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行仁”到“由仁义行”

从“外在行仁”到“由仁义行”

一个人能否“行仁践义”，归根结底取决于他自己的道德选择，同时也与所处的特定环境或氛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逻辑上讲，一个人碰到一件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要么不按道德的要求去做。而按照道德要求去做的情况，又可以分为迫于外在压力和出于内在的自愿自觉两种情况。在儒家看来，通过在加强自身“修身养性”功夫的同时，又在与他人的对待关系中不断磨练，一个人行仁践义的境界就会得到不断提升，逐渐完成从孟子所谓“行仁义”到“由仁义行”的转变。孟子曾经指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只是一点点，一般老百姓放失了它，君子则保存了它。大舜明于物理人伦，其德行是由内在的仁义自然生发的，而非自觉按照仁义的规范行事的结果。对此，朱熹解释说，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表明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这也就是“安而行之”。因此，综合动机与效果，在儒家思想系统中一个人的“行仁践义”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或境界。

首先是“外在行仁”。这是指因为迫于外在的原因而非发自于内心的自愿或自觉而做符合仁义要求的事。孟子在谈论到何以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同情恻隐之心时，曾经指出：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同情别人之心，是因为，如果人们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都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而且，这种心理的产生，不是因为想要去结交这孩子的父母，或者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得好评，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嘶叫声。与此相对应，如果有一个人见到一个孩子落井了，他或者出于想与孩子的父母套交情，或者是为了在朋友、乡亲面前落得好名声，甚至或者是因为害怕朋友、乡亲批评他、责骂他而去救孩子，都可以归入“外在行仁”这一类。

其次是“行仁义”。所谓“行仁义”，就是行为主体力图按照“仁义”的要求去规约自己的视听言动，以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外在的规范。此时可以说是处于“自觉”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人虽然因为一念之警醒而达到了道德意识的挺立而有进于“有放心而不知求”的“前自觉”阶段或曰“自在”阶段，但由于律则与主体归根结底依然还是二分的，因而它仍然不是儒家所揭明的“高明”境界。

再次是“由仁义行”。“由仁义行”不同于“行仁义”。它是指仁义已经“根于心”即通过长期的修养涵泳，仁义不再仅仅是外在的规范，而是与主体浑然合一，从而得以显发出主体生命本性中“沛然莫之能御”的道德力量。由此，主体的行为就既是由仁义所主导的，而又是随心所欲的。这也就达到了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它是超“自觉”、“人为”而自然而然的。从上面的引征中不难看出，儒家所揭明的人之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随其心之所欲”而又“声为律而身为度”的“圣人之德”。其立身处世的基本特点则是超越了在道德规范约束下的道德自觉阶段而达于与道合一的自然天成之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行为。这才是儒家“行仁践义”的化境。

讲到这里，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对“不按道德的要求去做”的情形说几句话。有的读者见到这里的论说，可能早就有了一个疑惑：儒家在这里讲的道理是不错，理想境界也的确高，但恐怕就是有些不切合实际。在现代社会中，见义不勇为甚至见死不救的事实在是屡见不鲜。报章曾经不止一次地做过类似的报道：有人落水，数百人围观，却无人愿意“援之以手”，甚至当落水者的亲人跪地相求时，也依然不见有“良心发现”者挺身而出、下水救人，但却有人在这个时候出手向落水者的亲人索要高价。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对此，我们的看法是：

第一，从道义上该如何评价这样的行为，儒家自古及今堪称一以贯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留下了“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严训，在现代儒家这里，也堪称持守了同样的立场。据牟宗三先生的弟子讲述，有人问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对父母尽孝？”他给予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还要问‘人为什么要对父母尽孝’这样的问题，他恐怕就已经没有资格做一个人了。”牟先生的这个回答，或许需要做一点修正，因为由于文化的差异，作为西方人，他们并不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中国人而言，牟先生的这一论断无疑又是恰当的。因为在儒家看来“孝悌”乃“仁”之本，一个不能尽孝悌之道的人是无“仁”可言的，而“仁”为人之本性，一个无“仁”的人就失却了人的本性，失却了人之本性，当然就“没有资格做一个人了”。不是人，那是什么呢？这也是孟子早说过了的：是穿着人的衣服、戴着人的帽子，但仅有人之“形”而无人之“魂”的动物——衣冠禽兽。

第二，现代社会中见义不勇为甚至见死不救的情状，的确反衬出了儒家的一个困境。冯友兰先生讲过一个故事：王阳明的一个后学做县官时，曾经捉到一个小偷。在审问时，为了促其醒悟，他对小偷讲了一番关于良心或曰良知的道理。小偷大笑着反问：“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小偷喊热，县官让小偷把上衣脱掉了。小偷还喊热，他让小偷把裤子也脱掉。小偷期期艾艾地说：“这……这恐怕不大好吧？”他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这就是你的良知！”这个故事没有说，这个小偷通过上面的谈话是否幡然醒悟、良心发现了。但我认为很难。当一个人自甘堕落，甚至甘于、安于行不仁之事时，儒家道德对之确实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这也是儒家思想碰到的一个千古难题。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要忘记，当一个人通过“觉仁”而有志于“践仁”时，儒家的道德义理的确可以发挥巨大的精神力量。曾子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反躬自省，正义确实在我这边，就算对方是千军万马，我也依然要勇往直前），就是这种力量的生动写照。同样，也是在儒家道德义理的激励下，在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行仁践义，而且在极端情况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壮歌，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基本的问题还是是做一个孜孜以求利、放于利而行，因而无德性、无操守、肆无忌惮的小人，还是做一个义以为上、行仁践义，因而重德操、求上达，行己有耻的君子的“生命的抉择”的问题。到底该做怎样的选择，是值得每一个有血性、有心灵、有追求的人深思的。

第三，上述情况也清楚地表征了当代中国道德缺失的严重性。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由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着力不够，当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缺失。孟子曾经说过的“孜孜为利”、“上下交征利”的情况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一些人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利，不惜损害他人与大众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于假冒伪劣盛行，吃的、穿的、用的，不仅充斥着伪劣品，而且有的甚至就是“毒品”。与此相应，不仅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而且很多人甘于、安于以冷漠之心待人。几年前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种冷漠状况的一个极端例证。2011年10月13日，刚刚2岁的女孩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不仅2位驾车者先后扬长而去，而且7分钟内18人路过，却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后虽经一名拾荒阿姨施以援手，小悦悦却终因伤重医治无效而离世。

针对当代中国的道德现状，重提儒家“人禽之辨”的古训实有必要。面对这些“人”们，我们不禁要问：恻隐之心哪去了？做“人”的底线何在？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应当深思，更应当警醒！当年孟子就曾经说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当代的中国，的确到了必须重振道德的时候了。做有德君子，是时代的呼唤。与其寄望他人，何不从我做起？

原典选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节选自《论语》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节选自《孟子》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

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节选自《荀子·性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节选自《大学》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

——节选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