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彦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王鲁彦是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舞下走上文坛的。在充满血与火的紧张斗争的时代里，他走过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他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和富有文采的翻译文字，反映了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痛苦与希望，并显示了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从而赢得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欢迎。他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努力跟随着时代前进，而他为追求真理所进行的执着探索的艰苦历程，更是十分感人的。王鲁彦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一定影响的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
 

一

 王鲁彦原名王衡，又名返我，1901年农历1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大碶头杨家桥。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王宗海从当学徒到当店员，长年在外地奔波，每年只回家一次，每次约在家里住一个月。父亲态度庄重，温和亲切，在家期间常讲故事和亲身阅历给鲁彦听，“没有一个故事里不含着诚实，忠厚，勇敢，耐劳”(《旅人的心》)，它们在鲁彦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母亲是一位善良、勤俭的家庭妇女，她对鲁彦管教极严。
 鲁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里度过的。他和农家朴实的孩子结成亲密的伴侣。他们在雪天里一道堆造雪人，在清明时结伴上山扫墓;农民兄弟为他制作了钓竿和胡琴，同他一起钓鱼捕虾，一起拉琴唱歌，农村的广阔天地任他自由驰骋。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在鲁彦的脑海里一直保留着充满诗意的印象，同时他从农村劳动者身上感受到正直善良的优美品德。因而农村的生活和人物就成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经常描写的对象。
 在六岁的时候，鲁彦就进私塾读书。开笔的先生是位有名的举人的得意门生，仿佛是个秀才，对待学生极为严厉，鲁彦因怕他而时常哭着赖学。在十四岁那年春天，他得到母亲同意，插进了一个颇为出名的初级小学，这时虽是辛亥革命以后，上的又是新式学堂，但学校里依旧弥漫着浓重的封建教育的气氛，“教师是拿着藤条上课的，随时有落在身上的可能。犯了过错，起码是半点钟的面壁。上体操课时，站得不合规矩，便会从后面直踢过来。”(《我们的学校》)由于在进校以前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鲁彦只在这个学校里度过半年，就取得初级小学的文凭了。下半年，他又进入了杨家桥附近的灵山高等小学读书。在这个学校里，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校长徐先生态度亲切，作风民主，他不常处分学生，而是把发生纠纷的学生叫到房里，问明情况，准许分辩，然后给予开导;他教语文，作文卷子改得仔细，字又写得好，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学校老师中还有一天到晚做实验的理化教员，将标本挂满教室和宿舍的动植物教员，会弹奏各种乐器的音乐教员，能用各种姿势在很高的铁杠上翻几十个圈子的体育教员，他们都使学生们满意，同样也都受到学生们的尊敬。鲁彦为有这么多的好教师而感到骄傲。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充满清新空气的学校里，年轻的王鲁彦既学到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又初步受到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可是后来徐校长被校董方面无理辞退了，鲁彦和其他二十几个同学也即自动停学以示抗议，他只读到高小二年级就结束了正规的学生生活。
 鲁彦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了上海。母亲为他的离去而伤心，但鲁彦并不难过。他后来回忆离家的情景时说，“我很久以前听到我可以出远门就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日子。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快乐。”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我将有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未来。”(《旅人的心》)王鲁彦就是这样带着美丽的憧憬，在父亲的陪同下踏上了进入社会的旅途。
 到上海以后，鲁彦进入三菱洋行(日本在华资本的一所洋行)当学徒，走上父辈所走过的老路。在这个环境里，他更深切地呼吸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气息。鲁彦又不甘于失学，工作之余就在“环球补习夜校”继续补习文化。
 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震动了全中国，国家的命运，青年的前途，成为许多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鲁彦受到这一新思潮的影响，也决心为自己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当他听说北京有一个由知名教授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创办的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组织——工读互助团已开始活动以后，就立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去申请，说自己“是个洋行里的小伙计，觉得那样的生活太没有意思，家里又要强迫他和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非离开那儿不可。他渴望着能够容许他入团，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的生活。”(傅彬然《忆鲁彦》)工读互助团被这封信所感动，就决定接受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年轻人。于是鲁彦就将“返我”的名字改为“忘我”，离开三菱洋行，于1920年初到了北京。据当时同团的傅彬然回忆，“这位新朋友年龄比原来的一些朋友，似乎稍为小一点，相差并不大，然而生成的一张孩子脸，直率活泼，富于同情心，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在工读互助团里，鲁彦和同学们在北京大学门口摆饭摊，替北大学生们洗衣服，洗被子，依靠劳动来维持生活。同时他又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得到继续补习和深造的机会。在旁听的课程中有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给予他的教育和启发是很大的。他后来回忆听鲁迅讲课的情景时说：“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活在人类的心里》)正是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通过自己生动的讲课，把年轻的鲁彦带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金光灿烂的艺术宝库，在他面前展现了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许多文学珍品，让他从祖国无限丰富的文学历史里懂得了深沉的爱憎，得到艺术传统的哺育。这就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鲁彦还刻苦自学世界语，并加入北京大学世界语学习班。由于他勤奋好学，这位缺乏起码外语知识的青年很快就掌握了世界语，并能通过它来阅读一些文学书籍。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又为他提供了珍贵的借鉴材料。在工读互助团这个集体里，鲁彦半工半读，过着同在三菱洋行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交了一些年轻的朋友，增长了许多知识，但也受到这个组织比较复杂的思想影响。
 1922年工读互助团解散以后，鲁彦就和章铁民等一些朋友到江苏赣榆县的一个小镇上办了一所小学，但不久就被当地士绅当作“过激派”而驱逐出境。返回北京后他又和朋友们酝酿成立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明天社”，并在1922年6月19日的《民国日报》附刊《觉悟》上面发表了《明天社宣言》。这个《宣言》指出：“难道说现在的文学界不是极幼稚，极沉闷吗?我们对于‘现今’，对于‘今日’怎能满意呢?但是又怎甘心灰了心，叹口气就算完了呢?怎甘心醉生梦死的不闻不问呢?决不能的!我们要求文学界的成长的明天，光明的明天，发荣的明天!”《宣言》还提出了这个新诞生的文学社团的主张：“我们固然希望黑幕派一类的烂污东西可以灭绝。我们也希望青年不要把旧式的诗和小说里的荒谬思想换汤不换药的放在他的作品上，把文学当作发牢骚的一个工具，当作发泄色情狂名利狂的一个工具。大家该努力的是求真能破除境遇不同的人们相互的‘盲目性’，真能了解‘人性之真实’，建立一种真挚，博大，深刻的文学!”明天社的发起人有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台静农、林如稷和王鲁彦(署名为王忘我)等十八人，其中有几人在当时已是相当活跃的青年作家了。这个社团虽然后来没有什么活动，刊物也没有办成，但这个《宣言》却也表达了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具有进步倾向的社会见解和文学主张。
 王鲁彦在正式登上文坛之前就有了多方面的准备。十八年的乡村生活使他对中国农村劳动者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虽然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不长，而且时断时续，但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他也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家庭教给他忠厚与耐劳;从农民兄弟身上学习到善良、正直的品德;“五四”以后的时代气氛让他受到科学、民主的思想熏陶;洋行伙计的辛苦生活和赣榆办学的失败遭遇又使他窥见到旧社会的丑恶。这一切形成了他忠厚正直、爱憎鲜明的品格和进步的思想倾向。认真学习祖国文学历史，大量阅读外国文学名著，以及爱好文学的朋友们之间的互相切磋，使鲁彦开始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生活、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准备，为鲁彦的步上文坛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正是生活的土壤和时代的阳光孕育了这一棵文学的幼苗。
 

二

 1922年8月，鲁彦由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好与坏》《投降者》先后在《晨报副镌》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是他奉献给读者的最早的作品，并最早使用“鲁彦”这个笔名。从此，他就开始登上“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坛。
 1923年初，王鲁彦曾有一段时间担任前来中国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爱罗先珂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正如鲁迅所指出：“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而他的作品，则表现了“非常平和而且宽大，近于调和的思想”。爱罗先珂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和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鲁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人们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窥见这些思想的明显烙印。1923年夏，王鲁彦到了湖南长沙，先后在平民大学、周南女学、第一师范任教，担任语文和音乐等课程，他和长沙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较多接触，进一步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在湖南期间由于当地军阀的横行和争斗，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于是鲁彦在二、三年中就经常奔波于长沙、北京之间，生活极不安定。
 王鲁彦对于创作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又曾通过翻译练了笔，现在，当他受到现实生活的触发，就情不自禁地将他对于现实的感受和自己的愿望诉诸笔端。他在长沙写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秋夜》，并在1923年11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22期上。此后，王鲁彦又陆续撰写了《秋雨的诉苦》《柚子》《阿卓呆子》《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并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柚子》，收初期作品十一篇。
 在王鲁彦初期的创作中，有一部分是表现他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的。处女作《秋夜》就是叙写作者欲拯救受难同胞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与焦急的。作品主人公在梦中听到有人在呼救，那是一群从战地来的已经家破人亡的受害者的呼声。他就披上衣服拿着手枪冲出门去。在拯救受难者的路上，他遇到凶恶的群狗的追吠，恐怖的坟场的包围，温馨的爱情的诱惑，如雨的流弹的威胁，但是他都一直朝着呼救者的方向奔跑，并且热烈地喊着：“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们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们的家!”但是，这个有着美好同情心的救人者却始终是孤独的，他想以自己个人的力量去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当然不可能给予那些受难者以什么切实的帮助，结果只能面对现实发出“一个人怎样对付?”的慨叹。觉悟到自己的人生责任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深刻的矛盾使主人公最后发出这样痛苦的呼声：“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去求流弹的怜悯，给我幸福罢!……”这种痛苦的呼唤实际上也反映了这时期王鲁彦内心的深刻矛盾。另一篇作品《狗》是从反面表达同情受苦者的主题的。它叙写作者陪同爱罗先珂游北京西山途中，遇到一个在路旁哭泣的女乞丐，爱罗先珂要他去给一点钱，但他却不以为然地不加理睬。这一行为受到盲诗人忿怒的责备：谁一见这种不幸的人，就应该将她扶了回去，可是“你却经过她面前时，如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这种严厉的谴责使作者深感不安，并作了异常残酷的自责：“狗，我真是一只狗!我从良心里看见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承认他所说的，我真是一只狗!我恨不得立刻钻入地下!”甚至后来他们在溪边饮水，在岩石上躺着时，他都感觉到自己的姿态和狗完全一样。读者从这种过于苛刻的自责中同样能够聆听到回荡在作品中的同情受苦人的主旋律。王鲁彦初期的这类作品鲜明地呈现出它们受到爱罗先珂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在这里，人道主义是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的。由于它是以对不幸者的关切与同情为其主要内容，符合那些在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压迫下的命运悲惨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因而它是具有进步性的。同时这种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秋夜》里的主人公虽以救人为己任，但由于他单枪匹马，又找不到正确途径，只能成为空有良好愿望的孤独的“救世主”。《狗》里的主人公即使把老妇人扶起来，但他也不能将所有受难的人们都扶起来。他自责时几乎把全部罪恶集中在自己身上，这又会模糊人们对制造悲剧的真正祸首——腐败的旧社会的认识与揭露。这一切都说明，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从根本上铲除罪恶根源，即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途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在王鲁彦初期的创作中，还有一部分是抒发他对专制的黑暗社会的愤懑情绪的。这类作品具有较强烈的暴露和控诉的力量。在《秋雨的诉苦》里，那从充满自由和美的天国被狂风与严寒驱逼而来的秋雨悲伤地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象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象狗一般的争斗着，厮打着……”这秋雨的凄切的倾诉，表现了作者对被军阀统治着的现实世界的彻底失望和无限憎恶。在《灯》这篇短小的作品里，主人公躺在母亲的怀里，悲哀地对母亲说：“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诅，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作者意在说明他所生活的现实，是容不得人心的，因而是一个既没有关切同情也没有幸福欢乐的世界。在《柚子》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里，作者通过自己在长沙的一段见闻，无情地揭露了如下的事实：军阀的混战使战云笼罩着景色秀丽的岳麓山，枪炮的声音给人们带来恐怖和忧愁，草菅人命的统治者“差不多天天要杀人”，致使湖南人的头象湖南柚子那样便宜。作者在这里发出的是何等悲愤而深沉的控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王鲁彦这时对他所憎恨的丑恶现实，并不是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的。那诉苦着的秋雨，并没有想把地面的黑暗肮脏变成光明清洁，相反的要将地面“让野兽们去生活”，自己则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而《灯》里那哀叹人心无用的主人公则表示要将心还给母亲，做一个无心的人。《柚子》里的“我”面对军阀混战和人民如草芥的残酷现实，却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只有岳麓山，“只要将岳麓山留给我玩，即使你们将长沙烧得精光，将湘水染成了血色，——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们统统打死了，于我也没有关系。”这里当然含有一些愤激之词，但对于杀人，他就几乎完全抱着一种旁观欣赏的态度了。在去观看杀头的途中他暗暗祈祷：“咦，咦，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杀，不要辜负了我来看的盛意，不要扫我的兴!”如果说，太空的秋雨要离开人间到地底下去，这种消极地逃避现实的态度反映了脱离群众的作者的软弱性，那么，要做无心的人，兴致勃勃地充当血腥屠杀的看客，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则明显地表现出鲁彦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在分析王鲁彦的《灯》《柚子》这类作品时，以“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来概括它们的基本特色，的确是十分中肯的。
 在王鲁彦初期的创作中，还有一部分是描绘农村的生活图画的。这类作品所反映的是作者故乡浙东农村的生活故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风俗画。《菊英的出嫁》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为死了十年的女儿菊英举行婚礼，仪式讲究而隆重，把浙东的民间风俗“冥婚”写得十分具体生动。《自立》写农村一个土财主为着一句玩笑话同他的嫡亲兄弟长期打官司，结果财主倾家荡产，而“袋袋装得饱饱的是县官”。《阿卓呆子》的主人公卓生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在父亲死后他继承了一笔十二万的巨大遗产，于是他游山玩水，挥霍无度，不出六年这笔巨资便在他手中烟流云散，而他也变成一个任人欺侮捉弄的呆子了。这类作品都具有极为浓厚的生活气息，对旧农村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也都作了细致的描写，作者对善恶也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态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类作品的题材大多是一些趣闻轶事，作者描写时又未能以阶级观点去进行分析和处理，因而不能正确地揭示农村的阶级关系，不能更深刻地挖掘这类生活故事所蕴含的思想内容。
 王鲁彦的处女集《柚子》里所收的这些初期作品，已经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这时期他的创作更倾向于浪漫主义。首先，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比较浓厚的抒情性。象《秋夜》《秋雨的诉苦》《灯》《柚子》等篇，主人公常常是直接倾泻自己奔放的热情，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有些作品虽然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但作者也着力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这同样也能赋予作品浓郁的抒情色调。其次，鲁彦在作品里喜欢采取一些奇幻的手法。《秋夜》写的是梦中梦，《秋雨的诉苦》写太空的“秋雨”的怨诉，《灯》的主人公将自己的心还给母亲，《狗》写人变成狗的幻觉，这种手法明显地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再次，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由于它们所焕发的浓重的乡土色彩，以及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象民间传说一般有趣的机智和奇谲，同样也弥漫着一层浪漫主义的气氛。以上三个方面构成王鲁彦初期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色。另一方面，鲁彦初期创作在艺术上也有着明显的缺点。他后来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柚子》是我的处女作，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现在看起来，觉得非常幼稚，没有技巧，不成为小说。”(《我怎样创作》)鲁彦的自白准确地道出了他初期创作的弱点，这就是思想过于外露，不讲究含蓄。在作品里，他不大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画鲜明性格，并让自己的思想通过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展开、场面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而是往往采用直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作品成为向读者说教的传声筒。后来，茅盾在《王鲁彦论》这篇著名的论文里，也指出鲁彦初期创作存在着一种浓厚的“教训主义色彩”。
 

三

 1927年春，王鲁彦到了武汉，任武汉《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不久，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就离开武汉到了上海，1928年春又去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部的世界语翻译。1929年夏天，国民党政府要鲁彦去书报检查机关工作，他毅然拒绝，并由南京返回上海，依靠笔耕翻译度日。在上海期间他与作家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巴金等有较密切的交往。
 1930年秋，鲁彦从上海到了福建厦门，经巴金介绍，为华侨办的厦门《民钟日报》编副刊，同时为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并在同安县集美中学兼课。次年秋天，他来到泉州黎明中学任教，在同事中有巴金、丽尼、张庚、吕骥等爱好文艺的朋友。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诗说文，畅叙友情，这段生活给鲁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是他在黎明中学只工作了半年，由于不满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一些不民主的措施，就辞去教职，离开泉州到莆田县涵江中学教书。涵江是闽南的一个偏僻的小镇，生活比较艰苦，但是鲁彦说：“我已过惯了贫穷流浪的生活。”他度着清贫的日子，然而却满怀热情地教育着自己的学生，培养着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鲁彦终于发现，涵江这个地方，“既没有强烈的热的刺激，也没有严酷的冷的压迫。在它这里，只有淡淡的，平凡的光。而这光，既不能催动一切蓬勃的生长，又不能使一切颤抖的死”(《船中日记》)。他需要追求一种更有生气的生活，于是在1932年11月就离开莆田赴上海。在返沪途中他还曾回故乡镇海住了两个多月，亲眼看到农村的衰败和农民命运的悲惨，这又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生活视野。
 回到上海，鲁彦曾一度在江湾立达学园任教，同时也从事著译，可是这样也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所以在上海停留不到一年，鲁彦就又于1934年初动身奔赴陕西，先后在郃阳县立中学和西安高中任教。在被指定为当时的陪都的西京，他看到的是“乌鸦的领土”“苍蝇的世界”，而“麻将，牌九，扑克，烟土，私娼，官妓……”则充塞着这个西北的名城。这不能不使鲁彦深感失望和愤慨。1935年底，他就从陕西返回上海。
 1936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王鲁彦在鲁迅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宣言》说：“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这年十月，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鲁彦参予料理丧事，为送葬时八名扶棺者之一。这时他已是一位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了。
 从1927到1936这十年里，鲁彦简直象是一只陀螺，经受着生活鞭子的无情抽打，不停息地四处旋转。他先后辗转了十多个地方，从祖国的东南到西北，都留下他流浪的足印。他对这种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曾经作了真实的描述：“几乎没有一年不捆被包，有几次，一年中还捆了三四回。‘我要把你捆起来，我要把你带到别一个地方去。’我对着被包说。……然而我自已的命运呢，却在另一个不识者的手中。‘我要把你捆起来，我要把你带到别一个地方去!’那个对我伸着手的人说。于是我被牵着走了。”(《西行杂记》)应该说，那个捆着鲁彦并把他牵着到处走的“不识者”，不是别的，正是罪恶的旧社会。
 然而，生活经历的丰富，生活视野的开阔，又给作为文学家的鲁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并经常激发起他的写作灵感;有时，鲁彦及其家庭还需要依靠他笔耕的微薄收入度日，这又使他不能不更加勤奋地写作和翻译。因此，这十年又是王鲁彦创作生涯中收获最丰、成就最大的一个黄金时期。
 本时期王鲁彦用相当一部分力量来介绍外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通过世界语翻译并出版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例如《显克微支小说集》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选集;《花束》是法国查理斯·拉姆贝的文艺论文集; 《世界短篇小说集》和《在世界的尽头》大多是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当时被称为弱小民族的作家的小说选集; 《苦海》是波兰作家先罗什伐斯基的长篇小说; 《忏悔》是南斯拉夫女作家米耳卡·坡嘉奇坎的作品; 《唐裘安》是法国莫里哀的著名五幕喜剧。这些译作的出版是鲁彦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翻译了波兰作家普鲁斯的著名长篇小说《法老》，此书后来因战事未能出版，是十分可惜的。王鲁彦的翻译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大多选取当时受殖民主义者奴役与压迫的国家，即所谓弱小国家的作品来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鲁彦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在《世界短篇小说集》的序言里说：这些弱小的国家，“他们一样的有生活，有人民，有文字，有痛苦与快乐，有呻吟与叫号，有科学与文学——一句话，无论如何弱小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弱小，受压迫，被损害，他们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从这里所发出的呼声愈比大国的急切，真挚，伟大。文艺正是从灵魂中发出来的呼声，我因此特别爱弱小民族的文艺。”鲁彦的这种思想反映出他是同被压迫的人民站在同一的立场上的。
 本时期也是王鲁彦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在这十年中，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黄金》 《童年的悲哀》 《小小的心》 《屋顶下》 《雀鼠集》 《河边》，散文集《驴子和骡子》 《旅人的心》，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野火》。同鲁彦初期的创作比较，本时期他的创作已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色。
 第一，鲁彦创作题材的范围已较以前大大扩展。本时期他一共创作了近四十篇小说和二十篇左右的散文。其中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占有较大的份量。例如《黄金》描写农村小有产者的不幸遭遇; 《阿长贼骨头》展示一个农村流浪汉的坎坷经历; 《童年的悲哀》表现一位多才多艺的雇工和一个孩子的纯洁友谊; 《岔路》叙写旧农村的械斗和瘟疫; 《病》讽刺农村庸医的害人; 《桥上》反映农村小镇上同行的相互倾轧;《银变》写乡下小财主的破产; 《中人》写旧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散文《杨梅》 《清明》 《钓鱼》等是回忆作者童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的。而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野火》则都正面展现农村的阶级压迫和农民的反抗斗争，标志着鲁彦创作历史上的重大进展。可见，鲁彦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也是寻找多种多样的角度来反映的。除了农村题材的作品外，鲁彦还把他的艺术描写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如《毒药》 《幸福的哀歌》 《一篇抄袭的恋爱故事》 《他们恋爱了》《恋爱行进》《夜》等都是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校生活的;而《祝福》写流落街头的退伍士兵; 《小小的心》写一个孩子的悲惨命运; 《宴会》写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暗内幕;《屋顶下》写婆媳的纠纷;《李妈》写城市中娘姨的受苦和反抗;《头奖》写航空奖券扭歪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一只拖鞋》讽刺了旧上海的社会秩序。而散文《厦门印象记》 《驴子和骡子》《西安印象记》等则记叙了作者流浪各地的见闻。可见，随着鲁彦生活阅历的增长，他在创作时就有可能更广泛地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为读者认识那个社会提供了形象而生动的材料。
 第二，王鲁彦本时期的作品大都能表现富有社会意义的比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如果说，鲁彦初期的创作较多表现的是作者的同情与愤懑情绪，那么本时期他在作品里一般都能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读者的思考。例如《屋顶下》这篇小说，叙写的是本德婆婆和阿芝婶的婆媳争吵和对立的故事。当家的媳妇阿芝婶为了照顾婆婆的身体，买了一些黄鱼、芋艿、红枣来孝敬她;而五十四岁的本德婆婆则处处省吃俭用，连生病也不肯问医吃药，为的是稳住在风浪中颠摇着的她为之付出巨大心血支撑起来的家庭的航船，因此婆婆就嫌媳妇买这些东西是乱花钱。一个真心实意地关心着婆婆，一个处处为这个家庭着想，然而婆媳之间的这种相互关怀不料却成为她们不和的导火线，并发展为亲家两家之间的激烈争吵，婆媳终于不能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为什么一场好意终会变成恶意?相互的关心也会变成相互冲突的原因?作品真实地揭示了这场家庭风波的社会内容。中国农村的极端贫困，人们随时准备着抵挡灾难和破产的袭来，本德婆婆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家庭的航船“一个不小心，触到暗礁，便会闯下大祸，弄得家破人亡的”。正是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感始终笼罩着那小小的屋顶，使人们彼此之间的爱心也成了冲突的原因。作者通过这场家庭风波揭示出一个悲剧性的深刻的主题。又如《银变》描写的是一个乡下小财主破产的故事。钱庄老板赵道生连做梦都想发财，为了实现他的发财美梦，他千方百计去交结官府，希望得到反动政治势力的保护。虽然如此，赵老板的儿子还是被土匪抓走，并且被敲去了三百担白米。可是真正使赵老板破产的并不是土匪，而恰恰是当时的官府。在有人控告赵老板偷运现银的罪行以后，官府就以此作为把柄，蜂拥而来，大做文章，县长、科长、报馆、派出所长、侦缉队长，都向赵老板伸出了贪婪的手，有的五千元，有的八千元，有的六千元，敲去了大批钱财，赵老板因此身心交病，最后甚至还产生这样的幻觉：从省里、京里还来了许多人洗劫他的家财。作者严峻地指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比土匪更加凶恶，即使象赵老板这类企图依附他们的人，也被敲榨得破产。《银变》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它的批判锋芒直指统治阶级的心脏，这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中篇小说《乡下》则正面描绘一幅农民同反动基层政权对立的图画。农民阿毛、三品、阿利面对着反动政权的残酷压榨，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进行着个人反抗;有的主张忍让，一切听从命运安排;有的则始终处于仇恨旧社会但又不敢抗争的矛盾之中。然而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作家虽然还不能给读者指明一条真正的出路，但对这几类人物的描写，却在客观上告诉人们，采取这几种方式来对抗罪恶的反动政权，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这个作品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以上几篇作品虽然反映的角度不同，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王鲁彦对生活的认识与表现较之以前确实已经深刻得多了。
 第三，王鲁彦本时期的创作更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初期的创作，更多的是作家的抒情与呼号，人物形象往往比较模糊。而这一时期，他则致力于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茅盾在《王鲁彦论》一文里曾指出：“王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例如《黄金》里的主人公，和《许是不至于罢》里的王阿虞财主。”的确，在王鲁彦作品的人物画廊里，农村小有产者的形象往往是描绘得异常生动的。例如《黄金》的主人公如史伯伯曾以一生的劳碌争得了一份家产，但在农村日益贫困的趋势中，他的小康之家也摇摇欲坠了。而人们对如史伯伯家境的困顿，不是同情，而是表现出冷漠、嘲弄和歧视的态度，各种各样的厄运飞进了如史伯伯的家门，面对着这种变化，如史伯伯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匹拖重载的骡子，挨着饿，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子，颠蹶着在雨后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这样的渺茫，没有一线光明，没有一点希望。”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小有产者趋向破产和没落的心理状态。应该说，如史伯伯的遭遇和他的思想情绪，比较真实地概括了旧中国小有产者生活逐渐下降的共同命运，因而这个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此外，象《屋顶下》里的本德婆婆，《银变》里的赵道生，《惠泽公公》里的惠泽公公等也都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农村小有产者的形象。在茅盾《王鲁彦论》发表以后，鲁彦在作品里塑造的人物形象又更加丰富多彩，他除了继续刻画农村小有产者的生动形象外，又运用他多彩的画笔，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描绘城乡各类人物的形象。如《童年的悲哀》里的阿成哥，是一个“多才而又多艺的粗人”，作者怀着深沉的热情塑造了这个农村雇工朴实、正直和善良的形象;如《李妈》中的李妈，是一位女佣，鲁彦细致地展现了她从一位善良、老实的农村妇女变成一个狡滑、蛮横的“老上海”的过程，从而控诉了旧社会对一个淳朴的劳动妇女心灵的戕害。如《野火》中的华生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贫苦青年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他怀抱着‘我——不做人家的牛马’的信念，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终于成为一位组织农民向地主豪绅进行自发斗争的领袖。华生形象的出现是鲁彦创作的可贵收获。
 第四，王鲁彦本时期比较严格地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反映生活。在他初期的创作中，喜欢采取一种梦幻的形式和抒情的笔致来表达自己在现实中的感受，比较倾向于浪漫主义。后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此后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热情也就渐渐有意无意地减少起来。《黄金》这一集子便代表了我那一时期的改变：其中一部分仍是带着热情写的，一部分是冷静地写的。……因为热情的低降或有意的遏抑，所以那一个时期的面貌以及内容也就和以前的渐渐不同起来。”“《童年的悲哀》这一集子，是继承着《黄金》那一集子的。《柚子》时期的热情到这时几乎完全没有了。”(《我怎样创作》)王鲁彦本时期的创作，大都能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来展开他的描写。他所表现的题材大多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他所刻画的形象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活动着的各类人物，他尤其善于从自己所熟悉的浙江的乡镇生活中选择他的描写对象。由于对所反映的生活比较熟悉，他在描写时就能赋予表现对象以大量具体的、真实的细节，描绘生动的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并比较细致地展现各类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幅幅象现实生活那样具体、那样色彩丰富的艺术图画。另一方面，王鲁彦并不是照搬生活，相反地他已注意自觉地运用典型化的手段了。例如著名的短篇小说《小小的心》，表现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被人贩子从宁波卖到厦门以后的不自由的生活。作者在《我怎样创作》一文中曾谈到主人公阿品的塑造过程。他写道：“这里的主人公阿品小孩子，原是和我们同住着的。他的性格，我给了他原样。有些事实是从我平日在许多小孩子身上选择过来的，……这仿佛是不真实的，原来的阿品的命运并没有这样惨。但我并不是给原来的阿品作传记，而是写更多的孩子。”通过艺术典型化的途径来反映生活，努力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说明鲁彦已基本上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本时期王鲁彦的创作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有的作品虽然描写了某些人物的悲惨命运，但对产生不幸的原因作者尚未能从社会根源方面去深入开掘;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流露出较多的失望情绪;有的作品离开了阶级观点而赞扬了抽象的性格，限制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批判;有的作品虽然正面描写农村的阶级对立，但作者只能写出自发的农民起义的悲剧，无法指出通向斗争胜利的道路。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这时的思想尚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平上，他还缺乏更科学的思想武装，这就不能不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鲁彦就偕同全家到了湖南醴陵。1938年初他在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副刊，同年夏天到了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任职，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初期，鲁彦以极大的热情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呐喊，他用自己的笔作武器勇敢地投入保卫祖国的神圣斗争。1937年10月，他在《烽火》上发表了散文《今年的双十节》，这是一篇洋溢着战斗激情的文章。鲁彦写道：“抗战，抗战，这呼声已经布满在整个的中国，壮烈的勇士们已经从各方面涌到了华北和华南，两个月来，炮声已经震动天地了。事实给我们证明了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用自己的血肉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这时他还写了《炮火下的孩子》 《伤兵旅馆》等短篇小说，都是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揭露日寇暴行的作品。1938年在武汉出版了以《伤兵旅馆》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
 1938年底武汉撤退以后，鲁彦到了广西桂林，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并在桂林中学任教，同时兼任文化供应社编辑。1939年他又到桂林国际通讯社工作。在这期间，鲁彦生活比较安定，就开始写作小说《春草》，这虽是他计划写作的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但并没有按原计划写成《野火》的续篇，为了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他已改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了。《春草》从1939年底起在桂林出版的《广西日报》的《漓水》副刊上连载，但只发表到第七章就中止。这部作品未能全部问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秋天，由于桂林经常遭到日寇飞机轰炸，鲁彦就将家迁到柳州附近的丹江县，并在省立柳庆师范学校教书。1941年夏天，因鲁彦染上瘴气，无医无药，只得又由丹江县重返桂林，这时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并抱病筹备创办一种大型文学刊物。
 来到广西以后，鲁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桂林集中了许多进步文化人，他和共产党人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有较为广泛的接触，受到不少积极的影响。同时他已经开始以十分热诚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作家艾芜在《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一文里曾写到，当时他一度和鲁彦同住在施家园一个院子里面，曾在鲁彦房间里看到他珍藏着的诸如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高尔基的文艺论集等革命书籍。有一次他还亲眼看到鲁彦用挂账的方式赊到一部价值十六元的精装《资本论》时的高兴的情景。鲁彦这时正贫病交困，但却愿意花这么多钱购置这部巨著，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怀着一种怎样的热爱和珍惜的感情。以前，鲁彦虽然一直受着穷困的威胁，不断地流浪，可是却没有机会接受到革命真理的熏陶;现在，当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辉照耀到他的身上时，他的生活和创作都不能不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这个时期王鲁彦以更加坚定、更加勤奋的态度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1942年1月，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号出版，它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鲁彦代表刊物编辑部写了一篇《给读者》发表在第二期上。他写道：“抗战以来，我们文艺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的同胞在一起，无论在前方后方，都受着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在这样不宁静的生活中，我们不但没有畏缩，却愈加奋励，只想以国民的身份，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多用自己的笔，忠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种种，我们这一个杂志就是最好的明证。”鲁彦就是这样把创办文艺杂志看作是自己对灾难的祖国尽到的一点责任。在这个时期，鲁彦还在许多文章里表达了他渴望同侵略者作拚死斗争的心情。例如在散文《火的记忆》中，作者在叙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所引起的自己的愤怒心情以后，接着热烈地呼唤：“倘若我能活着，能够活下去，谁又能给我暴风一样的力，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扼住所有的敌人的咽喉，一直到他们倒下而且灭亡!”又如，在散文《从灰暗的天空里》中，鲁彦深情地怀念着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下的故乡，控诉了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奸淫抢掠的滔天罪行，最后则倾诉了自己心中燃烧着的战斗愿望：“不，我不愿在这里徒然的述说那些控诉了，我要飞回去，从这灰暗的天空里飞回我的故乡，带着这些声音，和发亮的枪尖一起。”王鲁彦反复抒发这种渴望战斗的情绪，对那些正在蒙受巨大灾难的同胞和奋起抗击侵略者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深沉有力的鼓舞。
 王鲁彦这时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陈老奶》和《千家村》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942年发表的《陈老奶》并不是写前方的浴血战斗，它写的是坚强地和民族共同求生存的人民。主人公陈老奶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但是她的性格却象磐石般坚强。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她经受着异常严峻的考验：第二个儿子被战争卷走，杳无音讯;大儿子又患病死去;在商人的盘剥和反动政权的敲榨下她还受到破产的威胁。但是陈老奶带着一个寡媳和幼小的孙子顽强地生活下去，她时时鼓舞他们，在困难的时刻要坚强，要看到明媚灿烂的明天。即使是在她即将死去时也还对媳妇说：“别伤心呀，记住我的话：做人总是要吃苦的……先苦后甜呵，你总有快乐的日子。”作品还通过一个人物这样赞扬陈老奶：“看看榜样吧，年轻人!个个都象她，就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担当得起!”陈老奶在任何残酷的考验面前，都坚强地挺立着，永不动摇。鲁彦在这里不仅是单纯写一个老奶奶，他是通过这个形象写出了一种堂堂的正气与豪情。当我们的民族遭遇着最严峻的历史考验的时刻，她是多么需要这种什么都担当得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坚强的人民呵!因此，这篇作品虽只是对普通人的一曲礼赞，然而却闪耀着灿烂的时代精神的光辉，因而它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千家村》也是一篇优秀的作品。主人公秋光在外乡奔波了十多年，当他回到了“曾经遭遇过三次的战争”浩劫的故乡时，看到的并不是绝望与悲伤，而是家乡人民深沉的仇恨，高度的警惕性和昂扬的斗志。这一切激动着秋光，使他的心中沸腾着复仇的愿望和责任感，他只住了一夜就告别千家村，他要去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贡献出更多的力量。这个作品歌颂了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坚韧不拔的自信心。《陈老奶》和《千家村》这两个短篇小说，都以其对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乐观情绪和坚毅的态度，而受到读者的重视与称赞。只要将《陈老奶》同《屋顶下》作比较，将《千家村》同《秋夜》作比较，读者就会清楚地看到，鲁彦对前途的乐观态度，对群众力量的深刻认识，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这反映了鲁彦思想的明显进步。另一方面，鲁彦最后的这几篇作品也显示出他艺术上的日趋成熟。对现实生活的忠实而朴素的描绘，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荡漾于字里行间的浓郁诗意，流畅而抒情的叙述语言，这些因素形成了鲁彦这时期作品显著的艺术特色。
 鲁彦的思想和创作所呈现的新面貌是十分可贵的，它预示着他的生命和创作即将展开一个绚烂的光辉时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病魔与死神已悄悄降临他的身边。他先后患了恶性疟疾、肺结核、喉头结核、直肠周围溃疡症等，身体十分衰弱，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又异常窘迫，没有钱治病和营养，甚至没有钱买米，只能一天吃两餐。在桂林期间，进步文艺界曾几次发动募捐给予救济。1943年夏，因夫人覃英接受湖南茶陵第二中学聘请前往任教，鲁彦亦由桂林移居茶陵。1944年7月由于日寇逼近茶陵，鲁彦一家又返回桂林。旅途的颠簸，加上一家老小的啼饥号寒，使他的病情日益严重。终于在当年8月20日在桂林逝世，他只活了四十四岁。他临终前曾对他的亲友说：如果我再活二十年，那么一定要比过去的二十年更为充实。在鲁彦的生活旅程上，沉重的经济、政治的压迫，窒息了他的才华，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通过曲折道路看到革命真理的阳光，生命史上即将开始新的一页的时候，他却过早地离开人世。王鲁彦的一生，是旧中国一位富有才能的文学家在社会压迫和贫病交困中过早夭折的悲惨的一生。
 王鲁彦逝世以后，桂林文艺界为他举行追悼会。《广西日报》于8月30日发表了署名桂林文协同人的《悼鲁彦先生》一文。这篇文章指出：“鲁彦先生，终他的一生，始终具有那种强烈的正义感，那种嫉恶如仇的灼热心肠，无论如何，这一点却保证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战斗事业的继续，直至最后。”又说：“他的生命的过早中断，表面上固然是由于贫病，究其实是更有深刻的原因在的。贫病是旧社会加于叛逆的作家们身上的‘赐与’这是周知的事实，不待解说。但更利害的却是精神上的桎梏，把一个人的灵魂弄到窒息的恶毒的禁闭。”桂林的进步文艺界为王鲁彦的早死，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的黑暗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鲁彦逝世以后，周恩来发来唁电，叮嘱家属“善抚遗孤”，并请冯雪峰转送给家属抚恤费伪法币一万元，还亲自安排接鲁彦的家属去重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作家王鲁彦逝世的哀悼和对鲁彦家属的关怀。
 著名作家巴金在鲁彦逝世后写了一篇题为《写给彦兄》的悼念文章，文中曾谈到他年轻时受到鲁彦作品的影响：“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青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1945年5月《文艺杂志》重庆版新1卷第1期)。鲁彦的作品，不仅曾经震撼过年轻的巴金的心，而且几十年来，它还感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在社会主义时期，王鲁彦的作品仍旧是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它依然能够给予今天的读者以精神的力量和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