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洙泗，走向世界

源起洙泗，走向世界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正是透过不绝如缕的存在际遇，儒学却走向了世界。这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学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精神特质，为其在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展示自己内蕴的生命力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上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东亚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继17、18世纪之后，再次受到了西方的热切关注。

现代儒学或者说继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后的“第三期儒学”的走向世界，包括了儒学从其故乡主动地融入事实上以欧美为主体的现代世界。颇有意味的是，现代新儒学三代人的发展，正呈现为一个从儒学故乡中国大陆向港台以及西方逐渐扩散的过程。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兴起、发展于中国大陆。1949年后，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主要活动于香港与台湾。而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人物则不仅均经过了一个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而归宗于儒学的思想历程，而且均有多年在美国求学与执教的经历，这同时也就事实上把现代新儒学带到了西方。在今天，由中国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少国家共同兴办的孔子学院已达400多所。尽管孔子学院的功能明确地定位为汉字教学，但无论如何，它都可以视为孔子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表征。

现代儒学的走向世界也体现为儒学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西方，不仅有着力于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意义者，而且还出现以“儒家”自任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通过历史考察与分析比较，不仅充分肯定中国文明具有温厚典雅、追求正义与自由等优长，而且对中国文明历二千余年而依然保持文明性质的一贯性这一特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现代文明正面临着核武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性增长等一系列危机和挑战。作为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欧洲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充满活力，但这并不足以导引人类走出危机，因为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在他看来，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正是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东亚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美德，足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因此，中国不仅是二千多年来一直影响“半个世界”（指东亚）的中心，而且正是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应该说，汤因比的这种认识在西方并不是绝无仅有的。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了与汤因比相类似的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如果说汤因比们还主要是在学理层面肯定儒学的话，那么，作为“波士顿儒学”代表的罗伯特·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约翰·白诗朗（John Berthrony）则明确地以“儒家”自任。根据蔡德贵教授等的研究，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南乐山和白诗朗不仅已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构为“在北美神学界发展儒家论说的道场”，而且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儒家”。

据《礼记》记载，曾子与子夏曾有“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之语。儒家的确源于“洙泗之间”，经历代仁人志士的精心培护，最终汇成涛涛江河，泽润了东亚，走向了世界。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6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听着总书记的讲话，回想儒学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不禁心潮起伏，为儒学在闯过了又一次“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关口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欢欣鼓舞。应当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儒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儒学一定能够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