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彦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作家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常见的情形有两种：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如今已年满七十岁的老作家王西彦，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就曾经这样说过： “自己最初的提笔写作，并不是企图当一个作家，而是由于生活的迫促”(《飞翔和大地》，载《青春》1981年第2期)。开初是倾泻冲动之工具，其后是追求人生之方式，文学就是这样逐步和王西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使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整整跋涉了五十一年，并至今笔耕不息。
 

一

 1914年农历10月6日，王西彦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东乡青塘下村。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乡下私塾先生，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很聪慧、勤劳的童养媳。作家的童年是在一个封闭、荒僻、穷窘的生活氛围里开始的。虽然他的家境在那个浙东的小山乡还算过得去，但三个姐姐从小当“童养媳”，历尽非人苦难的不幸境遇，街坊邻居的终岁辛劳而不得温饱，或者逼女从妓，或者流落街头的凄惨景象，都在王西彦童稚的心灵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他揭开了人生的最初一页，使他在对生活的奇思异想中，又充满了强烈的困惑和深沉的迷惘。在家乡读完私塾小学不久，母亲便因病去世。1925年，王西彦到县城就读高小和初中。1930年初中毕业，王西彦带着求知的渴望也带着解求人生之迷的希冀，到省城杭州，考入官费的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这个学校有着比乡、县学校远为丰富的各类图书，它极大地吸引了王西彦，他如“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一样，广泛搜求和阅读各类文学书籍。作家谈到这一段生涯时，曾这样告诉人们：“我不仅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阅读文学书上，有时自修室熄灯以后，还要凑到路灯底下去读，中国的、外国的，先是近于无选择的，后来就有了偏重，对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发生了兴趣。”(《我怎样学习写作》，载《东海》1981年第5期)。在此期间，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声势渐大，影响渐广，王西彦因此而接触到《萌芽》、《拓荒者》、《少年飘泊者》、《短裤党》等进步文学刊物和文学作品。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和我国左翼革命作家的一部部愤世之作，使王西彦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生活。他开始透过自己所耳濡目染的劳动群众悲惨生活的表象，思考隐藏在这背后的更深沉、更本原的东西。他也开始在欣赏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同时，学习和留心其中的艺术上的方法和技巧。于是，在就学于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毕业前夕，王西彦便以《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处女作的酝酿和写作，正式宣告了自己对生活与艺术的探求的开始。
 1933年夏，拿到毕业文凭的王西彦，放弃回义乌当首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用节余的一笔伙食费买了火车票到了上海。后又凭一位熟人的帮助，只身到了古都北京，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系。虽然获得了学业，但由于身无分文，生活却不时陷于困境。万般无奈之中，他想到了带在身边的《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小说稿。于是，便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把稿子寄往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不料，稿子被正式发表，并收到编辑先生热情的鼓励信和一笔在当时颇为可观的稿费。这不仅极大地慰藉了生活无着的王西彦，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他投身文学的强烈兴味。此后，在痴迷文学和维持生计的双重动力促迫下，蛰居在北京“浙江会馆”的一间陋室里的王西彦，接连在《国闻周报》、《文学》、《作家》、《文学家》、《光明》、《中流》等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学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成为当时北平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中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奠定了自己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不断迈进的最初基石。这个时期，王西彦一面写作，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左联”的活动，并在1936年当选为“左联”扩大后的“北平作家协会”的候补执行委员。
 从1933年到1936年，可以看作王西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王西彦主要是以浙东家乡的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无告的小乡民的狂狷生活和乖蹇命运，折现乡土之悲凉，社会之浑浊、人生之惨淡、时代之灰暗。
 由三个小故事所组成的《车站旁边的人家》，虽是王西彦的发韧之作，但入世深沉，文笔老辣，显露出了他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方面的不凡才力。第一个故事《下雪的日子》，写的是生活赤贫的章九爷迫于一家的生计，不得不叫儿媳妇去车站卖身，并把九岁的小孙女送人当童养媳的事情，冰冷的雪天与破败的家景重叠在章九爷家里，使人感到格外凄凉。尤其是作者多以年幼的翠翠和毛毛的纯真眼光看浑浊的世界，让小孩跟大人一起悲哀，忧伤，更增添了作品的撼人力量和凝重气氛。接下来， 《夜宿》和《小喜剧》两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乡村妇女在土地上失去生活的希望之后，便只好在客栈里卖身求生的屈辱生活。虽然作品不象第一个故事那样令人窒息，但作者在青年妇女的故作欢颜中不时透露出的她的抑郁和隐痛，却使人明白地感觉到，在不幸的社会里更为不幸的妇女，不管她们怎样在生活中努力挣扎，都逃脱不了任人宰割的悲苦命运。《车站旁边的人家》虽然表现出王西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不够重视，同一作品中前后的情调和笔法还不够统一等缺陷，但它揭露社会疮痍不留情面，状写贫苦农民饱带深情，以及追求景、情交融的艺术效果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切出自于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中学生之手，应当说，起点是并不低的。
 作者接下来发表了《悲凉的乡土》，这仍然是由几个小故事构成的一组小说。给死了妻子的杜奎伯奶养孩子的刘兴嫂，因丈夫中风而无钱买药，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同自己一样清贫的杜家讨奶钱，结果不仅未能得到钱，反而逼走了孩子(《讨血钱》);一个有着五张口的人家，病困交加，衣食无着，脾气暴戾的父亲怀着莫名的怨恨，骂妻子，打孩子，并逼着十三岁的女儿到“下路”去讨活命，八斗田又因天早而枯萎，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绝望之中杀死了自家五口人(《毒虫草》);童养媳凤囡仅因曾挨着一个男人坐过，便为村人所不齿，她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仍免不了遭受小丈夫的凌辱和婆婆的毒打，她没有笑，也不能哭，只能在夜里“幽幽地抽泣”(《凤囡》)。四个故事，一个比一个凄惨，四幅素描，一幅比一幅晦暗。作者没有去写人们习见的富人对穷人的直接欺压，而是以较多的笔墨去写穷人之间的生活搏斗，家人之间的无端怨怒，社会不仅钳制着他们活命的每一条生路，而且把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扭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有什么描写比这种同阶层的人们不得已而相残更使人心悸、心酸的呢?王西彦诉说的这些可惊、可愕的故事，以自己独特的生活发现，把乡土之悲凉，世态之炎凉，揭露得真可以说是丝毫无遗了。
 沿着《悲凉的乡土》的路子，王西彦先后写作了《摸秋》、《苦命人》、《寻常事》等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还是满含着强烈的爱憎，或者写童养媳在封建家教和贫困生活的双重压榨下的无力挣扎，或者写贫苦人家的少女为养家糊口所迫忍气吞声地从事着卖身苦行，以自己那虽不宏大，但却深沉有力的声音，继续为故乡的劳苦大众诉不幸、鸣不平。大概是已经比较熟悉城市贫民生活的缘故，约在1936年前后，王西彦开始写作以城市小市民为主人公的作品，如《古城的忧郁》、《泡影》、《投靠》、《哥哥和警察》等。虽然作品的背景由浙东山乡移到了北方都市，但人们看到：作者观察生活和眼光并未改变，还是把艺术摄象机对准社会下层的人们，表现他们在富户、地痞的欺压下生活命运的种种不幸和辛酸。这一时期，王西彦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新的动向。
 在艺术上值得一提的是《两姊妹》。这篇小说约有3万多字，采用的是书信体形式。引人注意的，倒不是它的形式有什么新奇，而是这篇作品，人物形象格外的扎实和丰满。作品通过姐姐给妹妹倾诉衷肠的10封信，把一个先是沉浸在爱的欢娱里，后来又感到爱的乏味，最后又难于忍受爱的禁锢的女性的麻木、觉醒和探求的思想过程，揭露得细致入微，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既不讳言幸福而又在积极争取有价值的人生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从内心到外形都栩栩如生，并且不屈从于生活命运的安排的形象，在王西彦作品的人物系列里，应当说还是不多见的。这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上了一层楼。
 从题旨上看，饶有新意的是《曙》和《夜店》、 《寻找道路的人》。前一篇小说以纺织女工金小妹等不堪忍受欺侮而勇敢奋起的经过，正面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团结抗争精神。后两篇分别写了颠沛流离中的流亡者为寻求人生道路在茫然无助中的执着，坚韧的探求。这些不甘于悲苦的人物，是王西彦的人物画廊中的一批新人。无庸讳言，这些反映了作者审时度势的眼光进一步开放和深邃的作品，由于写的多属自己并非熟悉的人和事，人物形象略嫌单薄，艺术针脚也较为粗糙，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看来，艺术上的求深、求新、只有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进行，才能够获得更为完美的成功。
 总体来看，王西彦从1933年到1937年期间的创作，在站稳脚跟的同时，是有所拓展、有所进取的。他描写的题材，由单一的浙东农村生活扩伸到后来的青年爱情生活，都市市民生活，他推求的主题，由自暴自弃的怨艾逐渐转向不甘沉沦的抗争，努力超越自己原有水平的探求，是明显可见的。尤其是他在为期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形成了近距离观察人生、直书所见、所闻，直抒所感、所思，为贫苦农民、市民立传代言的强烈激情力透纸背等艺术特点，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王西彦，在站在悲苦的乡民的角度，来看待和表现那个悲凉的乡土的。作者本人就曾多次申明他所写的几乎无一不是没有生活实据的事情，有些甚至是真实生活经历的照直摹写。事实上，人们从王西彦的作品中，也很难觉察到作者运用想象进行艺术虚构的成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他的作品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一方面也给他的作品带来蕴藉不够，过于显露的缺欠。当一个作者既忠于自己的描写对象，又比自己的描写对象站得更高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提供出比叙说一个不幸事件更具深刻意义的生活内容。从这一方面看来，王西彦的创作开拓期，既不乏硕果，也确实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着力解决。
 

二

 1937年7月，王西彦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离开了自己学习和生活过五年的北平，南下上海，到温州师范学校短期任教。1938年2月间，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去做战地宣传工作。不久，武汉沦陷，作家又先后到湖南、浙江和福建等地，从事有关抗战的工作。其间，曾主编过《现代文艺》月刊。
 由于深入到了抗战的漩涡之中，王西彦对祖国在侵略者的肆意践踏之下，士兵们的浴血奋斗，人民的流离失所，有着真切而深刻的感受。作家沿途记录和整理着自己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采撷到的第一手材料，先后写出了《荒村》、《遭遇》、《仇恨的生长》、《在路上》、 《眷恋土地的人》等作品，以对苦难的动荡生活的如实描绘，掀开了自己创作上的新的一页。
 作家最先的锋芒直指日本侵略军的种种暴行和兽行。《荒村》给人们诉说了日军把一个贫瘠的山庄掠夺一空后，怎样对纤弱的母女俩狂施兽行，使八岁的小芹芹悲惨丧命;《仇恨的生长》又告诉人们：日本飞机追着老百姓扔炸弹，一个炸弹就炸死上百个无辜百姓，使无数人的家园毁于一旦。作者满含义愤写状文，字字句句都浸透着血泪。它向人们通报了侵略者的罪恶、受难者的遭遇，也激发着人们挺身奋起抗强暴、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卫国斗志。
 稍后，作者又在《刀俎上》、 《麻舅舅丢掉一只胳膊》、《眷恋土地的人》等几篇作品中，描写贫苦农民带着家仇国恨浴血抗战在第一线，而国民党的军队却消极抗击侵略，积极搜刮民财，作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真正在抗战的是苦难的、爱国的人民。他们默默地忍受，默默地流血，默默地战斗，同那些空喊抗战口号的国民党军政权贵们比起来，他们是最富有民族精神的可尊敬的人。
 作者作于1939年初的《海的喧嚣》，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渔家少女野鸭子的形象，她不同于王西彦作品中的多数低头缩胸的女性，她敢于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还敢于在大人们和老人们被洋炮打得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发出报仇雪恨的第一声呐喊。她昂着头爱，昂着头恨，浑身散发着一种新时代所特有的劳动女性的纯朴、蓬勃的生气。人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沉闷时代的亮光。
 另一篇《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的小说，也是颇有意蕴的。小说写雇工李娃娃在某抗战医院当担架兵前后的有关生活。他在战火纷飞中不知劳累，不避艰险地抢救伤兵，别人牺牲，他悲痛得不能自己，而自己中弹奄奄一息，却不吭一声。他是忠厚的，英勇的。然而，他的妻子被少东家所长期奸占并怀孕，自己却稀里糊涂，还直唸叨少东家的好处，这又表现出了他的愚昧和麻木。如果说李娃娃还只是令人遗憾的话，那么，欺侮老实人的少东家就简直可恶之极了。穷人在抗战，抗战的在献身，而富人在享乐，享乐的又在坑害抗战的。这就是王西彦所勾勒出的发生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土地上令人气愤而又比比皆是的咄咄怪事。
 关于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王西彦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重读当时写下的那些近似速写或战地报道的作品时，我只遗憾自己写得太少，且也写得太肤浅，太浮光掠影了”(《悲凉的乡土·自序》，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词，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近似速写或战地报道”的说法，却是有着一定道理的。王西彦这一时期的十几篇作品，除少数外，多数是写于抗战征途的旅次之中。作家在抗战之初的北京，蓄积了满腔的抗日激情，对抗战的爆发怀抱着相当的热望。但当他到了抗战前线，目睹了人民受难和高喊抗战口号的并不真正抗战的种种实情后，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消极抗战者的怨怒一齐进发，说明和揭露事实真相，就被他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发表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而不及推敲其所要的表现的是否深邃和含蓄，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因此， “速写或战地报道”式的作品，是王西彦的创作进入到抗战的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由客观摹写乡村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的悲痛和哀叹，到主动反映劳动人民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第一线中的英勇业绩，作家创作上的这一进步，是他紧随着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步履而进步的结果。人们从作品中也不难看出：虽然作者着眼于生活中的苦难和血泪，但巳不是站在狭小的天地看待生活、悲叹个人的不幸，而是力求站在更广大的群众的一边，放开胸襟抒写民族仇，阶级恨;在对生活的反映上，那种只注意具体事件的诉述，而很少顾及时代风云的现象有所克服，作品的时代气息和社会意义明显增强。这些思想内容上的新开拓也势必带来艺术描写上的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作品的内在激情增强了，人物形象鲜明了，艺术节奏明快了，但也因为作者下笔常常过于急促，作品的主题深化不够，语言提炼不够，使作品在引人的魅力上也打了不少折扣。这虽然不能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苛求作者，但就作者创作的全面发展来看，却不能不是值得提出来的问题。因为增强作品的思想力量和时代气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弱作品的艺术色彩。从作者这一时期的《海的喧嚣》等力作来看，即便是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政治性与艺术性也是可以较好地结合起来的。
 

三

 1942年至1948年，王西彦辗转于广西的桂林、平乐、南宁和福建的永平、福州、南平等地，先后任中等师范学校教员，出版部门编辑和大学教授等职。1949年4月，因参加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又离开广西南宁到湖南的长沙。
 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的经历使王西彦产生了新的感受、新的冲动，因而在这一时期，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的表现为主，踏上了创作道路的新阶段。由于作者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历经苦难的知识分子，能够设身处地体察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和感情世界，而且看得多，想得深，他的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大都颇具光彩，充满着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作家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所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如果仅从题材上看，作者写于1936年的《找寻道路的人》，就是一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小说写高等学校毕业生严俊文因失业无以养家糊口，象“一头”到处碰壁的“困兽”游离于生活之外。作者不重在写知识分子本身，而是旨在揭露社会的荒谬和无情。作者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有些不同，他写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也写他们的心理状况，写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际，更写知识分子的艰辛探求，力求用自己的作品显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苦难历程。
 四十年代初，作者在《走向旷野》、《家鸽》等作品里，写了不满足于“金丝笼里的清水米”的生活，力求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知识女性形象。虽然有的(如吴彤霞)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有的(如姚文英)未能如愿以偿，但那心向广大的世界，希图置身于生活的激流的追求，不免使人肃然起敬。与这些单纯的热血女性比起来，《春天》里的莫立明，《假希腊人》里的贾自我，《清醒的醉汉》里的卓竞成，《静水里的鱼》里的翁子怡，这些也曾是满怀热血的知识男性们，就显得复杂，深沉得多了。他们满腹学问，却报国无门，求生无路，他们心怀热望，却辄遭打击，无以寄托，或者在同自己所钟意的女性的爱情结合中寻求一点精神刺激，或者在醉酒的朦胧里发泄自己的生活激情，或者干脆在老庄哲学、希腊主义里觅求自我解脱。当这种人为的生活波澜平息了、消失了之后，他们无不陷入一种更大、更深的生活和精神的困境。作者在这些作品以及《夜宴》、《风雪》、《一个小人物的愤怒》、《人的世界》和《乡下朋友》等同类题材的力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在被压抑和被扭曲的情况下产生的种种矛盾心理，更写出了知识分子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的封闭、沉闷和阴暗。因此，人们从作品中强烈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打破禁锢自己的社会牢笼。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王西彦是写知识分子在旧时代的种种苦难，不如说他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敲击着旧时代的丧钟。
 或许是中短篇的形式还不足以倾泻自己蓄积已久的心绪和和激情的缘故，这一时期，王西彦一连写出了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古屋》、 《神的失落》和《寻梦者》，均是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绘影造形的。三部长篇小说虽然字数都不过十几万字，但构思精巧，描写细致，都有一定的分量。
 1940年动笔。1943年脱手的《古屋》，是王西彦系列长篇中的第一部。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这部作品虽然在结构和情节上缺少变化，显得刻板一些，但在主题与人物、心境与场景等方面的开掘和描写上，有力地显示出了作者艺术创作上的新进展。作者以家道中衰的“孙家大屋”的种种隐秘的探寻者的身分，眼观周围的畸人怪事，寻思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本质因素，如同层层剥笋一般揭示出了“古屋”走向衰亡的主客观原因。作品的主要贡献，当然在于塑造了古屋现时之屋主孙尚宪这个不同寻常的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形象。他同情抗战，却蜇居在古屋里不问世事;他乐于读书，却一门心思用在修身养性上;他理解“新派”，却又顽固地坚守封建的伦理道德;他明知别人不愿同“古屋”一起毁灭，却要依仗宗法，家法把潜在的叛逆者禁锢在“古屋”;他深悉“古屋”在日益分崩离析，却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表面的安宁和体面。在与客人高谈阔论时，他豁达大度，和善随和，而在履行“屋主”的权利时，他却往往偏执和专断到残忍的地步。他不是一个糊涂的封建卫道土，而是一个眼见大势已去而又不肯认输的时代抗拒者，唯其清醒，才更加可悲。作者没有把这个人物简单化，既写了他思想上坚持守旧的一面，又写了他有时也向往进步的一面;既写了他崇尚空谈，自以为是，养尊处优等致命的个人局限，也写了家庭出身、生活地位和传统习惯等客观因素对他的制约和影响，使这个人物和他的失败的挣扎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对人物形象的这种精细刻画，加上作者对随同着主人的没落而日见破败的“古屋”场景的深含寓意的描写，以及用论辩性的哲理语言构成的人物对话，使得《古屋》具有一种引入入胜、启人思索的艺术力量。
 分别作于1945年的《神的失落》和作于1947年的《寻梦者》，都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悲剧性的爱情生活的。前者写旅居偏僻小城的青年教师马立刚，在失恋所造成的苦闷中结识少女高小筠，两人情投意合，倾心相爱，互相唤起了对方的生活的热情，但不料中途杀出了高小筠的流氓表哥，他依仗自己有钱有势，霸占了高小筠，使马立刚的幸福和希望化为泡影。后者写大学毕业的富家子弟成康农，爱情失意后怀着厌世情绪来到一个僻静的山寺，苦闷中为天真、活泼的洗衣女赛男所吸引，重又萌生新的爱情和建立起新的生活信心，但自己所痴迷着的赛男却因门户不配拒绝与他结合，迭遭打击之后，他才得知自己不过是在寻梦而已。两篇作品人物和故事各异，但题旨却大致相似，都以心醉的开始和心碎的结局反映了青年男女的不如意的爱情。作者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本应美好的爱情唱丧歌呢?这里体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整体生活的独到理解。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尽管高小筠有钱的表哥的出现，赛男出于想爱而不能爱的拒婚，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钱有势的人主宰着别人的命运，门当户对的习俗决定着婚配关系，那时却是天经地义的和极为普遍的。它们象一条条无形的鸿沟横亘在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之间，使他们不能自主自己的爱情。青年人的初恋没有好结果，那么中年人的爱情生活又怎样呢?在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里，王西彦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们要么和自己根本不爱而又不能拒绝的异性勉强凑合，从一开始就互相套上了枷锁，要么侥幸和意中人成婚，而短暂的蜜月之后便是无尽的苦难，甜美的爱之梦终于被债务、家务和战事所撕碎。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作者反复咏叹的，是这样一个无情而又实在的真理：在满身疮痍的社会，难以找到美满的爱情。作者笔下的许多人，无不是在曲折而坎坷的爱情历程中，认识了复杂而艰险的社会生活，从而更加清醒了。失去了爱情，领悟了人生，把追求爱情的热力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作者深蕴在作品里的这一用血和泪铸成的深刻教益，是读到这些作品的青年所不能不记取的。
 作者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人》，虽然也写作发表于这一时期，但前一部记叙两对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男女，在闭锁、迷信的乡规民风、封建的保甲制度和异族侵略的巨大灾难的一次次打击下终遭失败，后一部写勤劳、善良的年轻农妇银花不幸死去丈夫、失去女儿，又受尽公婆及家族的歧视、凌辱和乡保长的欺诈、勒索而含悲自尽，从题材的选取和主题的追求来看，作品显然属于作者对家乡故土的贫苦农民的凄惨命运的新挖掘和再表现。由于作者差不多是经过了十年创作历程之后，再回过头去写“悲凉的乡土”，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邃上，还是艺术描写的圆熟上，都非作者第一阶段的创作所能相比。尤其是《微贱的人》写农妇银花，一方面极力展示她的勤朴、端庄和善良，一方面又放手铺陈伴随着她的种种天灾和人祸;一方面抒写她的坚贞不屈的个人反抗，一方面又绘描比她个人的力量大得多的黑暗势力。这种在强烈对比中对善有恶运，美不敌丑的荒谬现象的描写，使社会的助纣为虐和穷人的走投无路，令人战栗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加强了作品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微贱的人》不仅在作者的创作中放出了异彩，就是在当时农村题材的整个创作中，也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同作者在这一时期精心酿制的篇短意深的《黄昏》、《老太婆伯伯》、《隔膜》等一起，构成了王西彦在四十年代与真切发掘知识分子问题双峰对峙的一个深刻再现农村苦难的创作高潮。
 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王西彦四十年代的创作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不算那些为数不少的散文和杂忆，即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者这一时期就先后写作和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这些题材涉猎广泛的作品，大都做到了深沉、丰盈的思想主题和精心、细致的艺术描写的较好结合，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如果再作一点具体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他创作的第一阶段存在的凭借直观性的感受创作的不足，在第二阶段存在的质胜于文的缺陷，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克服。作者那善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选取血泪和伤痛的艺术摄象机，举得高了，望得远了，因而一个个生活场景的画面更为雄浑，具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在艺术描写上，那种照直摹写生活的略带自然主义色彩的手法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生活事实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的艺术再创造，熔描写、叙述、议论于一炉，直现中渗进了思考，直率中增加了含蓄，在以气夺人中还力求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作品充溢着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深沉意蕴。作家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中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四

 1949年，王西彦在湖南长沙迎接了祖国的解放，随即被聘任为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至1951年，他参加了湘东老苏区和皖北老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到1953年，又两次到朝鲜抗美援朝前线访问。1954年，调任专业创作。在此前后，作者担任了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南文联和华东文联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和上海市作协分会理事。
 劳动人民结束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知识分子也为党和人民政府所重用，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目睹了新旧社会里人们两种不同的境遇和命运，参加了人民建设祖国和保卫和平的火热斗争，王西彦这个在过去年代的创作里没有写过笑声、没有写过欢乐的作家，切实感到自己曾诅咒过的真正完结了，自己曾梦想过的真正实现了，人们真正进入了“唱赞歌的时代”，从而，他以无比欢快的热情又投入了对于新生活的礼赞。
 作者先后写作和发表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朴玉丽》，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新的土壤》，散文和报告文学集《湘东老苏区杂记》、《为了祖国和人类》。1963年，倾透作者心血的两部长篇巨制《春回地暖》(上、下卷)、 《在漫长的路上》(第一部)先后问世。前者调动了作者深入土改生活的经验和青少年时代对农村生活的体验，以丰富的内容和鲜活的人物，再现了土地改革期间我国农村生活场景，后者发挥了自己熟稔知识分子问题的所长，描写了在解放前夕的动荡岁月，不同精神状态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遭遇和曲折前进历程。在一个并不长的时间，相继拿出这样两部颇具分量的长篇小说，这说明作者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巨大的青春力量，并葆有旺盛的创作激情和深厚的艺术功力。
 王西彦曾在解放前的创作中显露出来的理论兴趣和理论素养，在解放后也得到了应有的发挥和发展。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对于许多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都有出自深思熟虑的有力发言。他在《赞歌和挽歌》、《唱赞歌的时代》、《论阿Q和他的悲剧》、《从播种到收获》等理论集子里，谈创作技巧，谈鲁迅遗产，评作品创作，论文艺思想， 有感而发， 直抒已见，不少文章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取得了比他的创作毫不逊色的成就。
 在十年浩劫之中，王西彦不仅未能幸免，而且还被江青、张春桥列为上海文艺界的第一批打击对象，长期遭受迫害。打倒“四人帮”之后，作家第二次获得新生。他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又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创作。近几年来，他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的职务，积极从事文艺的组织领导和培养新人的工作，但在创作上也毫不懈怠，除继续写作《在漫长的路上》的第二、三部外，还写作并出版了《炼狱中的圣火》、 《忧伤的世界》、 《晚望》三本散文集，并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王西彦告诉人们，他“至少还能再写十年” (《给读者打开自己的窗口——访王西彦》，《文艺报》1984年第2期)，作家的这一发自心底的预言，反映了他的艺术目标的远大和创作热情的旺盛，这是令人欣喜的，也是令人钦敬的。
 从1933年迄今，王西彦已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了整整五十一年。五十一年，作者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丰硕的成果，给我们勾勒了中国农民和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以来，从黑暗走向黎明，从绝境走向新生的不寻常的历史的某些侧影。透过这沾带着不同时期的生活泥土，也渗透着作者孜孜以求的心血的艺术画卷，人们不难着到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在历史的脚步声中寻求艺术节奏的不懈的追求。
 

1984年10月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