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千秋付与如椽笔》

《新民报》副刊《血潮》

从东战场退下来，在汉口小住几天，心里充满了悲愤。我军的失败，完全是武器不如敌人，他们的大炮，常常把我们的战士几排几连，甚至一团，活埋在战壕里;或者敌机像一群群的蜻蜓，在我们的头上飞叫;最痛心的，是我们的同志，还有许多躺在马路上，没有担架兵来抬。听到他们的呻吟喊叫声，我的心就痛，常常半夜梦见他们血淋淋的手，伸向我们求救，他们的哀号，会把我叫醒，这时，我原有的胃病，越来越厉害了。佩兰极力劝我到后方治病，我们的服务团只剩十六人了，还有八位没有退出来，我心急如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一部分团员，参加了别的服务队，一部分回家了。在路上，一位重庆《新民报》的记者汪瑛小姐，跟着我们的团体来到汉口，又同船上了重庆。《新民报》的社长陈铭德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他听说我从前线回来，于是立刻找我去主编副刊，我要用《血潮》做刊名，他满口赞成。于是我名义上是去后方治胃病，实际比在前线还忙;看稿子画版样，每天写方块文章;加之，这时张道藩先生，是教育部次长(部长是陈立夫先生)，他找我写通俗抗战小说。义不容辞，于是日夜赶稿，忙得喘不过气来。还有王平陵、华林、沙雁先生等主编的《文艺月刊》，赵友培先生主编的《文化先锋》、《文艺先锋》，赵靖阁女士办的《弹花》，也在催稿。正在这时，我的慢性鼻窦炎发作了，鼻子不通，完全靠口呼吸，去医院检查，照X光结果，发现鼻子里的骨头腐烂了，非施手术不可。好心的马夫人沈慧莲女士，守在开刀房七小时，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尽管抗战的工作，不论在前方或后方，都是一样重要的，但我不愿意在后方。二十七年，我又上了前线，到了第五战区。在台儿庄大胜之后，我见到了臧克家、《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陆诒，长沙的记者严怪愚都在战地采访新闻。那时，我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校秘书，其实我的工作只写战地通信、报告文学;不过有了这个名义，可以调动一部小轿车，到各地采访，比较方便。
那时我的三哥三嫂，也都在前方服务，实在太高兴了!
不久，我又换了一个工作，加入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合办的伤兵招待所，又恢复了为伤兵同志服务，往来于第一、第五、第九、第十战区。
这时的工作，是巡视各伤兵招待所，不像在野战医院那么忙，整天看到鲜血淋淋的惨状，连晚上做梦，也在为负伤战士洗伤口、上药。

《黄河》文艺月刊

有很多事，是预先料不到的，突然有一天，接到三哥打来电报，要我即日去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我那时虽然编过河北《民国日报》和《新民报》的副刊，如今要我独挑大梁，主编月刊，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古都长安，是我梦想去旅游的，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高兴;只是责任太大了，我去主编月刊，稿子从何而来?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何况西北的作家，我一个不认识，第一期用什么文章来编?
到了西安，见到三哥，我把内心的恐惧和担忧告诉他，他安慰我：
“怕什么，有黄震遐和我在，我们都会支援你，第一期，我们三人多用几个不同的笔名，总可以对付，第二期，就有读者投稿来了。”
他领我去见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的社长郭增恺先生，他一见我就说：
“我和令兄谈过几次，请你来主编《黄河》，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你认识文化界的朋友不少，多写几封信发出去，不愁没有稿子源源而来，将来说不定随时要扩充篇幅呢，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资金才行。”
不久，郭先生的话真的实现了。
也许因为这是在抗战时期，西北最初出版的唯一规模较大的文艺刊物，创刊号三千份，不到半月就卖完了，于是第二期赶快加印两千，一个月不到，又要再版。发行组主张索性加印，由八千到一万，一万二千份。照理，办刊物的人，只要读者天天增加，销路一天天广，应该很高兴，在当时纸张缺乏，印刷困难，成本高;而这刊物又是国家的机构办的，目的在供给前后方民众和士兵的精神食粮。
《黄河》在西安出版到三十二年的春天，因为外子要赴成都参加燕大复校工作，我只好暂时辞职。及到三十七年三月五日，又在北平复刊，朋友们得到这个消息，都来信庆贺，说是黄河改道了。
当时在西安初出版《黄河》经常撰稿的老作家，有孙伏园、梁实秋、李朴园、徐仲华、丰子恺、赵景深、老向、李长之、张寿林、卢冀野、钟鼎文、于赓虞、叶鼎洛等诸位先生。
中年、青年作家有黄碧野、陆印泉、谢东平、段念慈、张十方、张海平、海戈、立山、尹雪曼、李莎、涂翔宇、上官予、王蓝、赵清阁、林清、薛玉军、胡曲、百云等。
这些从《黄河》创刊到复刊都热心地写稿的老作家，有的已去世，倒如丰子恺、卢冀野、孙伏园等，有的生死不明;至于由青年作家，成为名作家、名诗人，而且都在台湾的有上官予、李莎、涂翔宇(现居美国)、尹雪曼、王蓝等。
以上撰稿的朋友，我知道还遗漏了许多，因为在西安出版的《黄河》，我一本没有带出来，如今我手边只存有《黄河》复刊后第二、三、五期的目录。出到第六期，我因接受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高鸿缙先生的聘书，只好使《黄河》停刊了。这件事，不但对不起廖伯洲先生，而且也对不起西北所有爱护《黄河》的读者，至今我每次回忆起来，心里便会涌起无限的愧疚。
谈起我的编辑室，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是和路丁合用的，一个是我专用的——我的卧室和厨房。
在厨房，我最高兴的事是拉风箱，一面拉，一面看稿子，一点不浪费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战胜物质和病魔的，那时候，我的身体并不好，营养更谈不到;但我的精神非常愉快，每天要收到好几十封稿件及来信，小儿子又是那么可爱长得又漂亮、又聪明。老郭妈比我还疼孩子，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又请了一位林佩芝女士来当保姆。外子在公家请他一手创办，有千馀员工的制革厂服务，早去晚归。由家到厂，大约有三十多里，都是骑铁马上班，有时我们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就留下条子在桌上。
那时，我不知从哪儿来的精力，晚上只睡三、四小时，第二天还是精神饱满，看稿子，回朋友和读者的信，写小说，整理稿件出版。
《梅子姑娘》、《姊妹》、《抗战文选集》、《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军中随笔》(以上三书，是在上海、广西的书店搜集出版的)、《第五战区巡礼》、《在日本狱中》、《在烽火中》(《华北新闻》连载，未完，后来收集在中短篇小说中)。这些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都是些急就章，在非常忙碌之中草草完成的，结构、修辞各方面，都有很多缺点，前年经过一番整理、修正，仍然不能令我满意。因为有一部分材料找不到了，记载在我那几十本两寸宽、三寸长的小日记本里面的宝贵资料，又因眼睛有病，视线模糊，无法整理，只好暂时搁下再说。
虽然在西安住了将近三年，许多名胜古迹，倒如大、小雁塔，王宝钏的寒窑都没有去过。碑林那时用泥和稻草封住了，无法欣赏，只有华山连上三次，“华清水滑洗凝脂”的贵妃池，我也洗过了。如今回想起来，未免有些遗憾;可是一想，在另一方面，能有两百多万字的战时生活记录下来，三十多期《黄河》给大西北的读者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也就值得安慰了。

西安的话剧运动

提起西安的话剧，首先忆起的是战干第四团。
这是一个组织庞大，人才济济的团体，主要负责人是戴涯、冷波等。他们里面的艺术工作者，由导演、编剧、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灯光、音响等等，无一不是全能。
谁都可以想到，战时物资缺乏，所有前后方的民众，集中精力在抗敌方面，不论生活苦到什么程度，都没有人叫苦;前方的将士，固然是绝对服从命令，没有一个怕死的。许多受了伤的弟兄，不肯退下，不肯回到后方医院去治疗，愿意停在野战医院，等稍为好一点，又上前线，就是一般政工人员，也和战士一样，他们夜以继日地在从事写标语，画漫画，编壁报的宣传工作。
戏剧在抗战时期，不论在前方后方，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单就西安一个地区来说，很少演出独幕剧的，至少是三幕、四幕，或五幕。在小城市和乡镇地方，最适宜演独幕剧和街头剧。最有名，最能吸引观众欣赏、最能感动观众、使他们一面看，一面流泪，完全和演员、剧中人，打成一片的是，有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这是祖父和孙女两人，表演从东北逃亡出来，借他们两人的对白和表演，暴露日本军阀的凶暴、残忍;当小女孩唱得舌敝唇焦，演得精疲力竭，想要喘一口气，稍为休息的时候，爷爷的鞭子，使劲地抽她，此时有的观众竟大叫起来，“老先生，不要再打了，放下你的鞭子!”
可是，老头继续在打，有抱不平的人在骂：“这老头，真残忍，没有良心，你把她打死了，看你怎么活?”
这真是一幕赚了不少眼泪和金钱的上乘街头剧，所以我要特别提出来谈。
记得有一次，我见到饰演小翠的女主角，问她每天挨这么多鞭子，痛不痛?受不受得了?她回答我：“有时真痛。不过看到观众拼命丢钱给我的假爷爷，我就高兴了，至少晚上可以上馆子大吃一顿，哈哈!”
街头剧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放下你的鞭子》，如今只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看过的才能回忆起来，六十以下的中年、青年，也许连这个剧名都不知道呢!
干四团演出的多幕剧有好几十个，可惜我当时的日记丢在北平，没带出来，剧名都记不清楚了。
《国家至上》预演的那晚，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戏院里，满场的观众，不论是武装同志，或男女老幼的老百姓，没有不被感动得流泪，兴奋得大喊大叫的。“没有国家，那有个人的存在!日本鬼想要消灭我们中国，他们在做白日梦，试想有五千多年悠久、光荣历史的大中华民族，谁能消灭他呢?”
全场充满了热烈的鼓掌声。
《梅子姑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日本军阀，驱使十六七岁的少女，和三十以下的少妇，来中国充当营妓，慰劳军人，往往一个女人，一晚要应付六七个大兵，她们受的痛苦和摧残，是任何人想像不出的。梅子是个有思想、有理智、有毅力、有勇气的营妓，她终于和她的男朋友向我军投诚，成为我们的战友。
冷波改编剧本时，他很虚心地要和我合编。但我没有一点舞台经验，怎么可以冒险呢?当然请他负全责。
提起冷波，我就感到万分难过，在拙作《作家印像》里，曾详细地介绍过他;但在此还要介绍他的着作，和他在沈阳一段穷困的生活。
冷波的真姓名，叫做李树柏，民国前二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后来落户于吉林省哈尔滨市，曾在沈阳文汇大学文学院肄业;二十一年，他参加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二十六年春天，他和戴涯组织中国戏剧协会，“七七事变”后，他带了三十多位爱好话剧的青年，到中条山从事戏剧宣传工作，组织血花剧团，二十九年，回到西安，与戴涯合组“战干剧团”，曾公演二十多个名剧，真是轰动了整个西安。冷波是个多产作家，曾经出版、上演过的剧本有：
(一)《保家乡》、(二)《张店之夜》、(三)《战士》、(四)《七月祭》、(五)《怒潮》，以上为独幕剧。
(六)《祖国的吼声》、(七)《死守中条山》，以上为四幕剧。
(八)《梅子姑娘》(系根据拙作短篇小说《梅子姑娘》改编)、(九)《风》、(十)《燕儿双飞》、(十一)《扞卫祖国》、(十二)《狂欢之夜》，以上为五幕剧。
其中《死守中条山》和《张店之夜》，都是在《黄河》月刊连载之后才出书的。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冷波在沈阳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告诉我，他们一家八口流落在沈阳，生活穷困到要当乞丐的地步，到今年已经三十多年不通消息了，不知现况如何?我唯有在心中祈祷上苍保佑他们一家平安健康。
韩悠韩先生，是一位热情诚恳，爱他自己的祖国，也爱我们中国的韩国朋友。
我在西安时，他也正在那里从事戏剧运动。他和干四团的戏剧导演戴涯、冷波他们打得火一般的热。他能自编、自导、自演，最有名的《阿里郎》，也像《国家至上》轰动了整个西安;还有《小山羊》、《鬼舞》，两个歌舞剧也非常受观众欢迎。
《鬼舞》是带有恐怖性的歌舞剧，步法整齐，歌声嘹亮，紧张、刺激、热烈、狂欢，处处表现愤恨日本军阀的残暴，以及广大民众的怒吼，大家团结一致，非杀尽敌人，誓不甘休。
二十九年一月某日，我正在编辑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笑声传来，那声音是那么熟悉，原来是张佛千先生陪同一位胖子来看我，他就是卢冀野先生。
“我来给你们两位介绍。”佛千说。
冀野先伸出手来说：“用不着介绍，我们是老朋友。”
我心里一惊，老朋友!我的确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姓名我忘了，幸而他提起林庚白来，才引起我的记忆。
“卢先生，请坐下，对不起，现在我要绑票了，《黄河》今天发稿，还差三千多字，是你自投罗网，赶快动笔，不等缴卷，我不会让你走的。”
“文章我写不出，快拿大笔和纸来，我写一首诗送你。”
《黄河》的助理编辑路丁小姐(本名汤锦文)伸出舌头，向我做了个鬼脸。
纸笔都拿来了，只见冀野运笔如飞地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长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园西遇女兵，
号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
冰莹兄纪念

冀野书于雁塔下

佛千首先鼓掌叫好。我早就听林庚白先生说过冀野是才子，随便走到哪里，有人向他求诗的，来者不拒，出口成诗，倚马可待。今天文章没有要到，意外有收获，非常高兴。
于是请他们在天福楼吃涮锅子，还找了三哥和达明来作陪。
冀野特别爱吃鱼，只要筷子一动，不到吃光，他是不放下的。他的《中兴鼓吹》，都是些爱国词曲，那首歌颂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满江红，我至今还记得：

尚有孤军，留最后鲜血一滴，准备着头颅相抵，以吾易敌。蕴藻滨前钜鼓动，苏州河上旌旗色，看青天白日正飞扬，君应识。众口诵，征倭檄，望闸北，儿童泣。问桥头大厦，近来消息，万国衣冠都下拜，千秋付与如椽笔，记张巡许远宋睢阳，今犹昔。

卢冀野是孝子。因为老母在堂，妻子儿女，都要生活，他只好改写章回小说。这么一位爱国志士，居然也有人清算他;更使他伤心的，他亲眼看到成捆成箱的古籍珍本，都当做废纸，论斤出卖，他心痛极了，本来他有高血压、肾脏炎、糖尿病一类的宿疾，这时一并发作，就在四十年四月十七日病逝于南京了。
一代词家，令人无限悲痛、惋惜。

与子恺先生结缘

成都素有小北平之称，原因是它的地形，不像重庆一样，高高低低，尽是些坡路。成都是一片平原，也不像重庆一样多雾，过去诗人墨客，在这里驻足的很多，因此古迹不少，像武侯祠、杜工部草堂、雪涛井、浣花溪……最令人喜爱的，是成都的茶馆多，小吃多。有些饭馆酒楼的名字，是那么雅，那么富有诗意。例如不醉无归小酒家，那么通俗，如担担面、吴抄手之类。
成都的小吃是有名的，一进酒家，那些小碟小笼的、各种下酒菜，摆在桌上，不由你馋涎欲滴，本来不喝酒的，也想喝几杯。
在成都，我们只住过两年半，从三十二年的春天，到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的秋天——八月十四号，日本投降，那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狂欢之夜，这些我都写过了，收集在《我的回忆》里，我不重复，现在要叙述的，是我在成都的教书生涯。
也许是命运注定，我不能休息的，一到成都，便被四川省立高级职业学校的校长张铨先生，找我去教国文。全校共有五班，由我一人包办，从一年到五年级，将近两百学生，每两周一篇作文，有的长文有两三千字，短的至少也有七八百字;而我又吹毛求疵，改起作文来时，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这么一来，我整天忙于预备功课，改作文，小女是在暑假生的，雇不起奶妈，只好自己喂奶，不够时，再加一点奶粉。
从学校华西坝，走回东桂街住所，起码要二十分钟，一进巷子，听到孩子的哭声，我的心乱了，于是加紧脚步走到家，赶快把孩子从宋嫂手里接过来，左手抱着孩子喂奶，右手改文章。这时我完全放弃写作了，我想写文章，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比较一下，应该后者的快乐和收获更大。但看文艺杂志，和文艺界的朋友通信联系，还是一样忙碌。
丰子恺先生，这位名满中外的画家，来到成都了，我们真是有缘，自从民国十六年《从军日记》出版，我大胆给丰先生去信，请他为我画封面，他就叫他的女儿软软，为我画了一幅一个女兵骑马(其实像牛)，还有好几个女兵荷枪随行的封面，非常有趣;可惜那本画早已绝版，我没有保存。
子恺先生和我是忘年交，将我当做他的小朋友，小妹妹一般看待，无论到哪里，只要打听到有我在，他总要想法找到我，和我话旧;我也一定请他喝几杯。唉!提到喝酒，我太伤心了!三十七年，他来台湾，我劝他全家搬来，他说：
“这么大一家人，旅费太多;何况台湾没有好酒喝，这是留不住我的大原因。”
那时台湾只有红露酒，不像现在烟酒公卖局，什么好酒都有，他说暂时住在香港，后来为了舍不得家，又回到他的缘缘堂。唉!谁知他终于被“四人帮”活活地整死了!
子恺先生为我们画了一幅三位朋友坐在院子里的小桌上聊天，一面是梅花，一个小姑娘，端着点心送来;茅屋后面，有一丛修竹，院子里还有盆栽，他的画题是：
“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这幅珍贵的画，我由成都带到汉口、北平、台湾。由于认识严友梅女士，知道她的夫君陈先哲先生会裱画，于是拜托他裱;不料过了三十多年，我已忘记这幅画藏在哪里，直到去年友梅来美观光，她替我带来，真是意外的高兴。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醉无归小酒家。”
这是三十二年，我们三人，在成都之夜的写照。每天抬头看到这幅画，一切的人物、风景、梅花、茅屋，都活生生地呈现眼前，惟有子恺先生，这位和蔼仁慈的长者，只能在回忆中长留印象了。
第二位在长沙、桂林、重庆、成都见过许多次面的，是孙伏园先生，这也是一位老当益壮的长者，我是由他和林语堂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恩德。
民国三十二年，是我倒楣的一年，也是我幸运的一年。倒楣，是指我由成都回湖南新化，为先父母扫墓，经过金城江时，在旅店里，被小偷盗去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着信件、日记、稿件、相片、旅费，都是最重要的东西，使我心痛万分!
幸运的，是我在东桂街那座小小的房子里，生了一个美丽又聪明的小女儿，如今她已四十岁了，仍然在天天教琴、练琴，没有辜负我们的所望。

民国七十三年元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完稿
(1984年)
(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