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鼎甲 师生宰辅——袁炜与余有丁

同里鼎甲 师生宰辅——袁炜与余有丁

明代嘉万时期，宁波有两个同以探花及第，后又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内阁宰辅的人，而且他们都死于58岁的壮年之际，又极得皇帝恩宠。更巧的是，他们的家相距不过10公里，而且两人在科场上还是师生关系。其中一个是慈溪县城（今江北慈城镇）的嘉靖戊戌科（1538）探花袁炜，一个是鄞县岐阳（今鄞州高桥镇）的嘉靖壬戌科（1562）探花余有丁，该科的主考官就是袁炜。

一、神童袁炜魁天下

袁炜是明代著名的神童，在他身上附有许多美丽传说。据传，他出生前，父母于同日梦见一条黑龙降临其家，随后母亲生下了袁炜。小袁炜肤色黧黑，双目炯炯如电，生得短小精悍，敏绝颖异。他5岁时便能作对联，且常有奇特之语。10岁时，他随父亲到慈城东门外的清道观观看县令审案，因他人小站在最前面，县令见他神情专注，气宇不凡，便问：“这是谁的小儿？”他父亲忙答：“是小人的犬儿。”县令又问：“他会不会作对子？”父亲答道：“学过一些。”县令这时看到道观上空有两只白鹤翩翩飞舞，便出了一联求对：“三清殿上飞双鹤。”小袁炜应声答道：“五色云中驾六龙。”因旁边有学政视察，县令为本县出了这样的神童而自豪，连声赞扬说：“对得好！对得好！”但在旁的学政却不以为然，说：“只能算他用得好，这是林洪宫祠中的‘五色云车驾六龙’的活用，改了一字，恰对上联。大概他刚读过这首诗吧。”县令于是又给袁炜出了一联：“投子四方开六面。”这联就难对了，在场的人都有些担心，连一些秀才也茫无头绪。岂知小袁炜毫不怯场，立即对出：“丈夫一德贯三才。”不但对仗工整，而且立意深远。学政也惊奇于袁炜的敏捷多才，连连赞道：“真是神童啊！”

这一年袁炜开始专习八股文，读书过目成诵。17岁补县学生，其间熟读经史、精研诗赋，以博雅称冠于时。

在未应科举前，袁炜曾到宁波谋求书馆先生之职，但久寻未成，便撞入宁波知府衙门。知府是个惜才的人，见他文质彬彬却如此莽撞，便问缘故，袁炜讲了目的。知府便出了一个上联考他：“湖山倒影，鱼游松顶鹤栖波。”袁炜随声应对：“日月循还，兔走天边乌入地。”以（玉）兔喻月，以（金）乌比日，浑然天成。知府深赏其才，当即为他荐馆。

嘉靖十六年（1537），慈城城南的夹田桥东又涨起一洲，此沙洲如镜圆而隆起。16年前夹田桥涨沙洲，向录预言慈溪将出状元，结果次年姚淶一举夺魁。这次又会是谁呢？这一年的秋天，30岁的袁炜赴杭州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离解元仅一步之距，为经元。第二年他赴北京参加会试，这一年是戊戌科，会试试题是《四书义》，题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袁炜在会试中一展鸿才，一举夺魁，荣获会元。廷试时，袁炜再展才智，洋洋而论，在殿试对策中畅言德与法之不可偏废之理，“司马迁曰：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驰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盖议之所以成乎仁也，刑之所以弼乎教也。彼去义之论，宋儒容或有见，而折诸圣经三才之旨，不亦失于偏乎！是何也？人君之为国也，有元气，有神气。深仁厚泽，优游而浸灌焉者，所以培元气也。明罚敕法，果敢而奋厉焉者，所以神气也”（《中华状元卷·大明状元卷》第5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这位会元的试卷自是名列前茅，进入皇帝视野。考官初拟陆师道为状元，但嘉靖皇帝御笔将陆师道批为二甲第五名，改袁炜为第一名。倘如此，袁炜将是慈城第一个连中三元（乡试经元、会试会元、廷试状元）的状元了，比之姚淶更胜一筹。可惜的是嘉靖皇帝再看其试卷时，袁炜意气激扬地直陈边事政策之弊刺伤了皇帝的自尊心，龙颜一皱，又将袁炜改为第三，为探花，擢茅瓒笫一。袁炜因此与状元失之交臂，与三元失之交臂。

嘉靖皇帝对袁炜的才学极为赞赏，他也以此步步升迁，直至高位。其中深获君心的对联在当时流传天下，脍炙人口，几至无人不知，也成为对联史上一个常常提及的经典之作。此联的全文为：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如此恭维之作怎能不得皇帝炊心？但从艺术上看，此联以数人联，以典颂德，以声传情，对仗工巧，文气直贯，不愧为联中绝品。

二、壬戌会试会有丁

嘉靖四十一年（1562），袁炜出任壬戌科会试主考官。这一年的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袁炜慧眼识才，从数千名的举子中遴选出一甲三名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他们后来都位至内阁宰辅，成为万历朝的名臣。一甲三名同至宰辅，这在明代是极少见的，从中可见袁炜的识人之才和选人之德。其中探花余有丁为宁波府鄞县人，住在与袁炜一江之隔的鄞西岐阳。他的殿试策问开头便直言君臣之责：“惟君以天自处，是能以天之心为心也，故其治足以则乎天，而圣帝明王不能外，是以茶默之衡。惟臣以天事君，是能以君之心为心也，故其忠足以孚乎君，而贤相忠臣不能外，是以奏协茶之绩。君臣得而方化行，所以亮采惠畴者有全功；上下交而庶务理，所以谟明了弼谐者有伟烈。浑噩纯庞之风，可以坐致；雍熙悠久之业，自兹有成矣。”（《中华状元卷·大明状元卷》第604页）

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鄞县高桥岐山村人。其父余永麟，官至苏州通判。明嘉靖六年（1527）生于岐阳，自幼博闻强记，日诵诗文数千言，文名遍播乡里。后其父任江苏昆山知县，余有丁随其父居于昆山，昆山有一位大学者归有光，人称震川先生，在35岁时获乡试第二名。但以后会试屡次不第，此时在家读书论道，从者数百人。余有丁慕名想拜其为师，归有光也闻知知县之子是位有为青年，聪明多才，很愿意教他。然世事无常，人意常违，最终两人未成师生。但归有光简洁朴素的文风给余有丁以极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常将归有光的文章细加研读，取其章法，形成一段书缘。

不久，余永麟昆山任满，擢升苏州府通判，但未赴任就去世了。父亲死后，俸禄没了，一生清廉的余永麟没多少遗产给子女，余有丁求学的资金也没有着落。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扬州有位姓郝的富翁慕名请他去教家塾。这使他在教书之余，有机会研读经史诗赋。三年后，郝翁对他的才学非常钦佩，对他的教育子弟深感满意，就资助他到北京人太学深造。嘉靖四十年（1561），余有丁参加顺天（北京）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是袁炜。袁炜十分欣赏余有丁的才学。余有丁被置为上等，殿试时为一甲第三名（探花），与他的恩师袁炜一样。时年35岁。

这科的鼎甲三人，状元申时行为吴江人，榜眼王锡爵为太仓人，探花余有丁为鄞县人。鄞县与慈溪紧邻，同属宁波府，余有丁与袁炜又是同府同乡。按例一甲三名都人翰林院供职。时袁炜已官拜一品，位至宰辅，常要为嘉靖皇帝起草应酬文字及玄诸醮章，乃至翰林院中重要文章。每逢此时，袁炜就把这三个门生叫到家里，代他起草文章，稍不如意，就予批评，甚至恶语相向，因余有丁与袁炜为同乡，要求更为严格，有一次竟责骂余有丁说：“你怎么得名‘有丁’当呼为‘余白丁’。”性格凌厉刚直乃又武断的袁炜，既给门生以严厉的要求，也为他们熟悉翰林院的情况，在政治上成熟发展创造了条件。三人在这种高压下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最终三人同入内阁，同为宰辅，同心协力治理国事，也同为万历朝的一代名臣。

三、师生宰辅风格各具

袁炜生性豪放，行为狷介，却获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任侍读后，他常常在西苑值班，由于思路敏捷，出口成章，所写青词常胜人一筹，因而深得皇帝欢心，眷遇日隆。一次，袁炜以副使身份册封唐王，完命后临行时，唐王例送许多礼物，但袁炜分文不受，尽却馈赠，这使唐王大为感动，以礼节送之。其后，袁炜担任顺天乡试主考，秉公取士，顺利完成任务。在翰林院时，有一次嘉靖皇帝要词臣撰文以进，结果众文上报，皇帝对袁炜的文章最为赞赏，并赐以裘衣白金以示恩荣。袁炜的杰出才干，使嘉靖帝对他信任有加。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阁推荐全元立（鄞县人，全祖望祖先）掌管南京翰林院，嘉靖帝不准，特别选用袁炜。袁炜上疏力辞，愿以原官供奉。这使嘉靖皇帝更为感动，立即提拔为侍读学士，两个月后，又手诏袁炜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三年秩满，进阶通议大夫，封二代，转礼部左侍郎。此时恰逢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退休，皇帝特令袁炜兼管两部事务。吏礼两部事繁权重，但袁炜从容理政，坚持原则，因而在推荐官员方面常与首辅严嵩等人不合，袁炜无以为惧，以理力争，执抗再三。同事者为他担忧，但袁炜不为所动，持论益坚。嘉靖四十年（1561），袁炜晋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后又被召入内阁。至年底，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严嵩、徐阶同在内阁为宰辅，因他们都擅写青词，故被称为“青词宰相”。其实，袁炜与前两人截然不同，如今绑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误会。但袁炜的晋升之速却也是前所未有。

在严嵩被贬后，袁炜与徐阶同值内阁，袁炜秉公行事，性又峻急，凡事期于至当而不恤人情，其性格又刚明严整，遇事如不当意或见人有过，就当面指责，毫不留情，理解他为人的自然忘其恩怨，但同为宰辅的徐阶和心胸褊狭的人却怀恨在心。袁炜对得意门生和同僚如此严厉，毫无情面，但对有真才实学的下层寒士却如夏雨春风，关怀备至。他与王稚登的交往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王稚登字伯穀，一作百穀，号玉遮山人。自小旁学杂收，充满灵性，但科举场上却屡试屡败。当他以布衣之身拜见袁炜时，却受到了喜出望外的礼遇。原因是才华横溢的王稚登写了一首好诗。原来袁炜曾在翰林院里用瓶中牡丹为题考过庶吉士们，但无一首诗能中其意。他便以此试王稚登，结果王稚登七步成诗，题为《袁相公阁试瓶中紫牡丹诗》，诗云：

名花开近掖垣边，一朵风吹映日鲜。

色借相君衣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

杯含仙艳春为酒，翰染天葩锦作篇。

何幸书生叨共赏，不才深愧沐恩偏。

此诗中的“色借相君衣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为袁炜欣赏，他以此羞辱翰林院里的学士们：“公等以诗文为业，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王稚登因此诗而被袁炜待为上客，引做记室，荐值史馆，入秘阁修校《永乐大典》，开始了他的入仕之旅。《初值史馆》记录了他受荐后的喜悦和感恩之情。

闭门春树绿，丞相辟书来。

列馆周王籍，诸生鲁国才。经将鱼字校，观以虎名开。深愧文章薄，无由答上台。

经将鱼字校，观以虎名开。深愧文章薄，无由答上台。

才华超人、傲才不羁的王稚登从此与袁炜相知日深，他的《燕市集》中有许多诗篇记录了袁炜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其《答袁相公问病二首》是答谢袁炜问病的。其一云：

斜风斜雨竹房寒，云里蓬莱枕上看。

愁过一春容鬓改，吟成五字带围宽。

书生薄命元同妾，丞相怜才不论官。

泣向青天怀烈士，古来唯有报恩难。

身患肺病的王稚登孤居京师，却受到袁炜丞相的照拂，并派御医为他诊治，此情此恩，岂能忘怀？为此，病愈后的王稚登用《长安雨望呈袁相公》一诗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

凉雨洗高木，萧然惬病襟。

故乡流水路，游子白云心。花柳秦中暗，风烟陇上阴。不缘丞相客，安得近商霖。

花柳秦中暗，风烟陇上阴。不缘丞相客，安得近商霖。

袁炜对王稚登的器重和延誉，使一介布衣的王稚登从此声名远扬，成为一代名士。而他们这种基于识才、知才、惜才的情谊，将延续至身后，演化为知恩、记恩、报恩的行动，从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友情之歌。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寿宫建成，袁炜又升为太保。两年后又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领尚书如故。封三代，授柱国。第二年，袁炜以积劳成疾，累疏乞休，朝廷同意致仕回乡。令其侄袁大轮护行，船至安山驿，病重而卒，年58岁，是时风雷大作，船不可行。讣告上闻朝廷，嘉靖帝甚为悲悼，连日遣官谕祭，予以营葬，并赠少师，谥文荣。时慈城百姓闻袁炜灵柩回乡，沿街设祭相迎，哀声盈城。在吴中的王稚登闻讯后想起袁炜对他的知遇之恩，决定亲赴慈城，吊唁恩师，并帮助袁夫人经纪丧事。因道路不熟，他约请友人管建初同行，五月十三日从苏州出发，一路舟车劳顿，至五月廿六日抵达宁波。在袁府中，他回想往事，悲从心来，写下了《哭袁相公二首》：

泪痕如雪荐生刍，千里风尘酒一壶。

伯道遗孤安得有，中郎少女亦曾无。

麒麟乍刻惟新冢，乌鸟空啼是别雏。

生事箫萧何必问，坂田耕石半无租。

鹤飞蝉蜕总成尘，欲报明珠未得伸。

山上杜鹃花是鸟，墓前翁仲石为人。

黄肠诏出东园赐，白骨冢余南仓贫。

为问翟公门下士，死生谁个见情真。

死生然后见真情。因袁炜生前与徐阶结下仇怨，而徐阶又是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因而在袁炜去世后，徐阶在后事处理中设置不少障碍。袁炜的门生故吏，也人走茶凉，忌谈前事。唯有王稚登不能忘旧情，既经纪其丧事，又力争其恤典。年年赴慈溪，问袁夫人起居，并将两年间所写的诗文刊刻成书，以纪念袁炜。袁炜于万人丛中识拔王稚登，可谓不误识才之明了。袁炜的著作被编为《袁文荣公集》，其门生榜眼王锡爵作序。

余有丁中探花后，按例授官翰林院编修。在袁炜的严厉管教下，余有丁很快能独当一面，为皇帝起草诏书或敕文。当时的惯例是接受皇帝诏书救文的官员预先写好初稿，让编修修改润色，同时馈赠丰厚礼物，以期美言奖掖。当余有丁接到初稿和礼物时，由惊愕而震怒，于是断然拒绝。拒绝赠礼使余有丁能毫无约束，而以公允的观点起草诏敕，受诏的人也随之钦服。此后，贿赂编修写诏敕的陈规陋习就被革除了，写诏敕不受“润笔”之风自此而开。

嘉靖四十四年（1565），余有丁任礼部考官，阅卷时，看到有一份试卷文辞古朴、议论精辟，断定必是归有光的试卷。他想：“我年轻时曾想拜他为师却未成，如今我为考官，他为考生，如不举荐，这位老先生将终老于举人了！”为此，他力荐此卷为上等，并对其他考官说：“这份试卷文风古朴，必定是昆山归有光先生的！”人们在的疑惑中折封一看，果然是归有光的。考官们佩服于他的眼光和见识，却不知有余有丁与归有光的那一段书缘。这一年，归有光在八次会试不第后终于高中进士，却又成了余有丁的“门生”了。而这时归有光已69岁，余有丁仅39岁，门生倒氏30岁。

隆庆元年（1567），余有丁任实录纂修官，记录皇帝的言行。按例司礼太监转呈敕文时要向大臣作揖，但明中期后由于太监弄权，专横跋扈，既不下阶，也不作揖。对此众大臣敢怒不敢言。待到余有丁领敕，他疾声大呼太监下来，慑于他的正气，司礼太监只得捧敕下阶作揖，恢复了旧制，也恢复了官员的尊严。年轻的余有丁威望大增。

此后，余有丁历任国子司业、洗马兼修撰、左谕德兼侍读。万历元年（1573），新皇帝任命他为左庶子领南京翰林院，到南京任职。余有丁趁便回乡，买下东钱湖边月波寺废址，历数年建成五柳山庄。

余有丁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就严整学风，南京城向为治游之地，流风所及，太学生们也沉湎游乐，废时失学。为此余有丁将学生分成班组，互相监督，学风自此大正。此后余有丁又历任太常寺卿管国子监酒事、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万历九年（1581）充《会典》副总裁。这期间，余有丁在化解兵变时的谋略又一次震动朝野。

万历十年三月，杭州发生兵变。驻浙士兵哗变起哄，攻打衙门，把浙江巡抚吴善言殴打致伤，事态极为严峻。消息传到京城，首辅张居正立即命令兵部侍郎张佳允代替吴善言为浙江巡抚，到杭州平定兵变。忐忑不安的张佳允临行前向余有丁求教。余有丁分析了杭州兵变中参加者的心态和目的，建议他将因过闲居蓟门的原杭州部队将领徐景星请出同去杭州。张佳允依余有丁之计而行。果然徐景星一到杭州，兵士悦服，将9名首领捉住送来，兵变随之平息。余有丁的谋略也由于此显功，为此，首辅张居正在重病间力荐余有丁。就在张居正去世前一天，朝廷任命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中枢机务。余有丁入阁后，与张四维、申时行同为阁臣，同事之间相互支持，共同辅政，一改嘉靖年间的倾轧之风。这其中，余有丁以淳厚的人格、磊落的胸襟，从中斡旋，调解矛盾，使帝臣能互相理解，其功尤大。

万历十一年，余有丁升少保，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万历十二年（1584），辽东大捷，余有丁因策划之功被赐银币麒麟衣。九月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二月后，这位宽宏儒雅的相臣病重去世，享年58岁。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遣官视丧，并追赠太保，谥“文敏”。著作有《余文敏公集》。死后归葬于鄞县东钱湖边的隐学山上。

四、慈湖钱湖忆双贤

袁炜才识宏博，学问渊奥，辨析疑义，河悬冰解，援笔千言立就，为诗文富丽丰赡，卓然成一家之言。其思维之敏捷、学识之丰赡、才能之杰出均远出群臣，但他恃才傲物，常斥人过。武英殿大学士、后任首辅的徐阶对袁炜的傲气甚恨。他当政后便把袁炜审定的典籍推倒重来，一时朝野闻袁色变，不敢提及袁炜之名。有人甚至劝王稚登不要以袁炜门人自称。但王稚登不忘恩师，断然拒绝说：“冯驩任安，彼何人哉？”故乡的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刚直清亮的乡贤。在北门外的慈湖边建起袁少师祠，专祀建极殿大学士赠少师袁炜；并在祠中开办元峰书院，每岁春秋致祭。深受袁炜恩德的王稚登专程从京师赶赴慈城，在慈湖畔的袁炜祠中，拜祭在恩师像前，用血泪凝成了一曲人间真情的挽歌——《谒袁文荣祠》：

云中烟火映荒祠，遗像萧条入拜疑。

马策叩门唯有泪，雀罗张户不胜悲。

山光夜暗围棋墅，海色寒埋挂剑枝。

千载何人能下士？断肠空忆郑当时。

当百年后的袁少师祠在天崩地解的巨变中冷落不堪，人们却难以忘记这个充满火一样激怙和诗情的名臣。袁宗泗的《故少师祠》道出了袁氏后人也是慈城人民对这位先贤遭遇的深切同情：

丞相祠堂草不锄，可怜三径日荒芜。

百年世事真棋局，一览江山总画图。

石去平泉谁是主？鹤归华表自相呼。

空庭独立频惆怅，几片风花落满湖。

世事如棋，人生如梦。于历史每人都是过客。如今袁少师祠已无觅处，唯有慈湖依然微波荡漾。湖山依旧在，先贤谁与归？何处去寻袁少师的遗迹？去怀袁文荣的遗德？

漂泊一生的余有丁则始终倾心于东钱湖，不但在东钱湖滨建起了五柳山庄，这座“大观园”式的园林后被称为“余相书楼”，成为钱湖十景之一，而且死后也归葬于湖边的隐学山中，与五柳山庄隔湖相对，以其绚丽繁华的建筑和庄严肃穆的氛围遥相呼应，充分体现了余有丁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如今，世事沧桑，山河陵替，昔日的大观园早已了无痕迹，所幸隐学山中的余有丁墓历经劫难依然留存。每当在晨光暮色中遥望那一湖碧波时，总会想到余有丁的五柳山庄和墓园，想到他淳厚忠朴的一生。也许清代诗人忻恕的《余相书楼》能引起人们对这位宽厚淳朴先贤的深切怀念。

小筑园林息宦情，湖山从此结新盟。

晓吟竹叶当窗碧，午听茶声入梦清。

自昔山中栖宰相，于今洞里访先生。

游人欲问读书处，夜半楼头月尚明。

真可谓：同里探花为宰辅，双湖楼祠忆“荣”“敏”。

宁波文人是中国文人中的一个异类，他们有着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念和建功立业的标准。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常与时论相悖，受到非议。然而，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宁波的文人常率性而为，与众相异。而在立朝为政、处世态度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如袁炜在为人个性上体现了凌厉刚烈、率性任情、清亮执拗、不忌人言的一面，显示了宁波文人注重事功、激励人生、济世安民的抱负，显示了宁波文人阳刚热烈的一面。而余有丁则与其师袁炜相反，在个人性情上更多显示出敦厚温雅、顾重大局、善解人意、洞悉世情的特点，表现了宁波文人把握大局、以柔克刚、举重若轻的才能，体现了宁波文人温文尔雅的一面。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又相辅相成的个性，才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宁波文人的独特表现。而袁炜、余有丁师生鼎甲的故事，正是宁波文人在朝从政一个典型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