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仁由己

为仁由己

已经指出，正是针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中民众只是沐浴于古先圣王的教化之中而不能自主地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的状况，孔子指点出“仁”作为礼乐内在于人性本质的根据，突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在成就人之真实的自我生命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孔子高度强调了“为仁由己”的自主性。他明确指出：仁德离我远吗？我欲求仁德的时候，仁德就呈现出来了。孟子也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在为当时还是储君（世子）的滕文公讲论儒家义理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为了激励世子立志为仁，孟子引颜渊的话说：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成为圣贤，我当然也能成为圣贤；所有有作为的人都可以像舜那样。这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理。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挺立道德自我，确立道德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了“为仁由己”的觉悟，并经过长期的修炼，立德行仁的力量就终将会臻于“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像决了堤的江河，汹涌澎湃得无以阻挡）的境地。孔孟儒家的努力，堪称较为充分地突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在成就人之真实的自我生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从而也就事实上是开拓了一个人格的、人文道德的内在世界。这一内在世界的开拓，不仅为礼乐文化这条“龙”点了睛，从而为它注入了内在生命力并使之神龙活现，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人自己主宰、发展以至完成自我生命的道德自觉性，从而开创了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而完善自我人格以成就圆满之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孔子所指点的“仁”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堪称是起到了“开光点醒”的作用。正如蔡仁厚教授所指出的，在二帝三王的礼乐教化中，人不是主动自发地来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还没有发现自我而进到自觉的境界。孔子以仁立教，告诉我们“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经过孔子的这一步点醒，才引发了人的自觉，使人能够主动自发地来决定人生的方向，完成生命的价值，因而开出了一条“人人皆可以践仁成圣的大路”。

细心读过《论语》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孔子一方面说“道不远人”，我欲仁，仁就呈现在我的身边；可是另一方面，孔子又不轻易以仁许人。比如孔子在评价诸弟子时，认为只有颜回（即颜渊）能够做到仁心常在，而其他人只是偶尔一见而已；在孟武伯问子路、冉求、公西赤“仁不仁”这一问题时，孔子均以“他仁不仁我不知道”作答；在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是否做到“仁”时，孔子只是分别许其“忠”和“清”而未许其“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我们认为，两者在孔子那里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就“仁”而言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面相：一方面，就一个人在主观形态上“立志为仁”而言，他的确是只需要一念之警醒，就完全可以做到“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另一方面，就客观上是否能够行仁特别是就行仁所期望达到的“天下归仁”即将“仁”普施于天下的终极效果而言，那就不仅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是否足够，而且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允许，因而是“任重而道远”，很难达到的。孔子对“仁”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正是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面相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加深对“为仁由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