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

父亲一生留着他的长辫子。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十多年了，父亲依旧每天长袍马褂，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走在清华校园里。许多教授的辫子都被学生的剪刀“咔喳”的剪下了，但是父亲的发辫却不曾有任何困扰。他的老友采菊轩主人就曾为文记叙：“余每访先生于清华园，校仆必肃然低语曰，彼留辫之先生，是此校第一之学者也。敬导而入。”^①

父亲的辫子是母亲亲手梳理的。清晨天微亮，每每见母亲立于父亲身后，手中拿着只发篦，仔仔细细的为他顺着发，再编结起来。有次母亲忍不住道：“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父亲不吭气儿，过了好一会儿冷冷地回答：“留着便是留着了。”

父亲外表严肃冷峻。已故去的杨步伟女士(赵元任太太)是位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父亲却噤不出声。父亲过五十寿诞，清华同事办了三桌酒席，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肯与父亲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父亲那一席始终默默然，而赵太太那桌则笑语不歇。

内向是父亲的性格，任何事情不说话，亦不知道用钱。在清华他每月有四百元的薪饷，全由母亲分配使用，他只有买书时才会向母亲取些钱用。因此，曾经有人传言父亲和罗振玉先生合伙做生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清华宿舍西苑十六、十八号打通合成一幢，是我们在北平的家。房子是三开间形式，父亲的书房在前幢左侧。一扇木框的大玻璃窗，紧挨着是张书桌，置有文房四宝。三面砖墙全安上书橱，线装书一部部的往上摞，都快顶到屋梁了。大部分的书父亲都仔细读过，并加注眉批。

父亲一生爱书，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消磨掉。平时他读书，我们兄弟姊妹围在旁边打架吵闹躲迷藏，他都无动于衷，丝毫不显厌烦之色，依旧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有一回他去琉璃厂买书，发现一本书的衬垫夹了张纸，抽出来一看，简直比中了奖券还要开心千万倍(想来或许是名人笔迹)，急急买了那书回家。镇日我们看着他兴奋，也跟着傻乎乎的笑。至今记忆最深的，也是那日父亲欢愉的神采。

父亲对孩子在外表并不显亲热，但心底却有深厚的感情。家里的老佣人说，我生下时父亲最高兴。那时他在日本京都和罗振玉先生一起做研究工作，生活相当寂寞，我适时而生，父亲向人说：“我们家里已有四个男孩子，现在得了女儿，宛如‘米里捡一颗谷’，很是难得。”所以我小的时候，他抱的时间最多，但这些我全没印象，都是老佣人后来说给我听的。记忆中父亲不曾抱过我们孩子，只是我到四、五岁时他还不给我吃饭，说是不消化，就光喂我稀饭和软的食物。当时年纪小，惧于他的严肃，并不知他爱得如此深切。

小时候，我曾在外婆家整整住了六年，有一次生了疟疾，土法子医治不好，父亲一封又一封的写信，催外婆给我金鸡纳霜(奎宁)吃，直到我完全康复为止。

十三岁时，家里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没上学，请了一位男家管(家庭教师)专门教他们读书。父亲觉得我年纪稍大了一点，让男老师教不太好，就自己教我读论语、孟子。我有时马马虎虎背不太出来，背一段忘了开头，父亲斜躺在藤椅子上，眯着眼提醒我第一个字;他从来不必再翻书，全记忆在脑子里。我常想父亲胸中万卷书是如何的秉赋，为什么不曾遗传一些给我。

我没上过学堂，杨步伟女士就屡次劝母亲给我上学。可是我害怕，害怕自己年纪这么大却什么都不懂，怎么上学?一直到父亲过世的第二年，我已经是十六岁，回到海宁老家，才开始读小学五年级，却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没上学并非父亲重男轻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要把女孩子送到学校里去。

父亲除了爱书，几乎没有其他嗜好，不外出郊游，不运动，不喝酒，只抽一点“哈德门”牌香烟。吃饭有点挑剔，如果那一天饭菜不太合他胃口，他的筷子就在碗里慢慢的拨。他平常要求母亲自己下厨，家里有一吃长斋佣人煮的饭菜父亲不太敢吃。父亲欢喜红烧的食物，所以小时候桌上的盘盘碗碗大多是红烧的食物。父亲也欢喜吃些零食甜点，于是隔一段日子母亲就雇车到城里的几家大糖果店，买许多糕饼糖果回来，父亲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拿点点心来吃。

父亲对于婚姻的观念十分老旧。大哥是家里订的亲，大嫂是罗振玉先生的女儿，幸而两人从小认识，双方倒是情愿的;但二嫂是姑姑家的侄女，年纪比二哥长，二哥是新派人物不愿意结这门亲，父亲却坚持家里订了亲就必须完婚。二哥的婚礼在乡下举行，结婚的前一晚二哥却还没到，父亲急如星火，唤家中的老仆人坐小船过河到火车站看。夜很深了二哥才到达，毕竟父命不可违，但是迟迟方抵是他最大的抗议。

对于睡眠父亲极有规律，晚上十点多一定上床。每天看完书回卧房，就自己一个人拿着牌玩“过五关”，尽了兴，睡觉时间已至，即熄灯而眠。

宣统皇帝对父亲很尊敬，有时也留他在宫里进餐。父亲近视很深，看不见拿不到的菜，宣统就替他挟。他回家说与母亲听，母亲又告诉了我们。

父亲是个“老式的好人”，但性格刚直。他的投湖自尽与大哥过世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的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年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是父亲死时口袋中给三哥信中的字句。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