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 “东北作家群”崛起文坛。他们的杰出代表就是萧军。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萧军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虽然是那么异乎寻常的艰难曲折和充满坎坷，但他从来也没有退缩、畏惧，始终顽强地积极地迈进。他，是一个勇敢的跋涉者。

一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蔚林。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萧军于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他少年时期正当清末民初的动乱年月。那时候，不管是满清王朝还是民初的军阀政府，都残酷压榨东北人民，而对于在这里角逐的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强敌，却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使东北大好河山，任敌蹂躏。在萧军家乡辽河流域，更是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萧军家庭破产，他父亲开的小作坊倒闭了。
 萧军的家庭本来就很贫寒。祖父刘荣是个佃农。为了糊口，他也弹棉花，贩卖烧酒，驮运煤炭……父亲刘清廉是个木工。在沈家台镇上经营木器小作坊。这个人性情豪爽、热情、刚烈，重义气，讲友谊，但却非常暴躁粗鲁，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的“父权”和“夫权”思想。在萧军生下不到六个月的时候，萧军的母亲就由于不堪丈夫的毒打而服毒自杀了。萧军懂事后，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母亲惨死的情况，激起了他对父亲的不满。当别人问他“你长大了干什么”时，萧军扬言： “给妈妈报仇!”在继母的挑拨下，父亲对他很严厉，同样残酷地责打他，因而激起萧军的憎恶和反抗。萧军十岁时，父亲为了逃债，远离家乡去了长春。随后也把萧军带到了长春。然而小萧军多么思念自己的故乡呵!他“被一种深沉的怀乡病痛苦地折磨着!”(《萧军近作·忆长春》)人民的苦难， 家庭的不幸，这种种悲惨的景象，深深印记在少年萧军的心灵上。使萧军尤为难忘的是人民的反抗斗争。那时候，辽河两岸的人民一直在进行自发的武装反抗。萧军说他的家乡民风骠悍，敢于斗争，一般不崇尚读书，却向往那些所谓“红胡子”①的绿林好汉生活。萧军的亲族、乡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反抗者。在乡间，质朴豪放的农夫、农妇，以口头文学的方式，绘声绘色热情洋溢地传颂着古往今来英雄好汉悲壮动人的故事。这些英雄故事曾使少年萧军如醉如痴地迷恋，发狂般地崇拜。就这样，反抗的种子悄悄地埋入萧军幼小的心田中，并且不断地发育、滋长……。在家里，萧军大胆地反抗封建父权的专横; 在学校，他公然向封建教育的“师道尊严”挑战。他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加上“侮辱师长”的罪名开除学籍，但他一点也不屈服。用他父亲的话说， “杀、打全不怕!”他对过早地结束了学校的“正规”教育“毫无留恋和‘遗憾’”(《萧军近作·我的文学生涯简述》)，毅然地向更广阔更艰险的社会去探索人生的奥秘了。
 1925年萧军十八岁时，父亲对他完全绝望了，要他“自谋生路”去。茫茫人海，干什么去呢?萧军到吉林城投军当了一名骑兵。他自幼喜爱“骑马打枪，挥拳抡棒”的所谓“武学”，以为借此可以除尽天下的不平。同时，出于稚气和猎奇，他对军队生活抱有幻想， 以为其中会有那种“平沙列万幕，马鸣风萧萧”的诗意和豪情。然而，反动军队内部的丑恶现实，很快使他的幻想归于破灭。同时，萧军自己也没有料到，在旧军队的几年生活，使他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萧军少年时期就受到了文艺的薰陶和启蒙。他象许多著名作家那样，同民间文艺有着血肉的联系。幼时在故乡那些漫漫的冬夜里，围坐在一盏昏黄的小油灯下，听祖母、叔父和姑母讲故事、唱鼓儿词和皮影戏。其中有《呼家将》、《薛家将》等忠臣受害，奸佞横行，忠臣的后代英勇复仇的故事;有秦琼、罗成、程咬金等瓦岗英雄聚义造反的故事;还有农民起义领袖石达开和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等人的悲壮事迹。萧军回忆说，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从内容上来说” “使我懂得了什么样是好人，什么样是坏人，如何崇敬忠臣，憎恶与痛恨奸臣和佞人。”这就培养了萧军的爱憎分明的热烈感情，使他学会分辩忠奸， 主张正义，追求光明，而这正是一个进步作家在观察、理解、分析和描绘生活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同时，民间文艺的艺术美深深感染了少年萧军，也使他熟悉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因而成为推动萧军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启示、动力和艺术形式的学习渊源。” (《我的文学生活简述》)
 此外萧军对古典文学也进行过钻研。他的古文基础很好，学习成绩优异。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就看出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议论纵横”，“字句凝炼”，很有发展前途，誉之为“鹏程万里，未可限量”。他到了大都市长春后，读书的条件比家乡山村方便多了。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借书、租书。萧军说“于是我竟象一条饥饿的蚕似的，只要是桑叶——书——就一路啮蚀过来。”(《我的文学生涯简述》)这时他除了读一些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神怪小说外，更读了《红楼梦》、《西厢记》、《花月痕》等大量古典名作。在他当骑兵时期，对旧体诗下过苦工夫。
 当时骑兵营里有个叫罗炳然的上士文书，进过师范学校，家庭又是书香门第，古典文学和诗词歌赋的知识很渊博。萧军同他很亲密，虚心向他学习古典文学和旧诗词的写作。由于萧军刻苦钻研，没有多久就把如何分别四声、平仄字、查韵脚和一些普通的旧体诗的形式、基本知识弄明白了。后来又把《古唐诗合解》、《诗韵合璧》、《幼学琼林》等书，作为日常课程，无日无夜的读了背，背了读，读了想，想了问。就这样，萧军终于渐渐掌握了旧体诗的写作要领。萧军旧体诗的处女作是一首七绝《立秋有感》：
 　　刹那光阴又到秋，天光云影望中收。/最能涤我胸襟处，醉饮松江第一楼。

以后又作了《游龙潭山》和《过松花江》等诗。在萧军成为作家后，虽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新文学的创作，但仍经常作一些旧体诗词，收集起来有八百首之多。其中不少诗作具有很高的造诣。鲁迅先生甚至说他的旧诗比新诗好。显然，对于传统的古典文学的这种深厚修养，给萧军后来的新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萧军热衷钻研古典文学时，对新文学是很隔膜的。不过，这种隔膜只是暂时的。因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作为革命运动一翼的文学运动，其斗争锋芒正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萧军这时对旧世界的不满和反抗，对光明前途的探索和追求，都日益迫切和强烈。这种追求是同新文学运动一致的，因而他不能不被新文学运动所吸引，并且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当时萧军认识了一个爱好新文学的青年方靖远。方是农民的儿子，原在一所日本人设立的“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追究，不得不逃亡在外，也到萧军所在的军队当兵。他和萧军结为密友，后来在1928年又一起考入张学良在沈阳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在文学思想倾向上，方靖远和当时的萧军不同。他已经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所读的书大多是《小说月报》及新小说和翻译小说之类。尽管他同萧军的友谊日渐加深，但在文学上的分歧却很尖锐。他批评萧军使用文言，象个封建遗老遗少，和时代、年龄不相符。这激怒了自尊心非常强的萧军。他不甘心朋友的“轻视”，一怒之下，就练习起白话文来。同时大量阅读“新”刊物， “新”小说。于是，萧军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萧军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新文学的爱好“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和方靖远“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彼此总要谈到文学方面的各个问题，看过新书的感想和意见，读书的心得，互相换看日记，选读各自的日记、比赛发抒自己描写人物和景物的用语心得、新用词……。”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他们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买新书。星期天进城，不吃午饭，不花车费，饿着肚子赶路，脚被长统皮鞋“啃”出了淋淋的鲜血……但只要看看腋下挟着成包的新买的各样书籍和稿纸，就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愉快。在接受新文学洗礼的途程中，萧军凭着他的敏感和智慧，在众多的新文学家中发现了自己未来的导师鲁迅先生。他深深热爱着鲁迅的作品。他曾经一个人跑到松花江南岸那座小公园里，贪婪地阅读着鲁迅的作品。就在这里，他遇到了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徐玉诺。徐玉诺向他盛赞了鲁迅的《野草》，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思想、感情深刻的书!”(《我的文学生涯简述》)这就更激发了他对鲁迅的热爱。可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对萧军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此外，萧军也大量阅读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他尤其喜爱英国诗人拜伦和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对萧军后来的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的《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小说结尾写道： “那些军阀们，利用你们的生命，夺地盘，发财致富，他们买姨太太，吃喝玩乐……。你们死了，却在这里被狗啃，脑袋被大家当球赐，你们就这样甘心?难道你们就这样怯懦么?”这与其说是向已死的士兵们泣诉，不如说号召活着的军人奋起反抗。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端阳节》和《汽笛声中》都表现了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前者写的就是作者自己母亲的悲剧，后者通过写慧婶的内心痛苦，深刻揭露封建势力对妇女的压抑和残害。《鞭痕》和《懦……》一样，也是写旧军队非人生活的题材。军官对待士兵象对牲畜一样肆意鞭打，这不但伤害士兵的肉体，也残酷地践踏了士兵作人的尊严。从短短的篇幅中 我们听到了受伤的灵魂的呻吟与呼喊。尽管这些作品中还是萧军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试笔之作，不免粗糙、幼稚，但真实、质朴、粗犷，确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正当萧军对旧军队黑暗生活日益不满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山河沦陷，国破家亡，在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萧军毫不犹豫地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他已经被“东北陆军讲武堂”开除出来，正在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充当军事助教。日寇进攻沈阳那天，他向上司请缨，坚决要求把教练处的二百名学兵拉出去打游击，但贪生怕死的上司，一心只想逃命，驳回了萧军的提议。萧军呢，也不愿跟他们逃跑，便到吉林省舒兰县一位朋友那里，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因消息泄露而失败，萧军被迫逃往哈尔滨。
 当然，萧军这时期的反抗斗争和文学追求，还属于自发性的，还没有和革命的主流相汇合，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萧军的思想在急速的发展。他从反抗对个人的压迫，发展到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的利益去抗争;从个人的单独冲击，发展到向社会呼吁和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行动。这都为他后来参加革命队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二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萧军生活道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在这里，萧军正式开始了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他结识巴来(金剑啸)、洛虹(罗烽)、黑人(舒群)、刘莉(白朗)、哨吟(萧红)……等党的和非党的革命青年文艺家。他们一起搞创作，办刊物，办画展，演戏剧，运用各种文艺武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唤醒了一批又一批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为抗日游击队输送革命力量。他们在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结成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文艺力量。萧军是其中精力充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以“三郎”的笔名，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他这时和萧红不但结成生活伴侣，而且成为文学上的战友。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展示了殖民地大都市人吃人的黑暗恐怖的景象。这里有烈士的女儿被饥寒逼到绝境不得不去卖淫，有年轻的母亲由于穷困忍痛舍弃自己的婴儿(《孤雏》);有衰弱的老人为了糊口在寒风中沿街挣扎(《这是常有的事》);有平白无故被当作强盗捉进监牢的工人(《下等人》)……与大众的苦难人群相对立的，是那些“脂肪充肥得如猪一般”的帝国主义老爷太太，贪婪无比的资本家，残暴专横的警察官吏，横行肆虐的流氓打手……萧军以强烈的憎恨感情去勾勒这些吃人者的丑恶形象。他又仿佛把我们带进那些阴暗、潮湿、发霉的贫民窟里，并且让我们从这里去遥望剥削者的高楼大厦：“楼房全部涂着白的颜色，搭配着丛立的粗圆的白柱，你真的要疑惑那是什么宫殿”， “这是上等人宴会的地方，上等人结婚的地方，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 (《下等人》)萧军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里，就是如此有力地揭露了阶级压迫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渊薮。尤其可贵的是，萧军创作伊始，就着力歌颂人民的反抗。在《跋涉》中，他不断深入开掘人民底层压抑着的反抗火种，写出了人民不屈的灵魂。即使在他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革命道路时，也在顽强地探索。《跋涉》中的《桃色的线》的主人公朗在发出“走向那里呢?”的怅惘的叹息后，另一主人公星却坚定地表示：“左不过是在地球子上滚吧!滚到那里算到那里!地球子如果要不许我们滚时，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白相白相。”而《下等人》中，于四等受迫害的工人，并没有被监狱酷刑所吓倒。他们拿起斧头，复仇雪恨，开始了自发的反抗。《跋涉》是萧军的第一部小说集，尽管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还比较稚嫩，但它的生活气息是那么强烈， 以遒劲有力的笔触勾勒出东北沦陷区都市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揭露了日伪统治的“王道乐土”的黑暗现实，对人民的不幸，充满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抗争，进行热烈的歌颂。那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乡土色彩，振聋发聩的战斗呐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评介，认为“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山丁《萧军与萧红》)日伪反动当局因而立即下令查封和焚毁这部作品。
 萧军和他的战友们的革命文艺活动，遭致敌人的疯狂镇压。萧军和萧红被迫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这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写出了《生死场》。就在这时，萧军、萧红开始同鲁迅先生通信。不久，中共青岛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无法存在了。萧军夫妇在党员孙乐文同志的资助下，于11月初不得不离开青岛去上海，集合在革命文化主将鲁迅先生身边，受到先生的直接教诲和亲切关怀，成为左翼文艺队伍中一员骁勇的战士。
 1935年7月，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情况下，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小说描写一支抗日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英勇奋战的事迹。作者不仅愤怒地鞭笞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暴行，更热情讴歌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的抗日英雄的群相：有坚强如铁、雄猛如鹰的铁鹰队长，勇敢机智的李三弟，质朴憨厚的小红脸，顽强不屈的李七嫂……他们有着扶犁的双手和善良的心地。他们世代聚居、耕耘、生息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上。然而，他们也是勇敢不屈的人民。日本侵略者妄图用火与剑残酷地征服他们，他们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硝烟炮火里，从家屋的废墟上，从亲人的尸体旁，站立起来，顽强地同敌人展开了浴血搏斗。也正是在这场生死搏斗中，这些历来被上等人所轻视的“贱民”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尤其可贵的是，小说描写和歌颂了党的领导。从指引队伍前进的红旗，到响彻云霄的《国际歌》;从游击队员佩带的红底金五角星的袖标，到领导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都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此， 《八月的乡村》与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相较，它所表现的爱国抗日斗争，就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思想倾向。
 在艺术上， 《八月的乡村》也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萧军在东北沦陷后的抗日烽火中走上文坛，他对故乡怀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他以赤子的深情描绘着沦陷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山河，回味着往昔岁月的生活情景和风土人情：田畴、沃野、青山、溪水，一望无际的高梁地，蝈蝈吟鸣着的茂草丛;在这中间生活、劳动和战斗着的乡亲们，是那样憨厚、辛勤而又勇敢。翻开书页，仿佛感受到田野吹来的清风，嗅到了扑鼻的泥土的芳香。那田野上的笑声，那茅屋里升起的炊烟，那情人温柔的目光和母亲疲倦的催眠的歌吟……这一幅幅有着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情调的画面，情景交融，色彩绚丽，楚楚动人。同时，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多么深沉的乡愁和倾诉不尽的“山河之痛”呵!它唤起人们对失去的土地的忆念和热爱，激发人们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有着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作速写式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比如对铁鹰队长，李三弟，萧明，陈柱司令等都只是抓住了外貌的主要特征，做粗线条的勾勒。铁鹰队长不过有一双“猛鸷象鹰一样的眼睛”， “胡子蓬蓬地，腮上颊下和唇部的四周都有”;李三弟呢，是“头发浓密密地压着那不广阔的前额，而眉毛似两条不蠕动的毛虫”;有的就更简略，唐老疙疸只强调了“浓密黑黑的头发”，陈柱的“厚咀唇”，萧明的“小白脸”，不过如此而已。但对人物心灵却进行着有力的开掘。《八月的乡村》从一开始，描写萧明率领一行人投奔革命队伍时，就深入地展现刘大个子、小红脸等人物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对小红脸的心理描绘尤为细腻。小说生动地描绘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参加革命时的复杂心理状态。他们仇恨日本侵略者，坚决要消灭他们，而这种战斗要求又同改变自己的贫苦生活地位紧紧结合着的。那么，将来好的生活是什么呢?他又很模糊，便不由得依恋那种“自由地咬着烟袋去耕地”的小生产者所向往的“太平日子”。小说把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农民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此外，对萧明、安娜、李七嫂、李大个子等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这样细腻的心理描绘。因此， 《八月的乡村》中的人物描写既如一幅幅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又如一组放大的特写镜头，线条是那样细腻柔和。由于这两方面的巧妙结合，使人物跃然纸上， 呼之欲出。
 此外， 《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如果说写作《跋涉》时期，作者的目光还没有超出下层市民和穷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那么，在写作《八月的乡村》时期，就有明显的突破了。这时作者已经走出了狭窄阴暗的都市里弄，领略到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于是，作者在作品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动人的画景：篝火跳跃悲歌四起的游击队露营的剪影;穿越丛山密林的急行军;血肉横飞、战马嘶鸣的撕杀搏斗;红旗低垂、山川鸣咽、埋葬死难烈士的漫漫秋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的悲哀、愤怒、斗争，清晰地感触到时代脉搏的跃动。
 当时，鲁迅、周扬、乔木都给《八月的乡村》以高度评价。鲁迅说《八月的乡村》“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还断言， 《八月的乡村》不仅“不容于满洲帝国”，也将“不容于中华民国”(《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果然，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反动报刊也竭力进行诋毁。张春桥化名“狄克”以“左”的面貌攻击《八月的乡村》“不真实”，要萧军“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痛斥。敌人的禁锢和污蔑，阻止不了《八月的乡村》的传播。它在不到一年之内连续再版五次，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鼓舞千千万万的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同时，很快被译成俄、英、日、德等几国文字，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军也受到国际文坛的嘱目。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 《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其中虽然也有不少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作品，但令人注目的却是以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工人、士兵、妓女、乞丐、搬运夫、流浪汉、失业青年、拾煤渣的孩子……。在萧军的笔下，这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贱民”，虽然地位卑微，生活贫困，性格的某些方面被扭曲，但仍旧保留着宽厚善良的心地，勤劳质朴的品质。他们在现实的教育下，有的开始觉醒，走向抗争。和《八月的乡村》相比，这些作品的战斗激情，似乎不那么高昂，却深沉、凝炼，显示出作家对社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在《江上》的《序》中，萧军坦率地倾述了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焦急心情。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发现更新的呢?”而在《十月十五日》的《前记》中，表达了他更加坚定的探索决心。他要做一个创作上的探险者， “把自己的生命作测锤和标杆，使自己一滴一滴流下来的血迹作后来者的路标。”在艺术上，这些作品也更趋于成熟。语言质朴有力，“野气”中含有清新，刚健处时见婀娜，粗犷中寓有细腻，显示了萧军呕心沥血的艺术追求。
 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全书共八部，计八十五万字。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小说从凌河村写起、宛如徐徐展开的长长的画卷，在读者眼前出现“过去的年代”①里那荒凉的山村，那高大阴森的地主庄园。其中盘踞着大地主杨洛中，他象一只贪婪凶恶的蜘蛛，不断收拢着盘剥农民的黑网。而山村低矮的茅屋里，祖祖辈辈被压榨的农民，苟延残喘，过着极端贫困而又绝望的日子，不断破产、逃亡……。那些不甘当牛马的青年农民(象刘元等)铤而走险，进入高山密林，拿起了武器;另一些农民则背井离乡，别谋生路，从而进入了都市。于是，殖民地大都会的光怪陆离的景象纷纭错综地呈现出来。这里有森严的法庭，恐怖的监狱，豪华的公馆，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淫窟和钟声沉郁的洋人的教堂，也有阴暗狭窄的贫民里弄，劳动者栖息的小酒店，隆隆机器声中童工们失神呆滞的目光……。一边是繁华，喧嚣，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另一边是饥饿、呻吟、死亡和愤怒的骚动。书中的大地主杨洛中是封建势力的化身，他在统治农村的同时，也把触角伸向都市，通过他的长子杨承恩这个洋奴，把一部分财产转化为买办资本，开办工厂，奴役广大城市工人。甚至为了建厂，拆除民房，把广大城市贫民赶向街头。小说不仅一般地描绘他们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更揭露他们怎样在政治、经济上互相勾结，彼此依存，共同残酷地奴役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劳苦大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三位一体，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小说以很大的篇幅描写“胡子”的生活。所谓“胡子”是一些活不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萧军不仅描写了他们的自发斗争，更深刻揭示了胡子队伍中的复杂成份以及他们斗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剖析了他们找不到明确出路的苦闷和不断分化的趋势。小说对农民自发斗争的描写，同他对城市工人、贫民骚动的描写一样，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真实的再现。它揭示旧世界社会矛盾在日益激化，正在孕育中的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有如地火在运行、奔突，必将爆发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从而暴露了旧社会的腐朽本质，雄辩地预示了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在艺术上，和《八月的乡村》相比，《第三代》也更为成熟完美。《八月的乡村》的结构，近似许多短篇的连续，情节也比较简单，而《第三代》则显示出萧军已娴熟地掌握了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全书八部六十四节，包容了那么纷繁的事件、复杂的场面和众多的各阶层的人物的不同命运。这一切都被安排得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波澜起伏，浑然一体。全书先后出现六十多个人物，其中大部分人物的个性和特点都十分鲜明，真实感人，栩栩如生。作家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从各种角度深入剖视人物，成功地塑造出刘元、翠屏、井泉龙、汪大辫子、杨洛中等艺术典型，为“五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绚丽的光彩。《第三代》也和《八月的乡村》一样，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冬夜的驼铃，雪后的狩猎，秧歌的锣鼓，鸡鸣犬吠，娶亲养儿，供神祭祖……这一幅幅东北社会风俗画，不仅生活气息浓烈，而且诗意葱茏，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就艺术风格来说， 《第三代》也比《八月的乡村》有所发展。它除了保持作家原有的那种粗犷、豪放的特色外，更显出沉郁、浑厚的情调。如果说《八月的乡村》是战斗的号角和激越的进行曲，那么《第三代》则是悲壮雄浑的交响乐，也是展现我们民族的灵魂和命运的史诗。在“五四”以来优秀的长篇小说中，《第三代》无疑是佼佼者之一。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部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疏忽。
 正当萧军以饱满的精力和炽热的激情在文坛上驰骋时，革命文学的伟大导师和主将鲁迅先生去世了。1936年10月19日凌晨，萧军在睡梦中被突来的噩耗惊醒了。他赶到鲁迅床前，抚着先生的遗体，放声痛哭起来!这个铁铮铮的硬汉，平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放声大哭!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鲁迅的治丧工作。他是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又是一万多人送葬游行示威队伍的总指挥。在墓地，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和《译文》、 《作家》、 《中流》和《文学》等四个刊物的全体同人致了悼词， 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的遗志， “向敌人复仇!”以后萧军又积极参加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萧军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9月上旬，萧军和萧红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胡风、聂绀弩等一起编辑文艺刊物《七月》，发表了《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等鼓动抗日救亡的文章，到电台发表演说，积极参加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切，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和仇视。12月10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萧军。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抗议和营救，反动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萧军。为了避免再被国民党反动派暗算，萧军应李公朴邀请，于1938年1月27日同萧红、艾青、田间、聂绀弩一起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不久， 日寇进逼临汾，萧军曾要求同学生一起出去打游击，但“民大”校长、山西军阀阎锡山不敢抗战，把萧军“客气”地解了职。萧军便决心到五台地区参加八路军的游击队。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由于敌人封锁了去五台的道路，萧军在丁玲等同志的建议下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西安。在这里，萧军和萧红双方同意离了婚。这一双曾经患难与共的伴侣和战友， 由于彼此性格的差异、对生活和斗争的不同态度， 以及其它多种原因，终于永远地分手了。离婚后的萧军不愿再留在西安，便同戏剧家塞克等一起去新疆。途经兰州，与王德芬一家相识，并与王德芬相恋和结婚。于是萧军便留在兰州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以后萧军又辗转到成都、重庆等地办报、教书、开书店。这时期，萧军写出旅行记《侧面》和剧本《幸福之家》等作品。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酷镇压爱国抗日活动，萧军在国统区处境日益危险。在党的安排下，于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 “文协”分会的理事， 《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萧军在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有着密切的交往。毛主席经常写信和赠书给萧军，经常邀萧军“惠临一叙”。萧军也非常坦率地向毛主席倾谈自己对延安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见，诚恳地听取毛主席的批评和指教。毛主席认为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说“我觉得同你谈得来”，同时提醒萧军“要有耐心，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领袖的关怀和教导，使萧军深受感动，给他以巨大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萧军一家随同周杨、沙可夫率领的“鲁艺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去东北，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东北文化界和有关单位热烈欢迎萧军的归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萧军应各机关、团体、学校的邀请，做了五十天七十多场的群众性演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马列主义，澄清了群众中某些糊涂思想和错误认识， 起了很好的作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主持《生活报》的一些同志出于宗派主义的偏见，抓住《文化报》的某些文章的个别字句，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给萧军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帽子。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资助，迫使《文化报》停刊。接着掀起一个所谓“批判萧军”的运动。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三

 解放后三十年来，萧军尽管蒙冤被屈，却没有消沉气馁。他始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和人民。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不但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五月的矿山》和《吴越春秋史话》。1951年萧军从抚顺煤矿区来到北京居住，同年年6月开始写作《五月的矿山》，第二年4月写完，全书约计三十多万字。《五月的矿山》标志着萧军在创作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和新的开拓。萧军的笔，从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鞭笞剥削者的罪行，转向描绘新世界，讴歌新生活。他以赤子的真诚和炽热的激情，注视新生活到来时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的急速变化。他塑造了鲁东山、杨平山、林凤德、艾秀春等一系列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英雄形象。鲁东山刚直、坦诚、粗犷，性如烈火，嫉恶如仇，但这个铁铮铮硬汉在旧社会也同千千万万的煤黑子一样，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当乌金市矿区刚刚解放，硝烟还未散尽，炮声还在前方震响，人们还多少有些疑惧的时候，他最先站到党的旗帜下，为创建新社会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党的培养下，这个昔日牛马不如的煤黑子，成为全矿区一面先进红旗。小说不单描写他的先进事迹，更深入开掘了他的精神世界，真实感人地展现了他觉醒、成长的思想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奋斗，有成功，有欢乐;也有徘徊，有失误，有烦恼。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一切，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我们不但从中看到新中国诞生时的沸腾的火热生活，也更深刻地展现了劳动人民精神世界的急剧变化和迅速成长。小说另外两个主人公杨平山和艾秀春，也写得很成功。杨平山不象鲁东山那样火暴、粗犷，他憨厚、深沉、善良，但同鲁东山一样热爱党，热爱新生活。他那质朴的外表，包含着炽热的激情和顽强的毅力。他迫切地要求参加到团和党的队伍中来，屡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家财产，而事后丝毫也不张扬自已的英雄行为。他爱恋着艾秀春，对这个和自己一样也是从深重的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姑娘，他爱得那么深沉、诚挚而又火热。他和她在一起，虽然没有缠绵的情话和恣意的爱抚，但只要共同呼吸着五月矿山里春夜的气息，彼此的心就融解到一起了。小说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和讴歌杨平山的美好心灵。
 比较起来，艾秀春这个少女形象，更真实，更感人，更能反映出新人的产生和成长。她虽然很年轻，在伪满殖民地中生活的日子并不长，但旧世界给她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创伤是非常惨重的。日本强盗的大屠杀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而那个日本医生，不但把她当牛马一样的驱使和奴役，并且为了发泄兽欲，残暴地蹂躏了她。但艾秀春是坚强的，她有着一颗坚强不屈的灵魂。小说写道： “艾秀春遭了这迫害以后，当时她并没有哭泣——因为无人可哭诉——也没有企图去控诉，她知道到日本衙门去控诉日本人不独无用，而且还会自找倒霉，她也没想到自杀，她完全冷静，这冷静使那作恶的日本医生全感到了吃惊。”然而，这正是暴风雨到来前的沉寂。艾秀春终于“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枝手枪，在一个白天她去寻找那个医生。当那个卑劣丑恶的矬小的日本医生开了门，惊愕地惶恐地望着这个穿着男装的女人，他似乎熟识又不熟识，就在这时，她把一梭五粒子弹就全射向了他的身体，而后她丢了那手枪，安然地走出来。当她正走出门时，才听到了那个医生的妻子——一个乾瘪的矬小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咽声，但她并没有回头去望她……”。小说热烈赞颂了艾秀春的复仇雪耻的斗争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艾秀春正是我们民族的不屈的勇敢的女儿。
 艾秀春使我们联想起萧军笔下的其它女性形象。比如《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 《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她们都挣扎、奋斗、摸索、反抗;或则铤而走险，投身绿林;或则手握钢枪，参加抗日。然而她们都没有来得及望见胜利的曙光，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艾秀春走过一段和她们相似的路，却比她们幸运，她不但看到了胜利，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创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行列——当上了人民的医务工作者。她，既医治着创伤累累的祖国，也医治着自己创伤累累的灵魂。小说以深情的笔触来描绘这个美丽少女的内心变化和茁壮成长：艾秀春终于从一个自发的个人反抗者，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在训练班里，她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回忆大会”上阶级弟兄们对旧世界的控诉， “给了艾秀春一个可惊的启示，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以怎样的身份在这社会上生活过来，此后应怎样生活下去和做些什么、怎样做法。她也大体上渐渐明白了一些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描述很简练，很质朴，也很真实，几乎每一个革命者，都曾发生过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艾秀春不是那种热情洋溢、感情外露的女性，她火热的激情是包蕴在平静的外表中的。表面上看，艾秀春仍然是那么沉静寡言，那么默默的工作，但思想的变化，使她走向新生活的步伐变得异常坚定。如果说，以前一些市侩型人们诬蔑她是“杀人犯”、 “日本人的姨太太”……她因之气馁、动摇、逃避。那么，现在呢，她已经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她轻蔑这些曾令少女颤栗的“恶谥”和谣言，真象鲁迅说的那样“最高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且介亭杂文·半夏小集》)什么文化的局限、业务生疏，什么工作的繁重以及领导她的那个医生的别有用心的刁难和纠缠……都阻挡不了她迈向新生活的前进步伐，她简直象一株闪光的白杨，冲开丛生的荆棘和缠绕的葛藤，生气勃勃地伸向蔚蓝的长空。可以说，艾秀春和鲁东山、杨平山等都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最先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五月的矿山》也可以说是一曲新人的颂歌。
 除了写新人，颂新人， 《五月的矿山》的可贵处，还在于艺术上的真诚和锐敏。五十年代，有些好心的作者在写旧社会的生活时，虽然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看问题却过于天真和简单，好象从此便一片光明，再不会有痛苦和挫折了。生活本身证明这是一种幻想，生活也无情地嘲弄了这种幻想。萧军没有被这种幻想所迷惑，他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敏锐地看到危险的端倪和征兆。这危险，就是旧社会的遗毒对革命事业的侵蚀。列宁曾经指出，旧社会的死尸， “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在地下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 《列宁选集》第3卷)萧军在《五月的矿山》中形象地展现了这个危险的趋势，真实地揭示出弥漫在矿工、职员中的腐朽的旧意识，揭示出旧意识对革命领导力量的包围、腐蚀和进攻。以矿长皮长寿为首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就是在这样土壤中滋生起来。他们都是不懂业务的“白帽子”，却又居功自傲，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不肯刻苦钻研生产技术，尽快熟悉和掌握经济建设方面的规律，尤其是脱离群众，听不进他们的合理化建议，而是蹲在办公室里，专门听颂歌，被一些具有浓厚旧意识的职员们所包围。这些官僚主义者既不懂业务，更不关心工人的死活，主观专断，一味蛮干，处处瞎指挥，却又振振有词，说什么“打仗总要有牺牲，生产也得有牺牲，若不还叫什么‘战线’呢?”《五月的矿山》通过“崩岩”事件，大胆地写出英雄的惨死，力图以鲜血擦亮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清醒起来，冷静地严肃地认识新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然而， 《五月的矿山》写出后，当时的出版部门根本不敢接纳，只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才得以出版。但问世不久，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宣布它为“毒草”。这种“左”的粗暴批判是极不公正的。今天许多文章已给这部作品重新评价。重读《五月的矿山》，我们不能不钦佩作家萧军维护革命利益的勇气和胆识，不能不赞赏他观察生活的敏锐和深遽。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至于《吴越春秋史话》，是萧军进行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建国后萧军写了大型历史题材的京剧《武王伐纣》和《吴越春秋》，总计七十多万字(这两个剧本均未公开出版)。在此基础上，萧军又花了三年的时间，于1957年写出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这部作品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版，直到二十三年后，于1980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问世。小说描写春秋战国后期的吴、越两国相争的历史，深刻地揭示出国家强弱、社会兴衰的辩证规律，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小说成功地塑造出伍员、范蠡、文种、西施、田和等一系列古代仁人志士的真实形象。伍员的刚毅忠烈，文种的憨厚干练，范蠡的睿智机警，西施的天真善良，田和的忠厚质朴，都描写得活灵活现，血肉丰满。小说特别以深情的笔触描绘出范蠡的光彩照人的形象，他简直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他虽然出身寒微，却抱有经济天下的壮志。他辅佐勾践，在极端艰险复杂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巧妙地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危机，审时度势，及时地为勾践的雪耻复国大业做出决策。同时，他对勾践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看透了勾践内心的隐秘和苦衷，知道勾践一旦复国成功，他就不会再克制自己猜忌残暴的本性了。所以，他能在勾践杀机未露之时，飘然远去，逃脱了勾践的毒手。而且，他又满怀仁爱之心，及时地提醒文种急流勇退，以避杀身之祸。他又利用手中的权柄，成全了西施和田和的恋情，表现出他对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在这个古代英雄和智者的形象中，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因而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小说对越国统治者勾践性格的刻画也深刻入微，细腻地多侧面地揭示出这个古代君主的复杂心理层次。对于勾践，很难简单地用“肯定”或“否定”这样的词语来概括作家的态度。为了雪耻灭吴，恢复自己的国家，他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破格重用范蠡、文种这样有才能的异国人。他也能在困境中同人民共甘苦，同患难，克制君主的贪欲，过着和人民同样的贫苦生活， 以争取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小说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勾践的许多过人之处。勾践兴越灭吴的成功，从他本人的性格方面来讲，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小说并没有模糊这个统治者的阶级本质，使人清楚地看到，勾践的忍辱、克制、奋斗，他的根本目的是恢复和巩固他的统治权，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时，他能够咬紧牙关，顽强拚搏。当然，就是在这过程中，小说也真实地展现他内心的冲突、搏斗，他不时地灰心，绝望，企图孤注一掷，甚至猜疑与他共患难的近臣会出卖他。因此，一旦成功，他的本性就完全暴露了。他要称霸诸侯，要占有西施，杀害功臣……勾践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着深远的认识和教育意义的。在艺术上，小说把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萧军自己说，他写历史题材作品本着“不脱离历史，不拘泥于历史”的原则。所谓“不脱离历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真实，反映出所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时，真实刻画出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然而，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后世人不可能再生活于其中，看到的只能是前人留下的史料。史料反映着历史，但并不就是历史本身，所以萧军说的“不拘泥于历史”，应该理解为作家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不完全受史料的束缚，应当驰骋艺术想象，进行大胆的虚构。当然，这种虚构又不能象写一般的小说那样，不允许违背历史的真实，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困难不在于理论上如此主张，而是如何运用于创作的实践。应该说，萧军在《吴越春秋史话》的创作中，比较成功地体现了这一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规律。例如小说写伍员逃亡途中，先后得到渔父和浣纱女的帮助，给他以饭食。伍员叮嘱二人为他保密。史料记载说，渔父和浣纱女都为了使伍员放心，投水自杀。这种记载荒诞悖理，极不可信，显然是封建文人在借此宣扬英雄史观，无非说芸芸众生都得为成就大人物的事业做出牺牲。萧军没有盲从这样的史料，而进行大胆合理的艺术虚构，写渔父是被别人出卖，遭到官兵的杀害。浣纱女呢，是由于官兵在泥沙上发现了伍员的足迹和拾到伍员佩剑上落下的珠子，而遭到官兵的逮捕、拷问和侮辱，这个女孩子怒骂官兵，不屈而死。这样处理显然更合情理，也使渔父、浣纱女这两个人物性格更真实动人，增添了小说感人的艺术力量。又如对西施的处理，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传统写法是西施最后同范蠡终成眷属，范蠡携带西施化名陶朱公，乘一叶扁舟隐没于茫茫的太湖。这似乎颇有些浪漫谛克的韵味，也许引起过某些读者的激赏，但毕竟未离才子佳人的老调。《吴越春秋史话》完全突破了这种陈旧的框框，而是写勾践灭吴后欲占有西施，王后却出于妒恨要杀死西施。在这危急时刻，范蠡巧施妙计，使西施和自己的恋人田和重逢后双双远走了。这样的艺术处理，既揭露了勾践和王后的荒淫、残暴的本质，也讴歌了劳动人民对爱情的忠贞和对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范蠡的仁爱胸怀。匠心独运，显示出作家卓越的艺术才能。还应提到的是，作为历史小说， 《吴越春秋史话》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时代色彩。楚、吴、越、郑……当时各国的人民风俗，生活习惯，宫廷礼节，居室器皿，军旅风貌，战场情景……小说都尽力忠实于历史生活的本来面目，为塑造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如果说《五月的矿山》由于作家怕被误解而不得不引用新闻资料以致造成某些艺术瑕疵的话，那么，《吴越春秋史话》则显示了作家呕心沥血的艺术追求，因而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比较杰出的。
 近年来，萧军同志虽然年事已高，社会活动也非常繁重，但仍然辛勤写作，除了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外， 还出版了《萧军近作》、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些作品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 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它们以书简中某些往事、词语、人物、典故为由头，信笔写来，舒展自如，娓娓而谈有话则长，无话即短，犹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其不可不止。其中有老作家本人历经沧桑后的哲理性的沉思，有对往昔革命年代峥嵘岁月的回顾，有对导师、战友的深情悲悼和怀念，有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坦诚的剖白，有遭受严重创痛后的含泪的微笑……。尤其可贵的是，使我们看到鲁迅、萧红以及许许多多文学先驱们的亲切面影，他们的音容笑貌、战斗豪情 都宛然在目。无疑，这些作品为我们今天的文宛增添了光彩，也是萧军同志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的新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 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不实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萧军同志皓首归队，重返文坛，以饱满的革命激情从事新的创作。他有诗云。 “白发赢将双鬓雪，丹心余得落霞红”， “漫莫咨嗟书咄咄，挥戈跃马试新征”……。
 萧军，这位勇敢的跋涉者，在为祖国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新的征程上，开始了新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