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与荀子之间
在孟子与荀子之间
如果说孟子是对儒家性善论做了大力论证和阐述,从而奠定了儒家性善论的理论基础,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性恶”的主张,并对孟子做出了批评。
概要而言,荀子的人性论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以人之生命存在的自然属性作为人之“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荀子堪称继承了古代“生之谓性”的传统。他明确指出:所谓性,是先天自然生成的,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可以人为改变的;生来就如此的称之为性,不假人为而自然如此的称之为性。
第二,顺此而进,荀子以社会化的标准来衡论人之生理本能与情感欲望的种种表现,得出了“人性恶”的结论。在他看来:至于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喜欢听美音,嘴巴喜欢尝美味,内心喜欢利益,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从人的自然性情中产生的,是在人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自然形成而不假后天人为的东西。正是它们构成了人性的具体内容。而人的上述本能与情感、欲望的自然流露,就其社会作用而言即体现为恶:人的本性生来就贪图利益,顺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夺,而谦让也就不存在了;人生来就容易仇恨厌恶他人,顺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斗争戕害,而忠信也就不存在了;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欲望,顺着这种本性,就会出现淫乱的事情,而理义和规范也就不存在了。因此,顺从人的本性与情欲,就必定会出现争夺,导致违反等级名分与纲纪制度的事情出现,破坏社会秩序。……由此观之,人性本恶的道理很清楚了。
第三,标举“性”、“伪”之分,并由此而严斥孟子的“性善论”。荀子认为:不是可以学来的,也不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而是自然生成的,这就是人的本性,相反就是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明确指出:人性本恶,那些善良的行为是后天人为造成的。因为人之本能与情感欲望的泛滥必定给社会带来纷争与动荡,因而一定要有礼法的教化、引导与规范,然后才能出现合乎理义与礼让要求的正常秩序,而归于天下的平治。这也就是要通过人为而将自然存在的人性规范于礼义统率之下,从而使其表现达致“善”的社会效果。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明确批评孟子所倡明的“性善论”,认为孟子的有关思想“不及知人之性”,其关键则在于“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
初看起来,荀子的人性论似乎真是与孟子的人性论针锋相对的。但仔细的分析表明,两者虽然都在谈“人性”问题,但他们不仅着眼点不一样,而且其“性”所指的实际上并不是同样的内容。简单地说,荀子着眼的是人的“生之所以然者”,关注的事实上是人的自然属性;孟子着眼的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关注的是人的道德属性或曰社会属性。虽然如此,在基本的理论关节点上,荀子依然体现出了儒家的本色。荀子所尊崇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所倡导的“圣人”,其社会理想上是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正因为此,尽管荀子在人性论上作出了与孟子性善论针锋相对的论断,但是在其理论归趋即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与生命价值的实现上,与孟子又是相同的。
正像孟子那样,荀子也认为人之终极价值就是成圣成贤;他也像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样,明确地宣称“涂之人可以为禹”(路上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一在于古先圣王所制作的礼义之统,一在于“涂之人”皆有内具的“化性起伪”之资具即人心。以灵明之心去契会圣王礼义之统,是荀子为“涂之人”所指明的成圣成贤之路。荀子指出:古代的圣王,鉴于人性本恶,偏邪不正,悖乱而失秩序,因而为之确立了礼仪制度,用来教化、引导并矫正人的性情,驯服并引导他们。这样人们才会遵守社会秩序,合乎道德规范。但是,圣人所制定的“礼义之统”只是为“化性起伪”提供了客观的可能,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人自身还必须内具化性起伪的根据或曰“资具”。在荀子看来,这个“资具”显然不在人之本恶的性而在于人之心。不同于孟子突显了心作为道德价值判断之根据的一面,荀子突出了心所具有的知虑思辨的功能。他明确指出,“心生而有知”。依凭“生而有知”的人心,人就可以“知道”即认知、理会古先圣王所创设的“礼义之统”。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懈的“修身养心”,就可以使自己逐渐由外而内地自觉行义践礼达到“化性起伪”而约束本恶之性的目的。知习既久,则逐渐将礼义之统所提揭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理性自觉并渐臻“至诚”之境,亦即通过不懈的“修身”、“治气养心”,使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为行义践礼的内在的精神动源;在此基础上,秉此道德理性之自觉来启导、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真正做到“守道以禁非道”。由于“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因而也就内具了不断进德以成君子乃至圣贤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确倡言“人之性恶”的荀子又同时满怀信心地宣称“涂之人可以为禹”。
我们看到,尽管荀子因为着眼于人之自然属性而提出了“人性恶”的看法,但他又不是安于“本恶”的人性,而是强调通过“化性起伪”而不仅约束人性之恶而且渐积道德之善,以最终达到成圣成贤的理想之境。因此孟子与荀子两者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儒家内部的差异,并表现为儒家思想系统中既在根本的理论立场上具有一致性而又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差异互见的不同义理入路,从而均对后世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