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差之爱

等差之爱

在揭明“为仁由己”的自主性原则的同时，在如何施爱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以怎样的方式来体现“仁”的问题上，儒家则体现出了建立在“爱有差等”原则基础上的“推爱”形态。儒家的“仁爱”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并不是一种抽象化的、普遍化的、均等普施于“家国天下”乃至于万物的“博爱”，而是一种“等差之爱”或曰“推爱”，即从与自己有着血亲关系的人入手而逐步推扩到更大范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过程，从而不同于墨家所主张的以“爱人之父如己之父”为标志的“兼爱”。

在孔孟儒家那里，“仁”直接体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爱人”的过程就是这种道德情感自然而然地呈现而“感通遍润”的过程，因而“仁”的发用具有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特点。正如孔子的高弟有若所指出的：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人道也就随之生发出来了；孝顺父母，爱敬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仁”的发用是从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开始的，孝悌即对父母的孝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构成了行仁的起点与根本。这就是所谓“爱由亲施”。由此而生发出的等差之爱强调，虽然我由爱自己的父亲也当然地生发出对他人之父的爱，但我完全可以依据人情之自然而以更为纯真、挚烈的感情来爱自己的父亲。这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上述主张，遭到了战国时代同为显学的墨家的直接批评。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家的创始人墨翟虽然曾经师从儒者，但却最终创立了与儒家不同的另一学派。在其中，对待其他的人是采取一种建立在“等差之爱”基础上的有差别的“推爱”，还是采取一种建立在“爱人如己”基础上的无差别的“兼爱”，是儒家与墨家的重要分歧之一。在墨子看来，当时之所以出现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这样的天下之害，是因为天下人都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以同样的方式爱对方，即此害乃“以不相爱生”。他举例说，现在的诸侯只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因而不惧怕举其国之力以攻人之国；现在的家主只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因而不惧怕举其家之力以篡人之家；现在的人只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因而不惧怕举其身之力以残害他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害；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那么，怎么才能改变这一点呢？墨子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具体而言，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之法究竟如何实行呢？墨子认为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达致天下太平。因为如果使天下兼相爱，爱人之身若爱己之身，就不会有不孝不慈者；视人之室若己之室、视人之身若己之身，就不会有盗窃者；视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人之国若其国，家国相乱相攻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立足于“兼以易别”的立场，墨子对儒家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究竟该怎样评价儒家“等差之爱”与墨家“兼爱”的是非对错，并不是本书这里能够解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确与儒家的精神品格有关。方东美教授曾提出，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可以老（兼指庄）、孔（兼指孟、荀）、墨（除却别墨即后期墨家）为代表，而“贯通老墨得中道者厥为孔子”。这一论断是颇有见地的。早在孟子的时代，就是“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正如学术界已注意到的，杨朱为我、重生，并由此而倡导避世的理论倾向，表明它在思想归属上可以看作道家思想的一个流派。孟子当年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与杨墨进行了辨难。

在孟子看来，杨子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而无父无君则无疑等于禽兽。杨朱的特点是重生而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并由此希望避世而逍遥。在一定的意义上，如果人人都逃世而逍遥，人类社会自然就只有解体。而墨子主张兼爱，要人爱人之父如己之父，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无父，特别是很难由此被视为形同禽兽，但要社会上的人都仅仅凭着一颗兼爱之心去摩顶放踵、利他爱他，显然也很难真正做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墨子的积极入世、兼爱利他与杨子的孳孳为我、消极避世正是代表了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两个极端倾向。

儒家的有关思想则既别于杨子也异于墨子。儒家采取了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而这又不是以完全忘掉自我为前提的。与此同时，儒学讲求为己，讲求自我的安身立命，却又并不意味着他人的空场。在儒学中自我的身心安顿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之中实现的。同墨家一样，儒学也强调人对人要有爱心，但它所强调的，是顺应人情之自然的等差之爱，而不是完全平铺的兼爱。用一个并不十分贴切但却颇足以说明问题的比喻，墨家所强调的兼爱或许可以看作爱之“同”，而儒家的等差之爱则可以看作是爱之“和”。可见，儒学一方面以入世的路向来力图实现社会的安和乐利并使每个人都能做成真正的自我，另一方面又从自我出发强调导向社会性的、和乐融融的“等差之爱”。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种既抑墨家之过又扬道家之不及的中道品格。

与等差之爱或曰推爱精神相联系，在儒家思想中，“仁”并不仅仅体现为人的本性。可以说，“仁”事实上是在三个不尽相同的层面上均得到了体现。借助于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唐力权教授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名之为“本体之仁”、“类性之仁”与“道德化仁”。

所谓“本体之仁”，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经常说到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它是指仁爱精神在天地万物之间“充其极”而达到一体贯通之最高境界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把具有“生生之德”的天地视为具有“仁德”，《易传》有“天地之大德曰生”之语，将天地最高的德性视为使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断涌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要在具有仁德这一点上来贯通天人，而且是将“天地”视为人的终极根本。本体之仁是既肯定万物而又成就万物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纯净无私的超越性。

所谓“类性之仁”则是落实在人性之中的“仁”，可以视为本体之仁在人的类性禀赋限制之下所具有的“同情共感”的力量。与本体之仁相比，它不具有涵容万物的超越性，而是限定于作为一个类而存在的“人类”范围内及其个体、血缘家族、民族国家等组成范围内的“私仁”。这实际上也就是作为人之本性的“仁”。当然，由于类性之仁乃是本体之仁在人性中的体现与落实，因而它不仅将本体之仁涵摄在内，而且以本体之仁作为类性之仁所显发的仁性关怀的最后根源与精神动源。

所谓“道德化仁”就是仁性的道德化或社会理性化，也就是本体之仁通过类性之仁的中介作用在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中进一步的落实。这里“道德”一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用以概括在文明社会中一切对个体所施予的诱导和强制的力量。每一个文明社会对于属于它的个体所施予的诱导和强制力量都是通过这种“应该”和“不应该”的道德律令来运作的。道德化仁的处理问题，可以说是作为以仁性关怀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学说的儒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道德化仁在人性和道体上的根源问题，二是道德化仁在现阶段文明社会的表现问题，三是道德化仁在历史文化中的传承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用儒家的术语来讲，就是性命与天道的问题、礼乐教化的问题和道统问题。

原典选读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节选自《论语》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节选自《孟子》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节选自《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