱有势的军阀郑大通。马兰对她父亲的回答是逃跑。抱着稚气幻想的马兰，逃脱了郑大通的蹂躏，却又跳入了空喊马列主义词句的伪善者乔式夫设置的圈套。乔式夫在带着马兰逃跑的途中就奸污了她。在生活的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马兰并没有做逆来顺受的奴隶，她的性格中始终闪射着反抗的火花。这是异常可贵的。当然，应该指出，作者对马兰所走的反抗道路的最后处理，并不是不值得商榷的。像马兰这样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单靠个人的挣扎是难以找到光明前程的。而作品的结尾，却安排马兰与一个似乎是革命者的莫步独同居，并且像一个绿林女豪般的驭马深山。这种描写，使马兰的行动充满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从而使作品对现实揭露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马兰》在艺术处理上所进行的探索是具有意义的。对马兰这个处于不幸地位的女性的描写，作者除了通过李伯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介绍外，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描写来展示的。这特别表现在卷三马兰日记的插入。正是从马兰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她对乔式夫的仇恨与报复，对李伯唐的追求与怨恨，对乔式夫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无聊谈吐的厌恶，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痛苦、哀愁、烦闷、挣扎，和对于自己弱点的自我解嘲与辩护。作者采用双重透视的结构，使卷一、卷二对马兰的描写，与卷三马兰的自我剖白，互相映衬，人物性格显得格处鲜明。
 1942年10月在上海上演的《大马戏团》和1943年他与柯灵共同改编的剧本《夜店》的发表与上演，为师陀赢得了新的声誉。根据俄国作家安得列夫的剧本《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的《大马戏团》，由著名导演黄佐临导演。上演后，轰动上海剧坛，连演数月，盛况不衰。戏剧评论界认为： 《大马戏团》是师陀在改编方面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文学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应该把改编换一个更神圣的字眼来称呼，那就是创作。根据高尔基的原作改编的四幕话剧《夜店》，由柯灵改编前两幕，师陀改编后两幕，上演后同样获得了成功。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如巴金、郑振铎、夏衍、唐弢、李健吾、景宋、徐调孚，张骏祥等人，或撰文，或发表谈话，祝贺《夜店》上演所取得的成就。这两个剧本的改编，显示了师陀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
 

黎明前的艰难岁月

 苦熬了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当胜利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全上海到处是鞭炮声，欢呼声，师陀也处于短暂的兴奋之中。但在兴奋的同时，望着涌到大街小巷的欢乐的人群，他仍然禁不住地发问： “假使将来仍旧跟过去一样受苦，仍旧受欺凌挨饿，仍旧没有自由，生命仍旧毫无保障，中国战胜和战败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有什么两样?”(《上海续札·八月十一日》)事实证明师陀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独立，给人民带来和平，给作家带来希望。国民党反动派点燃起的内战的烈焰，给人民带来的是空前的浩劫。师陀也象许多作家一样，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暴统治下，处于贫困之中，过着极不安定的清苦生活。这一时期，他虽然除了继续进行创作之外，还兼任着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的职务，但这些努力，都无法使他摆脱生活上的困境。1947年秋天，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租不起住房，师陀被迫从上海搬到嘉兴乡下，暂时靠租住一个朋友老家的旧屋，来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
 甚至，抗战胜利后，连他已经使用了好多年的笔名芦焚，也不能继续使用了。从1942年到1946年，师陀一直受着笔名问题的困扰。1942年以后，假芦焚的作品开始出现于上海报刊。此后，在四川、杭州等地，先后也冒出了几个假芦焚招摇撞骗。师陀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把笔名芦焚奉送给假芦焚们。从这时起，作者就主要使用师陀这一笔名发表作品了。关于作者为什么用师陀两个字作笔名，他在最近作过这样的解释：师陀， “它倒是地地道道的汉文，并非梵文的音译，虽然我常常从‘俗’，回答别人是‘阿弥陀佛的陀’。按汉文辞书： 陂陀，起伏不平貌，我是把‘陂’解释作湖泊的，其实也并非我的发明，古人就是这样用的，例如‘白龙陂’ 。陂陀既然是‘起伏不平貌’，陀既然是高地，也许可以解释作‘小丘陵’。因此，我所师的其实是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无大志。”(1980年12月3日师陀致本文作者信)
 抗战胜利后不安定的生活，使师陀无法潜心创作。这几年，他的创作较少。除发表了少量短篇小说外，只完成了《历史无情》的写作。1947年冬到1948年10月，他创作了电影剧本《历史无情》，从1948年底到1949年9月，又将电影剧本改写成了小说。
 1949年开始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出版于1951年的《历史无情》，是师陀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是根据作者抗战胜利后发表的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扩展而成的。作品以抗战时期一个沦陷区的小县城作背景，通过对一个在满清时做过布政使的家庭衰败过程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之间所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作品的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犀利、生动。作品以这样一个特写镜头作结：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由汉奸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魏仲达正在酒足饭饱，得意忘形地欢庆他们的“胜利”的时刻，抗日游击队发起进攻的炮声响了：
 那些参加欢迎会的要人已经酒醉饭饱，屋子里兴奋到极点，热闹到极点。远处隐隐传来大炮声。大概刚才谁讲了个笑话，惹的哄堂大笑，掌声如雨，把炮声给压下去。……
 然而不等屋里笑完，大炮又在近点的地方响了。炮弹爆炸，全城的电灯齐灭。紧接着是第三炮，第四炮，炮弹落在拐角上，掀起一阵泥土;烟雾腾上去，遮住阳台，慢慢淹没了整座大楼。

作品结尾的这一阵炮声，寓意深长地宣告了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旧的制度的灭亡。
 《历史无情》标志着师陀解放前创作生涯的结束。
 从三十年代初步入文坛，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师陀在漫漫长夜的辛勤耕耘，换来了累累文学硕果。除了部分未结集的作品和未发表完的长篇小说不计外，师陀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六部，散文集四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改编剧本两部(《夜店》与柯灵共同改编)。这些作品，对旧中国的现实生活，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艺术概括。作者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对许多青年作者来说，都是至为宝贵的。
 

新的历程

 新中国诞生后，师陀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上海解放初期，师陀担任过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等职务，以后长期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驻会作家、上海市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师陀的生活与创作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与妥善安排，但在某些时期，他的生活中也经历过阵阵风雨。但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师陀始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一九五○年春，师陀作为特聘代表，应邀参加了河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满怀激情地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故乡。会后，他高兴地来到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与广大贫苦农民一起，分享翻身解放的喜悦。一九五二年参加文艺界整风后，师陀又来到了山东省莒县爱国村深入生活，给读者带回来了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此后，他还赴东北参观，出访保加利亚。他的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作品，大都收在短篇小说集《石匠》和散文、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中。从保加利亚访问归来，师陀给读者带回了旅行记《保加利亚行记》。1960年出版的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者旅途中的感受，反映了保加利亚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友好情谊。
 五十年代末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师陀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四幕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以及历史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都是曾经受到过读者注意的作品。1962年6月发表的独幕喜剧《伐竹记》，取材于《晏子春秋》。在剧本中，师陀把本来或发生于朝堂，或发生于府第，或发生于通衢里巷的故事情节，集中于牛山下，通过巧妙的安排，塑造出了几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李健吾同志在评论《伐竹记》的文章中说：有人说，中国没有喜剧， “最近，我读到师陀同志的《伐竹记》，写晏婴一段逸事，标明‘独幕喜剧’。读罢，我拍案叫绝。这不是喜剧吗?”李健吾推崇《伐竹记》是“笔墨干净，口语犀利，笔头有花，逸趣横生”的佳作。在此期间，师陀还创作有电影剧本《农村钟声》、 《洋场狼群》;修改了《保加利亚行记》;重写了《大马戏团》。他还对蒋平阶从事抗清活动时写成的一部分诗稿进行了考证和注释，辑成《蒋平阶诗稿系传》。这些作品和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被抄家时抄去遗失。
 十年动乱时期，师陀象许多老作家一样，被剥夺了进行创作的权利，遭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的迫害和残酷的折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师陀彻底获得了解放。他不顾年迈体弱，又精力旺盛地开始了新的写作生活。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山川·历史·人物》、《芦焚散文选集》《芦焚短篇小说选集》;经过校订后重新出版了《结婚》、 《马兰》、 《无望村的馆主》、 《上海手札》，有的还写了新版序言;他还在《收》、 《长江》文学丛刊等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目前，师陀正在整理旧作《保加利亚行记》、 《大马戏团》，进一步校订《蒋平阶诗稿系传》。他还计划重访农村，创作反映农村新貌的散文。五十年来，师陀这位一直默默地耕奋写作的老作家，以他独具风格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拥有相当大的读者，而且也受到了国外读者的重视。在美国、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家，一些汉学家对师陀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在国内和香港地区，师陀的一些作品正在重新出版。香港已经出版的有： 《里门拾记》(新月出版社版)、《春梦》(艺美图书公司版)、《恶梦集》(香港文学研究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