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少年春秋

 孙犁原名孙树勋，笔名有芸夫、耕堂、纵耕、纪普等。1913年阴历四月初六日，他出生于河北省中部偏南的安平县东辽城村。东辽城位于滹沱河下游，是一个偏僻的、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中国北方的农村，常常缺乏丰富的色彩，显得过分朴素和单调，但东辽城却还算做环境不坏的村落：北面的滹沱河，挟带着黄土高原上的泥沙滚滚向东流去，虽然不够温驯，却也可以听到纤夫的号子，看到河里的白帆。这条河流，在孙犁的记忆和作品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此外，村南的大苇塘，村后的白杨树，以及展现在它四周的开阔的河北平原，都把这个小村落陪衬得恬静而浑厚。
 孙家早年家境不好，孙犁上有兄、姐五人，都殇。到孙犁出生时，家道稍兴，除田产外，父亲还与人合股经营生意。孙犁幼年体弱，患惊风疾，至十余岁，经针灸治愈。他的家庭环境和体质状况，从幼年起，就赋予他一个文弱的外表和一副沉静的性格。
 1919年，孙犁七岁(按中国传统算法，下同)时入本村小学。 “时已非私塾，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功课以习字、作文为重。”(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但中国古老的农村社会，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施展它的影响力，即如孙犁的父亲，就曾请人为祖父撰写碑文，交给老师让孙犁背诵。对于一个儿童的稚嫩的心灵来说，还不能过分低估了这类碑文的力量。
 读完初级小学，孙犁本应务农或习商，但父亲听了某邮政局长的话，发愿叫他升学，以便将来考入邮政，拿到“铁饭碗”。这样，在1924年，孙犁十二岁时，随父亲到六十里外的安国县，考取了县城内的高级小学。安国县原名祁州，是全国有名的中草药聚散地，县城相当繁华热闹。高级小学设在城东北角原来的文庙里。这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第六年，在这座至圣先师的古旧躯壳里，新的书刊似乎在蔑视古圣人的尊严，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它的殿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孙犁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 《学生杂志》、 《妇女杂志》、 《儿童世界》等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一些作家(如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尤其使他大开眼界，不仅启迪了他的思想，也使他知道了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样式。鲁迅对他的影响，更是与生俱进的，随着孙犁生活与创作道路的延伸，这位新文学的伟大开拓者的思想和各类作品，一直陪伴着他，为他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在形成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纷然杂陈的新文学流派和思潮面前，他更多地接受了鲁迅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的主张。这一主张对他的影响很深，直到晚年，仍然相信为人生的艺术，但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也做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的作品要为人生服务，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那时有一个对立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大家当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你想要为人生，你那个作品，就必须有艺术，你同时也得为艺术而努力。”(《文学和生活的路》 )从他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看，他确是把“为人生”和“为艺术”做为一个完整的目标来追求的。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以富有艺术魅力的和弦，感应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脉搏，弹奏出了时代的心声、人民的愿望。这些，都和他幼年时代所受的新文学的启蒙分不开的。这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虽然仍念念不忘旧学，曾经请一个潦倒秀才做课外教师，教他读《诗韵合璧》，攻习旧诗，又借来一个本地古文家的文集，让儿子研读。但这些，毕竟是大江东去，不可收拾，这一类老古董，对于正处于新思潮冲激下的这个少年人，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此，读了半天，还是“一无所得”(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
 但故乡的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以及民间艺人的说书活动，却使他受到了传统艺术的熏陶。这些民间戏曲和《七侠五义》、《呼家将》、《封神演义》等评话、小说，使童年的孙犁和广大农民徜徉于同一个艺术世界，因而不可避免地培养着同一种艺术情趣。这些，对未来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好尚，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给予他影响最大的，首推《红楼梦》。在他以后的文学活动中，他曾经多次在自己的著述里论及我国这部最伟大的古典小说。他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是十岁左右的时候;借给他书的人，是本村一个他唤作“四喜叔”的刘姓农民。这个少年流浪关东、中年还乡鳏居的落魄人物，在那动乱的年头，有一次因为酒后失态，竟被当作抢犯抓走，落了一个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 “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童年漫忆》)多么沉痛而又剀切的论述!原来，和人民共同经历着忧患的作者，是把小小的书本和生活这部大书结合起来进行阅读的。
 时代的潮流继续把这个沉静、聪敏的少年人推向远方。1926年，孙犁十四岁的时候，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保定是当时北方除北平以外的著名文化古城，育德中学则以重资礼聘教员，举办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培训过一代人材而蜚声华北。孙犁在初中读书期间，作文深得国文老师的称许，常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出来，其中多为小说，也偶有剧本。据作者回忆，他在《育德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间，大概是1926年，内容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演员，也是写她的不幸。 “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答吴泰昌问》)可惜，这些作品现在多已散佚，我们无法进一步欣赏和研究。值得高兴的是，近期有一位在大学工作的青年同志，居然从茫茫书海中检出了两篇，使我们可以藉此鉴赏一下作者早年的思想和风格。这是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和二卷九、十期。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它写一个叫做秋影的朝鲜青年，面对着垂危病榻的慈母和迫在眉睫的游行示威(他是这次示威的领导者)，正在焦灼苦恼、举棋不定。但这位母亲却深明大义，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才真正陷于不孝。不料老人说完这些，竟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 “拿起手枪，走到战场。”这是作者的一篇“少作”，艺术上自然难免幼稚。但与这幼稚一同出现的，却是作者那天真得可爱的革命思想。对于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来说，小说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忱确实是非常宝贵的。鲁迅曾把自己的“少作”比做“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虽然惹人发笑， “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 (鲁迅： 《集外集·序言》 )孙犁这篇“少作”，以及我们将要谈到的下面一篇，同样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而且，借助这婴年的天真，我们是不难理解他是怎样锤炼了自己诚挚、战斗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他的另一篇小说题目《弃儿》，写一个刮着北风的寒冷的早晨，一群男女集在村外的苇坑内，看一个遭到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一面发着各种议论。有一个举人老爷，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扬言“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高兴的举人， “听了这话，脸色变黄，忙着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死了多年丈夫、而且挂了贞节匾额的大少奶奶生下的。作者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这样的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本性的。他望着天，好象说： ‘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这篇小说，是继续表现了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所揭露的旧社会“吃人”这一战斗性主题的。
 除了创作，孙犁在高中阶段，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书籍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多为鲁迅和曹靖华译)。后来，又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有关著作，并开始写作这类文章。例如，他以“芸夫”当笔名， 发表于1934年1月号《中学生》杂志(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上的《<子夜>中所表现的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就是一篇很有战斗性的文章。在同时代作家中，孙犁受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影响较深，理论准备较为充分，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均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孙犁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有过多次教书生活的教师，此外，他还长期做过编辑工作。这几种职业，对培养他做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感，以及对形成他创作和评论中那种循循善诱的特色，是起了作用的。他教书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他在育德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他正读高中二年级的课程，经在平民学校担任校长的某同班生的介绍，当了该校教师，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 “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 ‘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象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孙犁《保定旧事》)孙犁也用行动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写了朝鲜爱国者谋求独立的剧本，还向学生们讲解法国、波兰的爱国小说和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总之，无论对于他日后成为作家或教师，育德学校都给他提供了一块园地、一个摇篮。
 

二、初出茅庐

 1934年，孙犁在高中毕业以后，无力升学，父亲原来希望他考取邮政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这样，他就流浪到了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并继续投稿，用“芸夫”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但总的说，稿子很少被选用，为了生活，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学校当过职员。
 原来抱着单纯的爱国热忱的青年，现在开始体验到了复杂得多的有关社会人生的况味。古老的北平，似乎到处是职业的竞争、人事的倾轧。象鼻子中坑小学虽然处于社会舞台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小角，照样充满等级、帮伙和生存竞争。但那又是一种平庸的灰色生活，因为那些教职员们一旦地位固定，并不尽心职业，而是在声色狗马的生活里讨乐趣。总之，旧社会的大城市在到处制造着腐化的分泌物，连一个小学也不例外。孙犁在这里，总算看到了旧社会的人生色相，并很快表示了他的厌倦： “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善闇室纪年〉摘抄》)既然对这种生活感到了绝望，那就去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吧。当时，他向往着济南的泉柳之美，幻想到那里去，于是向校长辞职。但由于一无去处，二无路费，历下之行并未实现。北平是呆不下去了，这时，唯物主义的“物”的力量又在他身上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作用：他只有“又回到老家去，那里有粥喝。”(同上)何况，孙犁是那样热爱自己的故乡，他在它的怀抱里，将如婴儿在母亲怀抱里一样，是不会感到绝望和寂寞的。
 他的这一选择，在当时虽然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但很快就显示出它的意义——因为事实上，故乡把他召唤到了一个更广阔、更适宜于展现他的思想和艺术气质的环境中去，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他将进一步完成一个作家所应有的各种准备，并从那里走向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
 1936年暑假以后，孙犁结束了在家闲居的失业生活，由同学介绍，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紧靠白洋淀，除了苇席远近闻名，还盛产稻麦鱼虾，称得上北国的鱼米之乡。同口又是日后组织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冀中抗日历史上享有殊荣。孙犁这样形容他在那里教过书的这个地方：
 我清晨从高阳出发，越过一条堤，便觉到天地和风云都起了变化，堤东地势低下，是大洼的边沿，云雾很低，风声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个对照。
 顺堤走到同口村边，已经是水乡本色，凌皮已经有些地方解冻，水色清澈的发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绕道行走。村边村里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苇垛，真是山堆海积。
 水的边沿正有很多农民和儿童，掏掘残存的苇子和地边的硬埂，准备播种;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只，斧凿叮咚。
 街里，还到处是苇皮，芦花，鸭子，泥泞，低矮紧挤的房屋，狭窄的夹道，和家家迎风摆动的破门帘。 (《一别十年同口镇》)
 这就是和孙犁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白洋淀地区的大致风貌。追求美的事物几近于“狂热”的作家，一当把自己的崇高理想寄托于这样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自然就会在他笔下绽放出那一朵朵有着独特风采的花朵了。
 孙犁在这里教的是高级小学。这个地位，既使他容易得到农民群众的尊敬，也便于他联系和了解他们。他教的那些孩子， “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 (同上)，很多人以后成了抗日军队的干部。他的教学工作，反映着自己的教养和信仰， “查《善闇室纪年》，关于同口，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四’纪念作讲演。学生演出之话剧，系我所作，深夜突击，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他的学生当中，也有人回忆，他那时教国文， “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 (孙犁： 《同口旧事》)这是在抗战前夕的情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同这里的土地与人民，开始进行着某种程度的结合了，——虽然说这种结合还不是自觉的。
 他那时月薪只有二十元，但仍由衣食中省出钱来，逐月从上海邮购革命文艺书刊;然后又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刻苦学习，孜孜不倦。他读书的方式也很特别： “我把文章中间的警辟片段，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孙犁《关于散文》)作者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小小插曲，和他亲身经历过的其它许多事件一样，曾经化做了他日后的小说里的情节。
 岁月不居，长夜苦短，他在同口的日子，仅有年把光景，但过得既充实，又振作： “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孙犁《耕堂书衣文录》)这段文字，虽是作者三十九年之后所记，但他青年时期那种蓬勃向上的心理状态，还是令人有闻鸡起舞之感。显然，他在同口教书的这段日子，已经完全扫除了在北平时的那种绝望的心情，恢复了青春的信心、青春的力量。这信心和力量，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大时代赋予他的，也是有着无限魅力的故乡赋予他的。对于孙犁，再没有比故乡更令他欣慰和鼓舞的了：在北平时，他身若浮萍，觉得空虚和无聊;而回到故乡，他就如鱼得水，变得踏实、有力了。这在一个象孙犁这样立志进取，而又暂时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青年人，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在哺育了他的这块平原上，令他流连眷念，心驰神飞的事物太多了，他在别处失去了的东西，能在这里得到它。
 这一切，加强了他作为冀中平原上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的地位。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思想气质，都决定了他将把冀中这块土地，作为他的生活和文学道路的出发点。
 这情形，恰如一个鸡雏已经在蛋壳里孕育形成，单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它就要冲破这层蛋壳，走到阳光之下来。不会太久了!因为伟大的抗日风暴就要掀起， “九·一八”、 “一·二八”以来受到压抑的青年人的爱国要求和改造社会的愿望，就要得到满足的机会了。
 1937年抗战爆发，古老的冀中平原动荡起来。这年冬季，他由朋友介绍，往来于安平、肃宁与安国等县之间，对于抗战初期冀中平原各个阶级的动向及抗日游击队的初建，积累了不少感性认识。第二年春天，吕正操将军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驻扎安平一带，他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至此，生活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直到四十余年之后，他还不无感慨地向来访者说： “要不是抗战，我也许一直在同口镇呆下去，那时年轻，有一点理想，想找一条出路，可那是多么难呵。……抗战给一切要求生路的人们指出了生路，也包括我自己。”(刘绳、刘波《战火中的孙犁》)是的，这是一条生路，但也是一条严峻的路。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日军侵入冀中之后，在面积大约只有六万平方公里的这块平原上，四周铁箍似地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被敌人控制着的铁路。铁路以内，敌人又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军事据点和挖掘了上万里计的路沟。这样一来，当时有着八千多座村庄的冀中平原，便被撕裂成了许多小块。敌人以密集的兵力，对这块有限的、棋盘似的土地，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扫荡”。但是，居住在这八千多座村庄的中华儿女们，并没有为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 (孙犁《平原的觉醒》)人民行动起来了，作者也被召唤到了战场上。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当时冀中那样残酷的环境里，与人民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同时，也建立了抗日的文艺队伍。这是作家梁斌的一段回忆：
 我不想把事情讲得那么离奇，然而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抗战初期，面临着北京、天津，在河北平原上，在津浦、京汉、北宁、石德四条铁路之间，深悬敌后，建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初是敌占铁路，我占乡村。曾经在这块根据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戏剧活动。 (《在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回忆“新世纪剧社”》)
 在冀中平原上，孙犁就是用笔参加战斗的一员。据梁斌回忆，在五一反“扫荡”前夕，即1941年，孙犁还来冀中深入生活，和梁斌领导的“新世纪剧社”打过游击。这是时代给予作家的一种特殊的考验。一个前进的作家，当他经历了这样的考验之后，是一定会在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的。
 

三、黄金时代

 孙犁参加抗日工作以后，主要在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1938年秋天，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教《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他教的抗战文艺，努力和抗战联系起来，要点为：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参看孙犁《平原的觉醒》)。据有关同志回忆，他的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他还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主题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思想转变过程的，可惜这个剧本已经佚失。但他受杨秀峰院长的委托，为抗战学院写的校歌歌词，却靠当年老同志的回忆保存下来了。 “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象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象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陈乔： 《火线剧社漫忆》)歌词很是真挚、朴素，就是今天读起来，我们也会很快地记起那个不寻常的年代：
 同学们，/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侵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显然，在这首歌词里，作者的感情，也被自卫战争的烈火燃烧得沸腾起来了!被许多同志赞誉为善于描写“诗情画意”的这位作家，实在并不缺乏战斗的豪情，高昂的意兴。只有充分认识这些，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他的作品的实质，以及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情况下的发展变化。
 1939年春天，孙犁调到阜平(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里号称穷山恶水，却是当时华北地区群英荟萃的地方，孙犁在这里结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 “在暴风雨中，他们的歌声，他们跃进的步伐，永不磨灭地存在一个时代和我个人的记忆之中。”(孙犁： 《在阜平》)这种情况，对于砥砺他的革命意志和文学才能，想必起了良好的作用。在这里，孙犁编印出版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并编辑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文艺通讯》，在该刊上发表了《一天的工作》和《识字班》等作品。继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冬天，孙犁回冀中区参加编辑《冀中一日》，将编辑心得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课本》，后来此书先后改名《写作入门》和《文艺学习》出版多次。
 1944年，孙犁由华北联大教育学院调去延安，先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研究生，不久提升为该系教员，讲《红楼梦》。鲁艺的学术空气和民主空气都是相当浓厚的，为了《红楼梦》究竟是表现贾宝玉的人生观，还是批判贾宝玉的人生观这一富有哲理性的问题，他因坚持前说而和代系主任舒群发生争议。这件事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他还记忆犹新，以为那时的上、下级关系与同志关系，都是坦诚的，值得留恋的。四十年代的延安，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希望。
 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孙犁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1945年，当《荷花淀》、 《麦收》、 《芦花荡》等作品，在《解放日报》的副刊上陆续发表时，立刻引起了文艺界的注目和兴奋。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作家方纪，在五十年代末追忆编辑部读到《荷花淀》原稿的情况时，这样估价了它的意义： “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荷花淀》只有五千多字，是读者传诵已久的名篇，它以优美的语言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白洋淀一带的水乡风貌和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游击战的动人情景。作者侧重刻画了水生嫂等几个年轻妇女的形象，显示了他善于在单纯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丰富的性格内涵的特长。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平时都是些热爱劳动和亲人的朴素、善良的农村妇女;但战争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她们的性格。侵略者的炮火轰毁了她们的家园，也轰毁了她们处于“封闭”状态的狭小精神世界;她们从单门独户的小庭院里走出来，成长为出没在百顷苇海里的英勇善战的游击队员。这一事实，反映了她们从关心个人小家庭，到关心全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是民族自卫战争带来的冀中人民在精神上的巨大飞跃，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跨进的重要起点。这样，作品就从一个侧面，高度概括了冀中人民在抗战中的这段生活史和成长史，向读者提供了那一时期关于该地区的风俗民情、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典型图画。在艺术上，它竭力避免对故事做平面图式的叙述或勾画，而是在情节发展中，将叙事、抒情、写景、状物、对话等等融为一体，使之具有立体感和动态感，因而，小说的手法十分凝炼和传神，篇幅虽然不大，却风波横生，错落有致：这里有白洋淀水乡令人着迷的景色，也有载言载笑的生活场面;有妻子送别丈夫的依依深情，也有面对敌人淫威而进行的威武雄壮的战斗。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作者将祖国土地、湖川的秀丽和它的主人们精神品质的壮美，和谐地织成了一幅幅颇具质感的图画，一忽儿风云变色，险象环生，一忽儿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充分地显示着它的画手的高超技巧。由于《荷花淀》和其它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孙犁作品清新、隽美的风格，逐步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推崇、称道者有之，模仿、学步者有之，受其启发、激励，而冀图另辟蹊径者亦有之……孙犁也因此在后来被一些人称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孙犁的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 “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乱离、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 “这一时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获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孙犁、 《文学和生活的路》、 《答吴泰昌问》)对于孙犁来说，这一时代，是他的才情最为挥洒自如的时代，是“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的时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犁回冀中乡下从事创作，直至全国解放。这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和这一战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光荣》、《山地回忆》、 《村歌》等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这一时期，他仍然是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他的作品的题材，仍然来自这一地区人民的生活，只是由于历史的进程，它们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罢了。因此，他的这一时期的创作，实际上是他前一时期创作的自然延续，这两个时期，同属于他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做为他的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要产儿，就是蜚声文坛的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对于这部集子里的作品，作者谦虚地表示：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卒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孙犁： 《在阜平》)是的，这基本上是关于那一时代、那一地区的生活记录，不过应该说，这是诗的、艺术的记录。他的散文不用说了，就是他的小说，也容纳了这一时代他所亲身经历的许多真实事件。具体说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冀中、冀西及山西省雁北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战争、土改、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诸多生活情景，都忠实地化入了他的作品。在他后来一次答人问时，甚至进一步谦虚地声称： “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份多。”(孙犁： 《答吴泰昌问》)其实，换一句话说，所谓“自传的成分”，也就是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这正是许多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共有的本色。从孙犁的作品看，作者对于自己亲历或亲见、亲闻的那些真实事件，当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艺术加工;但他和其他有些作家不同的是，他往往更多地保留了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原始面貌，因而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具有朴素的、本色的特点。这样说，并非否认他在艺术上所进行的努力;相反，这恰恰充分反映了他在艺术上的美学观点和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孙犁的创作所以会具有这样的风貌，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所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本身就富有文学性和戏剧性，因而比较自然地构成了他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严格而认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重视感情的心理倾向，使他比较容易执着于那些曾经令他深深感动过的生活。他的创作实践表明，在许多作家中，孙犁是一个更加看重事实和感情的人。这一点，增加了他的作品的真实分量和情感分量，提高了它们的现实主义素质。当然，这是就孙犁作品自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色来说的，并不排斥其他作家在表现方法上所具有的各自的长处。也许，孙犁有时候显得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艺术视野;但无疑，他的作品总是更具有现实可感性，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总之，他在艺术上的长处和局限，是这样辩证地统一于一体，倒有些象法国作家梅里美形容他的吉卜赛少女嘉尔曼的美貌时所说的：在她的缺点里，同时也包含着她的优点。
 虽然他自称他的那些作品“有些近于原始材料”，但却被公认为最具有诗的特质，无论是他的小说或散文，都含有一种诗的情绪，诗的调子，这几乎是谈起他的作品的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三：一、他很早就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尤其喜欢他们作品中的那种浪漫气息和诗一样的调子。作家喜欢的东西，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设法得到它，一个象孙犁那样卓具才情和执着于自己的目标的人，是一定会在长期实践中收到成效的。二、孙犁对于美的事物，向来怀着热烈的追求与向往之心。决定他这一点的，是他对于人生所怀抱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因此，即便在战争年代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也能在生活中到处看到美。而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是把他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同他所从事的艺术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个外表平静、内心火热的人，会为他在生活中发现到的美找到和谐的艺术形式的。当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诗情或诗意吧。因为这些引起读者的美感和激动的东西，经常是在美与和谐的气氛中产生的。三、孙犁是驾驭语言的能手。他的语言，正如论者所说，是在冀中群众口语和“五四”以来新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近年以来，我们又看到他的语言更多汲取了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可以列举出孙犁的语言有许多长处，但我们在这里只讲出一个方面的长处，那就是简洁、明快，以及具有强烈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当他那些美丽的形象、动人的故事(虽然他并不长于讲故事)和富有哲理意味的思想，被赋予这样的语言形式的时候，也就同时获得了诗的表现，因为他的语言所显示出来的那些特色，正合乎着诗的语言的要求。
 在孙犁那里，生活本来就是一首诗：
 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侵略者的炮楼严格地监视着白洋淀的苇塘，但在孙犁的感情世界中，夜晚的星星还是那么明亮，“象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水鸟白天“紧紧藏到窠里躲避炮火去了”，夜晚却照样“飞动和歌唱”(《芦花荡》)。
 在度过了八年抗战、又向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时候，一个离家十年的青年战士，这样在心里温习着他少年时代与之有过一段奇遇的女伴的影子： “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那时候，在战士的心里，这个影子就好比一个流星，一只飞鸟横过队伍，很快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影子突然在原生心里鲜明起来，扩张起来，顽强粘住，不能放下了。”(《光荣》)由于作者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当时的环境、气氛结合得非常融洽自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令人感到既遥远，又亲切的意境——虽然长时间的离别，不免使人产生一些莫名的惆怅，但在战士的豪情与希望里，人们又得到了慰藉和满足。
 在大旱之年，象火一样的土地几乎窒息了全部绿色的生机的炎热季节，作者偏偏让我们看到了那朵开在井边的小白花：“一棵小葫芦攀延上去，开了一朵雪白的小花，在四外酷旱的田野里，只有它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浇园》)这一笔描写，与其说是赞扬小白花的美，还不如说是渲染干旱的严重;但也正因为这朵带着清晨露水的小白花，才使人们想到明天，想到生机和希望。
 在孙犁那里，生活这首诗是很长的，它甚至没有结尾。让我们读一读他的《蒿儿梁》、《石猴》、《秋千》、《小胜儿》、《正月》……这些作品吧，它们的结尾，都是戛然中止而余味无穷，似乎结束在一连串的删节号上。这是因为生活在前进着;忠实于生活的作者，无须为这些作品添上一个句号。而作为诗，也常常是没有句号的。
 

四、津门采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孙犁于1949年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自此时起，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单位。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他靠了在战争年代的丰富积累和旺盛的创作精力，在短篇、中篇、长篇、散文乃至文学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
 这个时期，他写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等。
 这些作品，除了《文学短论》所收为论文、《津门小集》所收为记叙新生后的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余则系反映抗战生活(少量涉及解放战争)和农村社会变革(如生产、变工、互助、土改等等)的，也可以说，是他身居津门、采珠于过去故乡生活和晋察冀边区生活的结果。其中，特别是《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更在他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两部作品(还有其它很多短篇)，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外文出版，赢得了国外读者的高度赞誉。《铁木前传》“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 (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所以，整个看来，是他过去的生活积累，促成了他这个时期的收获。
 《风云初记》写于五十年代初，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选取滹沱河沿岸的子午镇和五龙堂这两个村庄，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围绕着高(高庆山、高翔)、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沉浮变迁，细致地描摹了冀中平原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生活形态和思想动向，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的壮丽画卷。
 小说的主人公——春儿和芒种，原是冀中土生土长的一对痴情小儿女，在抗日风云兴起之前，他们正沿着古老的传统，用苦涩而温柔的汁水，默默浇灌着相互间的爱情，并在天真的幻想中安排着未来的生活。如果不是发生抗战，他们至多象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成为一对在穷困中患难相依的庄稼夫妻。但在抗战到来之后，他们的生活和爱情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他们是平原上最先觉醒的人，随着事变的深入发展，他们成为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的骨干，成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觉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代新人。作者没有把这一对新人神秘化，他严格遵循着生活的逻辑，写了他们由普通人成长为自觉战士的过程。尤其是女主角春儿的性格，更见饱满，在天真、纯朴之中，透露着精明、泼辣。在五十年代初，创作中已经开始出现把英雄人物神化的倾向，孙犁却把他的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始终放在现实的土壤上，这一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
 高庆山和高翔，是做为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的组织者出现在《风云初记》中的。高庆山出身农民，早年参加过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南方加入红军，经历了长征的锻炼。抗战爆发后，他接受党的指示，重新回到家乡，在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建设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和政治素养。高翔是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在北平的十年铁窗生活，把他锤炼成一个铮铮汉子，出狱后又到了延安。他没有高庆山那样的长期参加武装斗争的经历，但他通过另外一条同样重要的历程，来到了滹沱河沿岸的故乡，并且表现出了同样出色的组织才能。在小说里，高庆山和高翔的形象，是做为工农战线和知识战线的干部相互补充的，小说通过对他们的出身和历史的描写，把滹沱河沿岸这块新生的抗日政权，有机地嵌入到广阔的中国社会历史图画中去了。
 李佩钟也是一个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她的道路既不同于高翔，更不同于高庆山。她的父亲李菊人，是县城内一个“领了半辈子戏班儿”的封建乡绅，而她的当过伶人的母亲，却有过被李菊人霸占的痛苦历史。她在精神上，是更靠近母亲的。但生活的安排，使她从乡绅李菊人的女儿，又变成了地主田大瞎子的儿妇;在原来的精神创伤之中，又刻上了爱情和婚姻的伤痛。她是在这样的起点上，从双重的封建家庭中反叛出来的有志青年，可以说是带着因袭的重担，勇敢地挑起了时代赋予她的一县之长的重任。她最后的英勇牺牲，为席卷冀中的抗日风云，增添了悲壮的气氛。
 地主田大瞎子和他的儿子田耀武，在小说中代表着抗战中的亲日势力，他们家的深宅大院，是汉奸、 日特和国民党官僚们经常出没的巢穴。他们的肮脏嘴脸，和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说以无可置辩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生死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坚持剥削阶级一己利益的那些人们，总是最先撤去民族的防线，而代表和捍卫整个民族利益的，则是广大农民。
 在地主阶级奉行的亲日路线中，作为穷苦者的老蒋和他的闺女俗儿，充当了复杂而可耻的角色。他们是农民中的败类，是田氏父子施行收买和腐化手段的产物。俗儿在故事开始时，曾表现有某种程度的抗日热情，但是，她所过的不可救药的糜烂生活，以及与田耀武、高疤等人的特殊关系，终于使她滑向了敌人的营垒。由于艺术上的需要，作者写出了她的漂亮和淫荡，更写出了她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角逐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这个人物的出现，显示了作者在生活和艺术上独特的洞察能力。
 作者没有实地参加战争的经验，因此， 《风云初记》中极少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但是，作者还是生动地写出了抗日战争在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心中所激发起来的巨大反响，从而绘声绘色，威武雄壮地勾画了笼罩于冀中上空的战争风云。
 小说在笔法上糅合了诗与散文的长处，写来从容舒缓，婉转有致，颇有普希金的诗体小说的风韵。他在表现方法上是多面手： “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金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 “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由于这些原因， 《风云初记》不仅未因岁月的流逝而为读者淡忘，反而愈加显示了它的艺术魅力。
 《铁木前传》于1956年写成，1978年再版时，作者对个别字句做了一些修改。小说通过铁、木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与破裂的过程，着重揭示了五十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情。故事是这样的：抗战前，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就在贫困、互助的关系中，建立起了十分亲密的友谊，而他们的后代——九儿和六儿，也在童稚的心田里，悄悄播下了为双方老人所承认的情感的种子——那虽然不是双方老人的约定，却是一种姻缘的默许。就这样，他们老少两代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胜利后，傅老刚带着女儿回到山东老家，重新跌入了蒋管区的苦海，而黎老东却在解放区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当傅老刚再次推起铁匠车、带上女儿来到黎老东的村子时，已是五十年代初期，黎老东正为跑生意雄心勃勃地赶制他的铁轮大车，并俨然以东家的姿态对待同他合作的老友，对于他从前那么热心的九儿和六儿的婚事，再也不愿提起了。这样一来，就在铁、木之间，产生了由于生活地位和思想意识的分化而导致的无法弥合的裂痕;至于九儿和六儿，也因生活道路的分歧，结束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爱情的萌芽。
 这很象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来的传说或典册中，象这类由于地位变化而负义的事，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因此，这里包含着一个古老的主题。由于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生活形态中重新发现和创造了这个故事，因而使小说的主题非常蕴藉深厚，不仅揭示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贫富分化的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道路之争，而且还涉及了道德与伦理范畴中的古老课题。这一切，还由于作者塑造了小满儿(这是一个和俗儿的形象不同，但和它一样闪耀着艺术光彩的深刻形象)这个复杂而生动的人物，使得小说反映的生活现象，更加呈现着光怪陆离的色调。小满儿在聪明、漂亮、热情和才干方面，都算得上是农村中的人尖子，但因为受家庭环境和命运的驱使，她的宝贵的青春和精力，没有能够成为创造新生活的源泉，反而成了对己、对人、对社会的腐蚀力量。她首先以自己的放荡行为俘虏了六儿，使受到黎老东溺爱的这个小儿子，朝着人生歧途上滑得更远，从而给九儿和六儿之间本来可以燃烧起来的爱的火焰，浇了一瓢无情的冷水;其次，她的风骚和美丽，还无形中加强了黎大傻夫妇的家庭包子铺的力量。这个包子铺，并非发展生产的象征，而是向社会传播霉菌的龌龊场所。但另外，小满儿也还没有消磨尽做人的信念和勇气，她也有矛盾和痛苦，希望从放荡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但她是陷得那样深，正如一个落入泥潭中的人，单靠自己挣扎，是很难自拔的。这时，如果能有一种外力拉她一下，她和她周围的生活面貌，很可能就此改观。小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手法，向读者交代了小满儿的这种处境，并几次写到在她身上出现的新生的希望。然而，或者由于社会的疏忽，或者由于习惯势力的作梗，或者由于工作方法的简单，这些希望又象电光石火似地被浪费掉了，使人读后，不能不在惋惜之余，深深思考生活中的教育和哲理问题。这样，就使小说原来就很蕴藉深厚的主题思想，更形丰富了。
 《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虽然都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如前所说，却反映着作者在解放前那段长长的生活经历。这两部作品，如题目所示，都是作者的未完之作;尽管这样，由于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才能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又都使他相对完整地表现出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图画，由于这些图画毫不含糊地显示着它们的内在逻辑性和连续性，这就给读者提供了预见或思索这些图画所展现的生活前景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较为广泛的进行联想的机会。作者的创作是以含蓄著称的，这两部未完之作，虽然令人遗憾，却仿佛加强了这种含蓄的力量。
 

五、 “变徵”之唱

 孙犁于1956年写完《铁木前传》之后，忽然病倒。从此，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孙犁《致阎纲信》)，在创作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段空白。这个时期的前十年，他只写了数量有限的一些短论和散文，而在后十年，则完全被迫搁笔了。
 但是，一个作家在心灵上是不会留下什么空白的。特别是在十年内乱的时间里，现实中的矛盾和痛苦，几乎无时不在耕耘着他的心，播种着和抗战时期不同的种子——那是一种他连想也不愿意想，而实际上却影响着他日后的作品的种子。人们只要读一读他七十年代(仅最末三则例外)写下的《耕堂书衣文录》，就知道他在十年内乱期间是怎样“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的了。
 按照孙犁的气质来说，他习惯于追求和表现美的情操、美的事物。因而在龙腾虎跃、人心向上的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创作迅速走向了高峰，这股势头，一直迄于解放初期;当国家陷于十年内乱，他不仅当时无法进行创作，就是事过之后，面对着这段痛苦的经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问津。可以说，在孙犁几十年来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他所固有的审美倾向和表现体系。这种倾向和体系的特征，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加以概括：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具有自觉的向心性，对于一切邪恶的事物，则具有强烈的排斥性。这一情况，决定了孙犁整个创作的基调，在我们研究他的创作个性和才能特点的时候，是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的。
 七十年代后期，在人民欢庆“十月的胜利”的歌声中，迎来了第二次解放。随着严寒季节的过去，孙犁很快向复苏的文艺的百花园内，献出了他的新的花。这是带刺儿的花，是玫瑰花。也就是说，作者这个时期写的许多作品和文章，并不象从前那样，主要是光与美的赞歌了。前一个时期郁结在他胸中的块垒，现在化做了刺儿。他到底多尝了一些人生的滋味，因而作品里也就多了一些人生的教训、多了一些刺儿。这些教训或者刺儿，虽然令人痛苦，但是，却可能使得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一些，复杂一些和聪明一些。
 他这个时期所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是散文、 评论和札记，此外，也有几篇小说。这些作品，自1979年以来，都陆续辑为《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 《耕堂杂录》、《尺泽集》、《远道集》等等。对于他这个时期为什么选择散文做为主要文学样式，他谈了这样的看法： “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 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象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着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 “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孙犁《答吴泰昌问》)对于这些话，人们不便死扣字眼，因为它确实反映了作者这个时期的创作追求和创作面貌。理智也罢，哲学也罢，在他近年来的作品中，确实大大增强了这一方面的成分，情感的成分相应减少，思辨的色彩变得浓厚了。适应着这一时期作者经历和思想的变化，散文和杂文，就自然成为他更加得心应手的文学样式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在经受了十年内乱之后，是怎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咀嚼那些苦涩的人生教训的吧。
 在《文字生涯》中，他结合自己解放前后创作历程中的坦途与逆境，阐述了现实主义道路的严峻性。该文写于1978年，他似乎刚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属辞深沉幽远，近于慷慨悲歌，那种思想、气韵，是他以前的作品中所没有过的：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象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于，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这是总结着作者切肤之痛的一段出色的“情语”。在十年内乱之前，我们很难想象，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这类文字。
 历史上一代一代的作家，都是要在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革中，走向新的认识或新的觉醒的。孙犁是在一个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经历了这次预料不到的动荡和变革的。这对于一个一向满怀热情、善意和美好的愿望来看待人生的作家，确是一次冷酷的打击;但无疑，这对于一个象他如此单纯、明朗的人，也是一次人生的补课，虽然那代价太沉重了。总之，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本传中所谈论的这位作家，是变得更加睿智和成熟了。也可以说，他的思想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上文列举的、他在近几年来出版的那一系列散文、杂文结集，就普遍地承受了他的这种被提高了的思想的润泽。我们在研究孙犁近几年来的作品的时候，既不能割断它们的历史的连续性，也不能忽略这种新的特色。这里，我们还应该介绍一下他自1982年以来发表的八篇小说(《芸斋小说》题下五篇：《鸡缸》、《女相士》、《高蹻能手》、《言戒》、《三马》，此外，尚有《报纸的故事》、《亡人逸事》和《还乡》三篇)。这些小说，除《还乡》见于1983年4月14日《羊城晚报》外，现均收入《尺泽集》。这八篇小说，凡是内容上涉及到十年内乱时期的那些作品，也是忽做“变徵”之唱，使读者于世态炎凉之中，感受到一种悲苦、激愤的调子，虽然有时不免稍感低沉，但触及的问题还是相当深刻的。
 他不常写诗，但他这个时期写的几首诗，却透露着一些辛辣和刚烈的气息。例如他在《海鸥》一诗里所做的那些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描述，就反映着他的诗的这种气质。如果我们把这些诗和他从前写的《白洋淀之曲》中的那些诗加以对比，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诗风的变化。在《海鸥》中，他象行吟江畔的屈子——不过没有讲美人或香草，而是借着大海冲击岩石的比喻，唱出了诗人的傲然气概：
 岩石挺立在海岸，/海水对它无可奈何。/海水冲上来，/又退下去了。/你说是冲击也好，/爱抚也好，/亲吻也好， 告别也好， /海水存在，岩石就存在。/……
 顺便交代一句，他的小说和散文，虽然具有诗的特质，而他的诗，却具有散文的格局。在前一种情况，我们曾经做为优点加以肯定;而在后一种情况，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了。当然，在这个缺点里，也自有他的风度在：他在写诗的时候，是那样忘乎形迹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怀和见解，使他的诗，显得潇洒飘逸而又和谐自然，虽然因为散文化的倾向，部分地失去了诗的形式，却维护了诗的内在美感，甚至还有它的内在旋律和节奏。那些诗，即令不能说成就很高，毕竟还是有思想、有真情、有个性的诗。
 总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散文、小说或诗歌，虽然保持着他的作品的传统的形质，却常常免不了做“变徵”之唱。这种“变徵”之唱，即使有时显得调子低回了一些，但在思想上却是更加成熟和深刻了。
 此外，我们不会忘记，孙犁还是一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批评文字在他的著述内占有不小的分量。他的批评，正如他的创作一样，深深地反映着他的气质、修养和风度，也已形成了自己的卓然不群的独特风格。尽管在我国几十年来的文坛上，不断发生着各种风云变幻，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孙犁《读作品记(一)》)这一独立不羁的精神，结合着他在长期文字工作和编辑工作中的实践，不仅在文艺界树立了良好的文风，还为我国文学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材，其中，有些人已是遐迩闻名的作家了。所有这些，在文艺界已是早有定评，本传不再一一评述。
 现在，作家已经年逾古稀， “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孙犁《〈秀露集〉后记》)由于这种精神状态，近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集问世。这是一个喜剧性的变化：读者和作者都没有料到，在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会忽然加快起来。
 纵观他五十年来的创作里程，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新的变化，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新东西的开始。孙犁的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严肃的、深沉的作家，他在创作上的任何重要变化，不仅往往取决于时代和各种思潮的演变，而且也总是反映着社会和读者的要求。说到底，孙犁是一位和时代取同一步调的作家，是一位和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读者结合得十分紧密的作家，也是一位以自己的崭新艺术丰富了我国的新文学宝库的作家——因此，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预言，他也将是一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的作家。
 孙犁自从事文学事业以来所能收集到的绝大部分作品和文章，已辑成《孙犁文集》(共五册，编为七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作者在该版文集《自序》中说： “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这些话，从作者自身看，是朴实的叙述;从历史角度看，是公正的评价;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看，则是一个真正的胜利。
 

198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