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

王静安，讳国维，浙江海宁人，是我的同乡前辈。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自沉于北平西郊颐和园的昆明湖。我于五月底前离平返家，临行前我照往年例去辞行，或者他有什么要托办之事，恰为一周。当时情景，至今好像还历历在目。他吸着翠鸟牌香烟，正在看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见面就问时局消息，在他的烟雾弥漫之中——他吐烟甚浓，往往宾主在烟气缭绕中相对无言——大约谈了四五十分钟，我才辞别。我到家没有几天，在报上见到他自沉的噩耗，惊悼之至，我寄了一副挽联到北平：“太息观堂诗，一曲宫词成谶语;不朽独行传，千秋绝学在遗编。”
北平西医沈修是(王桢)先生是他在沈冕甫家设帐时的学生，也就是罗振玉祭文中所说：“抚膺大恸，灵明骤失，公惊骇，亟延医士沈王桢诊治。”他介绍给罗振玉的医生。沈先生是我同乡，亦是世交，好度曲，所以我常在沈家唱曲。十二年的冬间在家宴请静安先生，陪座的有：王君九先生，陈守谦先生，先觐圭锡韩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另室闲谈的时候，陈守谦先生或者听了沈修是先生的提议，忽然指着我对静安先生说：“蒋君是今日我们在此同乡中少年好学的，静安，你不妨列诸门墙，多多裁成。”沈、陈两先生在事前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事出突然，我思想迟钝，拙于应对，而我竟没有接腔;静安先生亦默然不语，于是我错过了可以拜门受业的机会。但是我与静安先生的交往就多了。他住在地安门织染局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大约谈了一个钟头，谈到他从前读外文，翻译外国书时，他在书架的顶层上一叠书内抽出一本送给我——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一切翻译及康德及叔本华的文章及《红楼梦》都在内，末后有译英国拜伦的诗，好像在此间重印的《静安先生全集》，没有收入。罗振玉撰传说：“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恐怕是不确的，因为已经烧了，为什么他的书架上还有《静安文集》?从民国十四年三月，他搬到清华园后，我去请益就多了，他是非常谦虚而重视礼节的，我去了几次，他总来回看一次。他住西院，我住古月堂，同在清华园内，因为十三年秋季至十五年夏季，我亦在清华教书。十四年六月，楼桐孙先生由清华派往上海，假南洋大学招生，我亦承约，由我家乡海宁硖石到上海帮忙，清华研究院第一班学生如吴其昌等即由我办理招考的。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因为静安先生不肯任清华研究院的主任，所以清华请吴雨僧宓先生担任主任，专管行政事务，吴先生来自东大，于是除了梁任公先生由他堂侄廷灿担任助教外，其余各位教授的助教及帮吴先生办事务的助教都为东大毕业的学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吴雨僧先生的助教是魏士生先生，他们都住在古月堂，所以很熟，其他助教我就记不得了。
清华的图书馆在当时是中国最新式的图书馆，除了一部白纸手写的图书集成外，中文书并不甚多，所以在办了研究院后，要大量采购中文书。这部图书集成在我到清华后，几经研究，发现不是写本。这是清代光绪年间，为要赠送外国政府中文图书，用一部白纸初印的图书集成，白纸本的图书集成并不甚多，为要送往上海石印清晰起见，在铜模本白纸字体上加黑墨重描，因为送上海石印，还要送书外国，这是洋务，所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今天外国图书馆所以有白纸石印的图书集成，就是清朝送的，当时亦留下一部分书交由同文书局出售的。清华研究院的购书在原则上是由梁任公及王静安先生决定，在实际上是由静安先生主持，于是由赵万里君帮办，而赵君亦就向静安先生学得了目录学。在静安先生故后，他已无所归属，所以由我与钱稻孙先生介绍他进了北京图书馆，后来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是北平图书馆的采购中文图书都由他负责。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住在中央图书馆，说要办点事，他不肯说什么事，我亦不便深问。几年前，我与静安先生令弟台大教授哲安先生闲谈，才知道赵君那次到南京，取走了静安先生与人往来书札等一千余件，说是要代为编辑。他根本不告诉我王家的住址，否则我要去拜访的。这批书札等并不见发表，不知如何了。
清华所以要办研究院，此事是胡适之先生先与教务长张仲述、彭春先生商量的，清华办大学及研究院都是张仲述的计划，曹云祥校长是外交官，他是不懂教育的。清华四班学生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有大贡献的，在抗战前后大学国学教育幸而有这批生力军。因此徐贤修先生在前年想在清华办文史研究所，我非常赞同，第一清华有光荣的传统;第二经费充裕，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静安先生有一天对我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因此他最所注意的是读书，教学生仔仔细细地把书读好，读了书再做文章。
关于静安先生对于国学的贡献，陈寅恪先生说的最好。他在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间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着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史等是也。
此三类之着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梁任公先生对他推崇备至，说的也好。他说：“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亦[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着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傅孟真先生对他宋元戏曲史的批评及容希白先生对他考古学的贡献说的多好，可惜是一方面的叙述，不能见其全体。我很惭愧，游夏之徒，不敢赞一辞。专就我一知半解的版本目录之学而言，静安先生所撰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及两浙古本考，这两篇文章就奠定了中国版本学的基础，好像是一盏明灯在前引路，使目迷五色看了目录上许多版本而豁然贯通，何者为佳刻，何者为祖本，这是静安先生开的路子。因为版刻创于唐代，国子监刊九经始于五代，沿及两宋，国子监实为刻书的中心，因为校勘都出专家之手，不如后世草率，所以五代九经监本实为经部版刻的标准本，五代刻经，北宋刻疏及史部，子集不多，于是宋代各地刊刻乃兴。南宋国子监翻刻北宋监刻，临安为其中心，而宋刻分为浙蜀闽三种刻本，浙刻最早最好，北宋监刻大多刻于浙江，迄元犹然，所以五代两宋监本考及两浙板本考两篇等于五代两宋的板刻史。五代监本九经是经部的标准本，其行款也成了标准格式。九经是八行，此后经部以八行为宗，南宋的注疏合刻本仍以八行为宗。北宋史部为十行，以后诸史板刻以十行为宗，另有十四行小字本及九行本三种，脉络井然，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一目了然，这是静安先生运用的科学方法。他任何着作，都有他的发明，都给人造了新的路子，这是他的最了不得处。
静安先生的及门弟子徐中舒君撰有王静安先生传，于他的为学次序，说的甚是。徐君说：
大抵先生为学次第，可分四期：二十二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是为第一期。二十二以后旅居上海、武昌、苏州、通州，八九年间，先治东西文字，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所许与，顾独好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其后亦治诗词，于词尤自负，在南北宋之间，南宋以下不足论矣。是为第二期。三十一至三十六，五年之间，居北京，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其说极透彻精辟，在我国文学史中认识通俗文之价值，当自先生始。是为[第]三期。三十六以后随罗氏居东京，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盖先生此时为学已入自创时代，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追求于我国经典，而卒能不为经典所束缚。此时学术最大之发见有五：一曰殷虚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物既需人而明，人亦需物而彰，而先生适当其时，而治其学，于是先生经史之学遂成从古未有之盛。是为第四期。……晚年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尤勤，使假其年，则其所诣未必即止于此，是亦世界学术之不幸也已!
据我看，第一期是他奠定中文基础的时期。第二期是他奠定日文及英文基础的时期，更进而用英日文的工具来读英日文原本书籍。翻译英日文图书及讨论中西思想是他练习使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的工具，同时他奠定了融贯中外思想的基础，尤其是他习过数学物理，可以说是有科学的基础。这个时期他偏重在哲学。第三期他运用西洋哲学思想来批评中国文学，所以才发现中国通俗文学的重要性。第四期是他在中文方面，由治举子业所读的经史，作进一步的深造，因为他有西洋科学、哲学及文学的基础，所以能在经史方面推陈出新。第五期是他一面继续专治经史，同时有许多史料发现，他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相互证明。这是中西文化碰头后，融会贯通的时期，他做这个工作。十三年初在地安门染织局他的家内，我曾经问过他：“先生还想用中西文做点什么工作?”他回答我说：“我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哥孛罗游记》，加以考证。”此时他正从事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马哥孛罗游记》在西洋是一专门之学，有许多人从事于此，但是西人缺欠中国史地考证知识，中国人因文字的关系，缺欠西洋知识，至今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并且中西两方面人都不能深入。这个工作只有静安先生能做，因为他能读西书，他可以将西方资料介绍给中国人，他能用他考证的能力，尤其杭州是他的家乡，他对于《浙江通志》用过工夫，必有极精彩的发明，中外人士必要称快，如果他将这部书写成。赵万里君的《年谱》没有写，别人也没有提过，我想，他还在准备时期。不知现在是否有人肯完成他的遗志?他最佩服的是沈乙庵子培，从事西北地理研究就是受他的影响，同时吾们要了解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早年读的英文，翻译西洋诗文，他的英文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能驳辜鸿铭译的中庸，则他的读书与翻译一定不差。他对我说要重译《马哥孛罗游记》的时候，正是他送我《静安文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到了晚年，他要将中西文书并用来治国学，这是吾们今日治国学的要注意的一件事。
他对梁任公先生是相互钦敬。但是他对康长素是闭口不谈，他叫我读诗、书、礼三经，如有余暇，可将《左传》一读，公谷及易经可以不读。有一天我问他写字，谈到《广艺舟双楫》，他大不赞成。他说：“中国的字，写到唐朝，才算完成，只要临唐人书法，写北碑是倒退的办法。”可惜我做了几十年工作，全靠国家给了我许多机会，但是一经不治，一帖不临，我实在愧对静安先生，每一念及，不觉惭汗!他给我写过一把扇子，写的是柯绍忞的律诗，凡是他在北平写的扇子，总不外乎写两个人的诗，就是柯绍忞及沈子培。他还为我送去觐圭叔请题的《澉山检书图》，共为两绝，诗说：
曙村画得南楼意，醇士图随碧血亡。若论风流略名位，秀州何必逊钱唐。
作记同时邵与钱，庚申重跋倍凄然。三家子弟都无恙，回首沧桑七十年。
在静安先生题后，我又送与梁任公先生，题了一个长跋，见《饮冰室全集》。还有《观堂别集》载的《元刊伯生诗续编跋》，这是先觐堂叔家藏，送请静安先生题的。
静安先生殁后的民国十九年我到德国柏林，经柏林大学副教授，现在是伦敦大学退休教授西门华博士的介绍，认识了柏林大学中文系主任佛郎克教授，他是德国的汉学权威，也是世界鼎足而三的普鲁士学术院——即英国皇家学会及法兰西学院以外之第三个的学术院。他对我说：“法兰西学院已经举了罗振玉先生做通讯员，我们——普鲁士学术院本想举王国维先生做通讯员，可惜死了。”该院的会员专限德国人做的，外国人只能做通讯员，这是很高的荣誉。他问我：“有什么人可举?”我答以章太炎(炳麟)先生。他不知道章氏，他要这个人的学问是贯通中西的，要外国人知道，于是我举胡适之先生，他非常赞成而成议，但是我向适之先生取得全部着作及经过提议，审查及通过，足足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北平图书馆季刊记载德国东方学会，想请静安先生担任名誉会员，恐怕是错误的，或者是两件事情而是我不知道的。
静安先生殁已五十年八个月了，我非常高兴还活在人们心头，时常看到读他的文章，但是也增加了我的抱歉，因为没有说过什么话，虽然我往还了一个时期，请益很多，所以写了这不文的一篇。

(1978年)

(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