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西学东渐与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宋明理学在实现了儒学义理的精致化、显发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与超越精神的同时，也产生了浮谈无根、脱离现实的流弊，以至于在明末出现了一些儒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情况。明朝灭亡后，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明清之际“三大儒”对宋明理学“内圣强”、“外王弱”的问题做出了沉痛反思，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力图为儒学面向未来的发展开出新的方向。清朝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政策，由于大兴文字狱而使得知识分子对儒学义理的探讨心有余悸而自觉不自觉地避入故纸堆中，也由于经过从宋到明几百年的发展，要对儒家义理见仁见智的各种理解做出裁断也需要重新回到经典本身，清代儒学出现了考据学的转向，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考订、注疏、辑佚（即对以引用的形式存在于其他存世文献中的已失传的文献加以搜集整理，以使之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等成为儒士群体所从事的主要工作。由于清代考据学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精研义理而与注重名物训诂的汉代经学有着更多的类似之处，因而又有“汉学”之称。其鼎盛时期是在乾隆、嘉庆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戴震、章学诚等。清代考据学在儒家经典的全面整理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为学宗旨亦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不切实际而不能“明道救世”，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是逐渐走向衰落。儒学也因此陷入停滞和僵化。

而此时的欧洲，则是启蒙运动蓬勃兴起，工业革命初步完成，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的时期。正是在中西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终于把当时的清王朝推向了风口浪尖。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而是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之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沉沦，伴随着国门大开后“西学东渐”即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传入，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则是不断衰败。如果说，鸦片战争期间士大夫所谓“道之大原在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可以看做要从理念到制度再到器物整体持守中国文化的最后抗争，“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早期的“中体西用”论则已经不得不承认西方在器物层面对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对当时中国的制度“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则事实上已经表现出了在制度层面一切“悉从泰西”的价值取向；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反省和批判之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胡适得出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百不如人”的结论，则表明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理念层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学不仅被国人视为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而且被看做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障碍与阻力，因而其被“打倒”的现代命运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生存境遇中，儒学依然表现出了自己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这其中的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在儒学面临存亡续绝的历史关头，一批仁人志士冲破重重阻力，坚心要以儒家的现代传人自任，一力承担起在现代社会中延续儒家香火的历史责任。正是在反孔批儒的狂潮怒涛之中，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举起了“尊孔”的大旗，明确宣称将来人类文化的发展走向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有孔子儒家才代表了“至美至好”的人生道路。此后一批志同道合的现代学人聚集在“新孔学”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派，成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如果说，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是如何立足于儒家思想来消化佛学，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则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而谋求儒学的现代新开展。由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于其科学理性精神，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之标志的民主与科学在根本的文化精神上都可以看做科学理性精神的产物，而科学理性精神却并不是传统儒学关注的重心，因而儒学现代新开展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是如何立足于现代理性主义的生活实体，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化而在儒家思想中显发出科学理性精神。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经过了薪火相传的三、四代传人，取得了相当规模的理论成就。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第一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贺麟、冯友兰、张君劢、钱穆，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第三代的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蔡仁厚等。第四代的代表阵营尚在形成过程中。

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可以视为儒学现代生命力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长期的困厄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儒学在中国大陆的际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儒学早就不仅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且屡遭批判与否定，但它在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上却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随着对中国近现代化历程屡遭挫败之原因的反省，随着对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建设之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批判扬弃，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的文化观念的廓清与对作为当代中国思想之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文化方针的深入贯彻，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讨，国人对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传统之一的儒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由此，逐渐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过去曾经长期主导人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被突破，而代之以传统与现代双向互动的辩证思考。如何在批判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文化传统而不是全盘否定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人们对待传统文化更为基本的态度。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儒学再一次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则是人们对待儒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那种将儒学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文化，不遗余力地加以彻底批判与全盘否定的态度，已经不占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就其整体而言，面向21世纪，国人比现代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能更以“同情地了解”的态度来一分为二地看待儒学，不仅不再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儒、反孔，将儒学简单地丢弃于历史的垃圾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儒学作为未来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孔、批儒、避儒唯恐不及的情状形成鲜明对比，在今天，不仅有人虽然从小生长在“儒门淡薄”的社会氛围之中但却依然从自己的生命根处真诚地归宗于儒，而且以孔家的现代传人而自命甚至又成了某些人附庸“风雅”的时髦。相对于儒学坎坷而惨淡的现代命运而言，儒学的当代复兴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