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思想的拓展

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思想的拓展

按照《韩非子·显学》一书的记载，孔子辞世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个学派之中，经过战国秦汉的战乱与变迁，其中的子张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与乐正氏之儒均已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秦汉之后一直薪火相传的只有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按照学界一般的看法，孟氏之儒以孟轲为代表，孙氏之儒则以荀况为代表，即通常所称的孟子与荀子。由于早在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有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记载，再加之近年来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也进一步揭示了孟子与孔子嫡孙子思之间的思想联系，因此，在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理由将子思与孟子一起称为“思孟学派”。孟子与荀子是儒家在战国中晚期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从而为儒家学理规模的确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为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二人的生平事迹、基本主张等合撰为《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孟孙氏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正是由于作为大圣的孔子和作为亚圣的孟子分别活了73岁与84岁，民间才有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俗语。在生平方面，孟子和孔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贵族的后裔，但出生时都已经沦落到士阶层；他们都自幼丧父，从小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孟母三迁”等是中国古代家喻户晓的教子故事；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当世著名的教师，广收门人，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都曾经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周游列国，孟子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等国；他们都在晚年退居讲学，留下自己的思想结晶，孟子有《孟子》七篇传世。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沿着内在化的进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孔子标举出“仁”作为礼乐制度的内在根据与普遍的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突显了“心”作为人的道德活动之内在动源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儒家心学的基本学理规模。他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人心之端倪来论说人的本善之性，进一步强调了仁义礼智之性既是“天之所与”，又是“我固有之”的。他强调只有通过不停顿地做内省等向内开拓的功夫，才能存养并扩充善端，而最终成圣成贤。在此基础上，孟子在社会政治方面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思想、“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虽然被世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却在一个霸道横行、“杨墨之言盈天下”的时代承续、坚守并光大了儒家思想，将孔子与儒家的旗帜显扬于当世。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而“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即学宫之长，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并卒于此。有《荀子》三十篇传世。

如果说孟子主要是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内圣”即自我德性修养的一面，作为一个颇具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者，荀子则堪称以外在化与制度化的进路，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外王”即获取事功与建章立制的一面。不同于孟子在孔子之“仁”的基础上依然突显“义”的内在性，荀子则更为注重社会性的“礼”与“法”。荀子从人之“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本性出发来看待人性，认为顺从人的本性必然陷入争夺与纷乱，因而人性并非如孟子所言是“善”的，而恰恰是“恶”的。因此，要改变“恶”的人性，达到儒家所揭明的成圣成贤的目标，靠孟子所说的向内的自我修养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以圣人所制定的“礼义法度”为自我行为的准绳，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才能使“涂之人可以为禹”或者说让普通人变成大禹一样的圣人。由此“隆礼重法”成为荀子儒家思想的基本骨干。当然，尽管荀子与孟子之间在具体的理论主张上有上述不同，但在认为人的终极价值就是成圣成贤这一点上，两人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正因为此，他们不仅归根结底都是儒家，而且相反相成地分别发展了孔子思想的“内在”面相与“外在”面相，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了儒家思想基本的学理规模。

同孟子一样，荀子也是承续并光大儒家思想的先秦儒家重镇。他不仅从一个侧面拓展了孔子的相关思想，而且在儒家经典的传授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他立足于儒家的基本立场而对道家等其他学说的吸纳与融汇，对于其后儒学的进一步开展事实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荀子的思想透过其两个著名的学生李斯、韩非而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