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对这样一位不只是一条辫子所能代表一切的学者，没有人会忍心去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向罗振玉汇报消息，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部分中，可以说明一二。像其中所收民国六年六、七月间致罗振玉的书信即是一个例子。但在同书一九四——一九五页，即民国六年六月三十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父亲与沈氏间私交之深，其家人尚加隐瞒，足见父亲与民六张勋复辟，并无关联。至于热中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立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是罗振玉所伪造的，故其说法的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罗王齐名，但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恩怨，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二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来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话的含义吧。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的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的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的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的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的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的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的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及因应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的把它放过了。

我家的西席先生

我家兄弟姊妹八人，没有一个是从小学一年级念起的，大哥二哥三哥小时，是在家乡请了一位郑姓的饱学之士开蒙的。那时我还很小，只是听说而已。到上海后，三人即进入工部局设立的育材公学就读。后来因一次学潮，英国籍的老师听说是姓王的学生领导的，正好二哥是学生会副会长，兄弟三人都被开除了。自此大哥考入海关，二哥考入邮政，三哥考入铁路，只有三哥年纪太小，被父亲逼令入沪江大学附中继续正规教育。
那时有一位表伯，长住我们家中，在工作余暇，就教导四哥及五弟读书。到北平以后，在城内亦曾请过老师，只是我不在北平，毫无印象可言。我见过的是在清华的一位陈老师，河北宛平县人，是罗振玉姻伯第四子的内弟，专教五弟六弟和小妹，为人老实拘谨。每次吃饭时，父亲都尊他上座，但是他举筷维艰，我猜想他每顿都不曾吃饱，因为他是道地的北方人，惯吃面食，而我们家却以米饭为主。又加拘束羞涩，见了父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腼腆表情，其实父亲对他的教学，并不过问。
书房在十六号正房的东间，与父亲的书房隔着客厅相对，室内放了几张小木桌，是弟妹们的书桌，左侧放着老师的床铺。父亲出入，必须经过，实在是非常不便的。
三个学生中，最难对付的是五弟。他那时念《左传》，常提出些怪问题来问老师，他的北平话已讲得不错，可是他念书时偏偏要用江浙音。一个初离家乡的年轻人，除了北方话以外，哪里听过江浙土音，所以五弟背书时，老师只有点头瞪眼的份儿，能听出几个字，只有他自己知道。像这样刁钻古怪的学生，还真难应付呢。幸亏四哥已有十七八岁，请校内学生补习数学、英语，预备投考高中。空闲时常去找陈老师聊天，并共同诵读诗词，老师的楷书写得很好，四哥常买了有格子的折本，请老师写些长诗，如《长恨歌》、《蜀道难》以及《春江花月夜》等，才打发了老师无聊的岁月，民国十六年春天，老师辞馆回家结婚，家塾就此中断了。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下面橱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有如小型糖果店。
每个月母亲必须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货。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等，大部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两片松脆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丁，大家都喜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反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细致的是为父亲买的。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然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会分尝一点。六弟享些特权，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到五岁尚不能行，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站起来走了，而且也会讲话了，大家都对他特别关心与爱护，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最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卫护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我们这一辈，大致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
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形状有点像葫芦，圆圆的)、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平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
我们到北平以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喜欢吃。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用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桔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我对自己能把将近六十年的往事，拾回那么多记忆，感到惊异，只是已逝的岁月，却永远捡不回来了。

天哪!这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都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时当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几时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材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的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的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哪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的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民国十七年阴历六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我们才摒挡南归，三哥送我们到塘沽上船后，仍返平在清华任职。到上海后，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处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民国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关任职，且同住一处，母亲随他们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沪经商。我想到当初母亲对我们有“十年”的承诺，有些担心的问小舅父，他说：“傻瓜，现在生活得那么幸福，你们又肯用功上进，她有什么理由想死呢?”

父亲的消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平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形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人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可是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的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父亲的助教赵万里先生

赵万里先生与我家本来是亲戚，他是母亲表姊的长子，平时各处一方，很少往来，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乡都是优异的学生。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学生。他家住在西院十二号，与我们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来向父亲请益，父亲有事，只要派人去请一下，马上就到。父亲交代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因此对他敬业勤奋的态度，很是器重。
父亲去世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整理的，书籍方面，后来由陈寅恪、吴宓、赵元任三位先生建议，捐赠与北平图书馆，由赵先生整理编目，至于遗着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写定三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王静安先生年谱》。
近人罗姻伯之孙罗继祖，对赵先生编纂遗书，撰写年谱，颇有微辞，说他未能尽心尽力，我想那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思想识见未臻成熟，所做的事，不能尽如人意，后来又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公务私事两忙，更难兼顾为父亲的事效力了。再退一步想，我们是他的子女，在他身后却不能为他做什么事，何能苛求他人呢。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当时弟妹们都上了学校，我由家中决定请他教古文，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之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
抗战胜利后，他曾到南京二哥家探望母亲，并携去不少父亲的遗稿，说是要拿去整理编印，以后音讯隔绝，未知此批稿件下落如何。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