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画一个美丽的句号——旧金山访问谢冰莹》

1993年7月，在参加了人文科学国际大会之后，我面临一种选择：是沿美国东海岸及加勒比湾旅游呢，还是到旧金山访问谢冰莹和陈若曦?矛盾、犹豫之后，我最后选择了自己的方案——不想那个法定的归期，废掉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机票，另花钱买一张横跨美国的长途汽车票，作一次“长征”式的现代跋涉。
于是，我独自一人从美国东海岸出发，乘着名的“灰狗”(GREY—HOUD)长途汽车，途经美国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着依阿华州泛滥的洪水，三天三夜，历尽艰险，于7月12日到达了美国西海岸的名城旧金山。

一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地东兰辛，我凭借美国通讯之便，很容易地找到陈若曦的电话号码，从她那里，我又找到谢冰莹的电话号码，和她通了话。谢老说：“你来吧，我等你。到了旧金山，先给打电话来，我在楼下花园里等你。”
旧金山的天气很好，但7月的阳光并不烁人，风是凉的。当车子进入CHINATOWN (唐人街)时，我仿佛到了香港——眼里是中国的牌楼，汉字路标，中国人，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听到的是乡音，我心里油然而生暖人的乡情。
拐过几条街，钻过隧洞，沿着长长的BROADWAY大街，转眼间就到了谢老居住的公寓楼前。
我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透过厚重的栅栏式大铁门，我看见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就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一个幽默递了过去。
1978年至1980年，我对谢冰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进行过一番研究，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不仅影响过几代人，而且作为我们的精神遗产将永载史册。那时我撰写了两篇关于她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的长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上，曾引起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极左思潮并未完全退潮。政治筑就的历史鸿沟，使海峡两岸的骨肉恍若隔世，年轻人不了解苏雪林、梁实秋、林语堂、谢冰莹，甚至不知道胡适;台湾的年轻人不知道鲁迅、巴金、丁玲、沈从文。所以，我的文章发表后才会有那样的影响。1981年3月27日，我根据名作家赵清阁告诉我的地址，第一次写信给谢先生，不久她回信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值不得先生花费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来写传……”之后彼此通信虽是时疏时密，但即使是我两次赴法国讲学期间，这种联系也没有间断。
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步态尚可称之为稳健——她的身体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着，肩背着，于是便从我手里抢过一个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让。我们在楼道里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先后经过三道安全门，再乘电梯，才进了她已居住26年的家。
这是一座住着300多户的七层老人公寓，中国人就占了100多户。谢老的家只有30平米。她指着卧室里西向靠北的窗户对我说：“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门大桥!这座楼的其他房间，都看不见金门桥，只有这一间，窗户像个望远镜，金门桥时时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和大桥每日相望，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我和贾先生谁也不想离开这里，一住就是26个春秋……”望着金门桥，我心里萌生出一个想法：那桥，难道不是归路吗?每日相望，与岁月相守，也许是在由近及远地寻找自己的足迹，从大洋彼岸美国，眺望家园。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洁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23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一个空间里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8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9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对于谢老的这个说法，我心里有 ‘?’，我怀疑她的记忆有误，不过她的日记会有绝对无误的记载)，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
“来旧金山一是访问您，二是访问陈若曦，当然也要看看这座名城的胜迹，领略一下这里的风情。”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得先去吃饭，然后再安排这几天的计划。”
说完，谢先生便领我下楼出门。我要搀她，她不肯，笑着说：“你看，我走得挺好。”
离这里不远的一条街上，有个中国餐馆，叫“湖南亭”，老板讲湖南话，做湖南菜，对谢冰莹来说，真是倍感亲切，好像置身数十年未归的家乡一样。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家乡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她对故乡有着不变的情怀。她写过不少回忆、怀念故乡的文章，《故乡梦》就是令人难忘的一篇。“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二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慨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我心里一热，记忆里便跳出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种美德，出自劳动者的本色，与谢先生所信仰的“佛”，如出一辙。在美国，从纽约、波士顿到旧金山，在饭桌上，我没有看到杯盘狼藉的场面，看不到浪费，用餐者即使剩下很少的饭菜，也要打包带回去。而我们这个泱泱“美食大国”，一年吃掉千个亿，而倒入垃圾桶的，何止二分之一!
饭后而归，乘着旧金山凉爽的风和亲切友好的阳光，我们又来到那座公寓楼的312寓所，开始我们轻松自由的对话。
“谢老，贾先生过世之后您不感到孤独寂寞吗?”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已试探着触及了这个感情敏感区。
“我孤独过，寂寞过，虽然有儿女，有朋友，但亲人的生离死别的痛苦是人生无法逾越的。我有过那个时期。至今，想起外子的去世我就难过。我总觉得他的死与我有关。他去世前我们拌过嘴，但我们不是大吵，是小吵。我从小就很任性，至今不改。为了一件小事，吵完架，我‘出走’了，躲在一个姓杨的女友家里，老贾去找我，我藏在大衣柜里。老贾问： ‘冰莹在不在?’杨说：‘不在呀?’……
“80多岁的人还玩‘捉迷藏’，真是童心未泯……”我心里这么想，可嘴里并没有这么说。
“我‘出走’是为怄气，也为消气。回到家里，一切如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他提出要换桌子，26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各用各的桌。他的要求和举动我心里觉得奇怪，可我并没有说话。当他搬书搬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突然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了。我赶紧叫朋友，请大夫，但已无济于事，脑溢血断了他的寿路。他没有痛苦，死得舒服极了……”谢老好像言而未尽，口里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真后悔，后悔极了，不该和他拌嘴、怄气……”
谢先生与贾伊箴先生恩爱厮守朝夕相伴半个多世纪，贾先生的谢世，对她的打击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论年龄，谢先生比贾先生大一个月，两人在抗日战争中结为连理。他们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都在美国工作。我问她结婚具体时间，一时她又说不清：“……我们结婚前，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骂我‘浪漫’，言语尖刻毒辣，恶毒极啦。当时我对贾先生说，人家骂我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后来，在西安补结婚时，我们咬破手指，用血书写彼此的名字和生日，发誓终身相守。当时的证婚人是李芳兰(也是一位女作家，湖南岳阳人，旅居旧金山，着有小说集《天涯之声》、《永恒之爱》等)。从结婚到他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51年。他燕京大学毕业，学化学的，做一手好菜。他常说： ‘你做太太好了，我下厨房。’我们结婚后实际上总是他下厨房做菜。朋友来家里作客，都是他当大厨。朋友说为什么你不做菜呀?我说，做饭为什么非要女人呢!”
回忆起离开大陆那段生活时说：“1948年，我从汉口到北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北文化学院教授‘新文艺写作’，贾先生在北京大学任秘书兼化学系教授。那年夏天，我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就走不动了，因为有十几里的铁路被毁掉了。山海关到处住的都是阿兵哥。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女同志，这里有个空，来睡吧!’那时我在路灯下写作，还睡在那里。有时没有办法，我只好睡在他们当中，不过一切风平浪静，没有出事。我那时想，如果他们有不轨行为——我不会客气的，我可以打，可以叫，可以骂，因为我是战士!从山海关回北平，住在同乡刘克定家里，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来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我为教授。于是我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但明达(即贾伊箴)反对，他说我太好动，刚从汉口到北平，又想去台湾。不过他还是顺从了我。我是从上海走的。在上海，我和小女儿莉莉住在赵清阁家里。她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处处善待朋友，诚恳之至。那时我带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一一四巷十八号，明达和两个儿子暂留北平，之后不久，也到了台湾……”一晃几十年，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关于我的一生，你知道得不少，当然那些琐琐细细曲曲折折旮旮旯旯的，你不一定知道，或是所知甚少。”说着，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打开壁橱，对我说：“阎先生，那一大堆，你帮我拿出来!那不是书，那是我从15岁开始写的日记。我的日记至今写了72年，几十年里，就是生死关头，也从未间断日记的写作。我的苦难，我的爱和恨，我的眼泪，我的一切，都真真实实地写在那里了。”
我钻进约3米长、3米高、1米2宽，上层堆着书稿和杂物，中间挂着衣裳，下面整整齐齐堆放着日记的壁橱，仿佛进了一座宝殿。我把装帧得像40余万字的大32开本精装书一样的日记抱出来，放在桌上;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兴奋激动着我，眼前是一条由过去的年代汇流而成至今仍在涌流的岁月，是一部由一位“女兵”写成的历史。
“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写的日记。整整八年，我都携带着它们……”她指着几本小巴掌大的发黄的窄窄的长条笔记本对我说，“从东战场到西战场，枪林弹雨，既没有间断写作日记，更没有丢弃这些日记。”
“您这些日记是我们中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应该编辑出版。”
“我想出版，可是谈何容易!”
“在商业社会，您的日记自然不会像《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那样畅销，但有远见的出版家总有一天会认识它的历史价值的，若出版日记全集难，不过出版选本还是可能的。”我对她说，愿意为其日记的出版做一些事情;也建议把作品和日记及部分纪念物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或我正在筹建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中国妇女文化研究所”，单辟一室永久存展。谢老很高兴，表示要把全部日记交给我“处理”。
谢先生的日记原稿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我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应该重视，不能让它散失湮灭于海外。出于对谢先生一生的敬佩和对其日记的珍视，我才向她提出关于出版和保存的想法。她的意思是这次就让我将这些日记带回北京，似乎这也是一种叶落归根。要不要带回北京，这是一件大事，因此我对她说：“谢先生，您再好好想一想，明天告诉我……”
“好吧，我再想一想……”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想好了，阎先生。日记先不带走，我看一遍，那些感情的东西我得去掉。”
“您看一遍可以，但我劝您不要去掉那一部分。我认为在日记中披露自己的一切，包括感情方面最隐秘最荒唐的故事，都是无可非议，都是正当的。如果一个人，在日记里全是清一色的‘伟大’隐去其‘渺小’，那我就要怀疑其真实了。当然，‘渺小’并不能掩盖其‘伟大’。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全人’是不无道理的。何况人的感情生活，实属人性的一座美丽的花园呢!”
“有时我真想将日记和我一同焚掉……”
“我们叱吒风云的一代‘女兵’，被无数读者所敬仰爱戴的大作家，竟也有这样的想法，可要让人笑话了。”我笑着对她说。
阳光也模仿作家，钻进房里爬“格子”，最后从天花板上撤走，走过金门桥，然后跳进太平洋晚浴去了。
我和谢先生漫无边际地整整聊了一个下午。我怕她太累，曾劝她休息，但她不肯。当房子里暗下来的时候，她打开灯，动手为我做饭。冰箱里有每周来两次的保姆为她准备好的东西。她做了两个菜一个汤，还有炸鸡腿和从“湖南亭”带回的大米饭。“阎先生喝酒不?”她问。“基本不喝。但是，如果您喝，今天我是非喝不可了!”我说。“好!今儿个咱俩喝个痛快!”她说，“我6岁由喝米酒学会了喝酒，后来妈妈禁止我喝酒，说女孩子喝酒是嫁不出去的，我说我不嫁人，我要喝酒!妈妈越是不让我喝，我是越非喝不可!我一次可以喝好几杯，前几年我还可以喝一瓶呢。”“我们还是少喝为佳，象征一下就是啦……”听她一说，我反被她的豪迈气概吓住了。“你放心，现在我不会多饮!”她笑着取出酒斟上两杯，于是这一老一“小”，竟干起杯来。
“酒逢知己千杯少”，是古人的情怀;当我同谢老碰杯祝她健康长寿时，我心里也在想：我们中国——大陆和台湾，何时能够以心相许碰杯拥抱啊!
翌日，我访问了居住的伯克莱的陈若曦，并在她家里给谢先生打电话。“阎先生，你让我等得好苦!我一直等你来吃午饭，可你跑到陈若曦那里去了……”分明她在埋怨我。“我和陈女士一起吃的饭。原谅我吧，一小时后到您家。”见了面，谢先生又说起她一直等我吃饭，见我不来，又无电话，很怕我发生意外。我一面向她道歉，说明完全是迫于时间，实属无可奈何，请她谅解;一面心里想：我不信佛，可这位由“女兵”修炼而成的活菩萨，那真诚，那善良，那仁慈，那爱心，使我必信不移!
喝了一杯咖啡我们上路——叫一辆TAXI，她带我去逛闻名遐迩的金门公园。好大的公园!公园里大路纵横交错，古木参天，百花争艳，鸽子成群，令人流连忘返。公园里的游人不算多，当地人来公园为了锻炼、散心，外地人来这里为了游览，主要还是为了参观那座加利弗尼亚科学博物馆。14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进去参观，谢先生就在大厅里等我。两个小时后，我出来，见了谢老第一句就说：“好极了!是一部人类的历史，大自然的历史。我还看了旧金山大地震的若干镜头，在地震模拟台上，体验了地震的气氛和给人留下的心态……”“地震?”谢老惊讶地说。“是的!”我说，“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时，我正在巴黎。看完地震的实况新闻报道后，我当即给您写了一封信，不知您收到没有。”她没有回答我，我也没有再问。在这之前，我给她的信都是寄到住在同一公寓的一位朋友家里，不敢让贾伊箴先生知道，因为他不愿意谢老与大陆的朋友通信。可是，不通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信便寄到她的朋友那里，然后再转她。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下午4点多。当时晴空万里，但风很大，很硬，很冷。谢老说：“冷吧?再穿件衣服吧!”我口里说不冷，是因为这是7月的天气，7月在我心里是炎热的，其实我真的感到很冷，没想到旧金山的天气这么怪。我和谢老在公园里沿着车辆来往的马路寻找TAXI，但是走了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出这座公园，也没有截到出租车。我不停地赞叹这座公园里的一草一木，还有公园里的儿童乐园，也为中国人建的那座庙宇而感慨。
我们终于走出了这绿色王国的边界，一辆大慈大悲的TAXI，把我们送回仍有阳光的谢老的寓所。这个下午，虽然过得愉快，但令我十分不安的是让行动不便的谢老走了许多路，且在风寒之中(虽然她有预见地多穿了一件毛衣，但我怕累着她，冻着她)。
回到谢老家，一杯咖啡下肚，打开录音机，又开始我们的对话。“我是个真实的人，一生没有说过假话。有问题就问，我是有问必答。”对于这位1906年出生的湖南新化县籍的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大部分作品，对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创作生涯也大体熟悉。应台湾出版家、作家陈信元先生之约，我答应为谢先生写一本传记。万里迢迢来旧金山一是为了满足多年想见谢先生的心愿，二是为了完成陈先生交给的任务。
谢老在谈她的经历时，多次讲到她小时的故事：“我5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10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我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她在北伐中结识符号，回家后她与他以“鸣姐”“鸣妹”相称书来信往，情深意笃，终于在武汉结为夫妻。他们一起演出过许多有悲有喜的人生故事。虽然他们有一个女儿(名符业祺，乳名小号兵，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被迫害致死)，但终究以悲剧的形式划了一个句号。在谈到符号时，谢先生说，这一切都已过去，“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是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现在他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据我所知，退休在家赋闲的符号先生，当谢冰莹的名字出现在大陆的报刊上时，他是十分关注的。我第一次发表关于谢先生的文字之后，他便给我来过一信。今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谢冰莹和我的一段婚姻》的文章，并赋七绝二首：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

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愆。
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自他们分离，命运的鞭子便将她逼上了人生的风雨之中。但是她是生活的强者，在穷困面前，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在敌人面前，她都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她走了多少路，便爬了多少格子，写了多少文章。走哪儿，写哪儿。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她的血肉，她的人格，她的精神，她的光辉。从1928年她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处女作《从军日记》始，至台湾三民书局将要出版的《冰莹杂文集》止，共出版传记、长篇小说、小说集、报告文学、散文集、游记、书信、论文集、儿童文学等68部，她的《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人类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至今还在激励着千百万的读者。
我曾将谢先生寄我的《女兵自传》借给四川文艺出版社，他们据此出了一版。谢先生见到四川版的《女兵自传》后给我来一信，大发脾气，说不该改她的书稿。我回信说，不会的。可是几年后，我遇到此书的责任编辑，问及此事，果然如谢先生所说，他们真的改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也是我最为遗憾、不安的。
在我访问结束时，我向谢先生提了两个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您走上创作道路是受家庭、作家影响，还是受生活启发或自身追求?我有话，非说出来不可。”
“从事创作是我个人的兴趣和追求，当然也受父母的影响，尤其受我大哥的影响。我有话，是非说出来不可!要说话就得写作。”
“您的艺术信仰和艺术风格是什么?”
“现实主义!我的作品主要是纪实的。日记、传记文学当然必须完全真，就是小说也都有真实的模子。”
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那一天，我们相约在唐人街的金山饭店与台湾女作家繁露(王韵梅)见面。那是一次难忘的聚会。金山饭店一道道的港式小吃并不迷人，令我高兴的是与她们一起对话。本来此次说好是繁露请客，可到后来，同她每次外出一样(不管是哪位朋友请客)，又是她抢着付钱，谁也拗她不过。因我要赶着上飞机场，只好在那里话别。谢冰莹先生送我一包薄荷糖，是让我路上吃的，还送我两个小小的美国笔记本和若干个航空信封，一切都是纪念;送我妻子一个小小的化妆包和带在手上的佛珠串(每颗珠上都写着象征幸福的微型文字“南无弥勒尊佛”)，后者是吉祥物，可以保佑一生平安。
旧金山的阳光真好。唐人街上游人如织，生意兴隆。我们就在那里告别。当我们乘电梯从楼上下来时，谢先生对我说：“贾先生走后我一直无心动笔写作，从今之后，也许我又要写点什么啦。”我说：“那好极啦!等着看您的大作。”我们走到街上，当两位名作家双双拄着拐杖立在街头为我送行时，我打开相机的快门，让旧金山的风光，为我1993年的美国之行，划一个圆圆的美丽句号……

1993年7月17日——8月5日

闫纯德(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学术季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