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因民生艰 故作诗图教——楼璹与《耕织图》

唯因民生艰 故作诗图教——楼璹与《耕织图》

男耕女织是我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南宋初年鄞县人楼踌所作的《耕织图》系统而又具体地描绘了当时农耕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农耕和蚕织生产的各个环节，反映了宋代农业技术发展状况，所以被誉为“中国最早完整地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界上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在其问世以后的近千年里，曾四次被画家临摹，其中清康熙年间焦秉贞奉旨临摹的耕织二图以《御制耕织图》为名印行成书，颁行天下，流传民间，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耕织图》也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的科普作品。它与鄞县南宋学者王应麟所编著的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文教育启蒙和生产科学普及读物的“蒙学双璧”。

楼璹（1090—1162），字寿玉，又字国器，号仰啸。其父楼异因废广德湖为田岁增赋收万余石而官至平江知府。楼璹以父荫而得官。进入官场后，楼璹即以其干练脱颖而出。初在婺州（今金华市）任佐贰官，当时婺州每年上贡朝廷的丝织品数额巨大，百姓负担沉重，楼璹根据实际情况将奏书呈至杭州，力陈减免理由，于是朝廷减少了征收数额。当时州县主官多不知赋税细节，各户承担的数额均由吏曹决定。楼踌根据各户情况决定各自数额，并在公共场所张榜公布，予以公示，这样一来，百姓都心服口服，乐于交纳，任务也顺利完成。稍后，婺州属下的兰溪县有大盗横行无法，州县的官吏久捕不得。楼琦受命去兰溪处置，在深入调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一举捕获群盗并将他们处决，社会治安为此大变。从这一文一武的行政行为中显示了楼璹的从政能力和为官品质。这位年青的官员因此得到提升，被授予于潜（今浙江临安）知县之职。

楼璹到于潜县后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情况，经常到各地乡村深入调查，结合他在故乡鄞县的生活经历和婺州的从政生活，“感念农夫蚕妇之苦，安访始末，作《耕》《织》二图”（《耕织图后记》）。他把江南地区种植水稻和养蚕、织绸的全部过程，绘成四十五幅画，每幅画都配一首五言律诗诠解图意。

此时适逢朝廷遣使巡行州县，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楼琦因重视农业生产而被评为知县中考绩最高的等级。他的事迹经朝臣推荐后受到宋高宗的重视，于是高宗接见楼璹予以慰赏，召对之时，楼诗趁机将《耕织图》进呈皇上，高宗看后大为赞赏，并宣示后宫给吴皇后及嫔妃传阅。吴皇后对《耕织图》也非常欣赏，并让皇家画院中的画师临摹二十四幅《织图》，改名为《蚕织图》，又根据她养蚕的经验在图中作了题注，从而更丰富了《织图》的内容。

楼璹因进呈《耕织图》升任邵州（今湖南宝庆）通判，时在绍兴五年（1135）。绍兴十年（1140）因广州舶商诉讼市舶使弄权违法，宋高宗命令相关部门推荐新任人员，楼璹因清廉能干获得此职，该年到任后，楼璹不负众望，“尽削前弊，较量珍货，使贾胡自持权衡，诸蕃咸服”。绍兴十五年（1145）为福建市舶，历荆湖北路、南路、淮南路三转运判官，绍兴二十五年（1155）迁知扬州兼淮东安抚使，绍兴二十六年又主管台州崇道观，遂致仕。累官至朝议大夫，封奉化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楼踌致仕后，优游自适，凡七八年。以范仲淹创义庄例，捐田五百亩为义庄，以救济楼氏宗族中的孤寡老幼。当时宁波滨江之堤遭毁，楼璹又以钱百万倡集乡民共同治理，使多年水患为之而解。绍兴三十二年（1162）楼琦去世，年73岁，葬于奉化县南山之原。楼琦从政“持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致仕后忧国忧民，兴利乡里，可谓是南宋时期鄞县人中的优秀人物。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绘制了影响巨大的《耕织图》。这不仅遗泽千年，造福后人，而且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为鄞州人嬴得了世界的声誉。

《耕织图》分耕、织二图。耕图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包含了浸种、耕、耙耨、秒、碌磕、布秧、收刈、簸扬、入仓等环节。织图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包含了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余桑、上簇、择茧、络丝、攀花、剪帛等过程。每事绘成一图，配以五言律诗一章，每章八行四句，演绎图意，农桑要务，尽在其中。

《耕织图》中不仅图面精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农桑状况，而且配诗也同样具有准确的叙事功能和浓郁的艺术特色。如第一首《浸种》云：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筠篮侵漪碧，嘉谷抽新萌。

西畴将有事，耒相随晨兴。只鸡祭勾芒，再拜祈秋成。

当春回大地、溪水初激、绿草浅碧之时，正是稻种发芽时际。农民修犁锄、祭芒种、备春耕、祈求今岁丰成。诗画之间，使人犹入宋代的江南水乡，有身临其境之感。

又如楼踌对插秧图中的配诗是这样写的：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溪南与溪北，啸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

边插秧边唱歌，这源自劳动的歌声充满了创造的快乐，表现了江南水乡农村的盎然生气。作为于潜知县的楼璹，将鄞县的秧马教给浙西于潜的农民，在传授农业技术中提升了当地的技术水平，也因此创造了他的政绩。

在《耕图》的最后两首诗：《入仓》、《祭神》中，作者这样写道：

天寒牛在牢，岁暮粟入庾。田父有余乐，炙背卧檐庑。

却愁催赋租，胥更来旁午。输官王事了，索饭儿叫怒！

一年农事稠，民庶皆安逸。歌谣遍社村，共享升平世。

五风君德生，十雨苍天济。当年后稷神，留与后人祭。

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楼琦这样写是很难得的。在京师临安之旁的农民一样饱受政府的横征之苦，“却愁催赋租，胥吏来旁午”。这种直面社会矛盾和生存状态的诗句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历史实况。当农民辛勤一年后将劳动果实输送时，农民的儿女却因吃不上饭而怨怒不已！然而毕竟是在南宋初年，当人们从金兵的铁蹄下劫后重生，当人们在和平的江南安宁地生活劳动时，回顾不久前兵荒马乱的岁月和颠沛离异的生活，毕竟有着团聚的快乐和安宁的满足，毕竟有着新的希望和期待。于是“歌谣遍社村，共享升平世”，“当年后稷神，留与后人祭”。历史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和斗争中曲折地前行。楼璹的配图诗为这一段前行的历史留下瞬间的映照。

在《织图》中，楼璹在二十四幅图中同样配以五言律诗，共24首，以细腻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养蚕的全过程和蚕妇织女的辛勤劳动。

同《耕图》中《浸种》一样，第一首《浴蚕》也是从回春之时开始的。

农桑将有事，时节过禁烟。轻风归燕日，小雨浴蚕天。

春衫卷縞袂，盆池弄清泉。深宫想斋戒，躬桑率民先。

寒食节后，燕子归来的春社日，养蚕开始了，养蚕从孵蚕（浴蚕）开始，这一天，贵为国母的皇后斋戒祭祈蚕神（嫖祖娘娘），以示虔诚。

养蚕需要桑叶，而采桑则充满了乡村独有的欢乐。在男女有别的宋代，采桑时节是男女相会的良辰。

吴儿歌采桑，桑下青春深。邻里讲欢好，逊畔无欺侵。

筠篮各自携，筠梯高倍寻。黄鹂饱紫甚，哑咤鸣绿荫。

如果不配在图中，这也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佳作。陌上桑间向来是男女相亲、两情相悦之处，况且又是春意正浓、春情荡漾之时，又在民间轻侈、民歌婉约的三吴之地。于潜地属三吴中的西吴。婉约的民歌与优美的黄鹏声相呼应，发紫的桑葚映照在翠绿的桑叶中。采桑的姑娘聆听着吴儿的歌声，一曲未了芳心已动。一派淳厚的西吴乡村风俗就这样被永远地定格。

而在《织》中，楼璹以情景理相融相交的笔法，叙述了织女们的辛苦。

青灯映帏幕，络纬鸣井栏。轧轧挥素手，风露凄已寒。

辛勤度几梭，始复成一端。寄言罗绮伴：当念麻苎单！

在饱蘸笔墨倾诉寒夜织罗的辛苦后，作者不禁大声疾呼：“寄言罗绮伴：当念麻苎单！”这是继北宋诗人张俞“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后又一次发人深省的历史审问。

综上所述，楼璹的《耕织图》与《耕织图诗》是完整的有机体。它们详细描绘和记叙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生产领域——南中国水稻种植、蚕桑养殖和丝绸织缫的全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文化的完整文本。因而，楼琦的《耕织图》及诗理应作为中国农业文明史上的瑰丽明珠而大放异彩。

楼璹所绘的《耕织图》共有两个版本。一是正本，进献高宗，藏于皇宫；一为副本，留在家中。正本进献高宗后，高宗十分欣赏，命翰林图画院摹绘，并“将图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吴皇后对其中的《织图》尤感兴趣，根据自己养蚕的体会，对织图内容作了题注，改名为《蚕织图》。摹本中的《耕图》现已无考，而彩色摹本《蚕织图》真本自宋以来一直深藏后宫，但在民国期间突然失踪。直到1984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重新发现，千秋瑰宝重见日月，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副本由其侄子楼钥题跋。其孙子楼洪、楼深根据家藏原图副本，配上五言诗，仿刻于石，使之流传后世。

楼璹《耕织图》原本及刻石今均已散失，其五言诗45首仍流传至今。由于《耕织图》反映了农耕时代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耕与织的生产环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使用价值，因此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南宋时期洛路、府、州、县的衙门墙壁上都绘有《耕织图》的图画和诗歌，让官民观看，以了解耕织过程和细节。元代以来，历代都有《耕织图》的摹本。元代时安徽休宁人程棨根据楼氏家族收藏的副本临摹的摹本，流传于世。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程棨摹本置于盒内，收藏在圆明园贵织山堂，同时命画院临摹刻石，所刻之石也同藏于圆明园。1861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时，《耕织图》被掠去，现藏于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刻石在这次浩劫中部分被毁，余石于民国初年被徐世昌收藏，嵌镶于花园墙壁，至1960年，留存的刻石才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存共23方，其中耕图13方、织图7方，另有3方未能辨识。

明代时有邙璠摹本。邙瑶著《便民图摹》十六卷。其中卷一、卷二为《耕织图》摹本。卷一为《农民之图》，卷二为《女红之图》。邙璠的摹本比之原图本减少了图数，也更换了配诗。1959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便民图摹》，内有耕织图共计31幅，皆为黑白线条，其中耕图15幅，织图16幅，与楼璠原图甚本相同。

清代的摹本为焦秉贞摹本。焦秉贞为山东济宁人，著名画家，师从郎世宁，工西洋画法，宫至钦天监五官正。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焦秉贞奉旨以西洋画中的焦点透视法绘制了《耕织图》凡四十六幅。第一至二十三幅为耕图，第二十四至四十六幅为织图。每幅图内空白处均以小楷书楼璠五言律诗一首。由于康熙帝的赏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将此图刻印成书，五十三年（1714）又颁布此书为《御制耕织图》，颁行天下，流传民间。其后，乾隆帝又收集和翻刻《耕织图》，《耕织图》的摹刻之风和推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一些府县官府纷纷刻板印发。《耕织图》的翻刻本屡见不鲜，主要的有佩文斋本、点石斋本、内府彩色套印本等。同时《耕织图》的内容还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吸收，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频频出现，如在石刻上、窗口木雕上、瓷器彩绘中、织花纹样中等都有《耕织图》的图案，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青花瓷耕织图大碗、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等瓷器上的耕织图就摹自焦秉贞的《耕织图》。在这次高潮中，地方印行的一些农书也以各种形式翻刻《耕织图》，如《幽风广义》、《蚕桑萃编》、《授时通考》等。耕织图的内容因此深入民间，成为民间流承的民俗元素。在国外，日本、朝鲜等国家也纷纷摹刻，其中著名的有狩野本、上野本、渡道本、金弘道本、琉球本等等。

南宋时期的鄞县是中国的财赋重镇和文化渊薮，从此地走出的楼璹以其强烈的使命感绘制了流传千年的《耕织图》。这本以中国南方农业鼎盛时期典型的经济结构——男耕女织为内容的科普作品，真实、细致地描绘了整个耕种收割和蚕桑丝织生产的过程。以诗配画的形式给人以直观的印象，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农业科普作品，成为中国农业文化史上的经典作品和工艺史上的一朵奇葩。这本带有浓郁的鄞州文化痕迹的“农普之冠”与“蒙学之冠”《三字经》一起成为鄞州人民贡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启蒙双璧”，也为鄞州人民和作者嬴得了世界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