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半为当年赋洛神
——《魏志·明帝纪》

一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曹彰、曹彪获准上京。曹植以为，这表示已经当了皇帝的曹丕与他们兄弟之间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轮不辍运，鸾不废声”，满心欢喜地从封地赶到洛阳，待了两个月，才知道一切都和想象的不同。首先是曹丕迟迟不露面，叫他坐卧不宁，其次是他母亲卞太后几个月前被诏令禁止干政，再也不能给他更多的庇护，最后是曹彰突然病死，令他大感震惊。

曹彰的死，《三国志》只记作“疾薨于邸”，可后世传言纷纷，都说是一场阴谋。有人说是曹丕避而不见，令曹彰“愤怒暴毙”，还有人说是曹丕当着卞太后的面将他毒死，原因就在当年曹操去世，他第一个赶到洛阳，先问“玺绶所在”，暴露了觊觎王位的野心。

这年夏天，雨下个不停，伊、洛泛滥。七月里，剩下曹植、曹彪返回各自封国，两人一路向东，却在使者监督下不得同行。曹植一腔怨念便化作了一首《赠白马王彪》的长诗，诉说洛阳之行给他留下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

的印象，以及亲眼见到“变故在斯须”之后，产生的“百年谁能持”的悲观。此行过后，他还写下一篇《洛神赋》，讲他离开洛阳时，在洛河邂逅一位神女，产生了爱情，却因人神道殊，彼此不能沟通，最终分手。诗和赋都非常有名，尤其《洛神赋》无人不晓，到今天都有以它为题材的戏剧电影轮番上演。关于这篇赋，还有一种最引人入胜的说法，讲赋里写到的洛神的原型，就是曹丕的夫人甄皇后。

二

《魏志·后妃传》写有曹丕两位夫人的传记，一位是文昭甄皇后，一位是文德郭皇后。

甄皇后（183—221）生前并未被立为皇后，“文昭皇后”是她儿子曹叡（204—239）即位后给她追加的谥号。她是今天的河北省无极县人，祖上出过汉太保甄邯这样的大人物，父亲为上蔡令。甄氏家族在中古时代颇有势力，无极边上现在还有一个不小的甄氏墓群。明代汤显祖写《牡丹亭》剧本，那里面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母亲，他也说来自这个家族，是“魏朝甄皇后嫡派”。

传闻甄皇后生来就有帝王符命，她幼时常有人拿玉衣盖她身上，她的志向也和一般女孩儿不同，喜欢读书写字，要当“女博士”。但陈寿在她的传里其实只记了一件事，说是当兵荒马乱之际，有人拿金银珠玉来换她家储存的粮食，十多岁的甄后就懂得用乱世中“匹夫无罪，怀璧为罪”的道理来开导长辈，要他们开仓赈济邻里亲族。这大概是要说明她心地宽厚、为人大方。

汉献帝建安初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熙去幽州，她留在邺城奉养婆婆。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冀州，替曹丕娶了甄氏。

陈寿说一开始，曹丕对甄后宠幸有加，两人生下曹叡和东乡公主。但黄初元年（220）正月，曹丕继承王位，随之接受汉献帝的禅让而为魏帝，同时接纳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这样，加上建安十九年（214）所娶郭氏，身边就有了三个妃嫔。留在邺城的甄氏日渐被冷落，于是抱怨不止，惹恼了曹丕，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陈寿在《后妃传》里写甄后的一生，叙事极简。然而关于她的死，在随后的《文德郭皇后传》里有一个交代，说是“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也”。在《方技传》里又补充有一个细节，说曹丕派使者去邺城命其自杀的当晚，梦见一股青气自地而起，直冲上天，他忙去问善解梦的周宣，周宣回答：“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他恍然大悟，叫人去追信使，却为时已晚。

五年后，曹丕也死了，他们二十岁的儿子曹叡继位为明帝。年轻的魏明帝似乎一直忘不掉他的母亲，登基后立刻追谥她为“文昭皇后”，又派司空王朗到她邺城的陵上，以太牢之礼给予高规格的祭奠。还仿照周朝人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别立寝庙的办法，在邺城为她修了一座寝庙，以昭告甄后“诞育明圣”也就是生养曹叡的“后妃之功”。

从此后，曹叡在位十三年，几乎年年都有追思、悼念他亡母的活动，要不就是对甄家人封侯行赏。陈寿在《魏志·文昭甄皇后传》里记录下来的就有：

太和元年（227）三月，以千户追封甄后已故的父亲甄逸，谥为敬侯，由甄逸嫡孙甄像袭爵。四月，因在建宗庙时挖出一方玉玺，上面有“天子羡思慈亲”几个字，“文帝为之改容”，便以太牢之礼告庙。又因梦见亡母，再安排录用、赏赐甄家大小，以甄像为虎贲中郎将。适逢甄后母亲去世，再破格制缌服临丧，百僚陪位。

太和四年（230）十二月，因甄后所葬地势不好，改葬朝阳陵。迁甄像为散骑常侍。

太和六年（232），爱女曹淑夭折，追封平原懿公主，立庙，并与甄皇后死去的从孙甄黄合葬。又封甄黄为列侯，以郭后从弟郭惪为二人继子，改姓甄，袭公主爵，封平原侯。

青龙二年（234）春，追谥甄后已故兄长甄俨为安城乡穆侯。夏，以甄像为安波将军，持节监诸将东征吴，还，为射声校尉。

青龙三年（235），甄像死，追赠卫将军，封魏昌县，谥贞侯。他的儿子个个封侯。

青龙四年（236），甄逸、甄俨皆封魏昌侯。追封甄逸世妇张某为安喜君、甄俨世妇为东乡君。甄俨孙女即后来的齐王皇后。

景初元年（237），议定祖宗七庙，曹操为太祖、曹丕为高祖、曹叡为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同时也为甄后在洛阳立庙，颁令“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不得违背。

在洛阳立庙，是曹叡死前两年所做的最后决定，使他母亲的死后哀荣达至极点。

此后由于“思念舅氏不已”，他还让甄像的儿子甄畅接替父职为射声校尉、加散骑常侍，又替他修起一座大宅，亲自驾临，并据《诗经·秦风·渭阳》的“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命名此地为“渭阳里”，借以寄托对母亲的不尽哀思。

三

《魏志·后妃传》一共为五位皇后立传，她们分别是曹操的夫人卞后、曹丕的夫人甄后与郭后、明帝曹叡的夫人毛后与郭后。五篇女性传记，就数甄后传最长，可是并不都在写甄皇后本人，大部分篇幅都如上述，是在交代魏明帝如何追悼亡母、如何抚慰甄氏家族。而这一记录也反映出，在甄后死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曹叡连续不断地发起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使“甄皇后”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记起，使她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被叙说。

为什么曹叡称帝后会有这么多动作，而陈寿也都不厌其烦一一记录在案？从《三国志》的记述以及当时的传闻来看，首先一个答案，就应该是“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也”。

郭皇后（184—235）是曹丕在黄初三年正式册立的皇后，她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所属广宗县人，虽比不上甄后家世显赫，也世代为官，特别是据陈寿讲，她父亲早已看她有“女中王”之相，为她取字“女王”。女王在丧乱中失去父母，流落到山西一带人家，然后遇见曹丕。就像形容曹丕对付曹植，是“任之以术，矫情自饰”，让周围人个个说他好话，陈寿写郭皇后，也称她“有智数”、会相夫，在协助曹丕稳稳当当被立为太子而为武王继承人这件大事上立功，因而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曹丕即王位，她立夫人，曹丕登基为魏帝，她为贵嫔，最后曹丕排除异见，立她为皇后。曹丕死，曹叡继位，也尊她为皇太后。

甄后死时，曹叡才十五岁，他曾是曹操喜爱的长孙，却因生母被赐死的缘故，迟迟得不到曹丕信任，直到曹丕死前最后一刻，才被立为皇太子。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关于他母亲的死，据说又风言风语很多，其中最让他感到折磨的，大概是有人说他母亲死状极惨，“被发覆面、以糠塞口”，不能够好好入土为安。他因此非常不快乐，与父亲关系紧张。有一次他们父子狩猎，碰到一对母子鹿，曹丕先射死母鹿，命曹叡去射小鹿，曹叡泪流满面地拒绝说：“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正如父、祖一样，曹叡也有一点文艺之才，写过若干乐府诗，其中不乏“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王者布大化”之类威猛进取的诗句，可也有“余情偏易感，怀往增愤盈”这样极端敏感、脆弱、叛逆的作品。他有一首《猛虎行》，先写两株桐树并立，青葱茂盛，再写树上一对“交颈鸣相和”的鸟儿，也叫人爱怜，最后笔锋陡然一转：“何意行路者，秉丸弹是窠。”却是危机四伏。这种惊恐万状的情态，仿佛他不忍射杀小鹿的心理。母亲的死，似乎噩梦般纠缠着他的青少年时代。据说他极端内向，口吃，在他登基以前，没有几个大臣见过他的面。见到他的人说他有秦皇、汉武的气质，陈寿也称赞他有“君人之至概”，可是他心底里好像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他即位后，据说时常向郭太后追问他母亲死的真相，逼得郭太后走投无路，说：你可以向你死去的父亲报仇，难道还要“为前母枉杀后母？”最终也忧虑而死。

这些传闻，当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六七十年过去，仍在流传。稍早鱼豢写《魏略》，同时代郭颁写《魏晋世语》，后来习凿齿写《汉晋春秋》，都有所记录。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一面收载了这些记录，一面却肯定陈寿仅以“帝大怒”“遣使赐死”几个字来写甄皇后的死，是极高明的办法。他说因为曹丕称帝后，“不立甄氏，及加杀害”，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作为一个遵循传统历史书写原则的史家，有义务替当权者避讳、遮掩，而不该抖落更多的内幕和细节。

四

不过可以想象，这些只能在私底下传播的“公开的秘密”，是怎样在曹叡的心里雪上加霜！三十四岁那一年，他终于为了新宠爱的郭元后，让心怀不满的毛皇后自杀，“赐后死”，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这既像是把毛皇后送给他母亲做陪葬，以尽最大的孝道，又像是以同等残忍的手段来与他父亲达成最后的谅解，从此卸下心头沉甸甸的包袱。这件事发生在景初元年，不知是否偶然，九月毛皇后赐死，十二月为甄后在洛阳立庙，转眼到景初三年（239）正月，他就病重去世，比他父亲还少活了四年。

青龙三年郭后死，与曹丕合葬在洛阳附近的首阳陵。甄后赐死，本来无缘享受同等待遇，不过曹叡根据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庙，世世享尝”的办法，先在邺城别立寝庙，后在洛阳正式立庙，使他生母也能享受“与祖庙同”的祭祀规格，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前所未有。从此往后，东晋、宋、齐、梁、唐才都有了“后妃庙”（杜佑《通典》）。

而曹叡在太和元年营建宗庙时，竟能发掘出“天子羡思慈亲”的玉玺，似乎是“至孝烝烝，通于神明”，孝子之心感天动地，这件事也令人称奇，所以后来人讲“孝”，便有“汉奁”“魏玺”的典故。“汉奁”，讲的是东汉明帝看见他已故母亲阴太后阴丽华的镜奁，百感交集。阴丽华当然有名，她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妻子，刘秀年轻时仰慕她的美貌，曾说“娶妻当得阴丽华”。而“魏玺”，就是讲曹叡掘地得到这块刻有他心思的玉玺，为之动容。

五

曹叡在位时，曾有杜恕上疏指出“今之学者师韩、商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魏志·杜恕传》）。崇尚法术、轻忽儒家思想造成的不良风气，大体可以用后来裴頠的话来概括，即“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职”（《崇有论》），就是礼崩乐坏、长幼贵贱失序。而这一风气的形成，在历史上，往往又被追溯到从曹操开始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他在建安后期不吝提拔“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诏令，虽然体现出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但夹在极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晋两个朝代之间，不免给人留下他不尊礼法的很深的印象。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有他对于薄葬以及丧仪从简的要求，与因为重孝道而鼓励厚葬且丧仪隆重的习惯，就恰好是对立。所以，曹丕在父丧期间仍不停止游猎，当时便招致鲍勋的不满，质问他：五帝三王皆“以孝治天下”，你又“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魏志·鲍勋传》）而曹丕于此时“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歌舞宴会，同时又接纳汉献帝两个女儿，在东晋孙盛看来，更是有悖于天理、人情，是“天心丧矣，将何以终！”再后来曹丕死，赶上大夏天落葬，大臣们“以暑热固谏”，曹叡也就没去送葬，这同他父亲相比，又好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遭到孙盛“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的批评，那些“固谏”的大臣，也被他骂成是“弃君于恶”。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曹魏时代对于孝道就完全漠视？

熟悉《三国志》的人都知道曹操的这样几个故事：一是张邈背叛他，将他手下毕谌的母弟妻子都劫了去，他便对毕谌说：“卿老母在彼，可去。”以后毕谌回来，他不计前嫌，又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武帝纪》）二是他抓住陈宫，问他为吕布策划时，为何不曾想自己还有“老母及女”，陈宫回答：“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他于是“召养其母终其生，嫁其女”（《魏志·吕布传》）。三是曹休十岁丧父，“携将老母，渡江至吴”，后北归，曹操即表扬他：“此吾家千里驹也。”（《魏志·曹休传》）曹休后来“丧母至孝”，据说曹丕夺其丧服、给其酒肉，但也更爱重他。这些都是被人反复说道的例子，表明曹操是知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论语·学而》）的道理的。

曹操杀孔融是更有名的一例。《魏志·崔琰传》写“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意思曹操杀孔融，是因为他倚老卖老、出言不恭，偏偏他的言谈举止影响又太大。孔融不敬的言论很多，据说最后被曹操当成把柄的，主要是祢衡替他到处散布的一个理论，讲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好比物品寄存在罐子里，没有什么亲不亲的，而当天下饥荒时，如果父亲不好，也可以把食物让给别人。曹操认为这些言论，超出了天道、人伦的底线。过去被胡适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反对传统的礼法制度，批判作为儒家阶级制度和家族制度基础的孝的思想，就引过孔融的这一主张（《说孝》）。鲁迅也举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曹操既反对名教，又以名教杀人，言行不一，是由于他“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件事证明曹操心里面其实明白，孝与不孝，才是一个关键的、可置人于生死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其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的作者，《汉书》以为是孔子，不过今天人一般认为它大概成书于秦汉之间。汉代《孝经》的传本不少，有隶书所写今文本，还有孔氏壁中发掘的古文本，而从《隋书·经籍志》等目录当中可以了解到，它在曹魏时代曾经有过好些注本，像被唐玄宗奉为“先儒之领袖”的王肃的注解本，还有苏林、何晏、刘劭等人分别编写的注释本。

何晏、刘劭，在《魏志》里都有专门的传记。何晏是曹操养子，娶金乡公主，官至吏部尚书，《何晏传》只写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其实他是一个调和儒、道的人物，他注过《孝经》，也做过《论语集解》，后者迄今残存。又根据陈寿的评价，刘劭也是一个“该览学籍，文质周洽”的学者，不但为《孝经》作注，还为曹丕编过《皇览》、为曹叡制定过《新律》，他的著作，今天尚有《人物志》存在。苏林的事迹附在《刘劭传》《高堂隆传》里，虽则简略，不过鱼豢《魏略》就称他为当时“儒宗”。这些人注释过的《孝经》早已经片纸不存，但他们确实都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唯一部分保留的是王肃的注本。王肃的父亲就是最早受命到邺城祭奠甄后的王朗，作过《孝经传》，王肃当是传承家学。他又是司马昭的岳父，早前司马懿已奏称“并奉诏诸儒注述《孝经》，以（王）肃说为长”，西晋初年，他的《孝经注》便得到官书地位，他编的《孔子家语》等书也都借着这样的政治势力而流传开来。

且不说曹叡即位之初，已有意“尊儒贵学”，这些重要学者纷纷参与《孝经》的注解和传播，反映出孝的提倡，在曹魏时代并没有中断。

六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孝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很重要的伦理，即便三国乱世，个人与乡里家族不可分割，孝也还是家族间的基本道德（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只是孝的行为，因时因地可以有不同规定，也有变通，如《荀子·子道》就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意思是孝为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必须符合人的性情，如有违背，也可不从，这才是“大孝”。这就可以理解曹操何以在不同情势下而有不同的倾向和举措。

但是，有研究女性史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东汉“上层社会成员”利用丧葬来表现的，往往是对母亲的“私有”感情，却很少以同样方式对待其父亲。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父爱和母爱为两种不同模式造成，就像《礼记·表记》里说道：“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父严母慈，父子关系表现为社会关系，母子关系才具有私密性，因此对父亲只有尊敬，对母亲才有爱的感情（董慕达《中国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母子关系》）。有意思的是，上述与曹操相关的几例，的确大多表现的就是对母亲的孝心。

曹叡即位不久，就设置了专门编写国史的史官“著作郎”一职，“著作郎”的名称，自此沿用到元代。而根据陈寿的记载，曹叡曾与王肃讨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问题，他怀疑司马迁因受宫刑而对汉武帝怀恨在心，说他“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辩称：司马迁著书在前，“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看到景帝及他自己的本纪后，怒而删削，并将司马迁投入蚕室，他才是一个记仇的人（《魏志·王朗传》）。这一段对话，反映出曹叡对史家会如何记述、评价自己，其实非常在意。

《孝经》里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活着时要尊敬，死后要哀伤，这是孝子应尽的责任。《论语·学而》引曾子的话也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何晏引孔安国的解释称：“慎终，丧尽其哀，追远，祭尽其敬。”这是说慎重、虔敬地举行葬礼和祭奠仪式，民风自会渐渐地敦厚起来。很难说曹叡大张旗鼓而又连续不断地祭祀、追念他的生母，不是为了表现他孝得深挚、绵长，而足以为民众楷模。

事实上，青龙三年郭太后死，他也亲自送葬，并且作诔倾诉自己“叩心擗踊，号咷仰诉”的悲伤，看起来与《孝经》的规定若合符节，而他以“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来颂扬郭太后对他们父子既有恩又有德，当然也表现得非常有孝心。

七

陈寿在《魏志·文德郭皇后传》里写曹丕将要立郭女王为皇后时，栈潜曾上疏劝阻。栈潜苦口婆心论述“圣哲慎立元妃”的道理，警告曹丕感情用事的结果必是秩序大坏，说：“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这篇上疏全文俱录，在《后妃传》的最后，陈寿还总结性地提到它“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尽管在《魏志·文德郭皇后传》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褒贬，不过引录这篇上疏，恐怕足以表明陈寿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他将曹叡带有补偿心理和翻案意思的悼念活动，不动声色地逐年记录在案的一个原因。

曹叡持续十来年的追悼，令他母亲甄皇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虽死犹生，同时被赋予“大魏世妃”“后妃之功莫得而尚”等身后的美名。当时甚至有“玺书迎后”的传闻，说曹丕其实已经决定迎立甄后，是甄后自己谦虚，担心长期患病的身体不能适应皇后的角色，故而“玺书三至，而后三让”。又传说当时盛夏，曹丕已经准备了要等秋凉去接甄后，却不料甄后一病不起，而后“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这些传闻，虽如梁章钜说，跟陈寿记载的甄后以“怨言”赐死有很大出入（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可是都在美化曹丕的同时，也维护了甄后“贤明不妒”的形象。

从此以后，在世人的记忆中，甄氏不但个性仁慈敦厚，知书达理，还花容月貌，姿貌绝伦。

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郭颁《世语》都说当日曹操父子攻进邺城袁家，看见甄氏，“见其颜色非凡”，赞叹不已。到了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以及五世纪的《世说新语》，这一故事，又增加了曹操宣布“今年破贼，正为奴”的情节，似乎与袁绍父子交战，就为了夺得甄后。由此传闻孔融写信给曹操，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影射他父子，曹操不知由来，还去问，更被孔融讥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喜欢自比周公，写诗都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后来人推测孔融是在暗讽曹操父子都对甄后有意。

当曹丕还很珍惜甄氏的那些年，宾朋满座、酒酣耳热之际，还会让甄氏出来拜客，据说很有名的一个文士刘桢就是因为莽撞失敬，差一点被杀头，罚去做工。《魏志·卫臻传》记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也曾“命妇出宴”，而被卫臻批评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气得夏侯惇把他关起来。妻子拜客，清代王鸣盛认为是曹丕他们开的一个“浮华轻薄”的很坏的头，导致“一时风气流宕如此”（《十七史商榷》）。

据《晋书·陈寿传》说，当陈寿还在蜀时，因守父丧期间让婢女侍候自己服药治病，而遭乡人议论，影响到他的仕途，“沉滞者累年”。但在《魏志·后妃传》里，也许并非偶然，他却将曹叡如何尽孝记录得十分仔细，从而使曹叡的孝名传播于后世，使死去半个多世纪的甄后也依然活在三国历史的讲述当中。

这些关于甄后的记述和传闻，后来传得最远、引起争议最多的，当然还要数曹植的《洛神赋》乃是为甄氏所写这一条。

八

根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的记载，曹植少年即援笔立成、应声而对，因有“才”而特被曹操宠爱，悉心栽培。可是这个“才”也好像害了他，使他“不自雕砺”，不能够很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砥砺，因而坐失继承王位的良机。他身边的几个重要谋士，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也都一一被害。曹操死后，他和其他诸侯王一样被遣往远离洛阳的封国，黄初二年亦即甄后赐死当年，他因“醉酒悖慢”遭到处罚，从此“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度过人生中“汲汲无欢”的最后十年，到他侄子曹叡时代，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陈寿写《陈思王植传》，于曹丕、曹叡相继即位后，记叙了曹植历年的四篇上疏，或是讲述他“庶立豪氂，微功自赎”的愿望，或是表达他“乘危蹈险”“为士卒先”的决心，或是倾吐他渴望“安宅京室”“拾遗左右”的心曲，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政治热情以及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诉求。读这些上疏，确有如鱼豢的感受：“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也都会赞同陈寿的评价，即“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可是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到，它们所反映曹植对自己处境和未来的想象，同现实之间实在有巨大的反差。陈寿说，直到太和六年（232）去世以前，他一直都在谋求与魏明帝的“别见独谈”，幻想会有“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的那一天，但“终不能得”。

陈寿指出，曹植的问题在于“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然而他写曹植晚景凄凉，“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老残”，以陈王的身份，手下老弱残病不过二百人，显然也怀有相当的同情。归根结底，他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他的文章可以“譬人伦之有周（公）、孔（子）”（钟嵘《诗品》），而在政治上，他却是一败涂地。

黄初四年，在与曹彰死别、与曹彪生离之后，他写下《洛神赋》。赋写得非常典雅，描写洛神的美丽活泼和第一人称“余”的患得患失心理，都细腻而有层次，因而流传很广。后世不但有许多文学的仿作，还出现过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和王献之法书那样的书画作品。唐代有一个故事，讲西晋初年，有个叫刘伯玉的人，时常在家诵读《洛神赋》，又时常感慨：“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他妻子听到很嫉妒，愤愤不平地说：“你何以得水神美而欲轻视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当晚就果断跳了河，然后托梦给刘伯玉说自己已经变成水神，不想吓得刘伯玉终身不敢渡河（《酉阳杂俎》）。这故事本来要讲妒妇的厉害，但它的引子却是《洛神赋》，由此也可见出《洛神赋》为雅俗所共赏的程度。

在《洛神赋》的流传过程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故事附会到它上面。有一个传说，就讲当年曹植爱上甄后，但拗不过曹操把甄后许配给了曹丕，只能独自怀着满心的委屈，昼思夜想，废寝忘食。曹丕了解到他的心思后，便在黄初四年他到洛阳时，将甄后的遗物玉缕金带枕送给他。曹植因此梦到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为纪念这段梦中奇缘，曹植写了一篇《感甄赋》，被曹叡看见，改名为《洛神赋》。这个传说被记录在《文选·洛神赋》的唐代李善注里面，因为《文选》是唐人应考的必读书，由此伴随着《文选》的传播也越传越远，到后来更是二者合一、虚实莫辨。

寓政治于娱乐，寓娱乐于文学，大概是唐代人喜欢的方式。毕竟在政治上，甄后、曹植同是失意者，在与曹丕的关系中，他们也都处于弱势，而两个失意者的结合，或许又最能让读史的人得到一种帮助弱者实现公平正义的心理满足。尽管就像后来人指出的，甄后与曹植年龄相差十岁，甄后嫁给曹丕时曹植才十三岁，这两人根本没有可能相爱，可是这一传说硬是把他们牵扯到了一起。像李商隐写《东阿王诗》，就说：“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似乎对甄后的爱恋，才是曹植政治上受挫败的导火索。

不得不承认，与《洛神赋》相伴的这些带有善良的世俗趣味的传说，使甄氏的形象在日后变得好像洛河之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成了女神的代表。尽管在这一路赞美之下，也不时有像明代杨慎所说“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争之如此”这样武断的推测，甚至还有像蒲松龄所写，甄后后来同刘桢曲尽欢好，且将曹操的“铜雀故妓”送给刘桢（《聊斋志异·甄后》）这样荒诞的小说。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这些当然都远远超出了《三国志》的记载，但正是由于有文学的生动描绘和传说的想象虚构，锦上添花，捕风捉影，才使三国的历史有了这最绮丽、浪漫的一个情节。